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議國內對于經濟倫理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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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倫理學數理方法博弈論

【摘要】最近幾年，西方學界流行這樣的觀點，即博弈論能被用來研究社會和政治哲學。雖然有眾多的政治哲學教授們利用博弈論來研究這些問題，但是專業的博弈論專家們一直都保持著沉默，直到賓默爾將他的研究興趣轉移到公正理論領域來。之后，該方法不斷得到重視和發展。

伴隨著著數理經濟學的蓬勃發展以及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的誕生，以博弈論為主要標志的數理方法在經濟倫理學中廣泛運用，形成了經濟倫理學里的“數理學派”。并不斷擴大影響力，我國學界也開始了相應的研究。

一、經濟倫理學里的“數理學派”誕生

西方經濟學家、哲學家和政治理論家們對世界頂尖級的博弈論專家——賓默爾的《博弈論與社會契約》寄予了厚望。當賓默爾論著的第一卷《公平博弈》和第二卷《正義博弈》分別于1994年和1998年問世時，在學界引起在轟動。在這部兩卷本的著作中，賓默爾對一個龐大的問題做了全景疏理，并且在其中大量的采用了數理方法尤其是博弈論的方法，因為他很清楚他的讀者，一部分就是專門研究博弈論和實驗經濟學的經濟學家。賓默爾試圖“告訴人們博弈論是研究政治哲學必不可少的工具”。賓默爾寫作這本書的理由在于，他“相信從博弈論的角度對倫理問題進行研究可以使人得到很多領悟?！?/p>

另一位著名博弈論學者薩金對賓默爾在這部著作里表達的思想提出了異議，由此導致了“兩個博弈論學家之間的戰爭”，這場“戰爭”將道德倫理學爭論引向了一個新的高潮。同時，伴隨著著數理經濟學的蓬勃發展以及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的誕生，以博弈論為主要標志的數理方法在經濟倫理學中廣泛運用，形成了經濟倫理學里的“數理學派”。在這一領域，著名的代表人物有前面介紹過的賓默爾、薩金、高德、薩利、阿克斯羅德、ChristinaBicchier、帕菲特、黃有光、赫伯特·金迪斯和薩繆·鮑爾斯等人，也出現了大量用數理方法進行經濟倫理思想解釋的著作和論文，其中《博弈論與社會契約》、《協定道德》、《權利、合作與福利的經濟學》、《CardinalWelfare,IndividualisticEthics,andInterpersonalComparisonsofUtility》以及,《強互惠的演化：人類非親緣族群中的合作》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二、二十一世紀經濟倫理思想數理解釋的發展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經濟倫理思想數理解釋的趨勢有增無減，國外出現了大量用數理方法尤其是博弈論方法來研究經濟倫理問題的文獻，其中賓默爾2005年出版的新著《NaturalJustice》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這本書中，賓默爾用博弈論的方法系統闡述了其自然主義的正義觀。而且，涌現了一大批著名經濟學和道德哲學家利用主流經濟學的數理方法來研究經濟倫理問題，在這種背景下，倫理學和經濟學出現了恢復結合的趨勢，經濟學研究“倫理不涉”的特征有所改善。同時，經濟學、倫理學、心理學和社會學甚至腦科學等跨學科的交流也日益頻繁，出現了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相融全的趨勢，其中神經元經濟學的誕生就是經濟學與腦神經科學相結合的產物，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成立的桑塔菲研究中心的主要宗旨就是從事跨學科研究，并且已經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三、國內對于經濟倫理數理解釋的研究

數理方法在經濟倫理學中的廣泛運用，對中國也逐漸產生了影響。目前，我國許多倫理學著作和論文中也較多應用博弈理論，但是國內對經濟倫理數理解釋的研究，包括本文中引用和參考的國內學者的大量著作和文獻，主要還停留在介紹、評價和借鑒的階段。到目前為止，國內尚沒有學者能夠利用數理工具系統闡述其經濟倫理思想。

用數理方法來研究經濟倫理思想，從理論研究層面上講，至少在以下三個方面值得我們借鑒。

1、經濟倫理學研究的視角，要堅持多學科的緊密結合。通過上述對經濟倫理思想研究中的數理方法進行歸納整理，我們可以發現西方經濟倫理學界在研究經濟倫理議題時，以下幾個學科是緊密相聯的：第一是倫理學與經濟學的結合，這是經濟倫理學產生的基礎；第二是經濟倫理學與政治學的交叉，這一路徑繼承的其實是最古老的經濟學傳統，羅爾斯的《正義論》是其中最好的體現；第三是經濟倫理學與社會學及人類學的結合，貝克爾、默菲等人對社會問題的研究極大影響了現行的社會學理論，而田野調查與人類學結合的代表人物是金迪斯和鮑爾斯等桑塔菲學派的學者，不過桑塔菲目前主要處理的是博弈實驗的驗證；第四是經濟倫理學與心理學結合，以弗農·史密斯和卡尼曼等人的工作為基礎。建立在普通心理學實驗的基礎上，行為經濟學是這一分支的統稱。這一路徑的研究就包括ChristinaBicchier基于心理學中多元的無知的理論為基礎的非社會主流規范的論證，而實驗的代表人物則是阿克斯羅德；第五則是經濟倫理學與生物學及生理學的結合，以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為代表，緊跟一系列研究演化的經濟學者。有不少做計算機模擬的學者，桑塔菲學派也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而以魯慈齊(Rustichini)和葛禮謙(Glimcher)等為代表的神經經濟學則更進一步，研究腦部神經元在決策時的表現，主要目的在于找尋理性的生理基礎，或者說，理性決策的腦神經元表現，主要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等技術手段來進行，這與自然科學的結合已經相當緊密。

