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貿易環境影響分析論文
時間:2022-07-15 1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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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劉貿易與環境的關系是當今經濟研究的熱點問題,國內外學者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和探討。理論分析的框架不斷演變,但學者對貿易自由化對環境影響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息。實證分析則主要集中于“污染天堂”的檢驗和“環境庫茨涅茨曲線”的檢驗。國內學者在理論和實證方面都做了很多研究,但還沒有形成完整的體系?!娟P鍵詞】國際貿易;環境;研究當今世界經濟中最引人注目的現象是貿易自由化。國際貿易所起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影響一個國家的產業結構并進而影響該國的生態環境,WTO在一次報告中肯定了貿易和生態環境之問的聯系(Norstrom和Vahugan,l999)。關于對外貿易對環境的影響的相關研究可以從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兩個方面來進行綜述。一、貿易與環境關系的理論研究1、貿易自由化對環境影響的爭論學術界對國際貿易所導致的環境后果方面存在爭論,部分學者認為國際貿易無論從短期還是從長期來看,它所引起的環境效果都是消極的,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而言,貿易自由化將導致生態環境的持續惡化,如一些經濟學家受《貧困的增長一書的啟發提出了出口量超過了一定限度會導致貿易條件的惡化進而出現生態環境代價超過經濟利益的貧困增長的理論觀點。Chichilnisky(1994)從環境環境標準差異形成的比較優勢角度分析了貿易自由化對環境的影響,指出由于產權制度松懈以及對資源的過度開采是貿易導致生態環境惡化的元兇。Daly和Goodland(1994)認為貿易自由化加大了世界商品的貿易量,對環境產生的一個直接影響就是產品運輸增加所產生的空氣污染以及原料的消耗。Mukhopadhyay和Chakraborty(2005)指出,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自由貿易會導致生態環境惡化得到了大多數經濟學家和環境經濟學家的認可。他們認為至少存在著三個理由支持這個觀點。首先,清潔的環境是一種正常商品,收入越高則對其需求越大(收入效應),所以發達國家的居民對清潔環境有更高的需求,并愿意為此支付更高的成本。發展中國家的居民可能更加看重的是經濟收入,這一比較利益的差異會致能源密集型和污染密集型產品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其次,由于缺少技術人員和復雜的技術裝備,發展中國家對生態環境的監測成本和對污染的控制成本相對較高。第三,發展中國家基本上都處于工業化階段,城市化的進程需要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這會加劇發展中國家的能源緊張問題,會導致單位產品的污染含量增加。而發達國家已經完成了工業化,產業結構是由工業向服務業轉移,而這種轉移會降低單位產品的污染含量。上述觀點所運用的研究方法有兩個來源:一是對馬爾薩斯學說的繼承,強調人口增長與自然資源的極限,缺點是沒有考慮技術進步的可能性。另外一個是純粹的自然主義思想,帶有濃厚的生態宿命論的色彩,其特點是過分拘泥于熱力學第二定律的法則之下。這兩種觀點的缺陷是顯而易見的。另一派觀點認為:全球性與區域性的貿易自由化不是環境惡化的根本原因,采用貿易限制手段解決環境問題只會造成進一步的扭曲,而基于比較優勢的國際專業化分工能夠促進全球資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貿易自由化還能推動各國之間清潔技術的傳播,有利于環境保護。因此,需要進一步開放市場,推動自由貿易。