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同存異看待中美關系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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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國家利益的一致性與對抗性:引起中美關系發展變化的根本原因；兩國的經濟利益:主宰中美關系發展變化的物質基礎；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決定中美關系發展走向的群眾基礎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國家利益是指一個民族國家的整體利益、從國家利益角度分析中美關系的發展變化有助于理解中美問題的真正癥結、中美關系的改替緣于共同的國家利益需求、中美關系并沒有破裂，沒有走到全面對抗的地步、中美兩國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又使得兩國的利益沖突不斷、中美之間的利益沖突在短期內是難以避免、中美兩國國家利益的一致性與對抗性矛盾是中美關系發展變化的根本原因、國家利益中個人利益、集體利益和全民利益的三個層次是各不相同的、小布什上臺后，很快施展其鷹派作風、中美撞機事件后，中美關系跌至低谷等，具體請詳見。

論文摘要:中美建交后，中美關系呈現前進性與曲折性相統一的哲學執連，從根本上說，這條發展執連是中美兩國國家利益的一致性與對抗性矛質的產物。中美之間的經賈關系發展迅速，經賈合作潛力巨大，這是兩國關系能夠保持發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中美關系的發展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處理中美關冰應本著“求同存異”的原則。

論文關健詞:中美關系哲學思考國家利益

新中國成立后，中美關系經歷過多次重大的變化從新中國成立到70年代初，中美兩國激烈對抗長達20年之久;70年代至80年代，中美兩國形成準同盟關系近20年;冷戰后，中美關系跌宕起伏，在曲折中磨合前進;新世紀之初，兩國關系再度緊張。中美兩國何以沖突不斷?中美關系的走向如何把握?本文擬對此略作探索。

一、國家利益的一致性與對抗性:引起中美關系發展變化的根本原因

國家利益是指一個民族國家的整體利益，它包括滿足民族國家需要的物質利益與精神利益，在物質上，國家需要安全與發展;在精神上，國家需要國際社會尊重與承認。國家利益是具體的、現實的，從其構成而言，有個人利益、集體利益和全民利益;從其內容而言，有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經濟利益和文化利益等。國家利益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國家外部環境的變化和國家內部條件的變化將導致國家利益的客觀變化，而且其范圍的變化不受一國領土界限所限制。

從國家利益角度分析中美關系的發展變化有助于理解中美問題的真正癥結。正如鄧小平同志在1989年10月與來訪的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會談時所說的:“我知道你是反對共產主義的，而我是共產主義者。我們都是以自己的國家利益為最高準則來談問題和處理問題的。”自1989年以來，每當中美關系出現問題時，無論是中方，還是美方，有不少人將問題之癥結歸因于兩個民族的不同的思維方式，希望通過加強雙方的理解和信任來解決中美問題。這種想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這樣做也確實收到一定效果，但它掩蓋了中美分歧之真正原因，這并不能真正解決問題。中美關系發展變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兩國國家利益的一致性與對抗性矛盾。

從中美關系發展歷史看，中美關系的改替緣于共同的國家利益需求。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中美兩國都從現實主義角度出發，看到了兩國利益的一致性。就中國而言，當時中蘇關系惡化已到極點，尤其是珍寶島流血沖突后，蘇聯的擴張主義對中國韻北部安全構成了直接的嚴重威脅，若改善中美關系，聯美抗蘇，就有可能緩解中國北部的緊張局勢。就美國而言，由于其實力下降，美蘇戰略態勢轉為蘇攻美守，美國不得不在全球采取收縮戰略，并依靠其盟國的力量與蘇抗衡，因此，美國也想改善美中關系，以打“中國牌”來與蘇聯抗衡。70年代初，中美關系的改善確實是出于對蘇戰略的共同需要。以尼克松訪華為契機，中美關系由全面對抗轉而趨向緩和與合作，進而于數年后建立正常的外交關系。1979年12月底，蘇聯入侵阿富汗，美蘇“新冷戰”開始，美國終于放棄“既有茅臺酒也有伏特加”的念頭。同時，蘇聯對中國的北、西、南三面構成戰略威脅。因之，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蘇關系處于低谷，而中美關系正相反，達到了高峰。

從80年代中后期開始，蘇聯在與美爭霸中越來越力不從，不得不改變對美強硬態度。戈爾巴喬夫上臺后，一方面對美妥協退讓，一方面也著手改善蘇中關系。這使得中、美、蘇大三角的戰略意義逐漸發生變化，中美聯合抗蘇的戰略逐漸失去其現實基礎。蘇聯解體后，中美關系由于兩國共同敵人的突然消失而進人了風風雨雨的冷戰后時期，因而，中美之間的矛盾也不斷尖銳化。

