聞一多文學人類學研究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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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為學者的聞一多，在神話、唐詩乃至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學術成就。究其原因，很大一方面得益于他突破了傳統的研究范式，而別具一格地選擇人類學的嶄新視角，并以此來探討中國古典文學中原始意義混沌不清的文化符號內涵及其演變問題，而最終使其呈現出清晰面貌。聞一多在文學人類學研究方面的嘗試對古典文化和文學研究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關鍵詞:聞一多;文學人類學;《伏羲考》

聞一多本名家驊，號友三，湖北浠水人，他是我國著名的詩人、學者與愛國民主人士。就其學者身份而言，從其遺留的文學研究成果來看，在其相關的文學研究中，聞一多的研究具有以人類學為指歸的特征，雖然在其學術研究中，我們并沒有直接發現他使用文學人類學這一術語，而且他在對自己的研究方法進行總結時，僅使用了“文化人類學”這一概念，但就其研究的目的和結論來看，已經清晰地顯示出文學人類學的特征。學者梅瓊林對此指出:“聞一多文化人類學方法就其實質而言是在宏觀的人類學視野中的文學與文化關系的研究，是在文化分析中探討詩歌、神話、藝術和哲學作為文化形態的起源問題即最初形式，發掘藝術符碼存在最為本源的精神事象(如交感巫術、原始宗教、性的崇拜、早期民俗等都與文學藝術有著不可分割的密切聯系)。與一般文學理論關于藝術起源的抽象論述不同的是，聞一多對早期文學藝術的研究更多地注意到它與文化的關系，并通過文化現象之解析透視文學藝術的本真內涵，充分地注意到藝術的神話、民俗維度?！保?］78本文標題中提到的“向度”，主要是指聞一多文學人類學的研究視角、方位及層次展開的維度。我們發現，聞一多在文學研究中，為了達到揭示民族文化符碼內涵的目的，較早地從跨學科的研究視角，從人類學的維度對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古代典籍展開討論和分析。他的這一研究視角、研究方法以及得出的結論，都對之后的學者產生了重要的影響?？v觀聞一多的文學人類學研究向度，我們發現，其文學人類學研究具有以文學為審美對象、注重傳統考據、采用比較視野和跨學科研究的特點，以下對此逐一展開討論。

一、以文學為審美對象

作為學者的聞一多，學術成果斐然，他曾對中國古代文化典籍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特別在中國上古神話傳說、《楚辭》《詩經》與唐詩等領域取得了顯著的成就。聞一多的研究呈現出以文學為中心，以民俗學、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為維度展開討論的特征，并在此基礎上，最終形成完整的中國文學史和文化史的研究體系。聞一多的《楚辭校補》《詩選與校箋》《神話與詩》《唐詩雜論》等都是這方面的卓越研究成果。郭沫若在《聞一多全集》序言中說道:“最近吳辰伯先生把《聞一多全集》的稿子從北平給我寄了來，我費了兩個禮拜的功夫細細地校讀了兩遍，……在這里面關于文化遺產的部分要占四分之三，……一多對于文化遺產的整理工作內容很廣泛，但他所致力的對象是秦以前和唐代的詩與詩人。關于秦以前的東西，除掉一部分的神話傳說的再建之外，他對于《周易》《詩經》《莊子》《楚辭》這四種古籍實實在在下了很大的功夫。就他所已成就的而言，我自己是這樣感覺著，他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賅博，立說的新穎而翔實，不僅是前無古人，恐怕還要后無來者的。”［2］1－2作為聞一多十幾年好友和同事的朱自清在《聞一多全集》的序言中也認為聞一多的研究是以詩歌為中心，從唐詩切入，兼及《詩經》與《楚辭》，并指出他的研究范圍又延及《莊子》《周易》等典籍。而他研究的目的則是通過對中國傳統文化、文學典籍的關注，梳理并闡述民族文化的源頭，深入解析民族文學符碼蘊含的深層意義及發展流變的脈絡［2］18。從聞一多留下的學術遺產來看，正如朱自清在序言中所說的那樣，聞一多對文學關注的中心是詩，如他的《姜嫄履大人跡考》《司命考》《歌與詩》《詩經新義》《詩經通義》《離騷解詁》《楚辭校補》《唐詩雜論》等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在此基礎上，旁涉中國古代神話及散文。因此，我們可以說，聞一多的研究具有以文學、文獻典籍為主要研究對象的特征。與此同時，通過對聞一多文學研究成果的綜合梳理，我們也發現，他的研究視野是宏大的，研究目的是深邃的。聞一多的文學研究不是以文學來談文學，而是在宏觀的視野觀照下，梳理中國文化的發展流變過程，發掘文學審美中的人類學意蘊。也就是說，聞一多的文學研究，具有以人類學為研究指歸的鮮明特征。

