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現代經濟轉型與文學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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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世紀中期特別是清末民初以后，中國封建農業、手工業經濟隨著西方勢力的強行侵入而逐漸向封建性與殖民性相混雜的經濟形態轉型，這導致中華民族經濟生存方式的改變，而“每一民族的經濟生存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民族政治的、精神的和歷史的基礎，民族的觀念文化都由這一基礎決定?！保?］社會經濟形態決定著人的物質生活狀況、社會結構和文化觀念，規約著生命的意志、情趣及其表達，而表達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文學創作。受經濟轉型制約，中國文學開始艱難地轉身，走出古典形態，在變革中生成新質，成為與新型經濟形態密切聯系的現代性不斷生長的文學。

清王朝末期，西方現代資本勢力在強大的軍事力量掩護下，以非市場行為方式大舉進入中國，肆虐古老的農耕大地，致使中國舊的經濟格局被瓦解，單一的封建經濟形態被顛覆。雖然中西部絕大多數地區仍然維持著原來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看天生產，自給自足，但沿海地區特別是一些發達的城鎮，新型工業得到較大發展，商業貿易較為發達，對固有的農業經濟形成沖擊；工業、商業又與西方政治、經濟勢力糾纏在一起，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形態突出，生產關系、社會矛盾頗為復雜。諸如：地主與農民的矛盾；西方經濟勢力與中國民族經濟的矛盾，包括與中國輕工業、手工業、農業的矛盾；買辦勢力相當猖獗；城市工商業經濟對農村自然經濟的威脅、掠奪，等等。

都市工商業追求利益最大化，唯利是圖，沖擊著傳統重義輕利的人倫關系。經濟生活方式這些變化，影響著人們的思想與情感，作家們書寫的內容、審美價值取向等也相應地發生了改變，文學由內到外發生蛻變，呈現出新的態勢。年輕人諸如魯迅、周作人、郭沫若、聞一多等因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開始離開鄉鎮，眼光轉向城市與海外，在新的世界格局與經濟關系中思考自我存在價值，認識到新的經濟社會中，舊的科舉取仕之路已經過時了，自覺調整傳統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觀念與實現方式。他們進新式學校，游學海外，學習適應新的社會經濟關系的知識與能力，探索變革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途徑與方法，思想、價值觀與情感發生了質的變化。他們反思舊的封建文化，批判封建經濟關系下所建立的等級制度，反對封建政治倫理、經濟關系對個體生命的壓制與蔑視，呼吁人的解放，追求自由與尊嚴。他們以新的觀念審視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現象，其作品表現的對象、思想價值立場等迥異于古代文學。古典文學作品如《陌上?！?、《月令農諺》、《野田黃雀行》、《歸園田居》、《過故人莊》、《春中田園作》、《姜村》、《石壕吏》、《觀田家》、《田家詞》、《蠶婦》、《憫農》、《旱鄉田父言》、《荔枝嘆》、《吳中田婦嘆》、《催租行》、《逃荒行》等，對鄉村的表現，多以讀書人的良知為基礎，山村自然的美好，耕種的繁忙，鄉民的勤勞、善良，女子的機智守一，人與自然的和諧，天災饑荒，官府對民的壓迫等，成為書寫的主要內容。杜甫等哀民之不幸，但不深究社會因由，或因觀念視野制約究而不深；同情而不批判，或因對社會機制理解狹隘以致批而不力，這些構成作品的基調。

