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與政治之辯證：賀麟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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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學術與政治，韋伯在1919年的講演中斷定：“這是兩個完全異質的問題”，“一名科學工作者，在他表明自己的價值判斷之時，也就是對事實有充分理解的終結之時?！保f伯：《學術與政治》，三聯書店，1998年，第38頁）學術獨立于政治不但是韋伯的結論也是普世性的現代訴求，五四以來的中國學術之具有現代性，正基于其內在的自由品格。但千方百計爭取獨立的中國學術，遭遇的卻是前所未有的全能政治，政治的纏繞和權力拘束為所有學者難以擺脫，其關系之復雜、過程之曲折，即使細讀韋伯也無法透徹理解。

1986年，著名哲學史家賀麟先生將1947年完成的《當代中國哲學》一書修改后以《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為名重新出版。新序有言：“全書在不影響原書的體系及主要論點的前提下，作了適當的修改和補充?！保ā缎掳嫘颉罚┙页蚀艘恍薷乃P涉的諸多方面，有助于我們深入理解學術與政治在現代中國所表現出來的關系形式。

一哲學的政治化

經過50年代政治學習、思想改造和學術思想批判等“洗腦”、“交心”的運動之后，賀麟一代的學者紛紛修改舊作以適應新的環境。馮友蘭修改《中國哲學史》，劉大杰修改《中國文學發展史》等都是著例。賀的《中國當代哲學》之所以要等到80年代才修改再版，原因正如他1988年為《文化與人生》的新版寫序時說的：“我記得我在1947年出版的《當代中國哲學》一書，曾引起一些人的注意。我對于孫中山知難行易說的意義，駁斥傅銅、胡適、馮友蘭等人反對此說的論點，及發揮知行合一說的理論，也還有其新穎之處。不過嚴重的錯誤在用了一定的篇幅吹捧所謂‘力行哲學’?！保ā段幕c人生》，商務印書館，1988年，新版序言）除了吹捧，此書還包含對辯證唯物論的根本性批判，如此強烈的政治色彩在此前的30多年中連修改的基礎也不具備。1986年新版之新，即在于以一種新的政治標準代替舊的政治標準，新舊兩版實際上都具有政治化寫作的性質。

賀在新版序中交代說：“只有第三章時代思潮的演變與剖析，因為涉及政治問題，且系基于學生的筆記寫成，由于我當時對于辯證唯物主義毫無所知，所以這次作了較大的修改?！本汀拔镔|在于意識之先”而言，舊版認為這是科學常識而非哲學，“哲學要問在理論上邏輯上什么東西最根本最重要：什么東西是核心，是命脈？”新版在“物質在于意識之先”之前加上“有人誤以為”數語以為限制；在指出哲學與科學的不同之后，加上“這并不能說是辯證唯物論”一句，表明所批評的并非真正的辯證唯物論，但辯證唯物論究竟是什么，新版卻沒有交代。

就辯證法來說，舊版首先強調，辯證法產生于哲學家研究人類情感生活后發現的通理，“只有應用到精神生活內心生活上去，才見其生動活潑”。賀本以此批評唯物辯證法，新版卻加上“各國新黑格爾派大都認為”一句，表明這不是自己的觀點。其次，辯證法不能顛倒：“馬克思并沒有把黑格爾的辯證法顛倒過來。我們要研究辯證法還當讀黑格爾柏拉圖的著作。讀馬克思的著作對于辯證法的學習，并無多大幫助?！毙掳鎰h去了最后一句，減輕批評的力度。第三，關于辯證法的三大規律，舊版認為對“對立統一”的原則，“辯證唯物論者從不曾好好發揮”，新版式改為“辯證唯物論者不見得有更多更好的發揮”，語氣稍緩；有關“否定之否定”的規律，新版沒有改動；關于質量互轉規律，舊版認為質量關系“既無所謂互轉，其本身和辯證法也不相干”，新版改為“它們的對立，不是僵死的，也有互相轉化，自身辯證發展的過程?！庇懈挠胁桓?，新版對辯證法的評論前后矛盾。

