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文化因素及翻譯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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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先探討文化在語言中的種種表現方式，以說明文化轉化是譯者所要克服的主要障礙之一。接著對異化與歸化這兩種翻譯策略作了簡要評述，例證了這兩種策略無法解決的問題。最后文章借鑒歌德關于翻譯的論述，主張應用歌德提出的文化融合法來處理文本中的文化因素。

關鍵詞：文化；異化；歸化；融合法

Abstract:First,thispaperdiscussesthewaysinwhichculturereflectsitselfinlanguageinordertoshowthatculturaltransferenceisoneofthemajorobstaclestranslatorsshouldovercome.Next,thepaperbrieflyanalyzesthetwostrategiesofforeignizationanddomestication,whicharefoundtobefarfromenoughtosolvetheproblemoftransferredculturalelementsintranslation.Then,thepaperappraisesthecommentsontranslationmadebyGoethe.Finally,thewriterpointsoutthatthestrategyofintegrationofculturalelementsadvancedbyGoetheispreferabletothedichotomyofforeignizaionanddomesticationintheprocessofhandlingculturalfactors.

Keywords:culture;foreignization;domestication;culturalintegration

本文為：英文論文

一、引言

文化是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是社會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人際交往方式或者是價值觀念，道德規范，社會準則等行為方式所構成的復合體(金惠康，2003：35)。它主要存在于具體的語言積淀之中，成為一個不斷傳承而又變化著的系統。文化具有民族性，傳承性，流變性，和兼容性。語言是一種社會符號系統，與文化的關系甚為密切。薩丕爾認為，從根本上說，語言具有一種‘文化功能而不是什么生物遺傳功能’（Languagehasacultural,notabiologicallyinheritedfunction,Sapir,1949:192）。當代許多語言哲學家認為，就其實質而言，語言與現實的關系，是語言與文化的關系，離開了文化及其所承載的意義，語言將一無所有。與此同時，人類依賴語言傳播其文化，人類社會的全部運作依賴語言。“薩丕爾等人的基本觀點可以歸結為語言的文化本質：語言不僅是人類傳達知、情、意的交際工具，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種文化現象，它是人類文化整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劉宓慶，2005:31）。語言符號與文化關系之密切好似人的身體與精神。人的身體是世界上的客觀存在，其各種生理上的功能也無甚區別，但是每個人的精神和觀念卻使人類各不相同，人類世界多彩多姿。正是語言所承載的文化使各民族語言各不相同，異彩紛呈。而翻譯不僅是對意義進行語言之間的轉換，也是文化傳播的重要途徑。例如中國古代佛經的翻譯使佛教文化融入中國，與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等一并成為中國文化的精華。文化在語言上的體現多種多樣，只有對此具有深刻的認識，才能對語言翻譯和文化的傳播做出貢獻。

二、文化在語言結構及整體形式上的體現

中國的整體性哲學觀與西方分析性哲學觀在漢語和英語中均充分體現出來。中國的傳統哲學追求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諧。把天、地、人視為一個統一的整體。孟子曾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钡兰业睦献又鲝垼骸叭朔ǖ兀胤ㄌ?，天法道，道法自然。”因此漢民族的思維方式表現出從總體上觀察事物的特征，具有直觀整體性，這種整體性表現在漢語的模糊性。而西方哲學是將自然看作是人類的認知對象，把自然宇宙看作是與人類不可調和的對立關系。西方哲學的這種二元論形成西方人分析型的思維習慣，西方分析性哲學觀表現在英語的詞法、句法等各個方面。

2.1英語時態、語態清楚，

漢語時態、語態模糊

與英語相比，漢語的時態和語態范疇都相對模糊。英語共有十六種時態，其中有七種常用時態。特定的時態有特定的表達方法。基本的范疇是規范的。英語動詞本身就顯示出這種時間范疇。而漢語時間概念模糊，無標記，往往要通過語境來判斷。漢語動詞本身無所謂“時態”，動作發生的時間概念由著、了、過等詞來表示。漢語的語態,主動與被動，在形式上也無精確的規范，不像英語中主動與被動之間的轉化那樣有法可依。漢語中，動詞本身也不帶有語態的標志，如果是被動形式，漢語在動詞前用“被”、“受”、“挨”等被動標志語，或者任何標志語也不用，語態隱含，通常被稱作“隱性被動”，在漢語中用得極廣。漢語中被動語態不加“被”、“受”、“挨”等被動標志語也是符合邏輯的。英語可不是這樣，必須一板一眼，被動、主動一目了然。

