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社會之人際傳播特點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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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華人傳播人際傳播家庭本位傳播模型“仁”推己及人

[摘要]：本文檢視儒家思想中「仁」的核心概念及其對華人社會人際溝通的影響。「“人”與“個性”只可透過群體來實現」這觀念對華人的日常生活與人際關系影響甚大。「仁」的觀念突顯華人的溝通模式跟西方強調透過個人努力得到解放與成長的模式，有很大差異。本文重點討論「仁」的觀念對華人傳播的影響及其意義，并提出「家庭本位」的溝通模型，用以解釋華人傳播的現象。

Abstract:Thispaperexaminestheideaof"Ren"(Benevolence)anditseffectsoninterpersonalcommunicationofChineseSociety.Sincetheideaof"Ren"(Benevolence)exertshugeinfluencesonChinesedailylife,theChinesecommunicationmodelemphasizedoncollectiveinterests,havegreatdifferencesfromthemodelofwesternsocietywhichisemphasizedonindividualefforts.Themeaningof"Ren"(Benevolence)andthe“Family-based”communicationmodelarealsodiscussedinthispaper,sinceitcanexplainlotsofphenomenaofChinesecommunication.

Keywords:

Chinesecommunication;Interpersonalcommunication;“Family-based”communicationmodel;"Ren"(Benevolence);Putoneselfinanother''''sposition

〔導言〕此文目的在探討華人文化中，「仁」的觀念對人際交往及傳播行為的影響。文章首先介紹中國傳統文化中「仁」的觀念，然后探討它對人際關系及社會規范的影響。最后，文章提出「家庭本位」的溝通模型，用以解釋華人在互相交往時出現的一些現象。

一﹑「仁」的觀念

「仁」是儒家亦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基礎觀念。自孔子以后，中國社會對「仁」的討論的觀念，從未停止過。即使在最近一百年里，討論「仁」的文章或學術專著，多不勝數（白奚，2004；朱風軍，2008；朱環，2003；成中英，1990；杜崙，2009；吳森，1989；金明華，2006；唐君毅，1989；梁漱溟，1977；陳榮捷，1990；張再林，1997；梅貽寶，1990；Chan,1975；Hang,1989）。在一般的討論里，大家對「仁」的闡述，都會或多或少引用以下的解釋：

「仁，親也。從人從二」。《說文解字》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吨杏梗诘谑耪隆?/p>

「克己后禮為仁……為人由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顏淵》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顏淵》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墩撜Z．雍也》

「惻隱之心，仁也……非由外鑠我也」。《孟子．告子上》

「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

「孟子曰：君子之于物也，愛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睹献樱M心上》

「子張問仁于孔子?？鬃釉唬耗苄形逭哂谔煜拢瑸槿室?。……恭寬信敏惠」。《論語．陽貨》

首先從字形上解，「仁」是「人」字旁再加「二」字，意即個人與其他人共存，屬于人與人之間相處的領域。當人與其他人相處時，自然會產生一些守則、規范及指引。儒家對于「仁」的內涵，以「愛人」釋之，當樊遲問「仁」時，孔子的答案是：「愛人」。

自漢代以來，儒學對中國文化有深厚影響。由于「仁」是儒家學說的核心思想，因此「仁」的觀念潛移默化在一般人的思想及行為中。透過剖析「仁」的觀念，我們更能瞭解華人處理自己本身與他人關系的一些現象。

中國文化中的「仁」是強調「愛群體」多于「愛本人」。一個人之所以成為人，是從「愛人」中體現出來的。只顧自己，不管他人福祉，便是「不仁」，也就不是「人」。要形成完善的人格，必須「行仁」，「行仁」就是「愛人」，須要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人而達人」。要成就自己的話，也就要成就他人，要做到人我一體，才算是「仁」。

「達己達人」、「人我一體」的概念讓傳統的中國人把群體利益跟個人利益捆綁在一起。當二者有衝突時，個人對群體或他人的義務，是大于個人或相對于他人自己所擁有的權利。在中國傳統思想中，個人與社會之關系中的個人義務，經常被強調，個人的權利則甚少被提及（梅貽寶，1990；吳森，1989）。孔子強調「克己復禮為仁」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是強調「求諸己」而非「求諸人」的態度。此外，他還指出「為仁由己」，豈「由人乎哉」？個人的修為是「行仁」之本，而非靠外人的幫助或指導。儒家認為「仁」的特質是與生俱來的，透過自身的修養，人人都可達至「仁」的境界。「修身」是儒家學說之中心思想，在修身之后，才可齊家、治國、平天下，達至人類社會長治久安的境界（見《大學》）。