就唯物史觀而言，舊版以“以上種種說明了辯證唯物論哲學思想的貧乏，不過辯證法唯物論主要觀點還是它的歷史哲學”開頭，新版把這一句話改為“以上種種說明了辯證唯物論哲學的方法論，許多都是承黑格爾而來的?！闭Z氣由批判改為介紹。舊版對唯物史觀的批評有三點:一是判定它是注重社會背景的歷史觀，屬于“客觀的或外觀的研究”，雖不能說錯，卻不如“從思想本身來看思想”的內觀法的深刻;二是不同意下層決定上層：“在我們看來，經濟始終是工具，上層的生活才是目的，我們固然不否認工具的重要，但是我們更注意目的的重要?！薄皻w根結底不是經濟支配人，而是人在支配經濟，我們表面上受經濟支配，實際上受經濟背后的主人公支配?！比钦J為階級斗爭理論不足以解釋歷史：“這種只是政治斗爭的一個口號。但是歷史上的斗爭并不限于階級，我們也可以說歷史是觀念的斗爭，民族的斗爭”。新版對這三個觀點基本沒有修改，我們無法從中看出賀對唯物史觀有什么新的認識。（以上修改情況，參看舊版第61—67頁，新版67—74）

舊版一以貫之地以“批判”為基調，首尾一貫；新版易“批判”為“剖析”，有所肯定卻又保留了大部分“批判”，實際上并未改變舊版對辯證唯物論的批判。從棄舊迎新的角度看，這一部分的修改是不成功的。為賀設想，最好的辦法應當是全部改寫。

其實，新版的改動決不限于第三章。這一章的內容是批判實驗主義和辯證唯物論，以過渡到“正統哲學與三民主義哲學的展望”。所謂“正統哲學”，主要是西方源自古希臘羅馬的德國古典哲學和中國程朱陸王的新儒學，它的當代版即是三民主義哲學。三民主義哲學既如此重要，故舊版第四章全部討論“知行問題的討論與發揮”，前4節討論孫中山的“知難行易”，第5節討論的力行哲學，以為“當代哲學”的總結。孫中山既仍被奉為革命偉人，自無需大的改動，第五節則須全部刪去并換上。賀在新版序中對第四章的修改情況不著一辭，何以如此，我們不得而知。

舊版對蔣的評論，首先是在中外哲學的比較中發現其政治意義?！吧钋兄鞯匾姷揭粋€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須建筑在一個偉大的民族哲學與民族精神復興的運動上面，恐怕要首推為德意志復興建立精神基礎的大哲學家費希特了。而蔣先生謀國規模的遠大，識見的超卓，卻處處與費希特所見，幾若合符節。”（舊版第107頁）如批評本民族之墮落，復興民族首在復興民族的道德、發展民族性等，蔣都堪與費希特媲美。其次是從融會王陽明與孫中山的角度表彰其哲學價值。賀認為，王陽明致知之教，其歸宿即在一個“行”字，蔣的“力行”就是重新提出陽明的致良知之教。鑒于孫中山認為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與真理相背馳，而無補于世道人心”，蔣特別提出“致知難行易的良知”來融會陽明與中山。所謂“致知難行易之良知”，就是“本著我們自己的良知，照著我們總理知難行易的學說去做?！薄拔覀兇蠹医灾乐y行易的哲學，是今日救人心救民族最好的學說。這個知道就是知，就是良知。我們能夠努力實行這個知難行易的學說。這就是致知難行易的良知?！保ㄅf版第111頁）一個融會了從王陽明到孫中山的哲學，當然就是中國哲學史上知行問題研究的最高成果：“蔣先生的力行哲學實在是發揮了中山先生知難行易說的偉大成果，也就是為知難行易謀最高的出路，求最高的證明?！保ㄅf版第117頁）其三是把“行”與古儒“仁”、“誠”聯系起來分析其文化貢獻。舊版把蔣的前后言論聯貫起來，認為“蔣先生不惟承認仁是人的天性，而且指出行亦是人的本性。這種看法不惟對人性有新認識，且于孔孟性善說也有新的證明與發揮?！保ㄅf版第113頁）蔣的人生觀“實亦代表中國儒家正宗的仁的人生觀”。

