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大學生急嫁成本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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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對于女大學生“急嫁”問題的分析，學者大多忽略了“人可以憑借自己的理性認識來規避風險”這一特征。在我國當前的教育背景和社會環境下，通過對“急嫁”和就業各項成本投入和實際收益進行對比分析發現，“急嫁”確實是當前女大學生對就業高風險的一種短期的理性規避方式，但這種表面上的“合理性”實際潛藏著深刻的危機。“急嫁”行為側面反映出的社會問題值得深思。

關鍵詞：女大學生；急嫁；就業；成本收益

一、問題的提出

20世紀70年代以來，有關婚姻的話題熱潮高漲：“70后”、“80后”的“閃婚”、“隱婚”、“恐婚”，“85后”的“畢婚”、“急嫁”等。尤其是近些年來，女大學生“急嫁”現象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對此人們從多角度進行了剖析。這些觀點大致可歸納為兩類：

（一）個人角度分析

消費和享樂主義盛行、對自身社會和事業價值的否定、金錢觀念的扭曲和自身道德的淪陷、婚姻愛情觀的背離、自身就業期望過高、意志品質缺乏磨練、自身缺乏核心競爭力等。這些分析切中了女大學生自身因素在婚姻選擇上的重要作用，著重于主觀方面的歸咎。

（二）社會角度分析

傳統“婦女歸家”思想的回歸、性別歧視、高校的盲目擴招、世俗觀念“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影響、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女性的社會屬性和家庭屬性同時被強化、高校人格教育和挫折教育的缺失等。這些分析強調了現實社會對女大學生婚嫁行為的影響，揭示出了社會轉型大背景下的環境異變對女大學生導向混亂的現狀。

無論是從個人角度還是從社會角度都主要出于社會預期作出評析，而少有站在女大學生本位上切實考慮她們面對“急嫁”或就業的選擇時的現實困境與實際需求。

如何選擇婚姻是每一個女性的正當權利，但卻受到種種關注。人們普遍認為，女大學生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分子，而高素質人才不自食其力反而選擇嫁入“豪門”與大眾對女大學生理想化的社會預期有較大反差。其直接原因在于人們沒有將當下社會環境與女大學生的個人實際需求結合起來分析，忽略了人在做決策時的經濟理性。關乎自身生存與發展的每一項選擇，都是建立在綜合衡量個人與社會各種投入產出效益的基礎上，憑借自己的理性意識來為未來規避風險的過程?，F從經濟學成本收益角度，比較就業和“急嫁”各自在成本與收益上的效益差距，初步探尋“急嫁”背后的理性根源。

二、一般性分析：急嫁——規避失業風險的一種途徑

高等教育完成后，女大學生主要通過就業和嫁人來收回自身的人力資本投資。

然而，我國的就業形勢不容樂觀。有調查顯示：在我國家庭消費中有68.8%的家庭將教育消費排在第一位。而城市居民家庭子女從幼兒園到接受大學教育的成本平均花費14萬元，目前城市居民家庭子女教育費用來源有89.6%來源于家庭工資收入。暫且不論沒有穩定收入的農村家庭子女的教育費用，從進入幼兒園開始到大學高等教育結束，完成人力資本投入的教育經費不可小視。我國的高等教育從1996年6月全國第三次教育工作會議以后開始走向大眾化，具體體現為高校畢業生2004年為280萬人，2005年為340萬人，2006年為413萬人，2007年為495萬人，2008年為559萬人，2009年為610萬人。事實上，據2009年麥克斯公司調查顯示：截至4月底，2009屆全國大學畢業生的簽約率僅為39%，其中女大學生的就業簽約率為30%。以上數據初步顯示，對于女大學生而言，高等教育投資并不意味著能夠找到高收益的工作。

目前，針對女性的就業歧視依然存在。調查表明，65.3%的女大學生認為自己找工作的最大障礙是用人單位的性別歧視，37.1%的女生在求職中有多次被拒絕的經歷。江西省婦聯相關的專題調研顯示有80%的女大學生在求職過程中遭遇過性別歧視，有34.3%的女生有過多次被拒經歷。

從法制角度來看，《勞動法》、《婦女權益保障法》等都做了保障男女平等、女性就業權利等的法律規定，但這些法律法規非但沒有解決女大學生的就業不平等問題，反而在某種程度上增加了其應聘成本。例如，規定男女同工同酬，一般的企業在既不違反法律規定，又不違背追求利潤最大化目標的前提下，往往選擇盡量不雇傭或少雇傭女性職工，實際上加重了女性的就業壓力。