與之相比，進入近現代社會后，作家們對農村社會的表現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他們著重表現農村生產關系的不合理，暴露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剝削與壓迫，寫農民生活的艱辛，揭示物質貧乏所導致的精神病象，如魯迅、王魯彥、蹇先艾、許欽文、王任叔、彭家煌等人的作品。魯迅在《阿Q正傳》中不僅哀阿Q之不幸，哀未莊底層社會之不幸，還怒其不爭，批判他們的種種劣根性，并將之上升到國民性的高度加以反思、批判，在精神上與古代農村題材作品區別開來。王魯彥的《黃金》、許杰的《賭徒吉順》等揭露了半殖民地商業化原則對鄉村傳統道德的沖擊，惋惜古樸的田園牧歌生活的喪失，從外來經濟侵略的角度揭示農村凋敝的原因。婦女的善良、勤勞、美好不再是表現的興趣所在，作家們關注的是她們因經濟原因所導致的肉體磨難與靈魂不幸，魯迅的《祝?！穼懴榱稚┰馐芑橐觥⒓彝ゲ恍?，靠出賣勞動力為生，靈魂無所依托；柔石的《為奴隸的母親》、羅淑的《生人妻》揭露了農村經濟凋敝家庭困頓導致的野蠻的典妻現象，等等。相比于舊小說，農民的心靈、情感與精神世界成為表現的重點，而這些又與經濟生存狀況密切相連。193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經濟侵略，加之封建剝削加劇，江南農村豐收成災成為新的社會經濟現象，這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怪相，讓質樸的農人不知所措，讓鄉間讀書人理不通其中經緯；然而，初獲世界眼光的年輕人有自己的思考與追問，并以文學方式作了解答，如茅盾的《春蠶》、《秋收》、《殘冬》等敏銳地反映了這種現象，揭示出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結構對長期以來生活在自給自足自然經濟形態下善良農民物質與心靈的摧殘，舊式農人天真地相信舊的經濟生活經驗，沒有看清世界的變化，以致被新的經濟社會無情地“戲弄”。茅盾這些作品在應對新的經濟問題的同時，顛覆著中國傳統作家的思維方式與表達方式，為此后展開的漫長的文學新傳統創造敘事原型，也就是說新的經濟生活催生著新的文學形態?，F代文學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農村題材作品，農民是描寫的重要對象，從阿Q、閏土、老通寶到小二黑、王貴、趙玉林，書寫了一代又一代的農民，他們要么失去土地以打短工為生，要么租種地主土地艱難度日，要么為獲得土地起而反抗，要么在根據地新制度下獲得土地后追求人生更高層次的自由。與土地的關系，是否擁有生產資料，直接影響著他們的精神狀態，他們的形象演變反映了中國農民隨著農村生產關系的改變其生活方式、精神世界所發生的相應變化，他們從自在走向自覺，由被奴役者逐漸變為生活的主動者，人的意識逐漸復蘇。他們由外到內所發生的變化不僅見證了中國農村經濟關系的改變，而且印證了經濟生活方式影響文學創作之規律。

中國近現代城市經濟形態，放在世界歷史上考察不是最復雜的，但相對于中國幾千年的歷史而言肯定是最斑斕而怪異的。上海逐漸成為國際性大都市，工業、商業相當發達，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占據著重要位置；但封建經濟依然存在，各種社會政治、經濟勢力盤根錯節，新型市民階層興起，成為左右消費的重要力量；與此同時，北京這座古都經受著新舊轉換的陣痛，新型工商企業與舊式作坊店鋪相鄰，新市民與舊階層混居，經濟關系相比于19世紀復雜得多；多數內陸城鎮同樣是半封建、半殖民經濟共存，社會階層變得更為復雜；紅道白道你中有我、我中存你，官私資本糾纏在一起，拉大了新興城市色彩的對比度，也彰顯了中國城市的特色。所有這些使書寫都市、城鎮的文學呈現出具有新世紀色彩的復雜態勢與特征。魯迅的文學從相當程度上講，是關于經濟基礎與人的精神關系的文學。1923年，他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講演說：“錢這個字很難聽，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們所非笑，但我總覺得人們的議論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飯前和飯后，也往往有些差別。凡承認飯需錢買，而以說錢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總還有魚肉沒有消化完，須得餓他一天之后，再來聽他發議論。所以為娜拉計，錢，———高雅的說罷，就是經濟，是最要緊的了。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到的，但能夠為錢而賣掉?！保?］《傷逝》通過子君、涓生的愛情婚姻破裂，形象地再現了都市新型市民階層因經濟困頓導致精神自由追求破滅的過程，反思了經濟生活與人的解放之關系，從最現實的經濟生活角度關注人的精神問題?！栋正傳》通過阿Q既寫了農村剝削與被剝削的經濟關系，又寫了都市革命、物質文明及其與鄉村剪不斷的聯系。在未莊凡是失去了土地、“舂米便舂米，撐船便撐船”的農民，諸如阿Q、小D、王胡，他們的精神無不坍塌，成為生活的笑料，阿Q的精神勝利法一定程度上講源于一貧如洗的經濟生活。城和鄉因舉人老爺逃難和阿Q那特殊的“經濟行為”而聯系在一起，城、鄉聯系和物質差距與阿Q性格生成相關。魯迅創作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將物質基礎看成是性格生成的核心原因，這是他與那些空談精神的作家所不同的地方，也是長期以來學界不去正視的地方，放大一點說，導致了許多研究者對魯迅的誤解與神化。老舍的代表作典型地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城市底層人們因經濟困頓走向悲劇深淵的現實?！恶橊勏樽印穼懛饨▔浩认罗r村衰敗、農民祥子失去土地來到城里，作為洋車夫卷入了相對于農村封建經濟關系而言更為復雜的城市生活漩渦。他固守著只要有田地、肯勞動就有飯吃這一自給自足社會里的生活經驗，堅信只要擁有自己的車（相當于農村的田地）就有飯吃的道理，為買車而拼命掙錢，這是祥子的經濟行動，但兵匪卻以暴力方式搶走他的血汗錢。韋伯認為：“運用暴力乃是十分強烈地對立于經濟的精神，經濟行動因此不能用來指稱直接以暴力方式攫取物品，以及通過斗爭對他人的脅迫行為。”［3］在半封建半殖民社會，人們失去了進行公平經濟活動的環境，自然不可能達到自己的經濟目的，在這一意義上講，祥子的悲劇是無法避免的。在他身上，我們看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城市經濟環境對抱持農業經濟自給自足生活原則的新式城市無產者的摧殘，看到了封建主義與殖民主義共存的城市所制造的無聲悲劇。文學史習慣稱茅盾是社會分析小說家，這其實有點空泛，準確地講，他是一位從經濟角度考察、書寫社會變化的作家，個人對生活的認識與實踐同社會客觀經濟狀況錯位是其作品悲劇發生的主要原因。《林家鋪子》描寫江南小城鎮因西方經濟侵略苦苦掙扎的現實，林家鋪子老板雖有經營頭腦與方法，但無法理解社會迅速變化的國際國內經濟層面的原因。資本主義經濟的強勢進入，農村破產，農民和小市民階層購買力低下，最終不得不以破產告終，受害者還包括底層農民。這是一篇典型地表現江南復雜經濟形態下底層社會生活的小說，是古典文學作家難以想象的作品?！蹲右埂犯且徊糠从扯喾N經濟形態共存相斗下中國城市、鄉村相互纏繞又無法彼此依存而最終走向衰敗的作品。吳蓀甫具有西方現代資本主義經營管理知識，資本雄厚，一心想發展中國民族工業，然而他沒有認清當時中國政治、經濟的復雜形勢。那時，西方資本主義在華勢力過于強大，嚴重威脅著民族工業的發展，民族資本家只得剝削壓迫產業工人，國內封建經濟關系又導致農民與地主矛盾激化。置身這樣的環境，吳蓀甫左沖右突，他所具有的西方現代經濟管理知識顯然是不夠用的，且經濟問題在非正常的年代是由政治、軍事所決定的。他在無可奈何中到債券市場投機，企圖挽回頹勢，然而那是他的一廂情愿，比實業界更復雜的債券市場令他以失敗告終。這個作品反映了民族工業在半封建半殖民經濟形勢下必然破產的歷史。

