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發性勞動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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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是按生產力對勞動形態的影響所作的勞動分類。于是出現了重復性勞動和開發性勞動之分。

由此本人認識到社會的價值運動，資本運動，都是與重復性勞動相關。而開發性勞動與效用增殖生產方式相關。并由此認識到勞動產權的形成問題，認識到效用價格比正在取代價值標準去引導經濟運動的發展。而效用增殖機制才是公有制的經濟基礎。

公有制是在宏觀的效用增殖和微觀的價值增殖矛盾運動中展開。由此我們在一個新的經濟視野，去審視我們身處的經濟運動和位置；去認識和處理各種經濟問題。

關鍵詞：勞動的分類，效用增殖，勞動產權。

人類通過勞動將自然物質催化為社會財富。勞動是從兩方面對物質發揮催化作用。一是勞動時間的催化條件。當勞動效用（指勞動的有用程度，以下同）不變時，我們看到產品形成量與勞動時間消耗量線性相關。勞動時間消耗越久，產品形成越多；二是勞動效用的催化作用。在單位勞動時間里，勞動效用越高，產品形成量越多。勞動的這兩方面作用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可分割、連為一體發揮作用的。但我們分開解析，因為時間的不可逆轉性，在生產中勞動量作為生產條件始終是以消耗和成本的角色出現，所以勞動個別的差異總是以勞動量的形式反映。而勞動是有用還是無用，則是由社會規定的標準衡量。這就是說，個別勞動的效用從一開始就是被社會效用體系所檢驗所規定。所以勞動效用反映的是勞動的統一性、社會性和共性。勞動在量上反映了個性，而在效用上反映了共性。人類勞動，從根本上說，是勞動量與質的對立統一展開，也是勞動個性與共性對立統一矛盾的展開。

人們常說勞動創造財富，既然勞動是通過時間與效用兩要素發揮作用，其中任何一方的變化都影響勞動結果。所以勞動致富的功能是雙重的。在社會生產中，這種各有側重的勞動形成了不同的勞動方式。依據其不同的勞動特點和生產作用，我們分別稱之為開發性勞動和重復性勞動。

盡管現代社會已經對勞動形式有了多種角度的分類，例如體力勞動、腦力勞動、復雜勞動、簡單勞動、農業勞動、工業勞動等等。但這里對勞動的區分，不再是局限于單方面的勞動形態考察。而是將勞動特征與生產作用相聯系，考察它們的相互適應和發展過程。因為物質的、現實的生產力條件必然通過勞動方式這一媒介決定和左右社會的經濟運動方式、經濟結構、經濟秩序等等。換句話說，生產力水平決定了勞動方式，而勞動方式作為生產方式的社會代表，以其對生產運動的作用特點和權益力量，構成不同的經濟形態與結構，對社會產生根本影響。這跟具體的交通工具形態決定了人們的交通方式，而人們又根據具體的交通方式制定了交通規則和機制，這些規則和機制反過來又深深影響和制約了人們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一個道理。

從社會生產的角度看，開發性勞動與重復性勞動方式的區分反映了生產力特征及其一系列變化。為說明上述觀點，本文展開以下分析。

勞動是由效用和數量兩個基本因素組成的一個客觀行為。在財富的形成過程中，以勞動數量為主帶動財富增長的勞動，我們稱之為重復性勞動，因為這種勞動特征表現為在固定工具的效用規定下作重復性動作（例如不停的裝配、縫紉、挖掘等等）。它的勞動單位效用始終一致，勞動成果的增長與勞動數量的增長成線性相關。因此生產增長依賴的主要是勞動數量的增長，生產擴張首先需要增加剩余勞動量。在傳統生產中我們通?？吹降亩际沁@種勞動，體力勞動是其典型表現。

另一類勞動是依靠勞動效用的開發帶動財富的增長，我們稱之為開發性勞動。因為它的勞動特征表現為對自然效用無止境的創新與開拓，勞動方式在本質上不追求重復。效用開發的重點是工具與工藝的開發，工具與工藝都是知識的結晶，所以效用開發的本質也是知識的開發。知識也可看作是生產效率的理論體系。開發性勞動一般表現為復雜的腦力勞動。廣義的說，文藝創作、科研、宏觀管理、微觀管理、軍事指揮等勞動都可以視作是開發性勞動。與重復性勞動相比，它的勞動支出與勞動效用的關系是呈非線性關系（形象的說，同等的勞動時間，可以產生不對應的勞動效果）。由于勞動效用的提升對社會生產有廣泛的影響，所以在開發性勞動作用下，社會財富是以指數型或跳躍型方式增長。