然而在我國，在交叉學科和跨領域方面，倫理學與經濟學、心理學、生物學等其他學科的結合還不夠。一方面，這些年來轉向經濟倫理學的研究者主要來自哲學倫理學領域，他們的經濟理論和實踐知識有限，而有興趣于經濟倫理問題的經濟學者又發現自己并不善于運用倫理學理論。另一方面，一些經濟學界或企業界人士或者以為經濟倫理問題是低層次問題，不在經濟學研究范圍之內，或者認為企業在能夠思考和關心經濟倫理問題之前，必須先解決它們的生存問題。由于存在這些知識結構和認識上的問題，經濟倫理學研究難以為學術界真正重視，也影響經濟倫理問題研究的深入和實踐作用的發揮。

2、西方學者們在進行經濟倫理思想的現代數理解釋中，所采用的多元的數理方法也是極其值得我們借鑒的。西方學者對經濟倫理思想進行數理解釋的過程中，大量采用了現代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手段，包括大量的數理邏輯推導、數學建模、數據的實證檢驗以及計算機的模擬仿真，如果說簡單的數理邏輯推導在我國的經濟倫理學研究中尚有部分學者采用的話，數學建模、數據的實證檢驗以及計算機的模擬仿真的方法的采用，幾乎還是一片空白，這當然和我國目前大量從事經濟倫理學研究的學者的學科背景有關，其根源在于中國教育中的過早的文理分科制度。因此，在我國的經濟倫理學或者倫理學教育中，改變課程結構，適當加入一些理工科的課程，不僅有利于將來從事研究的學者開拓視眼，更有利于方法論上的創新。

當然，我們的理論研究中借鑒西方研究中廣泛采用的數理方法，仍然需要避免機械套用，形成數理方法的泛濫。數理方法在西方經濟學中是應用最為廣泛、最具有說服力的方法，因為數學準則的應用將經濟學帶入了一個比文字敘述方法更為嚴謹的標準之下，而其邏輯推導的作用則更明確，一般化抽象化演繹分析能夠使得經濟學的命題能夠具有普遍適用的性質，雖然數理方法一開始就受到了諸如德國歷史學派等的批判，但仍不影響其成為經濟分析的主流。正是因為這樣，才導致數理方法在經濟倫理學中的廣泛應用。但是數理方法作為一種分析的“語言”，有其優勢也有其缺陷。誠如方欽和韋森所描述的那樣，當數學推演過程變得復雜時，幾乎所有人都必然地無法再駕馭這匹理性的野馬。因此，我們在借鑒其包括計算機模擬方法等方法在內的數理方法時，切不可機械模仿其數學建模，而要認真思考其背后的倫理含義。

3、我國的倫理學的研究，應更多地加強理性思維。從字面上理解，“倫理”中的“倫”是指人際關系、秩序、規則，“理”是指理論、理性的解釋、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因此，倫理學是對于人際關系的規則（即道德）給出充分理由的學問。從這種解釋出發，趙南元認為我們可以看出東西方倫理學的區別：中國的倫理學是有“倫”無“理”，西方的倫理學是有“理”無“倫”。中國的傳統道德對人際關系作了很多規定，但是對于這些規定背后的理由卻很少述及，所以是有“倫”無“理”。西方的倫理學有不少理論，但是理論的出發點往往是形而上學的，未必以人際關系為基礎，更重視人與上帝（或某種抽象理念）的關系，例如康德的“絕對命令”，所以是有“理”無“倫”。作為實踐指導的科學之一——倫理學應該具有解釋能力，能夠解釋歷史上或現存于社會的各種道德的存在理由。即使是錯誤的、過時的、應該取消的道德準則，也有其曾經存在的理由。不能假定從前的人是愚蠢的。一種倫理學理論如果得出結論，認為常識性道德準則全部或大部分都是錯的，那么這種理論必然是可疑的。因為只要社會得以存在和運行，就證明社會中的常識性道德具有起碼的合理性。所依據的理論應該是合乎邏輯的，而且是可驗證的。雖然完全理性經濟人的假設在西方經濟倫理學的研究中顯示出了種種缺陷，但這往往是我國經濟倫理學研究中缺乏的思維。因此，在后的經濟倫理學研究中，理性思維應有所加強。因此，倫理學應該是理性的，不僅給出答案而且給出令人心服口服的理由。不僅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

【參考文獻】

[1]肯·賓默爾：博弈論與社會契約—公平博弈[M].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3.

[2]梁捷:兩個博弈論學家之間的戰爭[N].中國證券網（上海證券報），2007-05-21.

[3]方欽、韋森：經濟學中的理性主義[J].學術月刊，2006（8）.

[4]喬洪武、沈昊駒：賓默爾經濟倫理思想探討[J].哲學研究,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