盡管如此，中美關系并沒有破裂，沒有走到全面對抗的地步，中美兩國一直都在努力進行著變敵為友的角色調整。中美關系的發展變化呈現出前進性與曲折性相統一的發展軌跡，即表現為合作與競爭(或沖突)并存、交替的走勢，有時合作居主導地位，有時競爭壓倒合作。從根本上說，這一歷史發展軌跡是兩國國家利益的一致性與對抗性矛盾的產物。合作是利益的一致性，競爭是利益的對抗性。中美關系的實質是兩國利益矛盾的一致性與對抗性并存。

中美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兩國之間存在著廣泛而共同的戰略安全利益和經濟利益。這種共同的利益即是中美兩國國家利益一致性的表現。首先，中國希望改善和發展中美關系，以便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以及早日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而美國在眾多的國際問題上也離不開中國“建設性”的合作，例如:在朝鮮半島、南亞次大陸等區域性事務上，在改革聯合國、制定新的經濟規則、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打擊國際恐怖主義等國際性問題上，在平衡俄羅斯和印度的發展、在制衡日本的“脫軌”等戰略性問題上，還需要借助中國這支力量，或者說，還需要中國這根杠桿。其次，中美兩國在經濟上具有很大的互補性，美國巨大的資本和技術優勢與中國巨大的市場和勞動力優勢構成中美經濟合作的現實基礎。顯然，一個開放且不斷發展的中國是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中美兩國國家利益的一致性，是中美關系得以不斷前進的根本原因。

但是，中美兩國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又使得兩國的利益沖突不斷。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冷戰后，美國面臨“一超多強”的國際格局及經濟持續增長引發的綜合國力全面擴張之勢，巫欲實現“領導世界”的戰略心態更為強烈。美國新世紀的全球戰略即將目標鎖定在“參與、領導”世界，構筑以美國理想、文化、價值觀為主導的世界秩序，使21世紀的世界在承繼20世紀的基礎上依然具有濃厚的美國色彩。而中國從70年代后期開始，即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冷戰后，中國經濟更是高速發展，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蒸蒸日上，綜合國力穩步上升，國際地位進一步提高。作為一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一個新興強國，中國堅決主張世界多極化，力倡建立平等、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中美兩國對外戰略的差異導致兩國無論在全球層面還是在地區層面都存在具體的利益沖突。

顯然，中美之間的利益沖突在短期內是難以避免的，因為兩國無論是社會的經濟結構，還是社會的政治結構和觀念結構都存在著巨大的差異。這種差異是兩國國家利益矛盾對抗性的根源。從經濟結構來看，美國是最強大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它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經濟所有制;而中國是當今世界最大的新興經濟體，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結構、多種經濟成分并存。從政治結構來看，中國是當今世界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是美國向全球推廣西方民主政治的最大障礙。從觀念結構來看，中國歷史悠久，文化高度發達，中國文化在幾千年的歷史發展中不斷吐故納新，從未中斷，也從未被哪一種文化所取代過，這種頑強的生命力至今仍對世界上許多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具有強大的吸引力;而美國文化盡管發達，其歷史總共才兩百多年，中美文化的沖突在所難免。此外，由于歷史的原因，中美利益沖突還具體表現在臺灣問題上。臺灣問題久拖不決符合美國地緣戰略利益，而中國的地緣戰略利益則要求盡快解決臺灣問題。由此可見，中美兩國國家利益矛盾的對抗性，是兩國關系曲折發展的根本原因。

中美兩國國家利益的一致性與對抗性矛盾是中美關系發展變化的根本原因。對此，要從兩個方面來把握。首先，兩國國家利益矛盾的一致性與對抗性是客觀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就注定中美關系是既有合作又有沖突(或競爭)。美方既把中國當作“合作伙伴”而“接觸”，又把中國當作“競爭對手”甚至“潛在敵手”而“防范”，致使兩國關系起伏不定，這就是客觀存在的兩國國家利益矛盾的具體體現。其次，對兩國國家利益矛盾的認識是一個主觀過程，而國家利益本身又有隱性與顯性之分。因此，中美關系的發展變化還帶有明顯的主觀因素。美國總統的更換往往導致中美關系的定位發生變化，而這種重新定位的過程即是如何把握中美兩國之間錯綜復雜的國家利益的過程。中美關系的反復調整充分說明，正如千百年來國際關系風云變幻的歷史所證明的那樣:出于對國家利益的偏好不同或對隱性及顯性國家利益的得失判斷有異，國際關系行為主體在國際關系互動中的行為是不一樣的。這就是理解中美關系前進性與曲折性相統一的哲學軌跡的切入點。