兩種不同的勞動方式會導致形成兩種不同生產方式?，F分別簡要和詳細闡述如下。

一、對重復性勞動的認識

重復性勞動的一個重要特征是人以重復性動作落實生產要求。這就導致人與工具（或機器，以下同）的對應關系是財富形成的基本變數，也是勞動效率的基本變數。在這種勞動方式中，有兩個局限值得關注：一是生產效率最終要受到人的生理局限。因為人的重復動作強度和持續時間受生理制約；二是勞動效率被現實工具效用局限住了。工具的效用固定化，使得勞動無論如何努力，它都不過表現為特定效用的疊加。由于重復性勞動的生產效用被長期穩定的生產工具和工藝基本固定，所以生產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本變量就是勞動量，于是剩余勞動成了這種生產增長的唯一源泉，剩余勞動的實現成了經濟運動的核心問題。也成了這種生產運動的基本特征。這種生產方式長久地支撐社會發展，這就是我們所熟知的剩余價值生產。

在重復性勞動方式中，人與工具之間有固定和專一的搭配關系（否則勞動的熟練程度就體現不出來，勞動效率就要打折扣）。就預定的生產過程而言，由于勞動的質和量是有彈性的、是最不確定的，所以生產效率最終是圍繞人與工具的協調關系而展開，生產管理也是圍繞人與工具之間的具體配合關系而展開。它就表現為勞動在不斷的自我重復過程中追求優化，表現為生產管理對內的效率自我優化和完善行為。生產效率對內挖潛，自我優化，我們稱之為效率內斂。

這種效率自我優化機制是人們在一定生產水平制約下，追求生產效率的過程中必然形成的。生產利益只能是依托于效率內斂這種生產機制而展開。所以生產效率獨立優化是生產利益獨立擴張的前提。整個生產關系的因果鏈是：人們的生產能力和勞動特征決定了獨立優化的生產方式，而獨立優化的生產方式決定了獨立積累的利益機制的形成。

遍布生產各個環節的勞動差異，可以不斷細分化下去形成獨立的利益自主體、自私體，也可以在不斷統一和擴大的生產過程中表現為綜合的、整體的勞動差異，形成整體的利益自私體，乃至國家利益主體。人們組成生產規模的能力有多大，效率內斂的規模也隨之有多大，利益自私體的規模也就有多大。而各自獨立積累的利益機制，使本質上統一的人類勞動，由此被分裂為具體的利益對立的生產勞動。在基本的物質生產是獨立追求局部效率的模式影響下，社會各層次的經濟活動（如國家經濟、個人生活、服務行業等等）都要追求自己的效率以適應這種各負其責、各求其利的基本生產模式。而這種各自追求局部效率的活動從社會道德的角度看，就是“自私”。亞當.斯密在分析經濟活動時把人的自私作為先天條件，顯然已經看到了自私存在的合理性和不可避免。但問題在于，自私的社會法則始終要依據生產方式建立，人人都想當皇帝但社會形態規定皇帝只能有一個。人的自私要依附于生產的效率自私才能合理展開和得到社會承認，一旦越過了界，它就反過來破壞了生產進程。所以自私的商品交換與自私的市場欺詐始終是有區別（社會是以法的形式來標記這種區別），行業壟斷不能取代行業競爭。

為了維持獨立的利益積累，獨立的生產條件（勞動與物）歸屬權和控制權自然由社會認可。生產對生產條件固定、專一的歸屬要求，（本質上來源于勞動對勞動條件、勞動工具的固定、專一的效率配屬要求。其中土地也是重要的勞動條件之一。），為社會形成固定專一歸屬的財富所有權奠定了基礎。所以說生產效率“自私”，決定了勞動行為也要“自私”，利益也要“自私”。在服從于生產運動方式的“自私”產權界定下，一般的抽象的人類勞動采取私有勞動的形式出現在社會生產中，在私有和對立的勞動關系基礎上形成了勞動交換的社會衡量標準——價值標準，從而奠定了商品經濟的基礎。由于生產條件依賴于社會所承認的物質所有權保障，生產過程中的責、權、利關系自然也就依托這種穩定的物質歸屬權展開。這就為生產資料所有權形成奠定了基礎。誰掌握了生產資料所有權，誰就掌握了社會生產的控制權和財富分配權，所有權成為社會各階層爭奪的焦點。生產資料所有權在社會各階層的分布狀況構成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基本內容，同時也是人們判斷社會形態的基本依據。上述一環扣一環的因果鏈在現實生活中是以完全倒過來的形式表現。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國家規定權力，權力制約商業行為，而商業行為為我們的生活服務。