蔣之于中國哲學是如此重要，一旦刪去，豈不殘缺不全？賀應當感到高興的是，蔣之后有?！秾嵺`論》所論也屬于哲學史上的知行問題，而且他同樣重視實踐。所以以毛易蔣，內容上仍然和諧一致。新版以“知行合一問題——由朱熹、王陽明、王船山、孫中山到《實踐論》”為結束?！皬霓q證法唯物論的認識論來看”，朱熹的知先行后論沒有看到知識的感性和實踐的基礎；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只是主觀上內心體驗，王船山見解正確卻沒有把知行問題作為哲學的重點；孫中山的知難行易缺點最少，但把知行劃分為二截，認為難易懸殊，理論實踐上都有困難?！安幌裰祆淠菢影阎蟹譃槎?，也不像王陽明那樣在當下的直覺里或內心的良知里去求知行合一，他乃是在階級斗爭和社會實踐、生產實踐里去求理論與實踐的辯證統一，他不像孫中山那樣去作知行孰難孰易的比較，他不像朱熹、王陽明兩人那樣皆同隱于內心生活體驗、知先行后的說法，而是提出知識出于實踐而又為實踐所證明的實踐論。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掌握住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武器，并靈活地運用它來處理知識與實踐的具體的歷史的知行統一論。所以他在立場上，唯物觀點上，辯證方法上以及問題的提法上超過了孫中山，揚棄了、發展了王船山的革命觀點。他文中雖未提到他們，然而他又沒有把他們的貢獻完全拋開”。（新版第209頁）所以，不是孫中山，更不是，而是，才是中國哲學的最后總結。

49年以后的舊作修改一般都不成功。馮友蘭對此體會甚深：“在解放以后，我也寫了一些東西，其內容是主要是懺悔，首先是對我在40年代所寫的那幾本書的懺悔。并在懺悔中重新研究中國哲學史，開始寫《中國哲學史新編》?！钡斑@個修訂本只出了頭兩冊之后，我又感到修訂得連我自己也不滿意。我又著手修訂修訂本，但是在它即將付印之際，我發現這個修訂修訂本也必須重新再寫。這一次，我完全從頭開始重寫。三十年已經過去了，就這樣修訂、重寫，還沒有出版定本?！保ā度商米孕颉?，《三松堂全集》第一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7、309頁）賀對第三章的修改是不成功的，但第四章以毛易蔣后，讀起來并無突兀湊合之感，因為新版舊版都是政治化寫作，其上下關系、歷史位置乃至一些觀點大同小異，兩版各成一史，均較完整?？梢?，如果政治的力量強大并內化為學者的自覺認同，則政治與學術就沒有矛盾。40年揮，80年代闡釋，其間的過渡當然充滿緊張和苦惱，在兩頭卻似乎圓融無礙，水到渠成。

