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科學主義思潮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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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誕生于西方的近代科學本來只具工具理性的意義，但它傳入中國后，卻逐漸被中國的知識分子與信仰纏繞在一起。到五四時期，科學作為一種知識形態的內在特征已隱而難露?？茖W扮演起了整合社會動員的意識形態角色。對科學的誤讀不可避免地導致了科學主義思潮的泛濫，“科學的方法萬能”論，使科學對人的作用由啟蒙變成禁錮。

【英文摘要】ModernsciencewasbornintheWestwithbutinstrumentalrationalistsignificance.AfterbeingintroducedtoChina,however,itwasmadetobemingledupwithbeliefsbytheintellectuals.BythetimetheMay4[th]movementstartedthefeaturesofscienceasaformofknowledgehadbecomeobscure,andscience,inturn,tookupanideologicalroleofrestructurethesociety.Thismisinterpretationofscienceinevitablyledtoaoverflowofthethoughtofscientism.Consequently,insteadofenlihteningpeople''''smind,the"theoryofuniversalscientificmethod"cametorestrictthemind.

【關鍵詞】科學/唯科學主義/五四思潮/science/scientism/May/4[th]movementideas

【正文】

與民主、平等、自由等一些有著同樣特征的詞匯一樣，科學也是西方的產物，略有不同的是，科學因其顯而易見的功用以及與政治相對距離較大等特點，有幸成為流傳最早、且所受阻力最小的一種。這種狀況決定了科學在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發揮積極促進作用的同時，也一步步地發生異化，即由用于開發人類心智的工具演化為禁錮人們思想的桎梏。剖析西方科學在近代中國的傳播及其角色演變，既有助于理解和把握近代中國社會的變革，也能對人類處在科學的影響無所不在的今天，如何面對科學的局限，提供某種有益的啟示。

一

在古代西方，科學與宗教是混為一體的。到18世紀，科學與宗教之間的界限逐步厘清，即科學專以事實為對象，宗教則以信仰為對象，近代科學由此宣告誕生。中國人最早接觸西方科學是在17世紀，由于這時的科學還沒有從宗教中分離出來，加上傳輸科學的中介大都是信奉上帝的傳教士，因此，傳入中國的科學在事實之外也帶有某種信仰的成分。本來，西方人的信仰與中國以儒教為核心的信仰是有根本差異的，但由于西方的一些科學知識，如天文知識、歷法知識等，非但沒有構成對中國統治秩序的威脅，反而為這種統治的合法性、永恒性提供了某種依據，所以，與科學混雜一起的信仰問題，沒有凸顯為主導西學在中國傳播的主要因素。換言之，吸引中國人的不是上帝或基督教教義，而是以事實為對象的科學或世俗知識。

然而，由于種種原因，在西方科學大規模發展的歷史關頭，中國卻閉關自守起來，中西接觸一下子中斷了上百年。當19世紀40年代中國再度面對西方時，情形有了很大改變?！百Y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采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行駛，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里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2版，第1卷，27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西方社會突飛猛進的發展，為科學贏得了無與倫比的強勢地位。當科學假堅船利炮之威猛然出現在中國人面前時，人們一時難以把它與17世紀那張和顏悅色的面孔聯系起來，冷漠、敵視是當時人的下意識反應。但是，當手持大刀長矛的中國人再也無法閉上堅船利炮撞開的國門時，便不得不轉換思路，應對變局?！耙云淙酥肋€治其人之身”這一古已有之的招數，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又被派上用場，這就是：“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制造新式船炮，抵御西方勢力的入侵。

以堅船利炮為表征的西方科學，雖然在中國的傳播中也遇到過一些阻力，比如，有人以“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為借口，否認學習西方技藝的必要；有人則擔心這個陌生的家伙會攪亂社會，腐蝕人心，敗壞風氣，因此將其斥為“奇技淫巧”而堅決抵拒。但就總體來看，它在中國的傳播所遇到的阻力是微乎其微的，究其原因，至少有如下幾個方面：首先，科學在西方已經從宗教中分離出來一個多世紀，傳入中國的科學沒有混雜明顯的信仰成分，這樣，它在傳播中就不大可能遇到深層次的阻力。其次，17世紀西學東漸所養成的講求科學之風，在江、浙、皖一帶的知識分子中仍有一定的影響。這種風氣為新的歷史條件下科學的再度傳播提供了有利的社會條件和學術環境。再次，外國軍隊“大炮之精純，子藥之細巧，器械之鮮明，隊伍之雄整”，“實非中國所能及”的種種事實，不啻在為科學的傳播鳴鑼開道。在這種情況下，無論何人、持何種理由、抱多大決心，都無法擋住科學傳播的腳步。