在勞動私有屬性上，有一種流傳甚廣、根深蒂固的觀點影響了我們的認識。既認為勞動的私有屬性是由生產資料私有權所決定。以致于當成立公有制時，許多人都認為勞動已經不存在私有利益，全國就是一個大工廠，所有的勞動都可以自由調配。而當我們要承認勞動的私有利益時，許多人又認為只有實行私有制，才能落實好勞動的私有屬性。但是為什么在公有制條件下還客觀存在地方利益、部門利益？在一個私人所有的企業集團中，還會存在子公司的利益？

很顯然，在私有權的背后，還有決定私有權的生產因素存在。這個因素就是在重復性勞動基礎上所形成的勞動差異。勞動差異是生產“私有對立”的根源，對自身勞動消耗的效率追求和計較，是生產經營以自我為中心的客觀依據，是生產經營對外實行“自私”法則的客觀支撐點。所以一個生產過程在經營上無論怎么細分解開它的生產環節，各生產環節都會自動具有獨立的、“自私”的經營機制，具有獨立的“自私”的權益要求。經濟權利永遠只是經濟關系的反映，而不會反過來，由經濟權利決定經濟關系。

盡管重復性勞動通過效率內斂機制，使勞動差異以資本收益的差異方式表現，使人類勞動以具體的私有勞動方式表現。但是勞動效用，這個先天就具有社會屬性的勞動致富功能，還是頑強的顯示其與勞動私有屬性相對立的一面。當資本家因經濟蕭條將牛奶倒入大海，當“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時，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財富若能合理分配，其經濟效用必定更高。幾乎所有的社會革命在提出經濟綱領時，都會依據勞動效用提出改進效用的內容。例如平均地權，財富平等分配等等。但是在革命成功后，又幾乎無一例外的回歸到舊的生產方式之中。這是因為在革命的過程中，重復性勞動方式依舊，導致生產方式依舊。所以生產力在手工磨時代，社會經濟會回歸到小農經濟秩序；而在蒸汽磨時代，社會經濟會回歸到資本經濟秩序。

重復性勞動成為價值形成的基礎，（我們在后面還要進一步分析），成為生產私有制形成的基礎，反映了落后的經濟秩序與落后的生產手段之間的依賴關系?，F在人們對自然的利用能力已經深入到微觀層次?；?、納米、原子、電子世界成為生產進步的新領域，在日常生活中發揮作用的重復性勞動，開始退出生產主力的位置。在智能化機器（機器人）崛起的時期，吃苦耐勞、單調重復的體力勞動在生產中的地位被弱化，它不過被視作人格化的機器，甚至還不如機器的效率高。于是社會生產對勞動的要求，自然由數量為主轉向效用為主。

當勞動效用不斷的提升成為一種生產常態時，整個經濟秩序與勞動實現方式都會發生變化。

二、開發性勞動的生產作用狀況

開發性勞動就是致力于效用提升的勞動，不停的進行知識創新，成為開發性勞動的使命和本能要求。這種以知識為目標的勞動方式決定了開發性勞動一開始就先天的具有社會性。產品效用是知識的物化，而知識又不過是開發性勞動的結晶。所以開發性勞動也是知識體系更新過程中的主要勞動。在開發性勞動看來，社會財富的多少，本質上取決于我們對自然界的認識深度。我們對自然運用的層次越深，勞動效率就越高，自然表達為財富的東西就越多，而勞動的價值含量也就越高。所以在重復性勞動基礎上形成的生產過剩和蕭條周期，并不適合于開發性勞動機制。開發性勞動的發展本質上不是由生產工具所局限，而是由傳統知識所局限。勞動效率不再局限于人與工具之間的配合關系上，而是注重各類知識的配合。這一點也與重復性勞動形成鮮明對照。

