間隔性制度變遷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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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斯“路徑依賴”理論之中國區域經驗實證檢驗

[內容提要]:中國經濟轉型時期的區域發展模式多樣性與特殊性要求對新制度經濟學制度變遷理論進行檢驗、過濾、再吸收。本文通過蘇南制度變遷的雙重循環為實證經驗基礎，對D-C·諾斯的“路徑依賴”理論進行再檢驗。在變化的制度環境中，制度變遷既非以“自執行”方式自發完成制度變遷過程，也不會由于“路徑依賴”而必然陷入良性或惡性“鎖定”，而是呈現出發展—停滯—新發展螺旋上升之“間隔性制度變遷”過程。

[關鍵詞]：路徑依賴;雙重循環;間隔性制度變遷;比較制度優勢

一

新制度經濟學制度變遷理論的代表人物有道格拉斯·C·諾斯、L·E·戴維斯，曼瑟·奧爾森、T·W·舒爾茨,V·W·拉坦等人，制度變遷理論“試圖為建立一個專門的、相關的和邏輯的關于這些制度的產生、成長、成熟、衰亡的理論框架提供基礎。”[1]制度是一個社會為人們發生相互關系而設定的一系列規則，是制約人們行為的正式規則和非正式規則的集合體。制度可分為四種:用于降低交易費用的制度;用于影響生產要素的所有者之間配置風險的制度;用于提供職能組織與個人收人源流之間聯系的制度;用于確立公共品和服務的生產與分配的框架的制度等(舒爾茨，1968)[2]。制度功能主要是為個人提供一種激勵系統，同時借助于交易成本的降低來推動市場交換的發展和市場功能的擴張，減少市場交易中的不確定性和偶然性。有效率的制度是刺激經濟增長的關鍵，而一些通常被認為是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如技術進步、規模經濟、資本積累并不是經濟增長的原因，而是經濟增長的表現。制度一旦形成，總要隨社會變化而變化，當制度出現不均衡，行為者利益不能在現有制度下得到保障，就產生新的制度需求，呈現出制度變遷狀態。制度變遷不是指任何一種制度變化而是特指一種效率更高的制度替代原有制度，通過對原有制度框架的規則與機制所做的邊際調整以增加制度收益。制度變遷只有在下面兩種情況下才會發生:(1)創新改變了潛在利潤。如市場規模的變化、技術變遷、一個社會中各種團體對收人的預期，會改變制度安排的收益與費用。(2)創新成本的降低使得制度安排的變遷變得有利可圖。如一種安排的組織成本已由另一種安排所支付，技術革新減少制度安排的運作成本，信息傳播與社會知識的進步，也有利于降低創新成本。制度變遷是制度發展的必然規律，但制度的替代、轉換與交易過程存在著種種技術和社會的約束條件，如制度變遷成本收益比較、一項制度的受益者與受害者、相對談判力量的對比、組織的偏好、技術條件等等。實施制度的各個組織在相對價格或偏好變化的情況下，為謀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重新談判與博弈以達成更高層的合約、改變舊的規則建立新的規則。

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諾斯進一步提出了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理論(PathDependency)。諾斯將保羅·大衛和W·巴蘭·阿瑟的“技術變遷”中的“路徑依賴性”引人制度變遷，認為在制度變遷中，同樣存在著路徑依賴性和自我強化機制。

我們將制度漸進變遷的路徑依賴特征與長期持續的增長或下降結合起來。一旦一條發展路徑沿著一條具體進程行進時，系統的外部性、組織的學習過程以及歷史上的關于這些問題所派生的主觀主義模型就會增強這一進程。在經濟增長的情形中，有一條適應性的有效路線，它允許在不確定性下的最大化選擇，以追逐某些承擔活動的真實模型，并建立一種反饋機制來識別某些相對無效的選擇，并消去它們?！ぁぁぁ潜M管如此，非生產性路線仍然存在，初始制度集合的報酬遞增特征為生產活動提供了負激勵，它在現有制度下創造了一些組織和強有力的利益集團，他們以自己的利益來影響政治實體。但他們為經濟上儲存與增加有用的知識所提供的報償較少。參加者的主觀精神構想會演進成一種意識形態，它們不僅會使社會的結構理性化，而且還選擇了不佳績效。結果，經濟中會演進出一些加強現有激勵與組織的政策。[3]

