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治國新思維研究論文

時間:2022-09-06 09: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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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治國新思維研究論文

過去打開電視、翻翻報紙,這里竣工、那里剪彩,到處都是好消息?,F在的問題可多了。7月里,光震驚海內外的礦山事故就有三起,兩百多礦工被地下的黑暗吞噬。各種壞消息紛至沓來,有人將當今大陸的社會問題概括為三大病——窮病、富病、窮富病。貧者抑郁,內生疾患,外露怨懟;富者張揚,奢侈放浪;貧而欲急富者,往往為娼為竊、為貪為盜,恣意妄為。如今無論貧富貴賤,不滿情緒相當普遍。如今大陸社會角色混淆,官不象官常伴大款,商不象商勾結黑幫,學不象學心向官場,就是社會心態的外露。

為什么在經濟大發展、生活逐漸富裕的今天會出現這樣的狀況?值得人們深思。當然最為此憂慮還是為中國擔負著責任的“黨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

20多年的市場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為經濟發展帶來了強勁動力,同時也打開了物欲的閘門。一切向錢看,成為了世俗信仰,成為了基本的價值取向。全民求富,舉世若狂。但別忘了,富裕是有標準的,在外以西方發達國家為標準,在內以社會分化為參考。這就注定了全民求富的理念和實踐,隨著時間的推移必將陷于悖論之中,必將帶來巨大而普遍的社會矛盾。社會的資源和財富是有限的,一旦普遍增長不能掩蓋差距的擴大,社會挫折感就會廣泛發生,多數社會成員對現行制度及改革開放政策的評價日益向負面轉化。如果這時,在社會的精神領域是信仰真空,人們只有現實的物質生活而沒有對生活認知與理解,物欲的激流就會把一切沖毀。

以德治國,就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提出來的,以德治國的核心就是要收拾人心。即重構中國社會的信仰道德體系。

以德治國要施仁政、興教化,緩解社會上的急功近利、利欲熏心之風,恢復人之常態和社會穩態。具體的目標至少要有三項:

一、重筑信仰

如今世風日下、道德滑坡,是有著深刻的思想文化的內在原因的,即信仰的缺失,信仰是道德的基礎,信仰缺失造成了道德潰散。道德是自律,是人內心里自我約束??扇藗優槭裁匆s束自己?這其后有著意識根源,即信仰。人因信仰而遵從。

信仰是道德的前提與基礎。信仰是人對生活及生命意義的解讀,它表現為現有物質利益乃至現實世界以外更高價值的敬畏與追求,由于有了超越于現實功利以外更高尚與長遠價值目標的追求,人們才會約束在現實世界和現實生活中產生的欲望,人們才會約束自己本來具有的所謂“理性”,即自私的本性。簡而言之,人是因敬畏而克制,道德因信仰而生。沒有信仰的人,不信“上帝”的人,其實他自己就“上帝”,這種人是不信“邪”的,任何功利二字以外的東西皆免開尊口。俗話說:“不見兔子不撒鷹”、“無利不早起”,這種人當然不會接受別人制定的規則,當然不會慎獨,當然也不會有什么道德。

既然社會道德狀況好壞與人民的信仰有關,以德治國的首要任務就是在綜合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現代文化的精華的基礎上,為中國人建立一個新的信仰體系,并大力提倡、實際引導,使我們當代中國社會的功利心有所消退,空靈之氣有所上升,使人民的精神有所皈依,為人民建立起一個精神的家園。

二、揚善抑惡

要在中國重構信仰,但中國今天畢竟改革開放了,如今實行的已是市場經濟。而市場理性與屬于精神價值領域的信仰、道德一類是絕對不搭界的。因此,以德治國就要處理好一個基本的關系——市場理性與信仰道德,兩種相異的基本價值的平衡,必然要實現理性與道德的妥協。現在中國急需找到這種妥協的策略原則。

世情洶涌、惡俗流行,等待經濟發展后人民道德高尚,實在是遠水解不了近渴。況且,如此社會氛圍經濟發展也難于健康持久。因此,大陸的道德文化建設必須在“二難”之間進行——既要滿足人民的需要,又要改變人民的觀念?!霸诟脑炜陀^世界的同時,改造人們的主觀世界”?!皬纳迫绲?,從惡如崩”。追求物質享樂是人之“本性”,是人之常情,根本用不著鼓勵,相反要加以限制與抑制。改革開放之初提出鼓勵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是極其特殊的歷史條件下的極其特殊的現象,決非歷史的常態。中國歷朝歷代的常態是“存天理,滅人欲”。如今當然談不上“滅人欲”,但再也不能火上澆油了,否則真要欲火焚身了。