到70年代，一場以“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指導思想的洋務新政，合乎邏輯地在全國范圍內啟動，不少地方辦起了“船政局”、“制造局”。這些局不僅造船造炮，還翻譯出版以西方科學技術為主的書籍，同時也組織派遣一些青年學子到國外學習造船造炮等先進技術。這個時期的所謂科學，一般用“格致”稱謂，如格致書院，格致學成為當時的顯學。

洋務新政前后進行了30年，但從西方學來的那點“長技”卻沒能完成“制夷”的目的，這種結果免不了引來人們的種種議論和批評。有趣的是，構成批評這場運動主體的并不是當初拒絕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的所謂頑固派，而是這場運動的一批受惠者和參與者；批評的矛頭也不是針對它的初衷，而是由它的結果追究其過程，責其學習西方不得要領，所謂僅襲皮毛而不諳精髓。思想界的這種狀態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西方科學是不是奇技淫巧、該不該在中國流傳，已經成為一個有了公認答案、無需繼續爭論的問題?？茖W技術被宣布為西學的皮毛，表明人們關注的焦點已經從要不要向西方學習，轉到了如何把這種學習進一步引向深入，即由技術層面推向社會政治層面。

在推進這種變革的過程中，科學既被確立為追求的目標，也被用來論證這種變革的合理性。早在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系統傳入中國之前，興趣廣泛的康有為就從各種渠道獲得了諸如“人自猿猴變出”、“海之所生，蚧為最先”等知識，他把這些知識援引到對人類社會的解釋上：“蓋自據亂進為升平，升平進為太平，進化有漸，因革有由，驗之萬國，莫不同風”。（康有為：《論語注》，28頁，北京，中華書局，1984。）進化論知識對于堅定他對人類社會由低級向高級不斷進化的信念發揮了積極作用。嚴復翻譯出版《天演論》，使進化論系統地傳入中國后，成為時人解釋一切社會問題的依據。處于亡國滅種危急關頭的中國，惟有通過變法維新，才有望擺脫被淘汰的厄運。這里，進化是一代人追求的目標，進化論則是這種追求的合理性依據。

深化向西方學習的要求是與人們的西學視野在不斷地擴大交互影響、相伴而行的。當人們意識到把西學限于“技藝”的范疇將無法解決中國面對的難題時，已經預示著西方科學將要沖破束縛，向著更廣闊的范圍挺進。1893年冬，上海格致書院聘請鄭觀應為其學生命題一事，或許就能反映出這種變化。格致書院，顧名思義，主要是以自然科學（格致學）為其學習和研究對象的，但鄭觀應給學生的命題卻是：中國能否開議院。鄭觀應是西方議會制的積極倡導者，這個命題顯然是從他個人的興趣來的。但是，命題是讓學生回答的，假如學生在此之前對西方社會的歷史與現實沒有一定了解，怎么能夠比較中外并進而提出自己的見解呢？書院又怎么會聘請鄭觀應來命題呢？很顯然，西方的社會政治學說已經進入格致書院學生的視野。此后，隨著嚴譯名著的大量出版，西方科學在人們的心目中便徹底突破了自然科學的范疇，廣泛觸及到社會、政治、經濟等學科和領域。為了推進這種發展，體系變得越來越龐雜的科學又被人們劃分為“西藝”和“西政”兩部分，追捧“西政”，即相當于今天的社會科學，成為時尚。

西學視野的擴大，刺激著人們自覺比較中西的意識，認識一步步接近其實質。其中，嚴復提出的西方文化“于學術則黜偽而崇真，于刑政則屈私以為公”的論斷，可謂是對中西兩種文化根本差異的深刻揭示。需要指出的是，這里的“真與偽”、“公與私”，不僅僅是對某種事實的描述，它更表達了一種價值，一種意義?！皞巍迸c“私”同“真”與“公”是截然對立的兩種價值，孰值得推崇，孰該受到貶斥，盡在不言之中。從這個角度講，該論斷“奠定了新時代思想家們把現代科學作為一種價值體系而接受的基礎”，認識的深化，促進了人們價值觀念的改變。