2.2形合與意合

西方傳統哲學思維“天人各一，偏重理性，突出個性”的這種特點反映到語言形式上出現了英語重形式、重理性的特點，形成了其句式構架嚴整，表達思維縝密，行文注重邏輯理性，用詞強調簡潔、自然，描述突出直觀可感的風格。中國傳統哲學“天人合一”的思想，偏重整體領悟，這種特點反映到語言形式上出現了漢語憑借句際之間的和諧統一的關系，用松散疏落的語言結構來表達清晰完整的意義。漢語的句子強調表意的完整性，只要意義完整，重要的詞項常常可以省略，句際之間的邏輯關系是靠直覺頓悟來體察的。以下描寫景物的中文實例及其英文譯文，充分說明了英語與漢語形合與意合的不同特點。

這里三千座奇峰拔地而起，形態各異，有的似玉柱神鞭，立地頂天，有的像銅墻鐵壁，巍然屹立，有的如晃板壘卵，搖搖欲墜，有的若盆景古董，玲瓏剔透……神奇而又真實，迷離而又實在，不是藝術創造勝似藝術創造，令人嘆為觀止。(轉引自賈文波，2000)

英譯：3000cragsriseupinvariousshapes.Somearelikejadepillarsormagicalwhipsproppingupthesky;somelooklikehugewallsofbronzeorironstandingfirmandlofty;othersresemblericketyboardsorshakyeggstacks;stillothersresemblepottedlandscapesorantiquesthataredaintyandexquisite….Indeed,thecragsconjureupmanyfantasticyetrealimages.Theyarenotartisticworksbuttheyaremoreexquisitethanartisticworks.OnecannothelpmarvelingattheacmeofperfectionofNature’screation.三、文化在語言中的反映

漢英民族分屬東西兩大不同的文化體系，加上各自生活的地理環境、歷史條件、生產方式、社會結構等狀況上的差異，因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思維方式、文化傳統和審美意識，這些不但體現在語言的結構和形式特點上，也充分體現在語言的內容上，包括習語、慣用語、詞語等方面。

3.1詞語的不等值和空缺現象

在語言中，詞語是最積極、最活躍的部分。社會生活的變遷，民族文化的發展無不在詞語中得到直接或間接的反映。語言的功能首先也是通過詞語顯示出來的。某種事物為一個民族所獨有，而反映這種事物的概念的詞語不能在別的民族的語言中找到等值的形式，這樣便產生了詞語的不等值和空缺現象。這種現象直接說明了文化的差異。

以“龍”與“dragon”為例。許多人把“龍”與“dragon”對等起來，實際上二者根本不是對應詞。中國的“龍”與西方的“dragon”有巨大的差異,風馬牛不相及。“龍”是“中國古代傳說中一種有鱗、有須、能興風作雨的神異動物”（《辭?！罚６鴇ragon則是“西方傳說中有翼，能噴火的巨大怪物”（LongmanDictionaryofContemporaryEnglish,1987:309）。前者有鱗有須，而后者有翼。前者興云作雨，而后者噴火，前者是神異動物，是帝王和高貴的象征，而后者是巨大怪物，是“魔鬼和罪惡的象征”(Brewer’sDictionaryofPhraseandFable,1970:341)。根據《圣經》記載，“dragon”最終被喬治用梭鏢殺死。所以將“dragon”翻譯成“龍”是錯譯，倒不如把它直譯為“西方傳說中有翼和長尾、能噴吐大火的龐然怪物”；中國的“龍”倒不如音譯成斜體的“ChineseLong”

3.2共同的詞語含有不同的文化內涵

即使是某些學者認為的“共同詞語”也有其特殊的文化內涵。例如漢語中有早飯，中飯和晚飯，英語中則有breakfast,lunch,dinner或者breakfast,dinner,supper，dinner既可指“中飯”，又可指“晚飯”。Dinner固然可以譯為正餐，但dinner只是個描述性的詞語，很少用在日常對話中。