二政治家的哲學化

哲學家認同政治，政治家需要哲學，哲學與政治在現代中國有相互接近的趨勢，這是政治家進入哲學史的基礎。

古中國有君師合一、政教合一的傳統，在此傳統中成長起來的蔣、毛都有“老師”情結，蔣愛以“校長”自居，毛在給個人崇拜降溫時仍愿保留“偉大導師”。自然，對于始終以“革命者”自期的政治家來說，傳統觀念的存續并不是主要的，更重要的是現代中國全能政治的需要。領袖不只是擁有至上權力，更應當具有思想道德上的權威，以其道易天下。所以在繁重的軍政事務之際，他們都一度成為哲學著作家。認為：“有了哲學基礎，然后我們的人生觀才能確定。一切榮辱，成敗，利害，生死，才能看透......一個人沒有確定的人生觀，臨到危險的時候，就難免變節，臨到富貴貧賤轉變的時候，也難免變節?！保ㄅf版第108頁）也認為：“一切大的政治錯誤沒有不是離開辯證唯物論的?！保悤x主編：《讀書筆記》，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31頁）他們都認識到，為著實現治國平天下的大業，哲學不但可以用而且必須用。

哲學如此為政治家看重不是偶然的。從晚清開始，注重自我意識、反抗權威、重心貴力的陸王心學及大乘佛學獨得盛大發揚，在不同時期擔當了國家領導之責的蔣、毛兩人，均對陸王心學深有體會，都認識到革命需要的個體的堅強意志和犧牲精神。雖然在政治上尖銳對立，但他們的哲學卻有兩個共同的特色。一是注重精神。有言：“我們今天要抵抗敵人，復興中國，完成革命，并沒有什么困難，只是在我們一念?！灰獋€個人照著自己良心上所認為應該做的事去做，則一切不好的動念，如個人的意見和私仇可以消除凈盡，這是致良知?！保ㄅf版第110—111頁）在《矛盾論》也使精神突破物質的限制：“我們承認總的歷史發展中物質的東西決定精神的東西，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但是同時又承認而且必須承認精神的東西的反作用，社會意識對于社會存在的反作用，上層建筑對于經濟基礎的反作用?！焙髞砀窃絹碓綇娬{人是決定性的因素：“最重要的方面是能動性，提高中國人民的能動性、熱情，鼓吹變革現實的中國是可能的?！保ā蹲x書筆記》第828頁）二是強調行動。有云：“致就是行，致良知就是要打破行難的錯誤觀念，就是要實實在在地去做?！保ㄅf版第110—111頁）不但早期即有“與天奮斗其樂無窮，與地奮斗其樂無窮，與人奮斗其樂無窮”的名言，后來也認為“先行后知，知難行易”（《讀書筆記》第863頁）哲學的政治功能之一，是砥礪主體意志，鼓舞行動勇氣，這里的意志是有明確的目標和統一的紀律的意志；行動是有組織、有目的的集體性政治軍事斗爭，他們的哲學是掌握群眾的理論，是變為物質的精神。蔣、毛都不是柏拉圖意義上的“哲學王”——按照英國學者巴克的解釋，“理想國”的“哲學家不能對國家進行任意的動搖和變化，他應當讓它在對其基本原則的忠實尊奉中保持穩定，靜物一樣的穩定?！保ǘ騼人固?巴克：《希臘政治理論》，吉林人了出版社，2003年，第286頁）

蔣、毛是否有入史的資格，要由史家來審查。確實，我們沒有看到一本西方哲學史把拿破侖、俾斯麥或其他什么政治人物的思想寫進去。羅馬皇帝奧勒留之入史，不是因為他是皇帝，而在其《沉思錄》是斯多葛主義的經典，而且奴隸出生的愛克比泰德也享有同樣的哲學地位。但是，蔣、毛的哲學并非政治家的私人獨語，而是現代中國牢籠百態的意識形態，一度為無數人所信仰?？箲鹎爸芊鸷Ｕf過：“相信主義要做到迷信的程度，服從領袖要做到盲從的程度?！保ㄒ园计妗?lt;中國之命運>——極端唯心論的愚民哲學》，《艾思奇文集》第一卷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87頁）1958年，柯慶施等人也說過：“相信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保ㄒ岳钿J《的晚年悲劇》，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338頁）這種個人崇拜的言論，反映的是一種“主義”言說是如何成為一種真實的動員力量，并深刻地導引、規范著所屬時代的文化思想，這就是毛的名言“馬克思加秦始皇”的真正意義。所以“主義”云云不一定是哲學，卻常常支配著哲學。比如賀麟的唯心認，一方面固然有德國古典哲學的資源，另一方面也與“主義”取同一主張：“新的中國哲學，主張一切建筑在理性的基礎上，精神的基礎上。沒有精神，什么都沒有。也只有精神的基礎才是最鞏固的基礎。革命先要革心，知人貴相知心，甚至戰爭也以攻心為上?！保ㄅf版第68頁）49年以前的哲學史要寫，49年以后的哲學史要寫，迄今為止，海峽兩岸關于毛、蔣的哲學研究已是汗牛充棟，其中不都是宣傳。