女性的生理特征決定了女性求職相比男性有更大心理壓力。女性的生理體質普遍較弱，不宜從事流動性大、體力消耗過多的勞動。此外，女性的獨立性與自我保護能力較弱，不能單獨從事高風險的工作，更需要關注自身的生理健康與人身安全。在嚴峻的就業形勢下，面對急于用人的各個單位，女性的就業心理壓力明顯高于男性，這就直接造成了求職的困難。

嚴峻的就業形勢，或隱或現的就業歧視，不夠完備的法律制度，與女性自身的自卑心理結合形成惡性循環。在這些客觀因素的驅動之下，以急嫁來替代就業就成為女大學生規避失業風險的途徑之一。于是，女大學生選擇通過“急嫁”有經濟基礎和事業基礎的成功男士來規避失業風險、收回教育成本并取得更大收益。

三、就業和“急嫁”的成本-收益比較分析

按照經濟學理論模型，女大學生的這一行為就可以看作是其在高校教育投資市場上失利后，利用自身的資本引發的新一輪在婚姻市場上的投資。以下便運用成本收益分析法來分析“急嫁”是否能夠為女大學生帶來比就業更多的收益。

（一）成本分析

設就業的總成本為C1，總收益為R1；“急嫁”的總成本為C2，總收益為R2。當R2-C2＞R1-C1時，選擇“急嫁”收益較高；當R2-C2＜R1-C1時，選擇就業收益較高。當R2-C2=R1-C1時，選擇就業和“急嫁”的收益相等。

就業的總成本C1為大學教育總成本和選擇就業所需要追加的成本；“急嫁”的總成本C2為大學教育總成本和選擇嫁人所需追加的成本。設大學教育的總成本為T（在分析就業和“急嫁”所分別產生的成本時，因為對于同一個女大學生來說，無論是就業，還是急嫁，大學教育是已經發生了的前期成本，因此均用T表示），選擇就業所需追加的成本為x1，選擇“急嫁”所需追加的成本為x2。得出就業的總成本C1=T+x1，“急嫁”的總成本C2=T+x2。大學教育的總成本是相等的，現分析除去大學教育后就業和嫁人所需追加的成本。

1、因就業所需追加的成本

假設經過半年時間女大學生可以找到一份工作。這期間所需追加的成本x1包括：心理成本a1、直接成本b1和間接成本d1，即x1=a1+b1+d1。心理成本a1指為找工作其所需承受的壓力等；直接成本b1指找工作途中所產生的通訊費、交通費、簡歷制作費等；間接成本d1是指就業所需放棄的除婚姻以外帶來的損失。

2、因“急嫁”所需追加的成本

同樣假設，經過半年的時間女大學生可以找到其要嫁的人。所需追加的成本x2包括：心理成本a2、直接成本b2和間接成本d2，即x2=a2+b2+d2。心理成本a2是指為尋找四有男人而所遭受的壓力等；直接成本b2是指搜尋合意的四有男人所需的化妝費、通訊費、上交給婚姻介紹所的費用等；間接成本d2是指嫁人所需放棄除就業以外所造成的成本。

就業的總成本就是C1=T+x1=T+a1+b1+d1，而急嫁產生的總成本是C2=T+x2=T+a2+b2+d2。T是相等的，由于就業和“急嫁”所產生的心理成本是一個心理感覺，與個體差異性有關，為使問題簡單起見，我們將其忽略不計，即a1=a2。半年內，就業和“急嫁”所花費的直接成本是相當少的，可以認為b1=b2。而選擇就業和“急嫁”所需放棄其他收益的機會是相等的，那么d1=d2。得出C1=C2。

目前，問題就可以簡化為就業和“急嫁”各自所產生的收益R2和R1的比較了。當R2＞R1時，選擇“急嫁”收益較高；當R2＜R1時，選擇就業收益較高。當R2=R1時，選擇就業和“急嫁”的收益相等。

（二）收益分析

無論是就業的總收益R1，還是“急嫁”的總收益R2，現將就業的總收益R1劃分為經濟收益m1、社會資本收益f1、就業機會收益j1、親人收益r1、情感收益s1五種。同樣，“急嫁”的總收益R2也劃分為經濟收益m2、社會資本收益f2、就業機會收益j2、親人收益r2、情感收益s2。即就業的總收益R1=m1+f1+j1+r1+s1，“急嫁”的總收益R2=m2+f2+j2+r2+s2。