老子說:“人之道,損不足補有余;天之道,損有余補不足”。以德治國要行“天道”——揚善抑惡,名利分流。

揚善抑惡,是提倡目的與手段的統一,反對不擇手段的功利主義、實用主義。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商品拜物教形成的貨幣崇拜,促使人們不擇手段地獲取金錢,只重結果不顧手段,用金錢的光芒裝扮自己,可以洗刷一切不道德的罪名。而不擇手段的非道德成功,又會進一步產生示范作用,進一步加劇社會非道德化傾向,使后來者變得更加急切和貪婪,從而造成了更大混亂與無序,使社會交往和競爭陷入惡性循環?!俺烧咄鹾顢≌哔\”的實用主義的價值標準是腐蝕大陸社會道德的一劑毒藥。

目前大陸是一個唯“實”的社會,“實”字充塞視聽,俗不可耐。殊不知清談誤國,庸俗也會害國。過分的貶“虛”、求“實”,舍“名”、逐“利”對一個社會來說也是一種片面性,是一種浮躁。務虛與務實不是截然對立的。如果務虛是高瞻遠矚、顧全大局,就應當提倡;如果注重名節是遵守道德規范、講求原則,就更應當表彰。

社會本應是多種角色的復合體。社會分工使人們在職業、身份等方面有所差別,擔任不同的社會角色。各種職業與角色都為社會所需要,都有自身的社會價值,都應得到社會的尊重,也都應當自尊和具有職業的榮譽感和職業道德。

多種社會角色、多種社會職能自然形成了價值選擇的多樣性,社會評價的多重性。從事不同職業、擔任不同社會角色、具有不同社會地位的人們都應安居樂業、各得其所,這本應是任何一個成熟穩定社會的正常現象。

但遺憾的是:目前大陸社會的角色意識出現了相當程度的混亂,過分地向金錢、權勢傾斜。大款、權貴成了絕對英雄,這是極其不正常的現象,甚至是危險的。成語道:安分守己。中國古代的思想家早已注意到社會成員各司其職,各得其所的重要性?!墩撜Z》:“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孔子這里講的“不均”不是指社會財富分配不均,而是指人們不能安分守己、各得其所。收入高、權力大本不應是惟一的社會價值,更不能抹殺其他職業和身份的價值,但現在有錢、有權即是一切,社會輿論對金錢、財富、權勢阿諛獻媚,“中關村”一下出了50個“英雄”。與此相應的是社會對普通、平凡的勞動者的疏遠、甚至鄙視。一次大陸某地中學生中的職業取向的調查中顯示,工人被排列最后,僅占2%左右。高收入、高地位在任何一個社會中都是稀缺資源,注定與大款、高官無緣的社會大多數成員本應有其他的生活意義,也應自己的人生追求,但目前是社會輿論一邊倒,風氣對錢、權趨之若騖。有的鄉村的農家墻上赫然刷著大標語——“誰致富誰光榮,誰受窮誰無能”。富者為尊、有錢有理、名利雙收,貧者為賤、沒錢可鄙、名利皆空。如此荒謬的邏輯、如此惡劣的風氣,一方面造成了社會精英的張狂、浮夸、虛妄;另一方面造成了普遍民眾的心理焦慮,結果必然是物欲洶涌、人心惶惶。正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照此以往,天下不亂何哉?