二、以傳統考據入手

聞一多學術研究方法，以傳統考據為依托，郭沫若就此在序言中談道:“聞先生治理古代文獻的態度，他是繼承了清代樸學大師們的考據方法，而益之以近代人的科學的縝密。為了證成一種假說，他不惜耐煩地小心地翻遍群書，為了讀破一種古籍，他不惜在多方面作苦心的徹底的準備。這正是樸學所強調的實事求是的精神，一多是把這種精神徹底地實踐了。唯其這樣，所以才能有他留下的這樣豐富的成績。但他的徹底處并不是僅僅適用于考據，他把考據這種功夫僅是認為手段，而不是認為究極目的的?！保?］3雖然郭沫若明確指出考據不是聞一多作研究的終極目的，但同時也清晰地指出考據是他達到研究目的極其重要的手段。這就足以表明，考據方法在聞一多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就其《伏羲考》而言，聞一多在研究方法上明顯走的就是傳統考據的道路，即語史學與歷史學相結合的道路，也就是以訓詁和史料考據為切入。聞一多從傳世文獻入手，認為伏羲與女媧的名字是戰國時才開始出現在記載中，而且大多存在于東漢之前的典籍中。近代考古發現的古代石刻類、絹畫類中人首蛇身交尾圖像早已證明是伏羲、女媧二人，但這種人首蛇身的超自然形體本身所蘊含的意義及其起源與流變過程又是怎樣?這是需要進一步深入討論的問題。聞一多《伏羲考》以此問題切入，首先考證傳世文獻，認為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媧圖像，在西漢初期已成為建筑裝飾材料，這一點可以從王延壽的《魯靈光殿賦》中得到清楚的說明，這足以表明這一傳說淵源之古。他接著又梳理早期文獻，發現《山海經》中早已有記載:“南方……有人曰苗民。有神焉，人首蛇身，長如轅，左右有首，衣紫衣，冠冠，名曰延維。人主得而饗之，伯天下?！痹俑鶕弊⒄J為“延維”即《莊子》中的“委蛇”。據此，聞一多認為《山海經》記載的人首蛇身的神的樣貌特征與畫像中所表現的伏羲、女媧二人之形象是相吻合的。然后聞一多把這一發現與芮、常二人(芮，指芮逸夫;常，指常任俠。筆者注)的研究結論相互比較，結合《山海經》對伏羲、女媧形象的描述以及指出他們是苗民之神的記載，從而更深入地印證了芮、常二人的研究結論。文獻梳理詳實，考證邏輯說服力強。然而，聞一多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并沒有就此止步，而是向更深入的方向延伸。他大膽提出假設，認為在半人半獸型的人首蛇身體式出現以前，必有一個全獸型的蛇身形象存在階段。他繼續檢閱相關文獻，發現《鄭語》有“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同于王庭”的記載，《周禮》有“交龍為旂”的記載，同時又考證出古代“蛇”“龍”一體，“螣蛇”即為二龍相交演化出來的一種傳說。聞一多翻檢文獻后認為，在古代被奉為祥瑞的五靈中，鳳麟虎龜，差不多從沒見過成雙出現的，唯獨龍則不然。那么雙龍頻見的原因是什么呢?聞一多認為:“以上這些見于文字記載和造型藝術的二龍，在應用的實際意義上，誠然多半已與原始的二龍神話失去聯系，但其應用范圍之普遍與夫時間之長久，則適足以反映那神話在我們文化中所占勢力之雄厚。這神話不但是褒之二龍以及散見于古籍中的交龍、螣蛇、兩頭蛇等傳說的共同來源，同時它也是那人首蛇神的二皇———伏羲、女媧，和他們的化身———延維或委蛇的來源。