1、經濟收益

經濟收益，即通過就業所獲得的無論是貨幣的還是非貨幣的直接收入，如工資、福利、“三金五險”、獎勵等，用m1表示。

麥可思咨詢公司在《2010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中指出2008屆到2010屆的大學畢業生畢業半年后的平均月工資水平分別為2075元、2295元、2929元。如不考慮貨幣的時間價值，則這三年內的總經濟收益為8.7588萬元，即m1=8.7588萬元。

而女大學生通過“急嫁”“四有男人”為自身的物質生活提供保障，這里同樣稱之為經濟收益，用m2表示。成功男士擁有很強的經濟實力，女大學生可以通過雙方的勞動分工獲得一定的經濟收入和社會保障。國家統計局擬定的中國富人標準是：戶均年收入3.2萬元以上，擁有商品房或者擁有私人汽車；日前在武漢召開的全國個人所得稅座談會上，全國的稅務專家們初步擬定年收入在6萬元以上的為高收入有經濟基礎的人群。由此我們假定有經濟基礎的“四有男人”年均收入為6萬元，也同樣不考慮貨幣的時間價值，那么2008-2010年總經濟收入為6×3=18萬，假設“急嫁”的女大學生和“四有男人”平均分配消費，這樣我們的女大學生也能獲得9萬元的收益，即m2=9萬元。還不算其所擁有的商品房和私家車。得出m1

2、社會資本收益

社會資本是指個人擁有的，表現為社會結構資源的資本財產，它由構成社會結構的要素組成，主要存在于人際關系結構中，并為結構內部的個人行動提供便利。這里用獲取社會資本所需要花費的時間和精力的多少來衡量?；ㄙM的時間和精力多，社會資本收益就少；反之，則社會資本的收益就多。

通過就業可以有機會獲得個人所需要的人脈資源。但是，對于就業者來說，一般情況下，要付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才能獲得更豐富的社會資本。而“急嫁”“四有男人”的女大學生卻可以相對輕松容易，也不用耗費太多的時間和精力來獲得社會資本。得出f1＜f2。

3、就業機會收益

就業機會收益，即通過嫁人所獲得的進入職場的機會?？梢杂蒙鐣Y本的多寡來衡量就業機會收益的大小。

“急嫁”“四有男人”女大學生可以較為容易的獲得進入職場的機會。成功男士除了擁有財富和地位以外，還擁有較多的社會資本。調查表明，81.2%的用人單位會優先考慮同事、朋友和親戚推薦的大學畢業生，而實際工作能力則處于第二位。95.6%的人認為個人社會資本對找工作幫助非常大。面對嚴峻的就業形勢，女大學生可以通過與四有男人的“資源共享”可能會獲得比直接就業還要多的就業機會，且耗時更短。就業雖然也可以認識更多的擁有豐厚社會資本的人，通過這些人也可以獲得更好的職位，然而，卻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綜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直接就業產生的就業收益j1小于嫁人所獲得的就業收益j2，即j1＜j2。

4、親人收益

通過嫁“四有男人”可以利用成功男士的社會資本為自己身邊的人創造利益，在這里稱之為親人收益，如父母的養老、親朋好友的就業、子女的教育基金等。由以上對經濟收益的分析可以看出，一般情況下，對于平均月工資2000多元的大學畢業生來說，解決自己的生活問題尚且還勉強。“急嫁”“四有男人”所獲得的親人收益就要大于就業所獲得的親人收益r1，即r1＜r2。

5、情感收益

情感收益，即由情感生活所帶來的收益。對于就業的女大學生來說，擇偶的時間比較長，相互之間的了解會更多，磨合也就更充分，這樣的感情相對比較牢固。選擇“急嫁”的大學生，并不能在短時間內判斷對方是否適合她。更何況經濟尚未獨立，相對于有工作也有社會經驗的女大學生來說感情缺乏穩固性。嫁人所獲得的情感收益要小于就業所獲得的情感收益s1，即s2＜s1。那么就業與“急嫁”的選擇就是一種或然選擇，是情感收益與除情感收益以外其他收益總和的比較。