三哲學家的政治關懷

在現代哲學家中，賀是政治關懷較深的學者。49年以前，對他也禮遇有加，數次召見，不但邀他到中央政治學校講課，而且其侍從室在戰爭期間直接支持賀麟主持的“西洋哲學名著編譯委員會”，如賀所說：“自從民國三十年中國哲學會西洋名著編譯委員會成立后，我們對于西洋哲學，才有嚴格認真，有系統的有計劃的經過專家校閱夠得上學術水準的譯述和介紹?！保ㄅf版第26頁）以“抗戰領袖”而關心純粹哲學，賀有知遇之感。馮友蘭也是官方學者，其《新原道》從孔子開始一直寫到自己的“新統”，卻沒有孫中山、的位置，甚至還批評過孫中山的學說。賀不但在政治上維護蔣，還通過重心強調、歷史聯系、補充發揮等方式努力使蔣的哲學精致化、學理化。49年以后，賀麟的政治熱情沒有降溫，且很快與時俱進?！爱斔谝淮巫x完《新民主義論》以后,就產生了，當年第一次讀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講演集時的類似感受?！保钭游酰骸顿R麟的生活與哲學》，《會通集》，三聯書店，1983年，第17頁）1951年，賀表示“參加改變了我的思想”；1955年批判胡適時，有人因他“很臭”而不讓他參加寫作班子，賀主動寫了《兩點感想，一點反省》一文發表。1957年4月，召見周谷城，賀奉命作陪。周谷城回憶：“大家受到領導同志的鼓舞，學習理論的熱情都是很高的。賀麟同志則更積極，大有盡棄所學，專讀馬、列、毛書之概。記得大約在1965年11月左右，他有一次參加政協組織的參觀學習團，路過上海，順便到我家談天，看到我書架上亂七八糟的書，幾乎全是老古董；抽一本看，是柏格林的《物質與記憶》；再抽一本是柏格森的《時間與自由意志》，再抽一本則是詹姆斯的《極端的經驗主義》，他不抽了，笑著對我說：‘盡看這些！’”（賀麟：《現代西方哲學講演集》，周谷城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982年，賀加入中國共產黨。

新的政治認同改變了他對現代哲學的認識。他對胡適的實驗長期持批評態度，但對胡適其人甚為尊敬。1945年曾致信胡適：“先生近年為國宣勞，功績至偉，而對學問如此努力，寫作收獲如此之多，使國內朋友聞之莫不欣佩奮勵。除亟盼先睹尊著外，并尤褥祝英文本的《中國思想史》早日寫成出版。麟近應《五十年來的中國》編者潘公展先生的約，寫有《五十年來的哲學》一文，文中有兩三處提及先生，雖覺表述的不充分，但也足見向往之忱，特附寄一閱，尚祈指正?！保ā逗m來往書信選》下冊，中華書局，1980年，第40頁）但數年后，賀卻開始批判胡適“反動的資產階級唯心論思想”，至有“胡適成為美帝國主義的走狗，成為頭等戰爭罪犯，與人民公敵一文一武，異曲同工，決不是偶然的”等語。對于舊版中高度評價的哲學家們，1961年卻認為“他們把西方哲學某一流派與他們喜愛的中國哲學某一流派相聯系，來一個‘中西合璧’，這樣就使得自己的哲學思想有一點‘創造性’，自創體系，自己搞一套雜湊的哲學，更可以欺騙和影響較多的讀者、青年?！@種所謂‘中西合璧’的一套思想，乃是不中不西的東西，既不是客觀科學地介紹西方哲學思想，也不是實事求是地整理中國的古典哲學著作，沒有推動學術文化的向前發展，反而拖著向后退?！保ㄙR麟:《加強對西方現代哲學的研究》，《現代西方哲學講演集》第176頁）當然，在1986年的氣氛中，胡適和那些“不中不西”的哲學家們已開始卷土重來，賀已無須按五、六十年代的標準來修改了。他應該慶幸自己沒有五、六十年代修改舊作，那意味著馮友蘭的遭遇在等著他。