在古代，開發性勞動一般表現為哲人的探索、生產經驗的升華。在封建生產體系里，由于工具轉化財富的能力長期不變，因此勞動的投入產出能形成多少勞動效用（表現為產品效用）也是穩定的。在此供給的約束下對生產的勞動量支持也就允許在多大規模上形成。這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能夠長久穩定的基石。近代工業革命以后，簡單的工具效用上升為機器效用。機器作為重復動作的工具，一方面將重復性勞動推到了極致，勞動行為被“機器”化，勞動組織被“機器”化，社會管理系統也被嚴密的“機器”化；另一方面機器把人與自然之間的直接互動關系隔開了，把勞動效用與人的體能關系也隔開了。機器作為知識綜合體，迫使人們把生產效率由對自然條件的零散的經驗依賴轉向系統的、知識體系的依賴，轉向依靠科學探索。機器為開發性勞動長久的介入生產奠定了物質基礎。

在工業生產初、中期，由于重復性勞動占據生產勞動的主要地位，生產效用基本穩定。所以社會財富的增長集中表現為剩余勞動量的增長，生產的生命線就是利潤或剩余價值。而科技成果的經濟作用與普通物質產品一樣，效用的實現是為了局部經濟實體的利潤實現。開發性勞動是為重復性勞動服務的。但開發性勞動在屬性與機制上畢竟不同于傳統勞動，在開發性勞動與工具的關系中，是勞動在主導工具發展，機器本身也是開發目標，所以機器生產發展規模越大，科技勞動（開發性勞動的主要體現）的領域就越廣泛，科技勞動的獨立性和生產主導性就越強，勞動的社會屬性就越強。在此基本關系的引導下，重復性勞動日益依附于開發性勞動，局部利益將日益服從于整體利益，局部效率優先逐步轉向效用開發的整體效率優先。

由此可見，開發性勞動與重復性勞動的生產關系，是人類對物質互為里表的作用關系。前者開發了物質屬性，后者就落實對物質屬性的運用。所以在經濟效益上二者要作為一個整體看待。

由于效用與效用之間是相互配套的，因此個別勞動效用反映了整個社會效用體系的綜合，就像一滴水可以反映一個地區的生態環境，一個細胞可以包含整體遺傳密碼一樣，它具有全息功能。技術革新盡管改進的可能是極微小的一部分效用，但它代表了整個人類生產能力在這方面前進了一步，一系列的社會配套效用和生產運行方式都要隨之改變。所以開發性勞動成果雖然在現階段是以專利的形式個別表現，大多數效用開發是依靠資本力量各自分散獨立進行，一般科研組織在經營效益上也要追求個別收益，但運用現有知識開發新知識，本質上是一個社會協作和知識交流的系統工程。它的動力根本上來源于社會利益，它的消費期由知識產品的更新期所決定。也正因此，只要效用開發進入較高層次，例如進入基因、納米、太空、機器人等現代核心技術的開發，開發性勞動的社會性馬上就會通過社會的協調行為、利益分配、組織結構等一系列變化顯示出來。目前高層次的科技開發都有國家或國際的參與，企業自行的科技開發，其協作面越廣效率越高效益越好。由此可看出，開發性勞動的效率是發散的而不是內斂的。在此基黜上，生產利益是外向互補的，而不是絕對對立的。協作成為開發性勞動的重要生產特征。

開發性勞動的形式高度抽象，勞動成果也高度抽象（也許幾年的勞動成果只不過是一紙公式）。那么開發性勞動的效益體現在何處？開發性勞動主導價值增長的內在力量有兩個。一是開發性勞動本身是復雜勞動，相對于簡單勞動在價值衡量上有優勢；二是開發性勞動與高效用相聯，有利于市場競爭中的價值實現和擴張。而體現開發性勞動主要效益的則是其外部力量，既圍繞開發性勞動所形成的生產方式，它產生的效益是“雙贏”。既企業可以得到利潤，社會可以得到剩余使用價值。所以在資本生產時期，它表現為高額的價值回報。當社會生產越過了資本生產階段，它更多的表現為直接的財富效用回報。圍繞開發性勞動所形成的生產，我們稱之為剩余使用價值生產或效用增殖生產方式。

（一）效用增殖生產方式的形成

效用是社會生產生活的物質平臺。平臺提升所帶來的物質財富效應，是一種面式效應。這就好比大橋對溝通兩岸的經濟作用以及科技對生產的經濟作用，它的受益不是以某個建橋企業或科技企業獲利這種點來計算，而是以經濟區域這種面來計算。所以它的財富增長方式不是以自然數方式積累增長，而是以倍數或指數形式跳躍擴張。這種以指數方式增長財富的能力是個別資本剩余價值積累機制所無法比擬的。這也是效用增殖機制必然要取代剩余價值增殖機制的生產力基礎。