現將除情感收益以外的收益總和稱之為物質性收益。物質性收益與情感收益的在女大學生心里價值就影響了女大學生就業或者“急嫁”的選擇。當情感收益被低估，即情感收益＜物質性收益時，人們就會選擇“急嫁”；當情感收益被高估，即情感收益＞物質性收益時，人們則會選擇就業。一般情況下，情感的收益是一個長期獲得的過程，相對而言物質性收益卻可以短期獲得。在情感收益被高估的情況下，女大學生更看重感情，愿意用更多的時間來自我經營一份感情，在加大擇偶的搜尋成本的同時預期會獲得一份穩定的感情，那么就業就不失為一個好選擇。以上可以看出：m1＜m2，f1＜f2，j1＜j2，r1＜r2，得出m1+f1+j1+r1＜m2+f2+j2+r2即在物質性收益上，“急嫁”更占優勢。因此，期來看，“急嫁”的女大學生更占優勢。

現實中情感收益也確實是被低估的。即很多人往往傾向于做出投資回收期短的選擇，更看重物質性收益所帶來的短期效應。2010年12月14日的《2010中國人婚戀狀況調查報告》顯示，七成受訪女性認為男性要有房、有穩定收入和一定積蓄才能結婚。這說明，大部分女性還是很重視對方所能帶給自己的經濟利益，即情感收益是被低估的。

且調查進一步顯示，85.5％的青年認為，和上一輩相比，現在的年輕人更看重對方的經濟條件。48.9％的青年明確表示，愛情最重要的是“經濟條件”?？梢姮F在年輕人的愛情觀更加的現實，即普遍認為s1＜s2，得出m1+f1+j1+r1+s1＜m2+f2+j2+r2+s2，即R2＞R1，此時“急嫁”的收益較高。女大學生做出“急嫁”之舉也就不足為奇了。

四、結論與建議

綜上所述，就業或者“急嫁”，關鍵在于女大學生對于就業或者“急嫁”所產生的情感收益的評估。現實中，情感收益是被低估的，即人們更偏好物質收益豐厚的“急嫁”?！凹奔蕖笔菨M足女大學生心理和生活需求的一種短期理性選擇，這不僅僅是女大學生自身的婚姻觀、價值觀與社會預期的婚姻觀、價值觀不一致的結果，更反映了教育體制、政府政策等政府管理與社會文化方面的缺失。

（一）女大學生自身應注重長遠規劃，慎重選擇婚姻

“急嫁”的所帶來的除感情以外的短期收益是較高的，然而這種選擇產生收益的同時也就意味著高風險的并存。由于資源的稀缺性，當這種收益利用殆盡時，女大學生的這種趨于功利化的“理性”選擇，即在尋求收益更多的心理因素的驅動下，就無法確保雙方婚姻的持續性和穩定性?！凹奔蕖彪m然可以規避失業風險，然而對某一女大學生有著強大吸引力的“經濟適用男”也同樣對其他的女性有著同樣甚至更大的吸引力，這種經濟理性并不意味著情感理性因而也就存在著高的風險。因此，在追求“經濟適用男”的同時，我們需要對自己未來的婚姻穩定性與幸福指數進行全面的評估。

（二）大學教育應該符合社會的用人需求，并注重培養大學生自立自強的價值理念

“80后”的一代是獨生子女居多的一代。從小缺乏抗壓能力的她們，在所學知識無法應對社會要求以及嚴峻就業形勢的雙重打壓下，他們努力尋找一個相對安全可靠的生存環境，甚至不惜為此放棄對純真愛情的追求。這種的現象背后，潛藏的卻是現行教育體系與社會需求的偏離與脫節，這不僅表現在大學生實踐能力的匱乏，更顯現在對主流價值觀念的背離。這意味著大學教育不僅要在課程設計層面上與社會需求切實對接，更要需要在人格培養層面上引導大學生樹立健康向上的價值理念。

（三）黨和政府應著力拓寬女性就業領域，完善相應的就業保障制度

政府在根本上要依據女大學生的自身優勢，在方針政策與發展規劃上扶持并開拓相應的就業領域，尤其重視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對女大學生的巨大吸納作用，切實為女大學生拓寬就業領域。另外，國家對雇傭女職工的中小型企事業單位可以給予一定經政策扶持或經濟補償，將女性在孕期、哺乳期、育兒期的非市場勞動的成本社會保障化、福利化。女性非市場勞動的經濟社會價值關乎民族后代、關乎國家未來，政府和社會有責任在力所能及的條件下為女性提供必要的社會保障和就業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