一個國家或區域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制度變遷存在著“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e)現象，一種制度一旦形成，不管是否有效，都會在一定時期內持續存在，這就好象進人了一個特定的路徑，制度變遷只能按照這種路徑走下去。路徑依賴有兩種方向:一種情況是某種初始制度選定以后，其報酬遞增促進經濟的發展，其他相關制度安排向同樣方向配合，導致有利于經濟增長的進一步的制度變遷。這是一種良性的制度依賴。另一個極端情況是某種制度演變的軌跡形成以后，初始制度的報酬遞增消退，開始阻礙生產活動，那些與這種制度共榮的組織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盡力維護它。此時這個社會人了無效制度，進人了“鎖定”(lockin)狀態[41，這是惡性的路徑依賴。由此可見，所謂“路徑依賴”就是具有正反饋機制的體系，一旦在外部偶然性事件的影響下被系統所采納，便會沿著一定的路徑發展演進，而很難為其他潛在的甚至更優體系所替代，從而進人鎖定(lockin)。

“路徑依賴”理論具有二定啟發與借鑒意義，但由于制度變遷的話語表達主要以特定歷史時期西方歷史經驗為理論基礎，D·C·諾斯理論的經驗來源主要局限于西方世界制度變遷與美國經濟發展[5]，因此要解析中國經濟轉型背景下制度變遷，路徑理論并不具有天然解釋力，“源于西方社會的認識工具一旦移譯到中國，往往失其所指而單純成為‘應該’。無所指而強為之指、或削足適履、或指鹿為馬”[6]，如果我們承認轉型中國經濟與社會變遷存在特殊性，就需依據中國經驗對制度變遷相關理論假設進行實證檢驗、理論過濾、再吸收，而不應國固吞棗，格式化套用。本文選取蘇南發展模式制度變遷的雙重循環為實證經驗基礎，對“路徑依賴”理論進行再檢驗。

二

蘇南發展之制度變遷路徑既有宏觀政治經濟環境與制度約束所形成的共性特征，又具有區域獨特性。蘇南發展之制度變遷路徑經歷了雙重循環，傳統蘇南模式變遷經歷了第一重循環:制度環境變化—制度失衡—制度變遷—制度均衡—制度失衡;新蘇南模式經歷第二重循環，制度失衡—制度變遷—制度均衡[7]。從建國以后到70年代末，蘇南農村經歷了集體化和合作化運動，以及從公社/大隊到村委會/村民小組的行政建制變遷。80年代經濟體制改革后，脫胎于草根中的蘇南鄉鎮企業異軍突起，通過制度創新率先形成制度性崛起，集體經營、共同勞動、協調分配為特征的社隊經濟，轉變為鄉鎮企業為支柱的集體經濟，形成了“集體經濟一公共權威”的政經共同體結構。蘇南模式在80年代中期達到發展高峰期，引起學者們廣泛關注，形成眾多名詞、術語，用以描述地方工業企業成長過程中地方政府功能特征，如“地方政府組合主義”(localstatecorporatism)(jeanC.O.,1995)[81,“干部資本主義(cadrecapitalism)”(Herrmann一Pillath，1997)、“干部/經營者(cadre/businessmen)"(Shue,1988),“合作文化”(WeitzmanandXu,1994;UngerandChan,1992;Nee,1992)“(準)地方政府的地方產權制度模式”(何夢筆，2000)、政府超強干預模式、干部經濟模式、政績經濟模式(新望，2000)進人90年代中后期，客觀事物又顯示新的面貌。隨著制度環境變遷，“傳統蘇南模式”顯現出資源約束、需求約束、體制約束等局限性:隨著宏觀經濟秩序全面轉向市場經濟體制，鄉鎮企業的制度比較優勢逐漸衰減，鄉鎮企業傳統的外延式發展模式受到宏觀經濟環境變化的沖擊與震蕩。隨著中國經濟從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蘇南鄉鎮企業的外部競爭對手日益增多，國有企業在放開搞活后進人市場;經營靈活的個體私營經濟也日益壯大;“三資企業”技術設備先進、產品質優檔次高，對蘇南鄉鎮企業構成了強有力競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下，蘇南鄉鎮企業“產權模糊”問題凸現，企業內部組織成本大幅度上升，從而抵消企業降低市場交易費用和提高專業化收益的努力。傳統蘇南模式在90年代中后期逐漸衰落，導致“蘇南模式的終結”[9]。隨著溫州模式十四大以來的興起，人們轉而稱頌溫州模式，蘇南集體經濟模式的是非功過形成了學術爭議的熱點。蘇南地方政府從90年代中后期開始對鄉鎮企業實施多次產權制度改革，同時利用歷史機遇，通過制度創新與政府職能轉換，以園區經濟為載體，打造國際制造業基地，推進工業化、城市化、國際化互動并進，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鍛造出“新蘇南模式”。新世紀以來，當溫州模式開始呈現相對衰落跡象，而“新蘇南模式”卻又呈現出富有生機的新的制度發展路徑。