人們早就認識到效用的這個社會作用特征。石器時代，青銅器時代，鐵器時代等等，這種歷史分類方法就是在以效用劃分生產力時代，在以效用劃分社會形態。

可能很多人認為，資本生產不就是在市場競爭中主動的編織效用體系？但是這里有兩個問題，一是資本搭建的效用平臺只能是為自己服務，它掙不脫局部利益的框框。而效用平臺的特點是，社會受益面越廣，其勞動效率、經濟效益就越高。二是資本生產方式以重復性勞動為主，提升效用主要依靠開發性勞動。而開發性勞動所具有的社會性、協調性在達到一定規模后是資本生產機制難以容忍的。否則在現代生產中就不會產生技術壟斷的現象。所以資本生產機制在生產力極為落后的情況下，可以對效用提升產生積極作用。(這在我國的農業改革中可以看到很多例子)。但是社會生產力愈進步，資本生產方式對效用提升的消極面就會愈大。

隱藏在產品中的勞動是看不見摸不到的，人們只能依據產品的效用去判斷產品中的勞動量。在生產工具標準化和生產工藝標準化長期穩定的情況下，勞動動作被標準化，勞動的效果也被標準化，勞動耗費與勞動效果之間的比值固定，由此勞動耗費量也被標準化。在這一系列標準框架的基礎上，人們憑借產品平均的使用價值(勞動效用)就能判定平均的勞動消耗，從而可靠地完成各生產過程之間的商品交換。（在商品交換實踐中，各生產主體之間在衡量產品交易中所包含的勞動耗費量時，自然會趨向一個平均值的標準。這一方面是因為平均值反映社會生產中大多數生產主體的耗費狀況，交換雙方易于接受；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平均值穩定，不易受人為和個別事件的干擾。借助這個平均值標準，各生產過程的勞動耗費量在交換環節得到真實的反映，從而維護了自己獨立的生產利益，資本可以在投資前精確計算它的投資回報率等等。一個穩定的價值增殖經濟秩序得以建立。這個平均值標準就是馬克思指出的：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①）

產品使用價值偶爾更新一下，市場就會在新的效用標準基礎上形成新的平均必要勞動時間概念。問題是現在出現了勞動效用此起彼伏持續不斷的改進與更新局面。而作為市場交易的買方，是依據平均的效用狀況來判斷對方費用并作支付依據的，只要賣方產品效用高出傳統產品一倍，買方在經濟上就允許以高出傳統產品一倍的價格完成交易，因為交易雙方都遵守了交易準則，買方的經營可以正常運作。正所謂“優質優價”，經濟秩序一切正常。但事實上由于效用開發的作用，優質不一定高成本，尤其是效用改變與勞動耗費量改變的關系再也不是一種線性相關的關系，這對“等價交換”無疑是致命的打擊。建立在平均耗費與平均效用相對應基礎上的傳統商品交換就是在這里開始背離價值準則。勞動效用變換的越快越頻繁，這種背離就越明顯。為維護獨立的生產利益，人們在效用不斷改進的環境中進行商品交易，必然要將效用變化與傳統的效用價格比聯系在一起，按優質優價邏輯形成最新的商品效用價格比。這樣當再有新產品問世時，最近期的勞動效用價格比就成了同類新產品的等價物。價格（也是社會價值）在這里成了衡量效用的勞動尺度。而近期效用又成了衡量新效用的對比物。平均必要的勞動量標準——舊價值標準由此逐步被效用價格比這種新標準所取代。在當代電子、軟件等效用更新快的行業經?？梢钥吹竭@種現象，新勞動效用一出現，現有產品紛紛降價，這種降價已不能用產品供過于求所能解釋（許多產品遠未達到飽和狀態就被淘汰）。它是舊產品勞動效用在新效用標準擠壓下的“縮水”，是傳統價值在新價值標準裁決下的貶值。效用價格比與傳統價值最大的區別在于，它以產品的使用價值（效用）作為時間耗費是否有效的評判依據，不再是在平均效用的基礎上評判時間耗費的平均值。具體的說，現代市場只看重勞動成果是否優質，不會去顧及和形成生產成本加平均利潤的價值構成局面。