神話本身又是怎樣的呢?我們確信，它是荒古時代的圖騰主義的遺跡。”［3］19那么，龍作為一種圖騰符號是如何生成的，其演變過程又是怎樣的呢?聞一多針對這一問題進而論17李春霞:聞一多文學人類學的研究向度道:“(龍)它是一種圖騰，并且只存在于圖騰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種虛擬的生物，因為它是由許多不同的圖騰糅合成的一種綜合體。因部落兼并而產生的混合的圖騰?！保?］20而且這種混合是一種化合式的結果，即龍是由許多單位經過融化作用，形成了一個新的大單位，其各單位已經不復存在。而且，在各個單位化合的過程中，龍圖騰還保留著主干是蛇的明顯特征，這一點也同時說明了蛇作為圖騰符號在古代部族中的重要意義。這種化合式圖騰的出現，與上古部落之間的兼并戰爭有直接的關系。這就解釋清楚了龍作為圖騰符號的演變過程。但是，更重要的是，這種圖騰演變與我們今天討論的伏羲、女媧人類始祖神之半身半獸的特征之間又有什么樣的關聯性呢?聞一多認為，古人把部族的圖騰作為他們的祖先和保護神，對祖先而言，他們自然對自己的后代是熟識的，但兒孫太多時，偶爾也會出現認錯的情況，為了保證作為保護神的老祖先能夠準確地認出自己，兒孫最好時不時在老祖宗面前演習他們本圖騰的姿態、動作和聲調，以便來提醒老祖宗。聞一多舉例說明，越人“斷發文身”是一種圖騰主義的原始宗教行為?！鞍敯腿恕笔恰褒敗辈孔?，人們把頭發剪成和龜的甲殼同樣的形式，就具有這樣的特點。而且，這種行為的模仿特征可以稱為“人的擬獸化”，這是原始圖騰演變的第一階段，在這一過程中，古人只能做到人首蛇身的半人半蛇的地步。第二階段，便是把圖騰變成始祖，而人首蛇身神，正代表由圖騰開始蛻變成了始祖的一種形態。在這一過程中，古人根據“同類產生同類”的原則，按自己的模樣來擬想始祖，自己的模樣既然是半人半獸，當然始祖也應該具有半人半獸的形象特征，這樣由全的獸形圖騰就慢慢蛻變為半人半獸型始祖，這一過程可稱為“獸的擬人化”。而伏羲、女媧始祖神形象的產生，正是“獸的擬人化”的具體實現過程。至此，文章在一層層深入地討論之后，終于解釋清楚了人首蛇神的伏羲、女媧始祖來源、流變及其形成的意義等問題。在上述的考證過程中，我們發現，聞一多所運用的考證材料，既有傳世文獻，也同時關注出土圖像。此外，還注重將文獻考證與民間傳說結合起來。從其考據材料使用的角度和范圍來看，自20世紀20年代，王國維提出了二重證據法，即強調在經學闡釋中把傳世文獻與地下出土文獻進行互證。聞一多的考據角度實際上是在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啟發下，又向前推進的一步，即在傳世文獻與地下出土文獻相結合的基礎上，加入民俗傳說材料進行闡釋。因此，聞一多可以說是在中國文學人類學研究領域中較早使用了三重證據法的研究者。這一點也可在其對《詩經》的研究中看出端倪。聞一多在20世紀30到40年代對《詩經》進行了較為系統的研究，在其研究成果之一的《風詩類鈔甲》的序例提綱中他對自己的研究方法有清晰的認識，他首先指出研究《詩》的三重舊方法，即經學的、歷史的、文學的三重途徑。之后指出，而“本書的讀法———社會學的”即采用考古學、民俗學、語言學等新的方法對《詩》展開研究，聞一多這種新的研究《詩》的方法可以說是三重證據法的濫觴。