Hudson(1992)認為如果環境的外部性能完全內部化,那么自由貿易將是配置自然資源的唯一有效方式。Anderson和BlackHurst(1992)、Gorden(I997)認為貿易自由化政策實施的同時,采取適當的環境政策,可以改進全球福利。有的學者則提出貿易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從而間接影響環境質量,Voigt(1993)~I證了墨西哥許多領域的環境問題得不到有效的解決,主要原因是缺乏經濟的支持,解決的途徑就應加大貿易,發展經濟。許多經濟學家如Stevens(1993)、Antweiler、Copland和Taylor(2001)都從貿易影響環境的內在機制,分不同的效應進行具體分析,探清各種具體因素的影響效果及大小。一般都得出貿易自由化對環境有正的影響。其他自由貿易的倡導者則從經典的H—O模型出發論證貿易自由化提高了生產效率,減少資源消耗壓力的可能性,得出貿易自由化有利于環境保護的結論。2、貿易的環境效應理論分析框架的演變最早將貿易的環境效應進行分解的是Grossman和Krueger(1991),他們在對NAFTA(_]g美自由貿易區)貿易的環境影響研究中,將貿易對環境的影響分為相互關聯的三個效應:規模效應(scaleeffect)、結構效應(compositioneffect)、技術效應(techniqueeffecto沿著這一思路,一批學者就貿易與環境保護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分別考察各個效應的影響效果,得出貿易對環境總的影響。Stevens(1993)等把貿易自由化對環境的影響歸結為三個主要方面:規模效應,反映經濟活動的規模變化;結構效應,代表被生產商品束的變化;技術效應,體現產業生產技術的改變。規模效應被認為具有加劇環境惡化的作用,而從污染產品向清潔產品的生產結構轉變以及清潔技術的應用會使全球環境狀況隨著貿易自由化進程的推進而大大改善。他認為貿易活動不是環境問題的根源,相反,貿易自由化可以為環境保護增加資金投入,提高技術水平,以及促進資源的有效配置。關于三種不同效應,最早用貿易模型進行分析的是Copland和Taylor(1994)。他們在模型里將國家分為兩組:北方國家(發達國家)和南方國家(發展中國家),將產品根據污染程度的不同進行分類,假設污染只局限在本國,不存在跨境轉移,同時假設兩種類型國家的政府都使用征收污染稅的方式來控制污染,不同的是北方國家的稅率高而南方國家的稅率低。隨著兩國進行貿易,雙方國內都會發生一系列變化,由于收入的不同,北方國家的污染工業規??s小而南方國家的將擴大,結構效應使北方國家的污染減輕而南方國家的污染加重。而從規模效應的角度來看,由于貿易促使經濟活動擴張,對各國的環境都是不利的。同時,貿易提高了各國的福利水平,人們的收入增加,提高人們對環境清潔產品支付的意愿,政府將會提高污染稅率(假設不存在政府失靈),企業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就會在生產過程中采用更多的污染控制措施和設備。這樣,從技術效應的角度來看,單位產品生產造成了污染下降。研究表明:如果對潔凈環境需求的增長速度超過收入的增長速度,從理論上講技術效應就有可能抵消規模效應對環境的不利影響。但是,對于南方國家來說,較低的環境標準使他們在污染產業方面具有比較優勢。規模效應和結構效應對環境的負面影響將會超過技術效應對環境的正面影響。得出的結論是:貿易自由化減輕了發達國家的環境污染,加劇了發展中國家的環境污染。在另一篇論文中Copland和Taylor(1995)進行了一個類似的研究,與之前的模型區別是:假設污染問題是全球性而不是地區性的。他們假設各國控制污染排放是實行排放許可證制度并且允許許可證的交易,南方和北方國家進行貿易后,結構效應的結果是:南方國家的污染產業規模擴大而北方國家清潔產業規模擴大,這樣,北方國家污染許可證價格下降而南方國家的價格上升,南方國家就會發現為了適應產業結構的改變,最好的辦法是增加污染許可證的發放,而北方國家的反應是回收一些國內的污染許可證。但是除非雙方增減能夠100%的抵消,否則,與貿易自由化前相比,貿易發展將會導致更多的污染排放。隨著理論分析的不斷深入,Copland和Taylor(2004)通過建立開放經濟的一般均衡模型,引入國家問要素察賦差異擴展了Copland和Taylor(1994,l995)南北貿易模型,其研究結果表明:要素察賦的差異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控制環境政策差異對比較優勢的影響。