「仁」之定義具有人與人之間相互關連的性質，它在不同的人倫關系上，有不同的呈現（manifestations），對個人行為的要求，也有所不同。

在儒家思想中，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及朋友，是最基本的五種關系。在這五倫關系中，各自蘊藏著個人對別人的義務和守則。在君臣關系中，君仁臣忠；父子間要父慈子孝；夫婦間要夫義婦聽；兄弟間要兄良弟悌；朋友間要長惠幼順。此謂之「十義」（《禮記．禮運篇》），是調節五倫的十個原則。這十個原則都是要求自己向對方作出的行為標準或義務，而非向對方提出之本身權利。這些行為標準是透過自我的修身而達至，而非由外力加諸本身而達成。吳森（1989）認為人權思想是西方的產物，「義務感」才是華人道德生活的原動力。中國傳統文化中「義務」多于「權利」的思想，促成「犧牲小我，完成大我」或甚至「殺身成仁」（《論語．衛靈公》）的理想呼吁。

除了「達己達人」、「克己復禮」及強調義務的人倫關系之外，「仁愛」的另一特點是強調有等級之愛，而非西方基督教的「博愛」或中國墨子的「兼愛」?？鬃诱J為仁愛是出于本性的愛，而本性之愛自然是首先愛血緣有關系的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然后隨血緣之近遠，一層層推演開去。在眾多的人情關系中，父母兄弟姊妹的關系是最密切及與生俱來的，因此孔子認為「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中國傳統之等級愛是推己及人，由家庭、宗族、逐步擴展到社會，達到「泛愛眾，而親仁」（《論語．學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之境地。

在愛家庭、愛社會之后，亦應愛大自然一草一物，但是它們是三種不同的愛，愛家庭成員是「親愛」，愛社會其他人是「仁愛」，愛萬物是「愛惜」。孟子說：「君子之于物也，愛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盡心上》）。在儒家學說里，愛是親疏有別的，首愛的是父母及家庭成員，然后是其他人及天下萬物。

二﹑「仁愛」文化的特色

縱觀上面對「仁」的闡釋，中國傳統文化在「仁」的觀念下，有如下幾個特點。第一，個人并非可以獨立自我完善的個體。他有能力修行，也可以達至「仁」的道德水準，但須要透過完成種種的社會責任，才能實現個人完善之人格。梅貽寶（1990）指出，中國傳統思想的一個重要基本觀念，就是個人與社會是相互依賴的，并非像西方思想里，社會與個人為同時獨立自存的實體，互相角力，此消彼長。梁潄溟（1997）曾指出，中國人似乎并不是為自己而存在，中國傳統思想強調個人對社會的責任及義務。「個人為其他人而存在及努力完善自我」，是在「仁」的觀念下所產生的中國傳統思想之一大特色。

其次，在「仁」的觀念下，中國傳統文化另一個重大特色是差等之愛。由于「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在不同的關系中，愛有不同對應之呈現。在不同的情境中，人有不同的行事及交往原則。許浪光（Hsu,1953）曾以「情境中心」的取向來解釋中國人的行為和生活?！赣H疏有別、長幼有序」是「仁」愛文化之一大特色。

中國傳統文化的第三個重大特色是在等級愛及孝悌為先的倫理觀念下，「家族關系」成為了人際交往的指導模式。由于推己及人的「己」是從家庭出發的，所以血緣關系變成最親密也是最可信賴及依傍的關系。非血緣的關系能否變成像自己與父母或兄弟那樣親切的關系，成為了量度社會親疏關系的指標。梅貽寶（1990）認為，中國之社會組織與社會關系都以家庭為模式，中國人稱皇帝為「天子」，百姓稱地方官為「父母官」，而好友則結拜為兄弟。這種「家」如「天下」的比喻，早在孔子時出現?？鬃犹岢觥杆暮Ｖ畠龋孕值芤病梗ā墩撜Z．顏淵》）。梁潄溟（1977）認為，中國人特別倚重家庭家族，以家庭關系往外推廣發揮，卻同時缺乏家族以外的團體生活，因而亦缺乏公共觀念、團體、紀律、組織能力及法治精神等「公德」。但對這個人或那個人的道德，即「私德」，則十分重視?！讣彝ケ疚恢髁x」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另一重大特色。