經過幾代人的努力，科學不僅一步步地擴大了領域，也提高了身價。在其面前，不僅不再有禁區，而且也無人敢于公然冒犯，地位之高，誠如1923年胡適在為《科學與人生觀》作序時所言：“這三十年來，有一個名詞在國內幾乎做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無論懂與不懂的人，無論守舊和維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對他表示輕視或戲侮的態度。那個名詞就是‘科學’。這樣幾乎全國一致的崇信，究竟有無價值，那是另一問題。我們至少可以說，自從中國講變法維新以來，沒有一個自命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毀謗‘科學’的。”

二

科學，無論其關涉的對象是自然，還是社會或思維，它都是以揭示事物內部的本質聯系，即規律性為其目的的，是一種成體系的知識，一種工具理性，本身不含任何價值的意義。正是這個特性，使科學得以在中國較早地流傳開來。但是，隨著傳統政治一文化格局一步步走向崩潰和由此帶來的社會失范，尋求新的能整合社會動員的意識形態的任務急迫地提上日程，科學便成了人們追捧的對象。伴隨著科學由技術層面向社會政治思維層面的全方位推進，科學被有意無意地賦予了越來越濃重的意識形態色彩，以至到五四時期形成了一股勢頭強勁的唯科學主義思潮。在西方從宗教中分離出來的科學落戶到中國后，再度與信仰纏繞在一起，信仰甚至替代知識成為科學之所以為科學的主要特性?？茖W在工具理性之外，又有了價值理性的意義。

五四前中國人的科學觀，就主流而言，主要是從科學技術和科學知識體系的角度來理解西方科學的，但是，仔細品味則不難發現，一些影響五四科學思潮走向的思想端倪已經有所顯露。在“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中體西用”理路中對西方科技所作的“長技”和“為用”的簡單表述，實際上已包含了某種價值判斷的意味。“技”不是簡單的技藝，而是超乎尋常的“長”技，“用”不僅僅相對“體”而言，同時是可以“為”用的。一個“長”字，一個“用”字，非常直觀而又深刻地表達了中國人對西方科學至少是在實用價值方面的肯定。

對于近代中國人科學觀念的影響，嚴復的作用最大。這主要體現在他對邏輯歸納法的提倡和藉科學方法以反對傳統上。由于嚴復所接觸的西學大都局限于英國經驗主義傳統之內，所以由培根開其端的經驗論和歸納法，即嚴復所謂“實測內籀之學”便成為他推崇的對象。嚴復在探究西方的富強之道時發現，雖然“富強之基本諸格致，不本格致，將所無往而不荒虛”，但“二百年學運昌明，則又不得不以柏庚（培根——引者注）氏摧陷廓清之功為稱首”。（《嚴復集》，第1冊，43、29頁，北京，中華書局1986。）

嚴復大力提倡邏輯歸納法，除了所受英國經驗主義傳統的知識背景影響外，更與他對造成“舊學”“無用”、“無實”根源的探究分不開。他發現造成“舊學”的弊端，“無他，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實測之所會通故也”。把造成“舊學”和“新學”有用無用、有實無實的根源，歸之于認識事物所采用的不同方法，即“臆造”還是“實測”，認識論的意義由此充分展現出來。此外，“新學”與“舊學”的長短優劣是在相互參照下發現的，對“臆造”的不滿構成對“實測”追求的動力，對“實測”的信心又強化著對“臆造”的批判意識。這里，對“實測”法的倡揚實際上蘊涵了對“舊學”的某種抨擊?？梢哉f，嚴復對邏輯歸納法的提倡，不僅影響了后人對科學方法的取舍，也開創了藉科學方法以反對傳統文化的先河。

舊意識形態權威的喪失，為科學的挺進提供了更加有利的社會環境。新文化運動時期，不僅在名詞上嚴復所謂的“格致”為“科學”所取代，且對其價值的肯定也較嚴復更加表露無遺：“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保ā丢毿阄拇妗?，243頁，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這里，科學是被當作將人類從黑暗引入光明的救世主來看待的，科學因此也就在意識形態領域獲得了極其正當的地位。這種敘事方式，雖顯簡單，卻又不失為有效，對于注重實踐理性的中國人來說，西方從黑暗走向光明的事實，足以消解對“德賽兩先生”的地位和價值作進一步理論闡釋的必要。五四時期，不論是哪一種價值，只要在西方的歷史上曾被證明或認為是有效的、行得通的，也就一概認為同樣適用于當時的中國。直到梁啟超的《歐游心影錄》、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問世之前，這一點幾乎沒有受到挑戰。“德賽兩先生”被提升為衡量一切社會現象的價值尺度，被確定為救治一切黑暗的靈丹妙藥，主要依據的就是對西方經驗事實的描述。