一些含有深刻的中國文化內涵的詞語在英語中找不到相對應的詞。例如：“陰”，“陽”，“道”，“君子”等。“君子”一詞具有豐富的中國文化特色，各種典籍作品的英譯本中“君子”的譯法就有三十多種（邊立紅，2006）。“叩頭”是中國古代一種特有的禮節，在英語中也無對應詞。即使是一些看似對應的詞語，其文化內涵也完全各異。由于不同的文化長期在語言中積淀，使得一些共同的詞語，如顏色、數字、動植物名稱等都含有完全不同的文化內涵。

3.3習語、慣用語、俚語等

含有豐富的文化內涵

成語、諺語、習語等習慣用語是語言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語言中的精華，具有極其豐富的文化底蘊。中西方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民族傳統、生活方式以及思維方式等都有諸多差異，這些文化差異導致了中西方各自成語、諺語、習語等習慣用語的形成、使用與發展。英漢成語、諺語、習語分別記錄了不同民族的歷史，反映了不同民族的經濟生活，透視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心態和思維方式。

中國文化強調天人和諧，對立統一，順乎自然，順應自然的特征。漢語成語、習語、諺語中出現了許多對立統一、相互依存、相輔相成的例子。比如，樂極生悲指歡樂到了極點，轉而發生悲傷之事；否極泰來，描寫事物發展到了極點就會轉化為它的對立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諺語）；失敗乃成功之母（諺語）等。

由于英國是個島國，由近海的各島嶼組成，形成了最早的求變、好動、好奇的外傾性商業城市文化。這種文化注重思辨理性，認為思辨理性的東西是最真實、最完善、最美好的。強調物質與精神的對立。注重空間的擴展與向外征服，形成了征服自然，驅使天地的文化觀。英國人在征服自然的過程中，形成了許多源于航海或與海洋有關的成語、諺語、習語，如：weather（rideout）thestorm（安然度過風暴）；know（learn）therope（熟悉內幕）（一個有經驗的水手熟悉船上所有用來掛帆的繩子）。

中國是個內陸國家，千百年來以農業為主，人與土地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因此也產生了許多與農耕有關的成語、諺語、習語。如：五谷豐登，瓜熟蒂落，良莠不齊，揠苗助長，春華秋實，根深蒂固，滄海桑田，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依葫蘆畫瓢等等。

中國人喜歡稱自己是龍的傳人，龍在古代是漢民族的圖騰物，是神的化身。古時候皇帝稱自己是真龍天子，民間有賽龍舟、舞龍獅等活動。因此關于龍的成語也有許多，如：龍飛鳳舞，龍騰虎躍，龍鳳呈祥，龍行虎步，望子成龍，龍爭虎斗，車水馬龍，群龍無首，龍盤虎踞。西方人則認為龍是邪惡兇殘有鱗的怪獸。西方人特別喜歡寵物，狗與貓是西方人在有關動物的成語中出現頻率比較多的。如：catanddoglife(經常吵鬧的生活,尤指夫妻不和)；loveme，lovemydog(愛屋及烏)（愛我就愛我的狗）。中國人也喜歡狗，但狗在漢成語中往往是貶義的，如：狗血噴頭、狗仗人勢、狗尾續貂、狗急跳墻、狗拿耗子、狐群狗黨等。

四、翻譯過程中文化因素處理

翻譯與語言文化密切相關，這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另外一個問題：怎樣處理文本中的文化因素，尤其是源語文化與目的語文化相差較大的文本。翻譯中對文化因素的處理策略一般分為兩種：異化與歸化。前者主張譯文應以源語或者原文作者為歸宿，而后者則認為譯文應以目的語或譯文讀者為歸宿。這種嚴格的兩分法不足以解決翻譯中的所有文化轉話問題。