茅盾當時所置身的經濟環境及其所書寫的經濟生活內容，使其小說具有顛覆性，即對舊式經典的背叛，創造出外在斗爭與心理對抗相糾纏的故事講述方式，同時隨著作品的傳播無形中改變了讀者的文學口味，引發出新的閱讀趣味。郭沫若的《女神》多創作于現代化都市，表現了古典詩歌中幾乎沒有的聲、光、電、化，“我是月底光／我是日底光，／我是一切星球底光，／我是X光線底光”（《天狗》），“大都會的脈搏喲！／生的鼓動喲！”、“一枝枝的煙筒都開著了朵黑色的牡丹呀?。杜叮兰o的名花?。拿鞯膰滥秆健保ā豆P立山頭展望》），“動”而非傳統的“靜”成為作品的主旋律，這是現代都市動態化的經濟生活的反映，揭示了現代工業經濟生活中個體心靈趨向與價值認同。郭沫若可謂是那時都市世界憂郁而浪漫的騎士，他的《女神》以現代氣度刺破了中國傳統抒情詩的精神結構，將古典視野里的“怪力亂神”放大，并堂而皇之地加以表現與贊美，這與詩人對于現代都市經濟形態的理解分不開，與詩人的都市體現分不開。1930年代的海派小說將中國現代都市文學推向一個高度，其特點就是以現代方式呈現了上海這座國際化都市的物質形態與精神狀況，反映了殖民化的經濟社會被扭曲的人的生活?！渡虾５暮轿琛?、《夜總會里的五個人》、《兩個時間的不感癥者》等，就是反映畸形大都市經濟生活的作品。穆時英在上海的所見所感絕不同于古代勾欄瓦肆作家的觀與感。1930年代的上海是國際化大都市，上海狐步舞的背景是西化的：福特汽車、別克跑車、林肯路、廣告旗、黃包車、印度巡捕、時裝雜志、鐵路、別墅、洋房、金表、跑馬廳、華爾茲、珠寶掮客、電車、《大美晚報》、《東方雜志》、電梯、工廠、夜總會、雪茄、英國紳士等等，這些意象全然不同于枯藤、老樹、昏鴉、寒月、霜雪、梧桐這類農業社會的存在物。西化環境是現代西方工商業強行侵略的結果，是經濟、文化被殖民化的結果，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完全顛覆了中國傳統的生產關系，新型的欺凌、壓迫關系改變了多數人的生活方式，人被撕破或者說異化，生物性膨脹，兒子與繼母亂倫，道德淪喪，有錢人醉生夢死，普通市民則被無情地拋向黑暗的深淵，老婦人為兒媳拉皮條，正如穆時英在《上海的狐步舞》中所感嘆的：“上海，造在地獄上面的天堂！”現代殖民經濟在中國這樣一個古老的國度造就了一個畸形的工商業孤島，也相應地改變了作家們的表達方式，創造出富有殖民文化特色的現代主義文學。這種文學里的主要人物，欲望隨現代經濟的擴張而膨脹，痛苦來自膨脹的欲望，經濟生活狀況與觀念決定著他們的心靈，這也是那群現代派作家的觀念。1940年代張恨水等人的通俗文學，在復雜的政治、經濟環境中，既要迎合新型市民的閱讀趣味，為市場利潤編織故事；又要關注民族生死存亡問題，它們是半封建半殖民性的都市經濟生活的反映。