當然,從另一方面看,如今中國社會也不可能走回以前的老路上去,阻止人們對金錢與物質利益的追求。面對現實,應當采取的是“德利分流”的原則,將社會的基本價值取向分別引向兩個方向,疏導人們欲望。通過建立分別的競比系統,使不同的社會群體獲得各自的生活目標、工作的動力,從中實現各自的人生價值、獲取生命的意義。平凡的勞動、無私的奉獻、高尚的行為,應當成為社會道德表彰的主要對象。有德者高揚其名,獲利者專獲其利。少獲利者多得名,多獲利者少得名。不可讓少數人名利雙收,讓多數人名利皆空。三、達至寬容

治大國若烹小鮮?,F在大陸政治多欲、多求,在很多情況下脫離了實際。脫離實際,明明辦不到,卻層層加碼,強制執行,搞出了許多矛盾問題,最后往往還是落實不了。如此亂翻小鮮,造成許多副作用。民諺云:“村哄鄉,鄉哄縣,一直哄到國務院;國務院下文件,一級一級往下念,念完文件進飯店。”

盡管現在我國面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國內建設、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工作承受著很大壓力。但是仍然要實事求是,不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2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使我國的面貌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綜合國力在總體上加強了。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達到了“小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初具模樣?!拔奈渲?,一張一弛”。在目前的情況下,大陸有條件實行相對寬松、相當寬容的方針和政策。歷史上的實施以德治國方略所表現出的社會氣氛和政治運行的節奏也是相當舒緩的。

實施寬容的德政,最根本地是要對原有的和現有的制度、體制有一個寬容的態度和科學的態度。20多年來改革是我國社會的主旋律。久而久之社會形成了求新、求異心態,社會意識和政策多表現為易動善變。這種社會心理和行為的另一方面的表現就是對原有的制度、體制的苛責苛求、在改革中試圖盡善盡美。這一傾向特別突出地表現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和經濟學界的改革經濟學家們的理論中。改革以來經濟學界不斷地提出對原有及現有的經濟體制存在的各種問題、矛盾以及弊端的批評,要求改正、改革,并設計出大量的針對原有弊端的制度安排和所謂體制創新。應當肯定,這些改革和創新許多是有成效的。但同時改革的理論與實踐中也出現了片面性。其實,任何事物都是有兩面性的,許多改革的新措施在改掉舊弊病的同時又到來了新毛病?,F在有許多問題并非舊體制固有的問題,反而是對舊體制進行改革本身造成的。

目前農民負擔過重是個大問題,減輕農民負擔幾乎已成全社會共識,政府年年三令五申“減負”,但結果不佳。其實,“減負”之所以處于兩難境地,是因為有矛盾性的制約條件。政府及社會管理需要資源以維持其運轉。當前,各級政府,特別是縣、鄉兩級政府及附屬機構開支愈益增加,各級預算開支能夠“吃飯”與“辦公”已算充裕,至于“辦事”則普遍沒錢,而政府“吃飯”、“辦公”之目的畢竟是為了“辦事”。由此,各級政府,特別是縣、鄉政府必然要在正常稅賦之外再行提留。換言之,目前基層政權及附屬機構的自行提留并非沒有合理原因。但問題是此門一開便同時給了各級官員和機構中飽私囊的機會,而在同一過程、同一行為中,是很難區分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難于揚“善”而止“惡”。這是造成農民負擔日益加重而屢減不輕的深層原因,或按現在流行說法的“體制原因”?,F在眾口一詞聲討基層官員增加農民負擔、中飽私囊。而基層官員也有諸多抱怨,如今農村工作集中在三件大事上:要糧、派款、刮宮流產。其實,這活兒也不好干,上下埋怨,夾板受氣。

可見,事物都有兩面性。一個制度、體制的弊端,從另一方面看可能就是這個制度的體制的優點,把一個制度、體制的缺點改完了,這個制度、體制優越性也就沒有了。企圖通過不斷的改革,消除一切弊端,建立一個盡善盡美的制度或體制,這種想法本身就是形而上學的,也是不現實。因此,大陸學界急需改變以往經濟學界存在的那種形而上學的改革觀,祛除片面性、絕對化。要建立起科學的改革觀,有問題、有弊病是任何一個制度、體制的常態,有問題和弊病并非意味著制度與體制行將滅亡。要對原有的和現行的制度、體制中的各種問題、弊端進行科學的分析,有個客觀的、歷史的、寬容的態度。有些問題和弊端是需要解決和消除的,有些是要在條件具備、時機成熟時逐漸解決的,有些則將是長期存在,無法或難于消除的。應當允許制度與體制中存在問題和弊端。如果以德治國能夠抑惡揚善,給大陸帶來一股空靈清凈之氣,使政府寬厚、社會寬容,那真是中國之福氣,人民之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