賀的政治關懷不是被動的。他早就認為：“凡是一個哲學家，與政治家總有著密切的關系，哲學思想與政治思想亦有著密切的關系，兩者往往互相了解，互相呼應，終必殊途而同歸?！保ㄅf版第69—70頁）他是對政治敞開大門的哲學家。1941年《學術與政治》一文的重心，是說明“獨立自由”和“脫節”根本是兩回事?！耙粋€學者求學術的獨立與自由，有時誠應潔身自好，避免與政治發生關系?！氈毩⒆杂膳c‘脫節’是兩回事，求學術的獨立自由可，求學術與政治的根本脫節就不可，學術與政治不但須彼此獨立自由，還須延緩此分工合作，就好像許多獨立自由的公民，分工合作，形成一個健全的近代社會?！贝苏撏耆_，尤其是在政治不上軌道、政府專制獨裁的現代中國，學者的“潔身自好”，學術的超然脫節，很可能助長政府的胡作非為，最后仍不免要傷害學者和學術。所以賀特別批評學術界逃避政治、視政治為畏途的現象：

在初期新文化運動時代，學術界的人士，完全站在學術自由獨立的立場，反對當時污濁的政治，反對當時的賣國政府，不與舊官僚合作，不與舊軍閥妥協?！瓕W術界這種獨立自由的態度，可以說是為腐朽殘暴的北洋軍閥作了釜底抽薪的反抗，使他們不能羅致有力的新進分子，去支持陳舊腐敗的局面；間接有助于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成功。此后政治雖有不少紛亂，學術上的自由獨立，仍然保持相當的水準，但是學術界的人士，對于統一尚未真正成功的國民政府，態度似乎不能一致，冷淡，超脫，不理會是當時學術界的普遍現象。到了七七事變，學術界的人士，也就進而對政府取盡量輔助貢獻的態度，政府對于學術界也取咨詢尊重的態度，我們希望我們中國漸漸有自由獨立的政府，來尊重自由獨立的學術，同時也漸漸有自由獨立的學術，來貢獻于自由獨立的政府了。(《學術與政治》，《文化與人生》，商務印書館，1988年，第246-247頁)

賀此論基本上是站在國民政府的立場講話。學術脫離政治在北洋軍閥時代之所以是對的，因為它客觀上支持國民革命。賀對當時的國民政府基本上是滿意的，1945年給胡適的信中就說：“中央政府不患其不民主，而患其腐敗狹隘，不能集中人才，有害民生耳。三民主義中，國民黨貢獻最少者亦惟民生。共產黨人黨見甚深，信仰甚偏，恐反較少民主精神也?！保ā逗m來往書信選》第40—41頁）

1956年，賀把政治上的忠誠奉獻給此前曾批評過的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再度批評學術脫離政治的現象∶

