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議轉基因農作物的共識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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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隨著公眾理解科學理論的發展，在“缺失模型”顯示出越來越多的問題之后，各國開始探索讓公眾參與決策與科學技術有關的公共性事務的方式，共識會議就是其中一種很具代表性的嘗試。本文以日本2000年召開的第一次全國范圍的共識會議作為案例，對其背景、主要內容、意義和存在的問題進行了簡要的分析和討論。這種研究從一個特定的方面使我們對于日本公眾理解科學實踐有所認識，并可帶來有益的思考。

關鍵詞：共識會議公眾理解科學日本轉基因農作物

Abstract:Withthetheoreticaldevelopmentof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andthefailureofDeficitModel,manynationsbegantoseekforthewayforthepublictoparticipateinmakingdecisiononpublicaffairsrelatedtoscienceandtechnology.Amongthoseattempts,Consensusconferenceisatypicalone.ThisarticletakethefirstJapanesenationwideconsensusconferenceheldin2000ascase,brieflyanalyzeanddiscussitsbackground,maincontent,significanceandproblems.SuchstudycanhelpustoknowmoreabouttheJapanesepracticeof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fromaspecificaspect,andbringhelpfulreflectionforus.

Keywords:consensusconference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Japantransgenicrpop

一、“共識會議”產生的背景

公眾理解科學的研究，在杜蘭特的“缺失模型”顯示出越來越多的問題之后，開始探索當代社會中科學技術的理想存在方式，并意識到要讓公眾參與到這種探索中來。按照這種理念，要求人們不再把公眾看作不具備專業知識的外行，而是看作從日常經驗中獲得了對科學技術產物的獨到理解的群體。一個普及高等教育，實行民主制度的現代國家，必須讓公眾參與到關于制定科學技術政策的討論中來，這是確?？萍颊叩暮侠硇裕@得國民對政策的支持的必要條件。

傳統的科技政策的制定，因為其高度的專業性，往往由以該領域的專家為中心組成的精英集團來控制。可是，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科學是否也有問題？”這種質疑越來越強烈，與此同時，出現了對科技政策制定的專家中心模式的批判。因為作為所謂外行的普通公眾在接受科學技術帶來的恩惠的同時，也要承擔它帶來的風險。切爾諾貝利事故以及全球環境問題加深了人們對于一直以來的科技政策制定體制的不信任，在日本，接連發生的阪神大地震，醫療輸血導致的愛滋病感染事件，以及JCO事故（日本JCO公司核燃料制造廠發生的核泄漏事故），都讓公眾越來越難維持對專家的信任。因而，有日本學者認為，在寬泛的意義上，這是公眾理解科學研究要解決的問題。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包括日本在內的很多國家不約而同的開始探索讓公眾參與到最廣泛地涉及科學技術問題的政策制定當中的方法，其中一種很具代表性的嘗試就是共識會議。

二、日本“共識會議”的產生、發展概況及特點

“共識會議”這種形式最初誕生于美國，當時稱為“共識發展會議”（consensusdevelopmentconference）。例如，關于核磁共振這種昂貴的診斷設備可以應用于哪些患者的問題，就應該在專家當中形成一個普遍適用的標準，以此為議題，召開一個意見征集會議，即在專家之間達成一種“意見共識”。

但是在這種最初的形式中，所謂的“共識”只是專家的共識，討論也都是在專家之間進行的，并沒有吸收公眾參與到其中。

真正意義上的“共識會議”，是在丹麥產生的。1985年，最初美國式的“共識發展會議”在丹麥得到了脫胎換骨的變化，創造出通過作為外行的普通公眾與作為內行的科學技術專家的對話而形成共識的全新的形式。1987年，丹麥召開了第一次以工業和農業中的基因技術為主題的“共識會議”。到了90年代，歐洲各國，以及日本、韓國、澳大利亞也相繼召開了這種丹麥式的共識會議。

關于“共識會議”的定義，英國在召開第一次共識會議時曾有過這樣一段論述：

所謂共識會議，就是針對涉及到政治、社會利益關系并存在爭議的科學技術問題，由公眾的代表組成團體向專家提出疑問，通過雙方的交流和討論，形成共識，然后召開記者會，把最終意見公開發表的會議形式。