二、貿易對環境影響的實證分析1、“污染天堂”假說檢驗前面的理論綜述部分表明,貿易自由化將導致發展中國家生態環境的持續惡化的結論得到很多經濟學者的支持,發達國家的“污染產業轉移”使發展中國家成為“污染天堂”。Mani和Wheeler(1997)為產業轉移理論提供了證據,認為富裕國家苛刻的環境標準迫使污染產業向環境管制較為寬松的發展中國家遷移。證據是1960-1995年期間OECD國家污染與非污染產業的產出比率持續下降。與其同時,污染產業的進口與出口比率都逐年上升。同時還發現拉丁美洲和亞洲(不包括日本)污染與非污染產業產出比率上升。而污染產業進口與出口比率都明顯下降,這現象充分說明了污染產業轉移的存在。令人遺憾的是,作者沒有向我們澄清引起產業區域重新定位的直接原因是環境管制。而后Wheeler(2001)卻向我們提供了與“污染天堂”假說完全相反的證據。他指出那些吸收了世界對外直接投資最名的國家如巴西、墨西哥、中國的城市污染水平都呈現出下降的趨勢。在后來的研究中Levison和Taylor(2002)和Ederington和Minier(2003)出于對環境政策解釋貿易模式的模型認識認為將環境政策視為內生變量還是外生變量對研究的結論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前面的實證研究分歧很大的一個重要原因可能就在此。2、環境庫茨涅茨曲線的檢驗Grossman和Kruger(1995)首次提出了環境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互關系:隨著經濟的發展,環境先是趨于惡化,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環境質量惡化的態勢達到一個臨界值,之后環境質量趨于改善。用曲線表示這一關系其形如倒U與表征收入差距演變過程的庫茨涅茨曲線相似,因而被叫做“環境庫茨涅茨曲線”(Envi—romentalKuznetsCurve,簡稱EKC)。這一假說的提出引起學術界的激烈爭論,因為如果經濟發展是庫茨涅茨曲線出現的充分條件,那么環境庫茨涅茨曲線說明社會可以在增長中解決任何環境問題,從而低收入水平下的環境保護政策無疑是奢侈而沒有必要的。關于對這一曲線的實證檢驗,一些學者從他的存在條件出發,說明只有滿足一定的條件,才會有經濟增長與環境質量這一關系出現。LOPez(1994)驗證了庫茨涅茨曲線的存在要依賴于污染和清潔要素間的高技術替代彈性以及對風險厭惡有一個較高的偏好。另外,如果環境改善認為是控制污染投入的結果,那么正如Andreoni和Levinson(2001)所說的那樣,為了滿足庫茨涅茨曲線,技術必須能夠規模報酬遞增。到目前為止,雖然還有學者存在異議,但學術界對于存在環境庫茨涅茨曲線揭示的環境質量演變軌跡基本是認同的。在此基礎上學者們所作的研究一是通過對不同地區、不同污染物的實證研究來檢驗環境庫茨涅茨曲線是否存在。如最開始的Grossman和Kruger(1995)的跨國家研究,采用的是SO2和煙霧的排放量。結論是兩種污染物的排放量在某一個臨界值水平之下會隨著收入的增長而提高。一旦超過這一臨界值,污染排放水平開始減少。同年他對可吸入污染微粒物的EKC檢驗,卻否定了倒U形曲線的存在。另外一些研究如Dasgupta(2002)表明對于全球性的污染(如C02)以及一些很難被消除和清理的污染物,環境庫茨涅茨曲線似乎是不存在的。Dinda(2000)發現懸浮固體顆粒密度(spm)與人均國民收入水平之間存在正U型關系。當然,出現這些實證結果可能是特殊地域、特殊環境指標存在特殊演變規律,也可能與指標選取的時間跨度有關系。要知道經濟發展與環境質量之間的準確關系還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另外一些學者在研究污染指標與收入水平關系的同時加入其他的一些解釋變量來檢驗是否會對曲線形成產生影響。Cole(2004)通過研究貿易開放度、結構變化等因素發現,環境質量改善階段的出現得益于高收入水平下不斷增長的對環境法規的需求和對環保技術的投入,貿易開放,制造性產出所占比重降低和污染型產品進口的結構性變化。發展中國家是否能重復相似于發達國家的環境演變道路關鍵在于對生產型產品的收入需求彈性能否降低??偟恼f來,通過貿易和經濟發展改善環境質量似乎并不存在一條預先可知的路徑。