三﹑華人社會的傳播模式

從以上中國傳統文化的三大特色，作者提出華人社會的傳播模式為「家庭本位」的溝通模式。「家庭本位」的溝通模式有三大要素構成，它們是「家天下」、「推己及人」及「親疏有別」的觀念及行事原則。

（一）「家天下」

先說「家天下」。華人社會經常把世間事物以家庭作類比。與其他人親密的關系可以是「兄弟」或「再生父母」；有了成就便「光宗耀祖」、「衣錦還鄉」；做了不光采的事便「有辱門楣」、「愧見江東父老」；皇帝是「天子」，父傳子，家天下；亂臣是「賊子」，好官是「父母官」；「國家」是國之下還有家，沒家不成國；國仇便有家恨；國破便家亡，家破便人亡；四海如一家，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說人貧窮是「家徒四壁」，說人富貴是「家肥屋潤」；只要「家和」，萬事自然興旺。

以家族比喻事物的文化觀，滲入華人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大學迎接新生或公司迎新時，會說「歡迎加入這個大家庭」。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家庭是參照各類人與事的基礎坐標。若然成為家庭的一份子，便是自己人，否則便是外人，「非我族類，其心也異」。一旦成為自己人，一切事都好辦，有商量。假若是外人的話，便會保持戒心。華人社會中人際關系是否密切，基本上可從雙方是否以家庭成員之身份對待而知。假若上司待某下屬如子姪，他們的關系必然密切。如果生意對手只被視為朋友而非兄弟，他們的關系又自然相隔一層。

（二）「推己及人」

再說「推己及人」，華人社會有一個普遍現象，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親近的人，經常寒暄問暖。午飯時，問「吃過了嗎？」；天氣冷時，說「多穿衣服，小心著涼」；吃飯時，為你添菜；喝茶時，替你倒茶。這除了是一般的禮儀外，也體現了對人的關懷。但在西方人看來，這些關懷有時過了頭便到了滋擾的地步。在飯桌上，不斷為客人添菜，儘管客人已多次說夠了，主人仍要客人多吃，這種表現是向對方釋出善意，表示親近之情。

在華人社會里，二人交往，很多時會互相揣摩對方意思而不出于口，并以自己揣摩之意為正確，且按此臆測而行事。自己設身處地以為對方是這樣想，便憑此推斷并為對方作準備。儘管對方說「夠了，夠了」，主人仍認為是客套話，繼續為客人添菜。客人若想主人不再添菜，只有用行動表示，停止動筷，主人才會知道客人真的不用添菜。這個事例說明華人交往時，經常為對方設想，并將心比己，考量對方的思想及意愿。愈是親密的關系，如父母子女，為對方著想的因素便愈重。從好的方便看，是「為他人設想」、「將心比己」、「關愛別人」。但從壞的方面看，過份關愛變成了「多管閒事」、「強加于人」及「控制別人」。

另一方面，「推己及人」的「己」負有沉重的義務責任感，男的要養妻活兒，女的要持家有道，子女要孝敬父母，假若做得不足，便是未盡責任。華人往往把照顧家庭的責任，放在自己身上，而非所有成員的身上。對個人來說，成就的最大認可及光榮感并非來自社會及國家，而是來自家庭及宗族。光宗耀祖是華人最感驕傲的事。當個人在外有成之后，都會希望能夠「衣錦還鄉」；倘事業失敗，又會感到愧對「江東父老」。不少華人在父母去世時，除了感到傷痛外，還會有一份自責和內疚感，認為自己做得不足，沒有盡責任令他們長壽一點或生前過得好一點。出現這種情意結是因為華人社會里的個體負有沉重的義務感?？墒?，這種義務感只是對至親的人而言，愈疏遠的關系，義務感便愈薄弱。這正是梁潄溟（1977）說中國人缺乏「公德」的因由。

中國傳統思想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若能做到這樣，便能達至「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論語．顏淵》）的和諧社會。因此，「仁」的觀念是修身求諸己，然后推己及人。自己不想要的，不要加諸他人身上，自己想要的或想做的，都先考慮讓其他人先要或先做。這樣大家便無爭無怨，社會豈不和諧，生活豈不美滿？在「推己及人」的思想指導下，華人傳播的一些特點是「為他人著想」、「揣度對方的意思」、「為對方的福祉而行事」，在過度關愛對方時，甚至會「為對方作決定」或「為了他好而強加己見于其身上」。在人際溝通上，假若二人都正確地估量到對方的意思，并接受對方的好意，這種溝通將如魚得水，建立親密互愛的關系。但是假若二人并不能準確測準對方的意思，并且不完全接受對方的好意，這種溝通便可能變成「控制反控制」的爭持，造成緊張及敵對的關系。