在日本，第一次試行性的共識會議1998年在大阪召開，議題是“轉基因治療”，第二次試行性的共識會議1999年在東京召開，議題是“網絡技術”，而第一次全國范圍的正式的共識會議是2000年召開的，議題是“轉基因農作物”。

在日本社會，圍繞著以轉基因技術為代表的生物技術、腦死問題、臟器移植、克隆技術、癌細胞的治療以及瘋牛病等等科學技術問題，人們產生出很多疑慮，甚至出現了越來越頻繁越來越強烈的反對運動。其實，在很多國家都會發生類似的狀況：一方面，是科學家、政府開始感到了公眾對現代科學技術的不信任，他們因為本是出于好心卻遭到不信任而感到困惑；另一方面，是產生疑慮甚至進行反對運動的公眾覺得科學家和政府漠視他們的呼聲而感到不滿?？梢哉f，這也是一個科學傳播的問題，即因傳播不利而產生了傳播隔閡(pp:117-120)

針對這種傳播隔閡，共識會議就是政府和科學家（在這里所說的科學家不僅指主張大力發展科學技術的激進派，也包括懷疑派，甚至可以把進行反對運動的人也看作廣義的專家）與公開招募征集而來的普通公眾進行對話的一種手段，更進一步說，是一種溝通的試驗。日本學者認為，共識會議最大的價值，就是作為一種“科學與公眾溝通的試驗”。

在科學傳播或者說公眾理解科學的領域中，科學與公眾之間的溝通，有很多方法。各個國家都在根據自己的情況開發合適的方法。共識會議并不是唯一的手段，但它是目前日本試行次數較多的一種方法，因而值得我們關注。

三、關于轉基因農作物問題的“共識會議”

2000年7月26日，“關于轉基因農產品的共識會議”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召開，農業水產省尖端產業技術研究課長吉田岳志說明了會議的主旨。

這次共識會議要完成三個主題，第一個是對轉基因農作物的可能性做出正確評價，并在此基礎上進行研究開發；第二個是對轉基因農作物對人的健康、環境的影響做出正確評價；第三個是回答消費者關心的一系列問題。此次共識會議，就是要針對這三個主題，提供及時有效的信息，提高政府決策的透明度，并實現雙向的互動型的信息交流。

這次共識會議，其實得益于1999年日本政府制定的2000年度財務預算。1999年5月，《自然》雜志發表了一篇論文，披露了轉基因玉米的花粉導致蝴蝶死亡的事件。這種轉基因玉米是專門為了產生出能夠殺死害蟲的毒性物質而研制出來的，所以導致蝴蝶死亡在某種程度上說是正常的，可是，歐盟卻因此而中斷了對這種轉基因玉米的安全性檢查，這樣，日本農業水產省受到了很大的壓力，不得不公開發表關于安全性問題的科學審查結果。

關于轉基因農作物，作為農業大國的美國的政策是鼓勵轉基因農作物的出口。但在歐洲，對于轉基因農作物的質疑則較為強烈，歐盟采取了極為謹慎的態度。就轉基因農作物問題，歐美形成了一種對立的局勢。而在日本，雖然來自消費者懷疑的聲音越來越強烈，可與此同時政府依然從美國進口大量農產品，面對這種情況，日本農業水產省必須采取應對措施。

在這種狀況下，政府2000年的財務預算，特別增加了這樣一項支出，即由農業水產省設立了一個項目：“應對消費者質疑的研究”，并把這項研究任務委托給——“農業水產尖端技術產業振興中心”（SocietyTechno-innovationofAgriculture,ForestryandFisheries，簡稱STAFF）。

STAFF最初的計劃，是首先了解消費者對于轉基因農作物的擔憂，然后對這些擔憂是否合理做出科學的判斷，再把判斷結果在宣講會等場合通報，以求據此來消除消費者的不安。

其實這仍是一種傳統的日本式的“公眾接受”（PublicAcceptance）的模式，而在當今日本社會，這對于消除消費者的質疑所能起到的作用是極其有限的。STAFF意識到必須從這一模式中進行突破，采取共識會議的形式，發揮這種新形會議的真正價值。