二、兩國的經濟利益:主宰中美關系發展變化的物質基礎

如前所述，國家利益按內容分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經濟利益和文化利益等。其中，經濟利益是國家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本物質條件，是全部國家利益的物質基礎，是最經常性的國家利益。在和平時期，在國家安全利益基本有保障的情況下，追求經濟利益是一個國家發展戰略中永恒的主題，因此，可以說，經濟利益是根本利益或最終利益。這點在冷戰后尤其明顯。冷戰后，國際局勢趨向緩和，軍事因素下降，經濟因素上升，國際競爭轉向了以經濟、科技為基礎的綜合國力競爭，特別是科技競爭成為國家競爭取勝的主要法寶，各國普遍把經濟作為外交工作的優先和重點任務，無論在雙邊外交還是在多邊外交中，經濟和貿易的地位越來越重要。

因此，從經濟利益著手來考察中美關系的發展變化有利于抓住問題的主要方面。否則，我們很難理解，在冷戰結束后，中美兩個社會結構相差懸殊的國家，仍能在磨合中不斷發展相互關系。顯然，兩國經濟貿易的發展深化了彼此之間的聯系。經濟利益使兩國之間發生沖突的代價或成本上升。因此，經濟利益在一定時期一定程度上抑制兩國之間沖突或對抗的發生，促使雙方盡量用對話和談判來解決認識利益爭端，從而推動中美雙邊關系不斷發展。

中美建交后，兩國的經貿關系發展較為順利。在1978年至1988年的10年內，中美兩國的雙邊商品貿易總額翻了兩番，達100.11億美元，平均每年遞增15.1扁，美國成為中國的第三大貿易伙伴。進人90年代以來，中美兩國貿易雖然有進一步的發展，但是，中美關系也遇到了嚴重的困難。中美兩國在經貿關系方面面臨的主要間題除最惠國待遇外，還有知識產權問題、市場準人問題、監獄勞動產品問題以及紡織品貿易問題等。圍繞這些問題，中美雙方進行了一系列十分艱難而激烈的談判。美方企圖用霸權主義手段逼我就范，以維護其建立在不平等的國際經濟關系基礎上的國家壟斷利益，這自然會遭到中國的反對。盡管如此，中美經貿合作潛力巨大，中美經貿關系在激烈的斗爭中仍不斷發展。1991年，中美之間的貿易額達到601多億美元。2000年，兩國經貿關系更是迅猛發展，僅中國對美的貿易順差即為601多億美元，而美方的統計數字更高，達80多億美元，比日美貿易順差還高幾億美元。目前，中國的出口有三分之一輸往美國，美國是中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商品市場。

2001年以來，美國經濟增長速度放慢，而中國經濟則“一枝獨秀”。中國經濟發展的強勁勢頭引起美國部分人的擔心。一些美國精英把21世紀的中國與19世紀末的德國相提并論，認為中國的戰略崛起勢將打破既定國際戰略平衡，威脅美國在亞太以至全球的利益。美國國防部年夏發表題為(2025年的亞洲》的戰略分析報告，聳人聽聞地警告美國未來的主要戰略威脅在“亞洲”，意指中國。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2000年6月又發表題為(聯合展望2020》的戰略分析報告，更明確地提出中國將崛起為與美國“并駕齊驅的競爭者”、并以此為建議美國軍事戰略重點向亞洲轉移的依據年7月下旬，美國國務卿鮑威爾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美國早擬與澳大利亞、日本、韓國建立“論壇”形式的磋商機制。國際形勢分析家認為，美、澳是要糾集日、韓等國成立一個針對中國的“小北約”

事實上，中國在可預見的未來不可能成為美國“勢均力敵的競爭對手”。中美經濟實力相差懸殊，中國要趕上美國，必須經歷一個較長的量的積累和質的飛躍過程，不可能一域而就。美國部分人在中國的發展問題上大做文章，就是想逼我就范，以獲取更多的經濟利益。這是中美之間競爭或沖突的根本原因。但是，中美關系發展的主流是合作，而不應是沖突，這是由兩國之間巨大的經濟利益決定的。

三、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決定中美關系發展走向的群眾基礎

前述國家利益中個人利益、集體利益和全民利益的三個層次是各不相同的。從總體上看，或者從長遠看，當個人利益、集體利益和全民利益出現矛盾時，國家要以全民利益為第一考慮，其次是集體利益，最后才是個人利益。但是，國家的實質是階級統治的工具，而其執政者又是具體的個人或具體的集體。個人，特別是掌握極大權力的個人，其文化因素、思想傾向、個人欲望等，必定要對該國的對外政策產生重大影響，有時甚至能夠決定個別的具體事務，從而導致該國的對外關系產生這樣或那樣的影響，但是他們最終不能從根本上改變該國外交的總方向。國家的主要領導者是一定階級的代表，他們的態度最終必須適合于自己階級的基本利益。而國家作為管理社會生活的獨立機構，盡管它實際上并不真正代表社會的普遍利益，但它仍須在統治階級利益與全民利益之間尋找平衡，即使它以統治階級的特殊利益胃充全社會的普遍利益，它仍須對全社會的普遍利益作出曲折的反映，否則，其統治階級的利益也將難以保證。美國壟斷資產階級基于各自的利益多寡而對中美關系的發展存有不同心態，但保持中美關系不至破裂，從總體上說，符合他們輸出資本、轉移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經濟利益。因此，美國總統不可能僅僅依其個人好惡等主觀方面的原因而使中美關系大倒退。中美關系的正常發展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又決定著中美關系不斷向前發展。