（三）「親疏有別」

「家庭本位」的溝通模式另一重要元素是「親疏有別」。上面提到個人對其他人的義務感是按親疏關系而分彼此厚薄。在華人社會里，父母子女的關系是最親密的，在這種關系里的個人義務感亦最強烈的。華人在交往之初，一般是比較冷淡的，但日子久了，若雙方關系發展到稱兄道弟的地步，他們便可以無所不談，與初相識時的情況，有天壤之別。假若某人被認定是「自己人」，他所受到的待遇當勝于外人?？墒羌偃粲幸惶焖话l現是「叛徒」或違反了「自己人」應有之義，他所受的冷遇或懲罰，將倍于外人。這種里外有別的情形，亦是由親疏有別的原則引發而成的。

此外，當某人被認為是「自己人」之后，他有時并不比外人得到更好的待遇，這種情況的出現，通常是在他所居處的群體對外人或外界團體施行仁義之時。這時所有「自己人」都被視為一體，須對「外人」履行應有的「義務」。因此，里外有別及親疏有別并不一定就對「自己人」有利，要看情況而定。若「自己人」被認為叛變了或須要對外人履行某些義務時，親密的人反而有可能被加倍懲罰或對某些事情作出犧牲。

另一方面，假若二人關系深厚到像有血緣關系的父母兄弟，則在叛逆或犯過之時，此人仍將得到原諒或包庇，原因是「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這種因關系遠近而出現的不同待遇，在不明中國傳統文化的人看來，甚難理解。事實上，只要了解「親疏有別」及「孝悌為仁之本」的仁愛觀，華人的溝通及行事方式，并不是那麼難領會的。

「親疏有別」的觀念在華人傳播的行為上有十分明顯的影響。照常理說，愈親密的人，會愈多交談，愈多心底話的交流。但是華人并不一定是這樣，特別是有血緣關系的父母子女，往往交流不多，話也甚少。反而兄弟朋友之間還會多一些交流，原因是有「上尊下卑」的文化。這種文化基本上是要求子女服從恭順父母，從下而上的交流大可不必，也沒有需要。「上尊下卑」的概念廣泛地應用在華人的交往及社群組織之中，公司的老板一般不用聆聽下屬的意見，下屬也不宜向上司進言。中國傳統「上尊下卑」的規矩，并不鼓勵由下而上的傳播。因此，在華人交往時，最理想的狀態往往是能達到「稱兄道弟」的境地，而卻又未到「再生父母」的關系。「兄弟情」既能賦與「自己人」的優惠，但又無須走到對「再生父母」卑躬屈膝的地步。在商業活動中，跟華人做生意常說的一句話是「有關系，就沒關系。沒關系，就有關系」，但這種關系應該是止于「稱兄道弟」或「呼朋喚友」的階段，若是到了「再生父母」的境地，卻可能讓自己失去了自主并處于十分被動的位置。

四﹑「家庭本位」模型與傳播研究

「家庭本位」的傳播模型可以解釋到很多華人傳播的現象。例如有研究發現，華人經理在進行集體任務時，相對美國人經理，較少從中佔便宜躲懶，把自己的一份留給別人做，原因是華人經理知道其他人都為集體任務而貢獻自己，自己亦應盡自己的一份責任。強調個人主義的美國經理，則覺得集體任務并不能展現個人所長，工作做得不好，也非個人責任，因而會在集體任務中少干，把精力放在爭取個人利益的其他事務上（Earley,1989）。這個研究是比較美國及中國兩批正在大學接受管理訓練課程的年青見習行政人員。也許在其他樣本中，結果會有所不同。

此外，有一個研究把華人學生及美國人學生配對在一個買賣汽車配件的實驗中。研究發現，強調和諧價值的華人在談判過程中，由于不想與對方一開始便有衝突，往往在開價時不會過高，結果是自己吃虧（Liu,Friedman&Chi,2005）。