例如，我們可以從下面兩個語段中看到，其中的詞語沒有什么特別，更沒有用任何文化專名，但在整體上體現了兩種文化：英國文化和美國文化。

（1）Therewereaboyandtwolittlegirls.Theylivedinapleasanthouse,withagarden,andtheyhaddiscreetservants,andfeltthemselvessuperiortoanyoneintheneighborhood.Althoughtheylivedinstyle,theyfeltalwaysananxietyinthehouse.Therewasneverenoughmoney.Themotherhadasmallincome,andthefatherhadasmallincome,too,butnotnearlyenoughforthesocialpositionwhichtheyhadtokeepup.Thefatherwentintotowntosomeoffice.Butthoughhehadgoodprospects,theseprospectsnevermaterialized.她有一個兒子，兩個小女兒。他們的寓所帶有花園，很舒適宜人。請的傭人也言聽計從。與四鄰相比，他們自覺實在是高人一等。雖說他們衣食入時，但家里總免不了有一種焦慮感：錢總是不夠花。女主人本人有一筆為數不大的收入，男的也有一筆小小的收入，但是要想維持他們那種社會地位，這點收入是遠遠不夠的。男主人就在城里辦公，雖然前程美好，但美好前途從未變成現實。

（2）Thewagonwenton.Hedidnotknowwheretheyweregoing.Noneofthemeverdidoreverasked,becauseitwasalwayssomewhere,alwaysahouseofsortswaitingforthemadayortwodaysoreventhreedaysaway.Likelyhisfatherhadalreadyarrangedtomakeacroponanotherfarmbeforehe…Againhehadtostophimself.He(thefather)alwaysdid.Therewassomethingabouthiswolf-likeindependenceandevencouragewhentheadvantagewasatleastneutralwhichimpressedstrangers,asiftheygotfromhislatentraveningferocitynotsomuchasenseofdependabilityasafeelingthathisferociousconvictionintherightnessofhisownactionswouldbeofadvantagetoallwhoseinterestlaywithhis.馬車繼續往前行。他不知道此行到哪里去。因為誰也不知道，而且誰也沒有問起往哪兒走，因為一兩天或者甚至三天以后，總會達到某個地方的，總會有一處勉勉強強可算是房子的東西等著他們。很可能父親早有安排，去另一個農場租種一熟莊稼……他只好不再去想它了，他（父親）就是這樣，獨行獨往，就像一只野狼，在事情成敗難料時，不露聲色拼死一搏，甚至可以說有股勇氣，這些都給陌生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身上似乎隱伏著一種惡虎撲羊般的勇猛，這使他們似乎感到，與其說他可靠，倒不如說由于他堅信自己的行為天經地義，所以會給所有與他的利益息息相關的人帶來好處。

上面兩段文章，細心的讀者通過一讀再讀就會感受到一種文化信息：例（1）說的是英國的故事，作者是D.H.Lawrence;例（2）說的是美國的故事，作者是W.Faulkner。可見語段中的文化氣質體現者除了詞語以外，還有場景、環境、景物、事件過程、氣氛、人物特征、作者的敘事風格等。由此所體現的文化特征的翻譯問題很難用異化和歸化的策略來處理。

另外中國典籍翻譯中的文化因素的處理也很難用異化和歸化的方法來處理。異化與歸化將源語與譯語文化放在對立、沖突的關系模式中，這只能使文化翻譯碰壁。用異化的方法使譯語文化放棄自我，去適應源語文化，或者用歸化的方法使源語文化放棄自我，去適應譯語文化，都是不合適的。

關于這個問題，早在1819年，德國詩人歌德（JohannWolfgangvonGoethe)在一篇標題為“Translations”的文論中就三種類型的翻譯作了詳細論述。

Therearethreekindsoftranslation.Thefirstfamiliarizesuswiththeforeigncountryinourownterms.Forthis,asimpleprosetranslationisbest;forasprosecompletelyneutralizeseverypoeticpropertyanddragspoeticenthusiasmitselfdowntoacommonwaterlevel,atleastatfirstitservesusbestpreciselybecauseitstartlesuswiththewondersoftheforeignrightinthemidstofourordinarylives,ournationalsensibility.Withoutourevenrealizingwhatishappeningtous,itsparksinusaborrowedbutnonethelessauthenticelevationofspirit.(Robinson,2006:223)