這一系列跌宕起伏、豐富多彩的模式興衰構成蘇南發展模式之雙重循環，這不是一個靜態的經驗事實，而形成一個持續的動態經驗運行過程;它不僅是經濟過程，而且是甚至主要是政府過程;它不僅涉及經濟主體間的生產行為、交換行為，而且涉及到權力的價值權威性分配、權力主體間關系、政府精英行動、中央與地方財政制度結構、地方政府間競爭。隨著兩次改制的展開，蘇南區域政府與制度關系正形成了一個有趣的倒U型結構，制度不僅是政府實現政治經濟目標的理性工具，隨著市場經濟所衍生的生產與交換自由秩序的形成，制度由工具理性日益轉向價值理性，政府權力運行范疇與程序日益受到政府培育的“自生自發秩序”[10]的反約束。這一經驗事實的復雜性不禁讓人重新思考“政府、制度變遷與區域興衰”的這一經典命題，現有的分析進路與理論假設需要動態經驗事實進一步證偽。單純的“路徑依賴”理論模型似乎顯得過于簡單，以致不足于充分解釋這一動態經驗事實。新制度經濟學有關理論假設需在中國區域動態經驗中進行檢驗與知識過濾。從蘇南模式變遷的雙重循環過程來看，蘇南模式變遷之區域經驗無法充分證明路徑依賴理論這一假設。(1)區域發展會在一定時期形成和存在低效制度安排[11]，但惡性發展路徑的存在并不必然導致“鎖定”，蘇南模式與溫州模式皆能從低效計劃經濟模式中興起，新蘇南模式亦能從傳統蘇南模式中脫穎而出，傳統溫州模式亦正走向新溫州模式，蘇南經驗表明，低效制度似乎總可被潛在更優制度所替代;盡管一種模式在較短時期存在低效率，這并不能必然導致對效率導向的制度變遷有效“鎖定”(2)報酬遞增的良性發展路徑亦不能自然維持，傳統蘇南模式終結、溫州模式的相對衰落，表明良性發展路徑既便能存在于某一特定時期，但并不能自然維持良性循環，形成效率“鎖定”(3)“路徑依賴理論”之邏輯脈絡關注制度興起，亦關注制度衰退，但并未把制度興衰作為能量互換的矛盾統一體進行辯證分析。事實上，制度興起內在蘊含著衰退機制，制度衰退亦內在蘊含興起機制，所謂“自我強化機制”既使存在，也只是制度變遷過程多重矛盾運動中的一種作用力，并不能完全決定制度變遷結果。“路徑依賴”理論由于將兩者割裂，自然無法充分解釋制度內部興衰的互換邏輯。這也可能與觀察者的西方中心主義視角有關，從西方中心主義的經驗視野出發，容易觀察到的世界就是發達國家的良性鎖定、落后國家的低效鎖定，而較少觀察國家與區域內部興衰邏輯互換。本文在借鑒與再檢驗制度變遷既有理論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區域的實證經驗，提出本文的理論解釋進路，以求更有效解釋轉型時期蘇南模式變遷之雙重循環(見圖2)。這一理論分析進路存在兩個設定，第一個設定指，與純粹市場經濟假設不同，在我國經濟轉軌時期，蘇南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精英集團(地方政府決策核心)決定區域經濟資源分配，制定經濟政策，主導區域經濟制度安排。第二個設定指，在變化制度環境中，任何制度優勢都只能是一定時空條件下的比較優勢，而不可能成為絕對優勢。制度興起內在蘊含著衰退機制，制度衰退亦內在蘊含興起機制，制度興衰是能量互換的矛盾同一體。