了解到在「仁」的影響下華人傳播之特點，將能改善華人在現代化進程中出現之傳播誤區，例如「上尊下卑」的規矩令父子有所隔閡，「夫義婦聽」的要求令夫婦間的期望有所落差。在西方價值的沖擊下，華人開始接受西方「人權」的觀念，強調個人的權利及個體的自主。但另一方面，由于上一代的教化及大傳統的潛移默化，華人并未能完全擺脫傳統溝通模式的影響。上一代與新一代的相互期望，往往有很大差異。例如「上尊下卑」的倫理并不完全被青年人接受，傳統大家庭的解體，亦對「家庭本位」的溝通模式有重大影響，例如強調個人利益的華人經理，并不一定就會盡心盡力完成集體的任務。當個人權利被強調時，個人對集體應有的義務便會被沖淡。

結語

二十一世紀的華人社會仍在繼續它們的現代化進程。它們的傳播模式既有傳統的「家就是天下」的觀念，也有現代化「個人為先」的價值觀。本文從「仁」的觀念探討華人社會的傳播模式，但必須指出，作者無意說所有華人都是這樣。這種「家庭本位」的傳播模式，并非是「有與無」的問題，而是「多與少」的問題。儘管華人社會日漸接受西方的價值觀及制度，但是「家庭為本」的傳播模式及價值觀，并不會在短時間內被西方「個人為先」之價值所取代，也許永遠不會被取代。將來華人社會的組織型態，最大可能是個人與家庭并重的一種新模式。至今為止，華人仍然十分重視家庭的社會角色。雖然個人權利日漸受到尊重，但是華人對家庭的重視仍根深蒂固。本文提出「家庭本位」的傳播模型，一方面是指出華人傳播的一些特色，并從傳統文化的角度，解釋華人傳播的一些現象。另一方面，「家庭本位」傳播模型的提出，是希望能夠引出更多在個人、家庭、國家及跨文化層面上的「中國傳播學」研究。

[參考文獻]

〔1〕白奚（2004）.〈儒家的人類中心論及其生態學意義〉?！吨袊軐W史》，2期，頁22-28。

〔2〕朱風軍（2008）.〈孔子仁學思想再探〉?！秲让晒呸r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0卷，5期，頁326-327。

〔3〕朱環（2003）.〈儒學與基督教道德哲學核心理念的異同〉。《政治．哲學》，5期，頁53-55。

〔4〕成中英（1990）.〈中國哲學的特性〉。見劉小楓編：《中國文化的特質》。北京：新華書店。

〔5〕杜崙（2009）.〈孔子的“仁、義”觀對培養當代中國公民意識的借鑒意義〉。《東方論壇》，1期，頁1-6。

〔6〕吳森（1989）.〈中西道德的不同〉。見郁龍余編：《中西文化異同論》。北京：三聯書店。

〔7〕金明華（2006）.〈中西方愛的倫理思想及其比較〉?！斗鹕娇茖W技術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4卷，6期，頁76-80。

〔8〕唐君毅（1989）.〈中西文化精神之比較〉。見郁龍余編：《中西文化異同論》。北京：三聯書店。

〔9〕梁漱溟（1977）.《中國文化要義》。臺北：向學書局。

〔10〕陳榮捷（1990）.〈中國哲學之理論與實際〉。見劉小楓編：《中國文化的特質》。北京：新華書店。

〔11〕張再林（1997）.《中西哲學比較論》，第一版。西北大學出版社。

〔12〕梅貽寶（1990）.〈中國社會思想與行為上的個人地位〉。見劉小楓編：《中國文化的特質》。北京：新華書店。

〔13〕Chan,W.T.(1975).‘ChineseandWesternInterpretationsofJen(Humanity)’.JournalofChinesePhilosophy,2,300-313.

〔14〕Earley,P.C.(1989).‘SocialLoafingandCollectivism:AComparisonoftheUnitedStatesand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AdministrativeScienceQuarterly,34,565-581.

〔15〕Hang,T.T.C.(1974).‘JenExperienceandJenPhilosophy’.JournaloftheAmericanAcademyofReligion,42,1,53-65.

〔16〕Hsu,F.L.K.(1953).AmericanandChinese:Twowaysoflife.NewYork:Abelard-Schuman.

〔17〕Liu,L.,Friedman,R.,&Chi,S.(2005).‘RenQing’Versusthe“BigFive”:TheRoleofCulturallySensitiveMeasuresofIndividualDifferenceinDistributiveNegotiations.ManagementandOrganizationReview,1,2,225-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