貿易能夠引起經濟增長的變化,而這種變化本身既可能有利于環境也可能對其造成損害。如果比較優勢由環境管制的差異所決定,那么貿易很可能對環境是有害的。對于一些污染物尤其是對本國環境有重要損害的如與酸雨有關的N02,EKC曲線也許存在,但就全球范圍的污染排放,比如CO2和溫室氣體來說,EKC曲線是否存在還不十分清楚。三、國內關于貿易對環境影響的研究國內學者對環境與貿易關系的研究起步較晚,從1993年才開始涉足該問題的研究。徐嵩齡(1997)~我國的環境形勢和對外經貿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分析,指出環境污染、生態平衡的破壞已經成為制約我國外貿出口的客觀因素。趙玉煥(2002)指出了環境對貿易具有制約作用,環境可以作為一種對外貿易資源和產業。佘群芝(2003)對自由貿易和環境保護從理論和實踐角度進行了分析,指出應當利用環保熱潮,發展對外貿易。近期的研究仍然以實證為主。李秀香、張婷(2003)以C02排放量為例,采用單方程計量經濟學模型分析了出口增長對我國環境影響的規模效應、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楊濤(2003)采用單方程計量經濟學模型分析了我國的FDI流入與污染治理投資、GDP、名義工資等幾個變量之間的關系,得出結論是環境規制對FDI流入量的影響是負面的,但不是主要因素。段瓊、姜太平(2002)分行業考察了環境管制和國際競爭力的關系,得到結論:無論是污染密集型產業還是清潔產業,國內環境政策對國際貿易競爭力有負面影響的假設都不能成立。彭海珍、任榮明(2004)分析了環境管制與企業競爭力的關系,得到結論是加強環境管制會使企業增加環境質量投資,短期內可能會弱化企業的出口產品的價格競爭力,但長期來看,可以提升企業的環境競爭力,并且可以將其轉化為企業的成本優勢和差異化優勢。四、總結通過對以上文獻的分析,可以發現現有研究對對外貿易與環境問題存在著較大的爭論。在理論層面上,雖然己經形成了對外貿易的環境效應論以及環境管制的貿易效應論,但是還沒有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并且由于各種理論是建立在不同的假定之上,因而存在著較大的矛盾和爭議。在實證方面,國外現有研究多采用可計算的CGE模型,也有部分學者采用聯立方程計量經濟學模型、投入產出模型、空間分析與GIS模型。盡管研究方法不同,現有的大多數結論仍然支持貿易自由化會促進環境污染的改善。在環境規制的貿易效應等方面的實證研究尚沒有得到一個相對統一的結論。對于中國的對外貿易與環境問題,主要就是從一個發展中國家的角度來進一步探討以上問題,中國是一個對外貿易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大國,也是環境問題嚴重的國家。中國的對外貿易、外商直接投資與環境質量之間到底存在一個什么樣的關系,它們之間是否存在一個取合的關系,還是能互相促進,同步發展呢?環境法規和作為環境政策的綠色貿易壁壘對它們又起著什么樣的作用呢?這都是需要研究的問題。國內研究雖然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存在一些問題。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忽略了環境系統和經濟系統相互影響的關系,只考慮其中的一個關系,必然會影響實證結果的準確性。另外在實證方法、變量選取和數據處理等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國外研究模型的生搬硬套,多少脫離了我國市場經濟現狀和對外貿易的實際情況。并且將這些緊密聯系的問題割裂開來探討,將經濟系統和環境系統錯綜復雜的聯系相互割裂開來,只研究其中的一個方向的聯系或單一的聯系,這樣的研究結果很難令人信服。因此,從全面考察經濟和環境系統聯系的角度,考察中國的對外貿易和環境之間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聯系,對上述的問題進行系統的審視,得出一個在理論上和實證上都具有一定的說服力并具有一定的政策導向性的結論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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