由西方經驗事實出發對科學價值的認定，注重的不是有關科學的知識和理論，而主要是嚴復思路下的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對西方社會由“黑暗”走向“光明”歷史的描述，本身即賦予了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以特別的價值和意義，因為若沒有人們觀念的巨大變革和諸多社會政治問題的有效解決，這個歷史進程是絕然不可想像的?？茖W的意義正在于：科學精神的倡揚促進了人們觀念的變革，科學方法的運用使問題的解決成為可能。受這種認知的影響，在五四知識分子的科學理念中，科學的意義便集中體現為科學的方法和科學的精神。

所謂科學的方法，演繹法雖曾被五四知識分子所提及，比如胡適講：“近來的科學家和哲學家漸漸的懂得假設和證驗都是科學方法所不可少的主要分子，漸漸的明白科學方法不單是歸納法，是演繹和歸納互相為用的，忽而歸納，忽而演繹，忽而又歸納；時而由個體事物到全稱的通則，時而由全稱的假設到個體的事實，都是不可少的。”（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2集，282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但相比之下，受傳統治學方法影響的中國知識分子似乎更易接受歸納法。這一點，不僅為胡適所揭示的此前治學中存在的忽視演繹法的現象所證實，而且，也為胡適這番議論之后學界在此問題上依然如故的事實所驗證。即使是胡適本人，兩種方法相比較，在他腦子中占主導地位的也是歸納法。其緣由，或許可從他對東西方治學方法所作的一番評論中窺知一二：“事實上治學方法，東西雙方原是一致的。雙方之所以有其基本上相同之點，就是因為彼此都是從人類的常識出發的?！保ㄍ蠒?，第1集，第269頁。）胡適對科學方法的這種理解和認可，在五四時期提倡科學方法的知識分子中頗具代表性。丁文江是五四時期深信科學方法萬能的代表人物，他曾闡釋說：“科學的方法，是辨別事實的真偽，把真事實取出來詳細的分類，然后求他們的秩序關系，想一種最簡單明了的話來概括他。”（《科學與人生觀》，53頁，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不論是胡適的從經驗常識著手治學，還是丁文江的由分類求秩序，其方法很顯然都是建立在從特殊到一般基礎上的歸納法，而不是從一般到特殊的演繹法。

所謂科學的精神主要是指人的思維方式的轉化，即不受“子曰詩云”的影響，依據事實用自己的頭腦去思考判斷。就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的關系而言，兩者是不可分割的，前者是后者的表現形式，后者是前者的實質內容。因此，對科學方法的肯定即是對科學精神的倡揚。以胡適為例，他認為科學的精神就是科學方法，而科學方法的精義則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由此可見，五四知識分子所推崇的科學，不論就其方法看還是就其精神言，都是嚴復首倡的英國經驗主義知識傳統下的邏輯歸納法。

與推崇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相伴而行的是對科學功能的泛化。由于推崇科學的人認定歐美各國的興盛除了科學外，找不出別的原動力，所以強調，人類不僅要把科學當作“備物最有力的新法”，還須自覺到“今日的最大責任與最需要是把科學方法應用到人生問題上去”。（《胡適文集》，第3集，第302頁。）他們坦言：“我們也許不輕易信仰上帝的萬能了，我們卻信仰科學的方法是萬能的”。（同上書，第4集，第9頁。）他們公然要求以科學作為衡量一切是非善惡的價值標準：“今且日新月異，舉凡一事之興，一物之細，罔不訴之科學法則，以定其得失從違。”（《獨秀文存》，第9頁。）在急需新的意識形態整合社會動員的歷史條件下，“努力科學”成效顯著，越來越多的人對科學能夠解決一切問題深信不疑?？茖W主義不可阻遏地泛濫起來。

三

科學從受人尊崇，到無人“敢于公然毀謗”，再到太多的人相信其“能夠解決一切問題”，短短30年，便成了中國思想界的主宰。無可否認，這個演進事實本身即證明了科學的價值和推崇科學的意義。就五四而言，異常熱鬧的思想文化氛圍和由此帶來的人們思想觀念的適度變革，都表明陳獨秀請“賽先生”作中國的啟蒙大師確屬有遠見之舉。然而，我們在對科學的啟蒙價值予以肯定的同時，卻不應忽略科學的方法萬能論所帶來的不良后果和影響。任何事物的發展總有一定的度，超過這個度就有可能走向其反面。這一點，在由科學→科學主義→唯科學主義的演進中有非常典型的體現。