小布什上臺后，很快施展其鷹派作風。與克林頓不同，小布什最初認為中美之間不可能建立起建設性戰略合作伙伴關系，中國是美國的競爭對手。為此，他及度在臺清、西藏等問題上“玩火”。2001年4-5月，布什政府宜布向臺清出售近60億美元武器，緊接著發表“不惜一切保衛臺清”的言論，將一年一度審議對臺軍售改為“根據需要隨時審議”，還允許陳水扁“過境”美國并會見國會議員;2001年5月23日，即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紀念日，美國總統小布什在辦公時間會見達賴喇嘛。這些反映了小布什個性強硬的一面。事實表明，這種鷹派做法在國內外都碰壁，它不得不有所退卻。美國推行精權主義的政策與國際關系民主化潮流構成了難以調和的矛盾。不管小布什喜歡不喜歡、愿愈不愿愈，他都必須面對世界，從激進路線向中間路線轉移。當然，這種轉移的過程不可能一步到位，也不會一帆風順。

中美撞機事件后，中美關系跌至低谷。為了改善兩國關系，兩國人民作了不懈努力。正是在兩國人民的推動下，美國政府逐漸改變其敵視中國的立場。2001年7月，美國國務卿鮑威爾訪華，強調中美之間有許多共同的利益，中美關系由此出現緩和跡象。9月，美國遭恐怖分子襲擊后，美國人民更加清醒地認識到，反對國際恐怖主義比發展NMD,TM更為重要，對美國威脅最大的不是美國以前所界定的“無賴國家”，也不是他們的“潛在敵手”中國，而是越來越猖撅的國際恐怖主義活動。這種認識促進了中美關系的發展，使兩國關系走出低谷，并進一步得到改善和加強。可見，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決定中美關系走向的群眾基礎。

當前，人民群眾對國際關系的影響有日益增大的趨勢，表現在:國家政府已不再是進行國際交往的惟一渠道，多種多樣國際社會行為主體通過各種渠道進行聯系、交往，這也對各國政府的決策產生著這樣那樣的影響。除政府代表國家進行的交往以外，還有各種非政府組織、民間團體、非官方精英人物、一對矛盾，都具有同一性和斗爭性兩個屬性，不能只講同一性而無視斗爭性，也不能只講斗爭性而無視同一性。一般說來，矛盾的同一性與斗爭性要經歷一個從不平衡到大體平衡再到新的不平衡的運動過程，在這運動過程中矛盾則具體表現為差異、對立、對抗、轉化等不同發展階段6從歷史上看，中美關系已經歷過這四種不同的發展階段。目前，中美關系的發展仍不穩定，解決中美關系應堅持求同存異、放眼未來的方針。中美之間“求同存異”是指中美雙方應盡力培育中美矛盾中的同一性，抑制其斗爭性，促使中美關系向健康穩定的方向發展。當然，同一性與斗爭性是同一矛盾的相互聯系的兩個屬性，同一性需要斗爭性來體現，因此，擴展同一性離不開斗爭性在一定時期一定程度上的配合。我們講“求同存異”，即追求國家利益的一致性，保留國家利益的對抗性，而不是無視國家利益的對抗性。一因此，在求同的過程中，一方面我們不制造麻煩，不主動引起沖突和對抗;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要害怕對抗，對于麻煩制造者，我們也要進行有理、有利、有力的斗爭。“求同存異”本身即是一個辯證運動的過程，一味放棄斗爭，將“求同”視為“混同”或盲目附和、不分是非、無原則的茍同，只會破壞同一，導致中美關系倒退。放眼未來，是說要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待中美關系的歷史和現狀，結束過去那些不愉快的歷史，樹立發展兩國關系的信心，一切向前看。冷戰后，中國政府提出對美關系四項原則，即“增進了解、擴大共識、發展合作、共創未來”，這四項原則充分體現了中國政府放眼未來的戰略眼光。

在中美關系中，中國是較弱的一方，中國要爭取把握兩國關系的主動權，“求同存異，放眼未來”是最好的辦法。2002年5-6月間，在俄羅斯對美外交作出重大戰略調整時，我國并沒有因此而亂了自己的方寸。結果，俄羅斯沒有因為妥協式地改善與美關系而使俄美關系真正跨越歷史，相反，中美關系卻在中國政府的不卑不亢中不斷得以改善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