這一次關于轉基因農作物問題的共識會議完全按照標準的丹麥式共識會議的形式召開：首先進行兩次準備會議，總結整理出“關鍵性問題”，然后在第三次會議上由專家針對“關鍵性問題”做出回答，讓公眾和專家進行討論，最后第四次會議上，完全由公眾整理出“公眾意見提案”。

第一次和第二次準備會議，是以說明公眾代表進行討論“轉基因農作物的利益和風險”所需要的基本知識為目的的，在此之前執行委員會，要確定負責說明的人員名單。因為考慮到討論會從多角度進行，所以說明人也從多個領域中選?。喝蛔匀豢茖W家，以及風險問題專家、STS學者、新聞記者、消費者代表各數名。其中的自然科學家，不僅僅是從事轉基因研究的激進派專家，也包括持謹慎態度的保守派立場的專家。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避免向特定方向誘導公眾的嫌疑。

第一次正式會議的整個過程都是對外開放的，因而吸引了很多會議之外的公眾參與旁聽。這個回合是首先由專家根據第二次準備會議整理出來的“關鍵性問題”報告，針對公眾代表最關心、最擔憂的問題，給予回答、解釋和說明，然后專家和公眾之間可以展開充分討論。這個階段的會議，是首次實現專家和公眾雙方面對面的交流討論，真正體現了共識會議的精神“專家與公眾之間的對話”。

第二次正式會議，是根據前三次會議的說明、解答，以及討論的結果，由公眾代表整理出關于轉基因農作物的“公眾意見提案”。值得強調的是，這份作為共識會議最后的總結性報告文件，從撰寫到完成的全部過程，完全由公眾代表來負責，專家和政府機構均無權介入，正是這一環節真正體現了共識會議當中公眾的主導權。

四、對日本“共識會議”的評價

在日本，這次“轉基因農作物問題”的共識會議的組織者明顯感到了公眾參與者的強烈期待感和滿足感，專家對此積極的態度，以及大眾傳媒肯定的報道。

日本以前的科技政策的制定，都是以專家為主導而進行的，這種做法有一個前提假設：對于科學技術這種具有高度專業性的討論對象，作為外行的普通公眾很難給出有效的評價。在這種前提下，自然產生出對公眾進行科學技術啟蒙，以及把高度專業性事物的決定權完全委讓給專家的做法。然而，實踐證明，共識會議的結果，由公眾團體撰寫的文件《共識會議報告》具有極高的水平，以至于讓參加會議的專家也感到非常震驚。

說《共識會議報告》具有很高水準，并不是指在專業性上公眾已經到了專家的水平，而是指公眾能夠從專家很難注意到的視角來討論科學技術并得出的結論。普通公眾對于科學技術的認識并不是從實驗室中得來的，而是通過自己的工作和日常的生活經驗得來的。不斷開發出來的日新月異的科學技術如何納入到社會當中，接受還是拒絕，其實這并不僅僅是科學技術領域的問題，而是社會所面臨的極其重要的公共性問題。

共識會議把這樣一個問題擺在人們面前：對于具有公共性的科學技術問題，誰有正當的話語權？日本的共識會議通過這樣一種新形式的嘗試已經給出答案：不僅僅是專家，普通公眾同樣具有話語權，并且也具備發表意見的能力。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要排斥專家，認為只有普通公眾才具備話語能力。公共性問題的解決必須要依賴科學技術，但是這和科學技術本身理所當然的具有決定什么是問題以及如何解決問題的權利，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概念。

對之，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在對涉及到科學技術的公共性問題進行討論時，必須要聽取公眾的意見。在專家具備的正統性專業知識之外，公眾所具備的“地方性知識”也有重要的作用，必須給予其應有的重視，并且，這種“地方性知識”也值得專家學習。也就是說，共識會議不僅是公眾通過專家的講解來學習專業知識的場所，也是專家自身向公眾學習“地方性知識”的場所。進一步說，就是一種長時間持續著的，專家和公眾濟濟一堂，共同探討、交流作為公共性問題的科學技術的會議形式。共識會議的召開，揭示出對于具有公共性的科學技術問題，想要發表意見的公眾并不缺少，相反是大量存在著，真正缺少的是傾聽他們意見的機制和渠道。