廣義的五四，是一場思想啟蒙運動。作為這場運動的一面旗幟，“賽先生”首先是被當作啟蒙大師看待的。但是，推崇科學的人，卻在為“賽先生”爭得這種社會地位的努力中，不經意間賦予了這位先生有可能扮演反面角色的因子。這些人雖然明確要求將“那種駭得煞人的顯赫的名詞，上帝呀，神呀，還是取消了好”，然而，由于他們在開除上帝的同時，又把人們的精神交給了一個新的控制者，即科學的方法，就使得“開除了上帝的名額”的壯舉，實現不了“放逐了精神的元素”的目標，在朝拜的廟堂尚存、朝拜的意識依舊的情況下，僅僅換個菩薩面孔，是很難把人們從巨大的精神束縛中解救出來的?？梢哉f，科學的方法萬能論，使“賽先生”搖身一變，成了替代“子曰詩云”的中國人的新偶像。

美國科學哲學界的怪才費耶阿本德認為：“那些注視歷史提供的豐富材料的人，那些不愿為了滿足低下的本能，為了滿足想從清晰性、精確性、客觀性和真理得到理智安寧的欲望，而把史料弄得枯燥乏味的人，將會明白，只有一條原理可以在一切境況和人類發展的一切階段上加以維護。這條原理就是：怎么都行?！保ㄞD引自劉大椿：《科學哲學》，32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而相信科學方法萬能的五四知識分子奉行的恰恰是：除科學之外，怎么都不行。批判傳統文化、確立個體本位、追求個性解放和自我完善，這是五四旗幟鮮明的奮斗目標。但是，怎么都不行的態度，既有損于科學的批判力，也危及著個性的自由發展。人們動輒以是否科學來談論問題，評判是非，凡是不在科學名義下進行的，都被視為不科學之舉，它們也因此失去了談論的意義和指導時勢的作用。懷疑、容忍本是科學的精神和科學的方法的內在價值和要求，但這種價值和要求在五四則是以單向度體現的，即只見科學任意撻伐，不見有人敢于冒犯科學。這種對待科學“很象專制宗教家”的態度，就實質而言，已不再構成人們思想解放的動力，相反，倒成了新的思想桎梏。

美國心理學家里奇拉克通過對人的行為條件作用的研究證實，人類在本質上是具有目的的，是目的因決定的，它們對人之所以為人賦予了全然不同的意義。他提醒讀者，“絕對沒有充分的證據可以證明人的本質像機器”。五四時期信仰科學的方法萬能的知識分子則堅信，人在本質上與機器沒有兩樣，如丁文江在“科玄論戰”中所特別強調的：“我的思想的工具是同常人的一類的機器。機器的效能雖然不一樣，性質卻是相同?！保ā犊茖W與人生觀》，第47頁。）這種帶有明顯的準機械論傾向的觀點，把“我”當作了會思維的機器，只承認“公例”對“我”的思維的支配作用，無視影響“我”心理活動的情感、自由意志和目的因等復雜因素。這種“托庇科學宇下建立一種純物質的純機械的人生觀，把一切內部生活外部生活，都歸到物質運動的‘必然法則’之下”的“變相的運命前定說”，（《飲冰室合集》，第7卷，11頁，北京，中華書局，1989。）將人之所以為人的那些因素統統忽略，還如何談得上對人的動機和行為作合情合理的闡釋？

科學主義的泛濫，是科學的方法萬能論演化的必然結果。眾所周知，沒有哪一種方法是萬能的，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因此，在科學方法萬能論的背后，必然隱藏著對科學的誤解或曲解。從某種意義上講，五四是一個尋找能夠整合社會動員的意識形態的時代，但無序的社會現狀和人們情緒的極度不安，卻從一開始就規定了這種尋找不可能有清晰的節拍，浮躁將構成這個時代的一個鮮明特征?！耙磺兄贫日叨际侨祟悶檫_到目的所應用的器具；要想選擇那種器具合用，那種器具不合用，必須把所有的器具都拿來比較比較，并研究各種器具的由來，變遷，找出進化的路徑，看看處現在環境，應該用那種器具才好；但是雖然選定了一種器具，卻不可認為真正適應現在環境的；必須試驗試驗，看他的效果如何，如果效果很好，便算這個器具有價值，如果效果不好，便棄掉再選一個”。（高一涵：《研究政治學的方法》，載《新中國》，第1卷，第8號，1919。）人們雖然把自己認定的某種思想或觀念奉為指導社會改造的原則，甚至賦予其意識形態的功能，然而，它們又是被當作一種“器具”看待的，引起人們關注的首先是其“形”，而不是“神”。只要“形”看上去能適應當時中國的環境，就拿來試驗，不行，則一換了之。人們無暇也無意對其“神”作深入的令人信服的理論探究。

