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可持續發展影響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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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口規模和數量的大小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多年以來成為人們討論人口政策是否有效的重要依據。而隨著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用人口質量和人力資本來解釋經濟增長已顯得尤為重要。鑒于我國目前人口數量較大而人口質量偏低的現狀，指出人口由外延式的數量增長向內涵式的人口質量轉變是發揮我國人口資源優勢，實現中國經濟可持續性增長的客觀要求。[關鍵詞]人口發展人口質量經濟增長一、問題的提出眾所周知，人口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人類社會的一切經濟活動，無不與人口緊密聯系在一起。因此，人口與經濟的關系，歷來是人們矚目和研究的焦點問題之一。建國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中國對人口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的認識，經歷了一個從“樂觀主義”到“悲觀主義”的轉變，走了“先盲目生育后計劃生育”的發展道路。從1971年推行“晚稀少”政策和1980年進一步推行“一胎化”政策后，特別是黨的是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的13年，是我國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發展史上最好的時期，實現了人口再生產類型的歷史性轉變，“增長型人口”已轉化為“縮減型人口”，從五、六十年代的6%生育率，直至現在僅略高于1%。人口政策的有效性，緩解了人口對資源、環境的壓力（見表1），增強了我國的可持續性發展能力。但是在人口政策取得成效的同時，人口與經濟的發展中又出現了另一個尖銳矛盾，即我國出現了發達國家高收入時期出現的“人口老齡化”現象。2004年60歲以上人口高達12.4%，已超過老齡化社會10%的標準，低收入水平下過度人口老齡化將會對社會和經濟產生不利影響。因此，是否繼續推行人口的“一胎化”政策，如何實現人口增長與經濟協調發展，已成為理論界爭議的一個焦點。資料來源：蔡：《中國人口與勞動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7月，P9二、人口紅利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人口轉變理論告訴我們，人口再生產類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模式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模式的演變過程中，出生率的下降速度和人口老化的速度不是同步發生的，前者先于后者發生，前者與后者也是原因和結果的關系。從而形成年齡結構變化的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分別具有高少年兒童撫養比、高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和高老年撫養比的特征。一般來說，當人口的結構由高勞動年齡組成的情況下，總人口“中間大，兩頭小”的結構，使得勞動力人口供給充分，儲蓄率較高，社會保障支出負擔輕，財富積累速度比較快，人口學家稱這段時期為“人口機會窗口”或“人口紅利”。一個國家或地區如果恰好處于人口年齡結構最富生產性的階段上，并且能夠對這種人口紅利加以充分利用，經濟增長就可以獲得一個額外的源泉，創造經濟增長奇跡?！叭丝跈C會窗口”一般可以持續開放30年到50年，主要取決于生育水平下降的速度。生育水平下降越快，勞動力比例越高，潛在發展機會就越大，但是人口機會窗口持續的時間卻相對比較短。反之，生育水平緩慢下降帶來的人口機會窗口開啟的時間相對較長，但是帶來的潛在發展機會不夠明顯。從戰略的角度看，世界各國都特別重視人口轉變所帶來的總人口負擔系數下降時期，因為類似的機遇基本上是屬于一次性的，而且稍縱即逝。中國在較短的時期，大幅度降低了生育水平，屬于典型的發展機會大，但持續時間短的模式。如果以50作為人口負擔系數高低的一個門檻，那么中國的人口機會窗口大致是從1990年開始，到2030年結束，前后持續大約40年。從1990年開始，人口負擔系數下降到50以下，一直到2010年前，人口撫養比還會繼續下降；到2010年前后，人口負擔系數將會降到最低點。2010年后，由于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人口負擔系數將逐步停止下降轉而開始上升。到2030年前后，人口負擔系數回升到1990年前后的水平，也意味著人口機會窗口開始關閉。所以，中國實行了近30年的人口政策對經濟增長的效果，與其說是控制了人口總量，有助于人口、資源、環境之間的協調發展，不如說是由于人口結構的變化，大大減輕了人口撫養負擔，通過較早贏得年齡結構優勢，提高了人口結構的生產性，并進而通過保持高儲蓄率和勞動力的充足供給，為經濟高速增長提供了重要的源泉。但是，人口紅利從來不是永久性的增長源泉，隨著人口轉變的完成，隨著人口老年化速度上升，這種特殊的增長源泉終究要消失殆盡，人口轉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由人口紅利階段轉為人口負債階段，正是基于此，理論界主張應放松“一胎化”的人口政策，但是這一政策帶來的問題是：一般情況下，人均收入水平增長較快，家庭養育孩子成本越大，生育率會迅速下降，而在中國，出生率很高的原因是養育子女的成本低廉。特別是在廣大農村，由于教育落后，對子女的智力投資很少，婦女受教育和參加工作的機會不多，“多子多福”，“傳宗接代”的傳統生育觀念還沒有發生根本明顯的改變，在這種情況下，放松計劃生育政策，使得這部分人的人口增長難以控制。由于素質相對低的人口比例較大，必然在總人口中出現低素質人口增長高于高素質人口增長的人口逆淘汰現象，這無疑會對提高人口素質產生不利影響。但是，繼續堅持“一胎化”人口政策，雖然能夠繼續有效的控制人口增長，卻如何能提供保證經濟可持續增長的人口資源呢？