但是共產黨和領導的人民政府做了數不清的驚天動的偉大事業，有著無限的威信，為全國人民所衷心愛戴，所有知識分子、專家、學者們大都興奮感激，擁護歌頌之不暇，更沒有人愿意脫離政治，自外于人民、自外于社會主義的革命建設。所以現在的問題已不是脫離政治的問題，而是知識分子在他的專業基礎如何依靠黨，得到黨的幫助和指導的問題。(《知識分子怎樣循著自己專業的途徑走向社會主義?》《哲學和哲學史論文集》，商務印書館，1990年，第449頁)

舊版擁蔣，新版頌毛，賀的哲學觀一貫通。他沒有指出甚或沒有注意的是，學者主動以學術貢獻于政治是一回事，在號令下把學術政治化或以政治取代學術是另一回事。其間的關鍵是政治家是否承認并尊重學術獨立，政治本身又是否“獨立自由”？無視這個差別而要求學術與政治的聯系，即使理論上說得通，實踐上也只會導致學術的取消。以賀本人為例，曾經寫出過《時空與超時空》、《知行合一新論》、《宋儒的思想方法》、《辯證法與辯證觀》這樣文章的人，后來除了批判和翻譯，基本上沒有真正的哲學論文，以至于在遲暮的1988年，只能抒發對舊作一往深情：“《文化與人生》一書雖然在編排方面有不少缺點和錯誤，初次在報刊上發表時，讀者尚有較好的反響。我自己也感到相當滿意?！保ā段幕c人生》，商務印書館，1988年，新版序言）

四政治家的哲學地位

賀是哲學中人，并沒有在政治學說與哲學之間劃等號。他的標準是：“至于哲學的職責，則一方面要超出常識，成立一貫的理論系統，另一方面又要解釋何以常識表面上最易接受，而理論上欠貫徹的地方。如果要成立一種學說，就事實言，必能解釋問題范圍內所涉及的一切事實，不能有一個例外。只消有一個例外，則此項學說便發生動搖，須得修正；就理論言，則該項問題中的主要概念必須加以嚴密的分析，而下一謹嚴的界說。對于概念和概念間的關系，必須建立有基本的原則，以作立論的根據。簡言之，‘據界說以思想，依原則而求知’，是成立任何理論所必須遵循的方法。必須這樣，才可得到普遍必然貫通的而不矛盾的真理或理論系統?！保ㄅf版第71頁）據此，孫中山、對知行學說有貢獻，所以可以入史，而馬克思主義“壓根兒就沒有哲學興趣，他們只徒摭拾黑格爾幾句口頭禪，牽強附會以為他們的信仰作辯護，以為他們的主義作宣傳，他們的興趣本既不在哲學，更不在了解黑格爾的哲學?！保ㄙR麟：《黑格爾》，譯序，商務印書館，1936年）之所以提到辯證唯物論，只是因為它是“九一八”前后十年間的思潮之一，要專辟一節予以“批判”。

然而，“為信仰作辯護、為主義作宣傳”是政治家的天職，馬克思主義如此，孫中山、又何嘗不是如此？舊版其他哲學家均有批評，獨對孫、蔣只有聯貫、闡釋、發揮而無任何批評。從賀對孫、蔣的細密鋪陳來看，他并非在做應景文章，更不是外部壓力下的政治表態，而是基于學理的評論。但我們注意到，在賀頗為自得的《知行合一新論》一文中，卻沒有孫、蔣的位置，這表明對知行問題提出“新論”，并不需要以孫、蔣為出發點。他們之進入哲學史，借助的是賀麟的力量。賦予一種政治論說以哲學意義，這是政治家取得哲學地位的一種方式，它主要通過哲學家來完成。