蘇南模式變遷的雙重循環過程表明:在變化的制度環境中，制度變遷既非以“自執行”[12]，方式自發完成制度變遷過程，也不會由于既有路徑依賴而必然陷人良性或惡性“鎖定”，而是呈現出一種“間隔性變遷”，“間隔性變遷”內涵指制度變遷有持續性但不同于自執行，有停滯但不同于“鎖定”，呈現出一種發展—停滯—新發展螺旋上升之制度變遷過程。地方政府精英主導的區域制度變遷并非孤立存在，區域綜合資源察賦結構形成政府精英主導區域經濟發展路徑的政治、經濟、社會背景，構成精英行動的環境制約。政府精英在既定資源環境中又具有相當自主性，基于偏好(preference)基礎上的精英行動往往是制度變遷的直接動因，當精英行動推進制度變遷，取得制度比較優勢，獲取制度收益，這有利于擴充區域綜合資源結構，反過來可提供區域發展路徑升級的資源基礎[13]。當精英行動未能推進制度變遷，不能獲得制度收益，區域經濟績效衰退，這將弱化區域綜合資源察賦體系，從而進一步限制政府精英的行動空間。

地方政府主導的“間隔性制度變遷”經歷了五個階段邏輯功能切換進程，制度啟動階段。制度啟動階段是制度變遷第一階段，計劃經濟原始制度結構下，制度收益往往較低，制度變遷成本、風險亦相對較低。地方政府與民眾逐漸形成、積累著改變原始制度的創新沖動，制度變遷需求不斷增加。當制度環境提供了潛在制度收益的機會時，地方政府精英在適當時機下主導與組織政府一民眾聯合“集體行動”[14]，啟動制度變遷，建構新的區域經濟發展路徑，獲取潛在制度收益。制度發展階段。隨著制度變遷的展開，區域制度變遷由啟動階段進入到發展階段，區域經濟獲得初步制度收益，制度變遷由于其先發性，開始形成相對于其他區域的比較制度優勢。“比較制度優勢”指一種制度安排相對另一種制度安排，在變化的制度環境中具有獲取更大制度收益的能力。比較制度優勢的獲取會促進和激勵地方政府精英行動，啟動進一步的制度變遷，獲取更大制度收益。制度模式化階段。隨著制度變遷，制度變遷達到高峰期，并被逐漸模式化，形成穩定的制度結構，獲取穩定制度收益。隨著制度收益不斷遞累，“壟斷性收益體系”開始逐步形成，“壟斷性收益體系”指該區域由于具有相對其它區域的比較制度優勢，從而可以分享該制度發展路徑所帶來的大部分制度收益。制度一旦模式化，制度收益體系就不僅僅體現為經濟利潤的收益，而形成了綜合收益體系，它包括經濟利潤收益、政治收益(如政府官員政績與升遷)、意識形態收益(如蘇南模式被視為共同富裕的集體經濟之楷模)、榜樣收益(其他區域取經學習所交納費用，以及榮譽感)等。制度衰退階段。在這一階段，隨著壟斷性收益體系的形成，制度變遷的成本和風險亦不斷增加，主導區域經濟政策的地方政府精英逐漸失去了制度變遷的激勵動力，傾向于維持既有制度模式，保持壟斷性收益。由于制度環境變化，既有制度收益形成嫡值效應，比較制度優勢邊際遞減，制度變遷形成衰落周期，進人“制度模式化陷阱”。制度復興階段。在區域競爭環境中，隨著新的地方政府競爭集團的崛起，制度比較制度優勢完全失去，“壟斷性收益體系”無法維持。區域政府—民眾聯合體的創新意愿重新獲得激勵，制度變遷需求不斷上升;當制度變遷潛在收益超出制度變遷成本，地方政府精英重新被激勵，啟動新一輪制度變遷(新蘇南模式興起)。