[1][2][][]三、人力資本投資與經濟增長在上述的經濟分析與爭論中，人們對人口與經濟關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口數量的增減變化，圍繞人口數量的擴張或抑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這一主線延續下來，人的質量因素一直是被忽視的，人們沒有意識到人的質量的提高會對經濟增長作出貢獻。而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西奧多·舒爾茨（T.W.Schultz）在長期的美國農業經濟問題的研究中發現，從20世紀初到50年代，美國的土地、資本存量和勞動力數量并沒有顯著的增加，但是農業生產的產量卻迅速增加，導致農業產量迅速增加的原因是人的知識、能力和技術水平的提高。因此他提出了“人力資本的投資”的概念，他指出，傳統的經濟理論認為，經濟增長必須依賴于物質資本和勞動力數量的增加。然而，他認為，在當代研究經濟增長問題，有必要將傳統的資本概念中包括進人力資本概念，而不僅僅考慮有形的物質資本。人的知識、能力、健康等人力資本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遠比物質資本、勞動力數量的增加重要的多。隨后，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羅默（Romer,P.）、盧卡斯(Lucas,R.)等人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在舒爾茨和貝克爾等人重視人口質量對經濟的增長的的作用，把人力資本看成經濟增長的外生變量的基礎上，使人力資本“內生化”，而提出知識、人力資本等內生技術變化因素的引入，其結果是資本收益率可以不變或遞增，人均產出可以無限增長，并且增長率在長期可能單調遞增。正是基與此，歐美等發達國家在上世紀六、七年代就開始了由人口由數量向人口質量轉變，發達國家對于人力資本的投資額也在逐年增加。因此，盡管許多歐美發達國家已經進入了人口負債時期，人口老齡化現象較為嚴重，但是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的速度并未減緩。現實社會與經濟的發展充分證明，在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較低階段，人口數量的增長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關系，但當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這種關系會逐漸減弱，而此時人口對經濟影響的程度與每個人對經濟增長所做出的貢獻是正相關的，即與人口的質量是正相關的。以盧卡斯為代表的一部分經濟學家提出了人力資本外部性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國外經濟學者曾利用該經濟增長模型對世界上主要經濟較為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情況進行分析，發現這些國家經濟增長過程中人力資本的貢獻率遠大于物質資本的貢獻率，尤其是美國和日本，由于它們在教育方面的投資巨大，兩國長期以來經濟的持續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人力資本投資來解釋。國內學者劉華等人曾對我國1978年～2001年的經濟增長數據進行分析，結果發現在我國的經濟增長過程中，物質資本仍然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1978年～1990年物質資本的貢獻率為51.32%，而1990年～2001年物質資本的貢獻率上升到61.31%；而人力資本的貢獻率卻從1978年～1990年間的32.78%下降到1990年～2001年間的22.30%；這恰與美日等發達國家的情況相反，這說明在我國對人力資本投資理論還不夠重視，（主要是教育）投資嚴重不足，人力資本存量偏低，使得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貢獻份額很小?！叭肆Y源是國民財富的最終基礎，資本和自然資源是被動的生產要素，人是積累資本、開發自然資源、建立社會經濟及政治組織并推動國家向前發展的主動力量，顯而易見，一個國家如果不能發展人們的技能和知識就不能發展任何別的東西”在知識經濟時代，人力資本的核心地位更為突出，因此增加人力資本的投資，加快人力資本的積累并有效地使用人力資本對于我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具有重要意義。四、結束語根據上面的分析，無論是從我國目前人口面臨的實際問題，還是從美國和日本的人口發展道路來看，未來中國人口政策離開了人口質量的提高與改善，僅從數量的增減上去考慮，是難以得出有效的實施方案，難以實現未來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后的一個重要因素就人口數量眾多，而人口質量較低,原因是人力資源開發的力度不夠?？偨Y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繼續推行計劃生育政策，嚴格控制人口數量增長，仍然是我國目前人口政策的重要任務，也是發展中國家人口數量經濟理論的基本要求。但更為重要的是要加大人力資本的投資，提高人口質量，把經濟發展中的人口數量優勢轉化為人力資本優勢和人才優勢、把發展經濟的立足點從主要依托物質資本逐步轉向依托人力資本上來，這是西方人力資本理論與新經濟增長理論與中國現有的社會歷史時期相結合的客觀要求，而且也是實現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緩解人口、資源與環境矛盾的必然選擇。參考文獻：[1]陳友華:人口紅利與人口負債:數量界定、經驗觀察與理論思考[J].人口研究，2005(6):21～27[2]蔡:人口轉變、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可持續性——兼論充分就業如何促進經濟增長[J].人口研究，2004（2）:2～9[3]吳曉麗景躍軍:韓國人力資源開發經驗及其對中國的啟示[J].東北亞論壇，2000(2):81～84[4]劉華李剛朱翊敏: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J］.華中科技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4(7):64～6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