在中國經濟由傳統向近現代轉型過程中，作為讀書人的文學創作者，自覺不自覺地開始了知識更替、思想裂變與價值轉換，以半新不舊或新舊夾雜或趨新去舊的眼光看世界，借文字表達自己對于社會、他人與自我的看法，使中國文學隨著經濟生活的變化其內在文化價值取向發生深刻裂變。換言之，近現代作家們以不同于古典作家的心態、情感傾向與價值立場書寫了經濟轉軌中的社會現實。經濟轉軌，主要表現在兩大方面：一是農村自然經濟衰退，原有的生活方式逐漸消失，新的域外因子致使舊的的經濟結構裂變、轉換；二是城鎮工商業經濟興起，形成新的社會經濟關系。這兩大變化使知識分子的情感、思想與心智發生了相應的變化，開始以新的姿態、心理與文化價值立場觀察、表現新的社會與人生。幾乎所有的中國近現代作家都與農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盡管他們基本上不出身農民家庭。魯迅代表著一種態度。他從小受的是封建文化教育，但因母親關系而與農村有著直接接觸，對農民的困苦頗為了解，在書寫鄉村時，他固然關注、揭露封建地主經濟對農民的壓迫，但更多的表現的則是半封建半殖民經濟社會農民的精神問題。閏土由鮮活天真的少年變得神智麻木；阿Q來往于城鄉，遭遇著更為復雜的經濟生活，農民的善良、勤勞品性喪失殆盡，變成了游民無產者；祥林嫂在封建主義壓迫下，精神被徹底摧垮，恐懼中走向絕望的深淵；狼子村的佃戶吃油煎人心，失去人性。魯迅既看到農民的不幸，也看到了他們麻木中的墮落乃至非人性的一面，對農民的文化態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表現出現代知識分子深刻的清醒與價值立場。