三、比較的視野和跨學科研究的嘗試

聞一多對文學文化的研究表現出較為明顯的以傳統考據為主要研究方法的特征，這在上文已論述。但如果就此認定，聞一多與清代乾嘉學派并無二致，也是在“故紙堆里”求學問，那就大錯特錯了，因為，傳統考據對聞一多的文學研究來說，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這一點既可以在他自己與臧克家的信中有較為清晰的說明，也可以在《聞一多全集》郭沫若的序言中得到清晰的體現。當臧克家在信中指責他在“故紙堆里討生活”，說他有了“考據癖”，聞一多在回信中說:“我比任何人還恨慕堆，正因為恨它，更不能不弄個明白?！敝熳郧逶凇堵勔欢嗳沸蛑幸寐勔欢嘟o臧克家書信內容說道:“你不知道我在故紙堆中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它的目的何在……因為經過十余年故紙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們這民族、這文化的病癥……你誣枉了我，當我是一個蠹蟲，不曉得我是殺蠹的蕓香。雖然二者都藏在書里，它們的作用并不一樣?！保?］14他想要把“故紙堆”弄個明白，就必須走正統的樸學道路，必須從訓詁和史料的考據下手，朱自清在序言中描述了聞一多的這一歷程:“抗戰以后他又從《詩經》《楚辭》跨到了《周易》和《莊子》;他要探求原始社會的生活，他研究神話，如《高唐神女傳說》和《伏羲考》等等。也為了探求‘這民族，這文化’的源頭?！保?］17可見，聞一多對中國傳統文學的關注目的，是在于梳理出清晰的民族文化精神起源的脈絡。這也正如他給臧克家的信中所說的那樣:“我始終沒有忘記除了我們的今天外，還有那二千年前的昨天，這角落外還有整個世界?！保?］15于是，我們在聞一多的文學研究中，發現他已經“將詩和歷史跟生活打成一片”。由此可見，聞一多的研究目的不是為考據而考據，而是通過考據研究“這民族、這文化的源頭”，這就是他所說的研究的“高級階段”，這里所謂的“高級階段”也就涉及文化人類學，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文學人類學的研究視角了。以其《伏羲考》為例，聞一多《伏羲考》是在芮、常二文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展開的，他在評價二文的研究特點和自己要繼續做的研究時論道:“以上介紹的芮、常二文，芮文以洪水遺民故事為重心，而旁及于人首蛇身畫像，常文則以人首蛇身畫像為主題，而附論及洪水遺民故事。前者的立場是人類學的，后者是考古學的。而前者論的尤其精細，創見亦較多。本文的材料既多數根據于二文，則在性質上亦可視為二文的繼續?！保?］9聞一多在此已經較為清晰地表現其《伏羲考》采用的是人類學與考古考據相結合的研究方法。他在高度評價考古圖像對伏羲、女媧認識價值的同時，進而提出，人類學的研究視角對揭示伏羲、女媧淵源流變的更深層意義:“人類學報告了一個驚人的消息，說在許多邊疆和鄰近民族的傳說中，伏羲、女媧原是以兄妹而夫婦的一對人類始祖，……總之，‘兄妹配偶’是伏羲、女媧傳說的最基本的輪廓，而這輪廓在文獻中早被拆毀，他的復原是靠新興的考古學，尤其是人類學的努力才得完成的?！保?］2“但人類學對這問題的貢獻，不僅是因那些故事的發現，而使文獻中有關二人的傳說得到了印證，最要緊的還是以前七零八落的傳說或傳說的痕跡，現在可以連貫成一個完整的有機體了。從前是兄妹、是夫婦，是人類的創造，是洪水等等隔離的，有時還是矛盾的個別事件，現在則是一個兄妹配偶兼洪水遺民型的人類推源故事。從傳統來看，這件事太新奇，太有趣了?！保?］9從聞一多一再強調人類學在解決伏羲、女媧民族始祖問題的價值來看，他對文學文化的研究重心確實如朱自清所說:“他研究神話，如《高唐神女傳說》和《伏羲考》等等。也為了探求‘這民族，這文化’的源頭。”鑒于此，為達到探究民族根源符碼的目的，聞一多《伏羲考》在芮、常二位學者的研究基礎上，在進一步深入探討時，在研究角度上表現出考古學、民俗學與人類學相結合的跨學科比較研究的特征。聞一多利用考古石刻、圖像材料，如武梁祠石室畫像第一石第二層第一圖像、東漢石刻畫像、隋高昌故址阿斯塔那墓室彩色絹畫、新鄭出土罍腹上部花紋、山東魚臺西塞里伏羲陵前石刻畫像等與芮、常二文提及的民間傳說故事相結合，印證了民間傳說中的兄妹即傳世文獻中的伏羲、女媧。然后又利用民俗學、人類學、考古學等跨學科交叉印證、相互比較補充，研究伏羲、女媧“人首蛇身”體式蘊含的深層意義，從而更加深入地對中國文化大傳統的“龍”圖騰符號的來源、流變及其與人類始祖神伏羲、女媧之間的關系進行系統性論述，最后得出極有說服力的結論:“龍”圖騰符號是伏羲、女媧傳說在無文字時代的初級編碼，也是最初形態，經由不斷演變，最后才有了“人首蛇身”的始祖神形象的出現。這就從根源上解釋清楚了伏羲、女媧作為人類始祖神的源頭與流變過程，同時也把神話傳說中的“人首蛇身”始祖神的形象與中華民族大傳統聯系了起來，并得出神話傳說是荒古時代圖騰演變遺跡這一極具說服力的結論。