還是共產黨人干脆。1941年，艾思奇發表《抗戰以來幾種重要哲學思想述評》一文，給哲學下的定義是：“哲學是各階級黨派的世界觀，是他們認識事物的理論基礎和方法指南?！保ā栋计嫖募返谝痪?，第549頁）所以，不但辯證唯物論，陳立夫的唯生哲學、閻錫山“中的哲學”、國家社會黨的哲學、中國青年黨的哲學、張申府的哲學，都是當時“重要的哲學思想”。后來也說：“我勸在座的同志，你們如果懂得唯物辯證法，那就還需要補學一點它的對立面和形而上學，康德和黑格爾，孔子和，這些反面的東西，需要讀一讀?！保ā蹲x書筆記》第691頁）黨派世界觀就是哲學，哲學研究就是政治斗爭的一環。在比較陳立夫與閻錫山時，艾思奇竟然能發現他們在權力系統中的不同位置甚至掌權時間：“‘中’的哲學不同于唯生論，在社會基礎上說，就是后者只是代表大革命以來才當權的國民黨當局者的世界觀，而‘中’的哲學卻是民國以來就統治自成一個局面的地方政權當局者的哲學?！保ㄍ?，第571頁）賦予哲學以政治意義，這是政治家取得哲學地位的另一種方式，它主要由政治家自己來完成。

然而，不是任何政治家都可以進入哲學史的。政治家與哲學家不同，他不是在哲學領域內作具體的研究和學術的推進，其在哲學上的地位，主要不是其具體的論述和學術上的創造，而在于以其地位和影響力，或無意識中轉移一時風氣、引領時代潮流，或有意識地借助權力推行自己的觀點，給一時代的哲學打上烙印。政治人物有大有小，有顯有隱，能夠發揮這種影響且又為學者目力所及的，只能是政治上的大人物，通常就是最高統治者，哲學史有其勢利的一面。支持國民黨的賀麟40年以前不會想到把陳立夫和閻錫山請進哲學史，49年以后的大陸哲學史，除了以為批判對象外，一般也不再提及陳、閻等人。當然，大、小，顯、隱是不斷變化的，40年代的哲學固屬統治思想，亦非書齋學者，不但其《實踐論》發表后不久就成為共產黨控制區域的哲學經典，而且在毛的倡議下，艾思奇、何思敬等于1938年9月發起成立“延安新哲學學會”，許多機關、學校也成立了哲學小組。后來說：“過去在前線聽到延安新哲學學會成立，前線同志聽了都很高興，引起了研究新哲學的興趣。因此，兩年來，辯證法大大地發展了，在華北及全國的一切進步地區，都研究著新哲學?！保ㄔS全興：《與中國20世紀哲學革命》，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第357頁）確實在局部地區影響了中國哲學，作為一個掌握政黨、擁有軍隊、治理數千萬公民的領袖，毛至少遠遠比一些學院哲學家更重要。賀麟可能看不到《實踐論》及毛的哲學影響，但即使看到了，他也不會把寫進舊版。政治成見而外，在49年以前的論著不具有那樣的全國性，他作為中國哲學家的地位，是1949年以后取得的，與此同時則下降為臺灣地區的哲學家。所以，即使在1986年寫“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毛似乎也不能取代蔣的位置。以毛易蔣的理由只能是哲學的：的哲學比的哲學更有創造性，更能代表中國哲學的進步。

但賀沒有把理由講出來。其哲學史寫作、修改的實踐表明，一旦涉及到政治家，賀的哲學判斷就不太清明。1988年在檢討其“吹捧”的錯誤時說：“殊不知的目的、方針、政策均與孫中山相反，因而使得這書很早就在臺灣出版?！保ā段幕c人生》新版序言）吹捧自非哲學家所宜，類似“這是他自己偉大人格的寫照，自己實行主義矢死不二，忠貞精誠的態度的自白。這也充分表現他之所以能領導革命偉業，領導抗戰建的大業的精神基礎”之類也很肉麻，（舊版第115頁）但蔣之能否入史與其是否背叛孫中山無關，孫不是哲學的標準，其他任何政治都不是哲學的標準。孔子有云：“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辟R麟的變化只是時空環境變化的產物，而不是哲學思想的變化，正是孟子所謂“望道而未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