1920年代的鄉土文學作家如彭家煌、王魯彥、蹇先艾、許欽文、臺靜農等，來自鄉村小鎮，多為地主或小有產者家庭出身，當他們進城接受新式教育后，以新思想觀察鄉村，同情苦難中的農民，批判經濟閉塞社會里鄉民的種種劣俗，在這一點上與魯迅一致；他們寓居北京或上海，思慕故土，作品中有一種揮之不去的“鄉愁”，魯迅稱他們是“僑寓文學”作者［4］，對農村因生產力落后、生產關系不合理而導致的破產深感惋惜，這是與魯迅不同的文化價值取向；他們中間還有人批判了工業文明對鄉村的侵略，如王魯彥“不僅寫下了外來的殖民化的工業文明給農村社會帶來經濟上的破壞，而且寫下了這種文明給‘土里土氣’的農民帶來精神上的污染?！保?］擴展了鄉土文學的視界。相比于王魯彥，周作人、沈從文等對現代工商業的批判意識更為自覺，通過對照書寫鄉土與城市以表達自己的文化價值取向。周作人在《烏篷船》里，以書信的方式，表達對故鄉傳統生活方式的留戀。烏篷船代表著一種舊的經濟生活方式，慢悠悠地自由自在地與天地山水融為一體，在船上“行動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這是以工商業為主的現代經濟社會所不具備的。作者擔憂的是傳統生活方式正在被現代文明所吞噬，“只可惜講維新以來這些演劇與迎會都已禁止，中產階級的低能人別在‘布業會館’等處建起‘海式’的戲場來，請大家買票看上海的貓兒戲?！彼麩o法從都市物質主義經濟生活中獲得情感上的滿足，迷戀傳統水鄉生活。沈從文的這種傾向更為極端，他幾乎同時創作兩大系列的作品，一是對置身其間的都市經濟社會的厭惡，認為那是一個物質化的社會，扼殺了人的本性，對生活其間的官、商、紳士、闊太太、讀書人等予以無情的譏諷；與此同時，飽含情感地描寫故土湘西那封閉得近乎有點原始的經濟基礎、人際關系和自然山水，認為那里古樸、簡潔、重義、輕利，天人合一，保存了人之為人的本性。廢名、徐志摩等許多作家有著類似的文化價值取向，這是中國經濟近現代轉型期間讀書人情感與理智沖突過程中的普遍現象。如果說周作人、沈從文等面對傳統鄉村經濟社會與都市經濟形態所表現出的這種文化態度，更多的是知識分子的一種自我心智調節，他們贊美鄉村并不意味著認同農人；那么，另一些作家則隨著時代的發展表現出更進一步的傾向，即真實地同情農人，為他們歌唱，如艾青在《大堰河———我的保姆》深情地贊美哺育過自己的農婦保姆———大堰河，可以將這種態度解讀成為沈從文式的鄉村文化心理的變奏。個體的經濟生活環境直接影響著其文化價值取向。1930年代書寫現代都市的作家表現出更新的姿態。

左翼作家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批判了殖民化、資本主義化的都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原理是他們創作的基本立場；張資平、葉靈鳳可謂是迷茫中帶著玩味的聲調敘述都市人商品化的；劉吶鷗、穆時英等熟悉都市生活，習慣于都市的燈紅酒綠，甚至欣賞跑馬場、歌廳、舞場這些“都市風景線”，近距離地描寫了現代都市景觀，有認同，當然也有反思。曹禺對于都市的觀察相當深刻，1936年發表的《日出》，調整了過于倚重技巧做戲的創作心理，側重批判都市畸形經濟關系的罪惡，即“在金錢欲望無孔不入的腐蝕之下，社會及人的精神本質都產生了極大的變異，任何人的命運乃至整個社會的命運都被金錢瘋狂地操縱著，‘人道’與‘天道’完全背離?！保?］批判都市經濟生活的罪惡，是一種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價值立場。從鴛鴦蝴蝶派到后來的張恨水，一大批市場意識強烈的作家，對都市頗為熟悉，但與劉吶鷗等現代派作家不同，他們大都既有傳統文人的情趣，又能傾聽時代心跳，創作上注意迎合半封建、半殖民社會新型市民階層的口味，情調上烙上了新型經濟社會流行文化的痕跡，形式上注重滿足城市新型讀者的閱讀需求，追求市場經濟效益，利潤成為高度關注的維度；但他們又始終瞅著社會問題，沒有喪失文化人的良知，不是無批判地書寫都市掌故人情。

這樣，他們對工商業化的都市態度，可謂是好奇地看，熱情地議，平靜地受，受中又有幾分反感。張愛玲對于都市的態度，不同于沈從文的文化排拒，不同于鴛鴦蝴蝶派低身敘事，不同于1930年代現代派輕松駕馭，更不同于左翼作家的階級批判，她清醒地觀看其間所發生的現代“傳奇”，敘述十里洋場金錢中心主義主導下所演繹的混合著封建做派與資本貪欲的故事。在她眼中，畸形的都市是客觀存在的現實，無須去抵觸，但對于其中顛倒道德、蔑視生命的現象則在陳述時可以深入剖析。存在但不合理，這是對于殖民化、商業化都市的一種文化認識。經濟生活形態決定著主體的思維與意識，“自由獨立的經濟生活構成了自由思想與獨立人格之堅強后盾和實際保障?！保?］近現代經濟轉型改變了作家的經濟生活與思考方式，他們不再有意避談金錢、物質，而是將經濟基礎視為考察人物在社會生活中是否自由獨立的重要維度，經濟生活與人的解放之關系成為現代文學書寫的重要內容。描寫新的經濟生活與探尋現代文化價值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使現代時期的文學所表現的生活空間、情感意蘊和人文訴求迥異于古典神韻的文學，或者說現代文學是一種由新型經濟生存方式所制約的經濟因素和現代性不斷生長的文學，一種顛覆傳統正典、改變中國文學歷史的新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