在上面這段話中，歌德提出了第一種辦法，將詩歌轉化為散文，放棄源文形式，并用自己的語言來熟悉外域文化。這第一種辦法與歸化的翻譯方法一致。歌德認為這種歸化的方法可以豐富我們平淡的生活，使我們對外域的文化有所了解。但是卻放棄了詩歌的藝術形式，平淡如水（dragspoeticentuhsiasmitselfdowntoacommonwaterlevel）.雖然歌德的觀點主要針對于詩歌的翻譯，但是也同樣適用于歸化。歸化的翻譯方法不但放棄了源語的形式，也放棄了源語的文化內涵。而翻譯目的之一是文化傳播，顯然這與翻譯的目的相悖。

接著，歌德介紹了第二種翻譯方法，原文如下：

Thisapproachisfollowedbyasecondepochinwhichoneseekstoprojectoneselfintothecircumstancesoftheforeigncountry,butinfactonlyappropriatestheforeignmeaningandthenreplacesitwithone''''sown.Iwanttocallthiskindoferatheparodistic,inthepurestsenseofthatword.........Wieland''''stranslations,too,wereofthissort;hetoohadhisdistinctiveunderstandingandtaste,whichheassimilatedtotheancientorotherforeigncultureathisownconvenience.(Robinson,2006:223)

歌德所說的第二種方法是將讀者置于異域文化之中，使之有切身的體會，這與異化的翻譯方法一致。歌德認為這種辦法是模仿，舉出了Wieland的翻譯為例，指出Wieland的譯法是以自己獨特的理解和品味盡可能使自己得心應手。對于譯語讀者來說，在異化的過程中，源語的詞語或者句子可以移植到譯語中來，但是它所富含的文化信息卻無法全部移植。

實際上，歌德倡導的是下面的第三種辦法，筆者稱之為“融合法”。

Butbecauseonecannotabidelongineitherperfectionorimperfection,andonetransformationalwaysleadstoanother,thissecondepochbroughtustoathird,thelastandhighestofall.Hereoneseekstomakethetranslationidenticalwiththeoriginal,sothattheonewouldnolongerbeinthesteadbutintheplaceoftheother.Thisapproachmetwiththestrongestresistanceatfirst,forinclingingsocloselytohisoriginalthetranslatormoreorlessrelinquisheshisowncountry''''soriginality,andcreatesathirdforwhichthemassesarenotready.Someeducationoftheirtastesisinevitablynecessarybeforethetranslationwillfinditsaudience.（Robinson,2006:223）

最后，歌德評價說：

Letusconcludetheseremarkswithawordonwhywecallthethirdepochthelast.Atranslationthatseekstobeidentifiedwiththeoriginalapproximates,finally,theinterlinearversion;initsattempttoenhanceourunderstandingoftheoriginalitleadsusonward,drivesusontowardthesourcetext,andsofinallyclosesthecircleinwhichthealienandthefamiliar,theknownandtheunknownmovetowardeachother.(Robinson,2006:223)

可見，歌德的第三種方法是融合法：將外域文化與本土文化融為一體，吸取外域文化與本土文化的精華。譯文讀者在理解本土文化的基礎上，不斷的認識和熟悉外域文化。讀者一開始可能會難于接受，但是隨著讀者的閱讀與提高，終究會由不習慣到習慣，而這也正是多元文化的過程。

因此，在翻譯文化信息方面，譯者不應只考慮歸化和異化，放棄源語文化，或者將源語文化生硬的移植到譯語文化中，而應該深入的研究文化的適應性，使兩種文化有效的融合起來，使本土文化成為理解外域文化的基礎和參照，同時運用解釋等有效方法提高文化的可譯性。

二十一世紀是多元文化互相融合的世紀，也是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世紀。翻譯必將為此做出巨大貢獻。因此作為譯者，應該潛心研究源文，仔細研究源語文化在源文中的各種表現方式，繼承前人的真知灼見，將源語文化與譯語文化恰當地融合在一起，既促進多元文化的發展，又為將燦爛的中國文化推向世界做出卓越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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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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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標題：

CulturalElementsinLanguageandTheirTranslationStrateg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