自此以后，龍在中國歷史與文化中具有重要意義的原因所在，就自然明了了。梅林瓊對《伏羲考》的學術價值給予了充分肯定。他說:“《伏羲考》以出土文物(如東漢武梁祠石室畫像)以及大量的人類學提供的材料(許多民間傳說)為依據，證明人首蛇身男女二人兩尾相交之象實乃伏羲女媧，并由此論證龍圖騰的形成過程及演變狀況。從原始人的思維方式、意識心態出發，指出由于圖騰的崇拜而產生文飾自身以表虔誠的心理，使圖騰的形態學考察轉而揭示了一個民族傳說的始祖，也使古代神話即歷史傳說中有關龍的許多問題的相關性存在一起得到了澄清。”［1］78－79隨著文學人類學研究的深入，我們發現:“中國文化在距今3000多年以前，也曾有過歷時久遠的前文字傳統。盡管這一傳統隨著文字書寫的興起而漸被后人所遺忘，但其基因卻作為一種文化‘原型’，以‘編碼’的形式植入中國文化命脈的深層。正是有感于這一傳統的歷時之久與影響之巨，國內學者葉舒憲先生才一反美國人類學家羅伯特•雷德菲爾德對于大、小傳統的界定，將先于和外于文字書寫的文化傳統稱為‘大傳統’，而將文字書寫以來的傳統統稱為‘小傳統’?！保?］從這一層意義上來看，聞一多的《伏羲考》的學術價值正在于通過對龍圖騰原始編碼的準確解碼，梳理清楚了史前“大傳統”與文字時代記載的伏羲、女媧始祖神這一“小傳統”之間的淵源。

參考文獻

［1］梅瓊林．聞一多:文學人類學的探索向度:以他的《詩經》《楚辭》研究為中心［J］．民族藝術，1999(1):77－83．

［2］聞一多．聞一多全集［M］．北京:三聯書店，1982．［3］聞一多．神話與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蘇永前．文學人類學與中國文化“編碼”的解碼:聞一多《伏羲考》的學術貢獻［J］．百色學院學報，2013(2):19－25．

作者:李春霞 單位:西安外國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