在通常的情況下，以某種觀念或價值為崇尚對象，往往會伴之以對這些觀念或價值的深入研究和細微闡發。但在近代中國的科學觀念演變中，出現的現象則近乎反常，科學→科學主義→唯科學主義的演進，既沒有獲得關于科學方法論的理論支持，本身也沒能為科學研究營造良好的學術氛圍。從事理論研究的人（如胡適），聲稱要“多研究些問題”，從事實驗室研究的人（如丁文江），則聚焦于“科學能否解決人生觀”上。人們普遍滿足于對科學價值的津津樂道，無意作腳踏實地的研究和實踐工作。正是這個極端推崇科學價值的時代，卻使科學變成了一個缺乏實際內涵的空洞詞藻，以至于不管何種行為都可貫之以科學的名義。30年代中國國民黨恢復傳統道德文化的努力，就是在科學的名義下進行的。國民黨是“以理論和行動一致的論點為基礎”的黨，他“要返回古代道德和直覺主義時，卻仍稱自己是科學的，正是唯科學論亂貼標簽的有趣證明”。（郭穎頤：《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15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

五四知識分子既然在科學的理論闡釋上沒有投入應有的精力，對科學的誤解也就不足為奇。在他們的認知中，科學不僅沒有被正確地定位為一種有具體研究對象和特定研究領域的知識形態，即使是在其信仰對象，即科學的方法和科學的精神闡釋方面，也難見精辟之論。受傳統治學和嚴復倡導等因素的影響，所謂科學的方法，通常是歸納法的代名詞，演繹法并不包括在內。其實，在科學認識活動中，歸納法是用來概括由經驗獲得的事實，至于邏輯必然的知識體系則需要演繹法來建立。換言之，歸納法的目的是確立科學認識的客觀性，演繹法的目的則是組織“現成的”知識。兩者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各有自己的作用范圍。忽略演繹法在認識過程中的作用，顯然有失偏頗。所謂科學的精神，是以“拿證據來”或“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概括的。問題是，“大膽”的度該如何把握，超出一定的度，還能說是“科學”的嗎？“小心”又該小心到什么地步，考據學派的考據夠“小心”嗎？若夠，科學精神不就體現為考據了嗎？致力于這樣的所謂科學工作，于人生于社會又有多大裨益？

科學在五四得不到很好的理論說明的原因，除受“浮躁”的時代特性制約外，還與五四知識分子的論事方式有關。人們往往是以對西方經驗事實的描述為據，來賦予奉行某種新觀念新思想以合理性的，這種論事方式使像科學這樣的新觀念無形中具有了很強的自明性，在成功的經驗事實面前，任何理論說明似乎都顯多余。此外，“萬能”論也受到了傳統一元論思維模式的影響，所謂“萬能”，表露的正是欲一攬子或整體性解決問題的希冀。

導致五四啟蒙知識分子對待科學態度極端化的原因，除上述諸方面外，還有國際方面的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西方出現的衰敗景象，使“西方沒落論”、“科學破產論”甚囂塵上，世界范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因而愈演愈烈。西方有人哀嘆自己的文明走到了盡頭，轉而把求助的目標投向東方。受此影響，中國也有人為自己的學西方未能學像表示欣慰。西方文明“本源之謬”說一時獲得有力支持。面對西方文明在中國人心目中大為褪色的無情現實，自認為是在理性之光的照耀下選擇了科學價值的知識分子，便賦予了科學上帝般的尊嚴和威力，以使其能打動科學意識本來就淡漠、時下又受到嚴重挫傷的中國人的心。

科學技術不發達是近代中國落后挨打的主要原因，但若因此走向另一個極端，即無限制地擴大科學的作用范圍，則同樣會帶來不可預想的后果。如今，科技取得了五四人難以想像的長足發展，科技與社會的關系更加密切。但是，不僅“科學的發展很有可能變成沒有任何人類機構能予以控制的失控力量”而引起越來越多人的擔憂，科學在追求價值意義上的低能也為人們所關注?？茖W與人文如何攜手共進，被愈來愈多的人視為現代化能否健康發展的關鍵因素。在這種歷史條件下，反思近代中國唯科學主義思潮興起的原因及其不良后果，無疑具有積極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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