五、幾點分析與評論

和其他大多數國家一樣，日本的共識會議僅僅處于剛剛起步的階段，勢必存在著很多問題。在更一般的意義上，正如美國學者加沙諾夫曾提出的，共識會議至少存在以下四個重要問題：

1.過早達成共識：有沒有進行充分的討論而過早形成共識的可能；

2.虛假共識：有對參與者實行限制而形成共識的可能；

3.由不合適的參與者形成的共識：有理應加入的參與者并未參與而形成共識的可能；

4.暫時的共識：只在某一時間和地點形成的暫時性的共識，隨著影響因素、價值觀、知識等發生變化，這種共識就可能喪失了合理性。

可以說這是幾乎所有公共討論都難以避免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講，共識會議只不過是在有限的范圍有限的時間內，由有限的成員進行討論，這意味著，共識會議永遠不能完全克服這四個問題。

由此，也引發出《共識會議報告》的地位與價值問題。近年來隨著科學傳播理論的發展，人們不再把公眾看作缺乏科學知識的“缺失體”，那么作為不是“缺失體”而是掌握了“地方性知識”的公眾，他們整理出的會議報告具有什么樣的意義呢？

在日本，盡管公眾具有強烈愿望，希望報告內容可以反映到政府的科技政策當中，但是政府并不會直接采納。當然，這其中有部分政府的原因，他們依然受“缺失模型”的影響，認為會議報告只是外行的一知半解的討論結果，所以采取漠視的態度。但是，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共識會議的會議報告本身也潛藏著很多重要的問題。

公眾希望通過他們自己得出的會議報告能夠切實的影響有關科學技術政策的決策，這無可厚非，但要想使報告得到真正的重視，直接反映到科技政策當中，必須要解決一個問題：即會議報告的合法性和正統性問題。

參與共識會議的公眾，只是在特定的時間特定的地域公開募集應征而來的人，并不能夠作為國民代表的團體，并且，這個團體在完成會議報告之后，一般都會解散。這樣一來，就產生出撰寫報告的成員的代表性問題以及對于報告內容的責任問題。甚至有可能發生公眾代表由特殊人員組成從而提出過激言論的情況。至少也可以這樣說，盡管會議報告書是正規，但是并不具備直接行使對社會的影響力的合法性和正統性。

目前日本學界對于共識會議也存在著不同的看法，以小林傳司為代表的學者認為這種會議形式對于公眾理解科學實踐有重要價值，并做了系統的研究；另一方面，代表日本官方的文部科學省科學技術政策研究所在近年來“促進國民科學技術理解”的實踐活動中，盡管力圖改變原有的教育模式尋求新的突破，但是對共識會議這種形式并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

另外，東京大學教授金森修認為，共識會議這種形式看似精彩，但容易流于表面化，甚至有可能形成這樣一種局面：幾十個市民在一個封閉的空間里討論得興高采烈，受益的只有這些少數的參與者，會議之外很少有人知曉，對社會、對政府的決策都產生不了真正的影響。

總之，日本的共識會議只是一種剛剛起步還處在試驗階段的新形式，還有很多需要完善之處，也存在很多問題有待解決，但是這種形式畢竟在公眾理解科學的領域中，在“科學與公眾的溝通”的問題上進行了全新的嘗試，的符合國際上公眾理解科學理論和科學傳播理論的最新發展趨勢的，作為一種更為積極的對待和處理科學技術與社會的關系的新手段，對我們確實有很多值得借鑒之處。例如，近來，在中國的一些“聽證會”(比如由國家環保局組織的關于圓明園整修問題的聽證會等)，就與本文討論的“共識會議”有某些相似之處。當然，在種有中國特色的“聽證會”，在運作方式和機制上，目前也還不成熟，尚需對之進行系統、深入的研究。不過，尤其是在涉及到科學和技術之應用的有爭議的一些項目，借鑒國外“共識會議”的某些經驗，顯然是有助于我們的社會的和諧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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