結語

蘇南發展模式變遷的雙重循環過程表明，在變化的制度環境中，制度變遷既非以自執行方式自發完成制度變遷過程，也不會由于既有路徑依賴而必然陷人良性或惡性“鎖定”，而是呈現出一種“間隔性變遷”，呈現出一種發展—停滯—新發展螺旋上升之制度變遷過程。制度變遷是一個在競爭中持續不斷的過程，任何制度優勢都只能是一定時空條件下的比較優勢，即暫時與局部優勢，而不可能形成絕對優勢。“模式”不是比較、相對的概念，而是一個靜態、絕對的概念，傾向于將一定時空條件下比較優勢理解為恒定優勢。這一思維一旦被政府精英集團吸吶為潛在行為邏輯，將阻礙政府精英集團相對于制度環境變化的敏感性和快速反應機制，往往導致制度僵化與制度惰性。作為“第一行動集團”的地方政府只有隨著制度環境變化而持續不斷推進制度創新，才能動態地維持區域發展路徑的制度比較優勢，并從中獲取最大化制度收益。

[注釋]

[1]L.E.戴維斯，D.C.諾斯:《制度變遷的理論:概念與原因》，科斯等.陳聽編《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268頁。

[2]舒爾茨:《制度與人的經濟價值的不斷提高》，載于科斯等:《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3頁。

[3].C.諾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132一133頁。

[4]道格拉斯.C諾斯:《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中譯本，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21頁。

[5]諾斯的代表著作與論文，可反映出來其理論建構的經驗基礎。諾斯等:《莊園制度的興起與衰落:一個理論模型)(1971);諾斯與戴維斯:《制度變遷與美國經濟增長》(1971);諾斯與托馬斯:《西方世界的興起》(1973);諾斯:《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1983)，諾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1991)等。

[6]曹錦清:《黃河邊的中國》，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2頁。

[7]關于概念內含的簡要界定，制度失衡指制度均衡指沒有新的變遷。制度變遷指一種低效制度向高效制度的變遷，制度均衡指這樣一種狀態，在給定的一般條件下，現存制度安排的任何改變都不能給經濟中任何個人或任何團體帶來額外的收人。制度變遷相關概論的內涵參見諾斯與戴維斯:《制度變遷與美國經濟增長》(1971)0

[8]JeanC.0.，Theroleoflocalstatesinchina''''stransitionaleconomy,TheChinaQuarterly,No.144(December1995),p32。奧伊認為地方國家組合主義導致了集體經濟繁榮。

[9]關于“蘇南模式的終結”這一提法，參見新望:《蘇南模式的終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版。學界亦有爭議;但無論人們帶著什么價值傾向，傳統蘇南模式的衰退無疑是“價值中立”的客觀存在。

[10]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8頁。

[11]關于“為什么人們會選擇對自己不利的制度安排”這一問題，除了文獻分析部分的已有解釋進路之外，國內亦有多位學者展開一定探索，如盛洪:《為什么人們會選擇對自己不利的制度安排》，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5年春季卷。張宇燕:《經濟發展與制度選擇》，〔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12]Lewis認為制度一旦始變遷，它們就會經自執行(self-enforcing)的方式變遷下去。舊的信條和制度被改變了，新信條和新制度逐步變得彼此更加一致，并沿著同樣的方向作進一步的變化。Lewis,W.A.TheoryofEconomicGrowth,London:Harper&Row,1955,p.146.

[13]關于這一邏輯，林林毅夫亦有論述，隨著經濟發展、資本積累，一個國家和地區的資源察賦結構得以提升，主導產業將從勞動密集型逐步轉變到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中國25年改革開放，尤其是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發展的軌跡便是如此。參見，林毅夫:《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4]在奧爾森視角下，由于存在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的沖突，集體行動是一件困難的事。但在本研究中發現一個新的變量可助于解釋集體行動何以成立，即長期處于低效狀態而對原始低效制度之變遷沖動，有助于實現區域政府一民眾的聯合，形成集體行動，突破宏觀計劃經濟秩序限制。參見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