當然，最新勞動效用價格比也不可能漫天要價，它至少要受到三方面因素制約。1、社會購買力對產品效用的總體分配比例。因為人們對效用的消費會形成一定比例結構；2、產品效用的更新速度；3、新產品使用的效率狀況。這三點是技術壟斷的克星，也是我們判斷專利價格是否合理的一個依據。生產的進步最終會表明，隱藏在勞動效用價格比背后的是效用時間比，但這要在價值形態完全消失后才會顯露出來。

在最新效用價格比的制約下，市場經濟已不是資本原始積累時期剩余價值主導的市場經濟，而是效用主導的市場經濟。其特征是市場競爭以效用競爭、科技競爭為主。依靠勞動力質優價廉、自然資源豐富、低稅收等傳統資本所青睞的條件并不能掌握現代市場的主動權。在最新效用價格比的作用下，大量傳統勞動不能在市場得到實現，大量社會資源、資金、人力等等蜂擁向新開發或尚未開發的效用領域。但效用體系的整體性又決定了效用開發的經濟價值不可能一枝獨秀。例如，光纖的技術指標、資源利用的合理程度都要勝過銅電纜，但只有當商業對線路承載的信息量普遍有更高要求的時候，光纖改造的巨額投資才有回收的依據。事實上效用開發的最高經濟價值是體現在社會效用體系的最基礎部位，體現在效用提升影響面最大的地方。所以一個地區的經濟開發首先是放在供水、供電、交通、通訊等基礎效用的改善上。

落后效用提升越快，先進效用的經濟價值就越有實現的條件，在此基礎上效用開發的深度也隨之提高。（因為二者同處一個相互影響的效用體系之中）。這是一個效用與價值相互促進的互動關系，也是一個科技應用和科技開發的對應依賴關系，也是一個構建經濟大廈的塔基和塔高的對應依賴關系。依靠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技術壟斷機制（當代資本壟斷的體現），反而使自身的先進技術發展受到價值稀缺、需求稀缺的抑制。也就是說，我們只有幫助落后地區發展互聯網，我們才有進一步提升互聯網技術的潛力與條件。通過社會組織的大規模效用提升，可以使自身的投資與勞動得到順利實現、使相關配套產業得到收益、使效用的消費方受益。這種生產、投資、消費三方收益、社會運籌的物質財富增長方式，這種既引導價值流向又引導市場開拓的效用增殖生產方式，實際也是公有制社會的經濟基礎。

在最新效用價格比的影響下，傳統資源稀缺的依據發生動搖。因為效用開發可以改變物質效用稀缺的布局。它使一切稀缺都歸結于知識的稀缺和能力的稀缺。由此，資本市場、各種基金證券等都成為效用開發的工具，對資本贏利的前景預期會讓位于對專利的贏利前景預期。也就是說，知識產權不但會證券化和大眾投資化，并且會成為資本市場的核心與標志。各種價值手段都將圍繞效用開發而競爭而展開。

各種新效用最終都影響和提升了社會總體的效用價格比，最終都反映為社會超常規生產比例的物質財富總增長上。貨幣發行總量需要追隨物質財富總量增長，于是剩余使用價值（新效用）就是在這里轉化為社會擁有的剩余價值，轉化為社會剩余購買力。這部分剩余購買力通常表現為因增發貨幣又未引起通貨膨脹而得到的國家財政收入。在此基礎上，社會第三產業得以擴大，科研力量加強。而科研力量的加強，又反過來推動效用平臺進一步提高。

國家財力也將由稅收為主轉向效用增殖為主。因為效用增殖不僅開辟了新的社會收益渠道，而且稅收也要依托效用增殖。在經濟史上只要有效用的大提升，就會有物質財富的急速增長和生產方式的變革。資本主義的經濟規模就是伴隨效用的突破而產生。“過去哪一個世紀能夠料想到有這樣的生產力潛伏在社會勞動里呢”？②同理，世界范圍內的勞動效用超比例增長，其所形成的社會剩余購買力由發行世界通用貨幣的國家或集團占有。強勢貨幣的背后是強勢生產力的支持。貨幣而不是軍隊，成了經濟強國爭奪世界財富的主要手段。

在新效用提升的基礎上，人為地補充價值形態，使得物質財富得到社會實現。這是效用開發方式增殖財富的重要特征。它也表明勞動耗費量對財富的決定性作用正在被勞動效用所取代。在這里，價值實現的危機不是在市場環節解決，而是在新效用的開發過程中就已顧及到并得到解決。所以新效用一問世，它就以賣方市場的身份出現。價值形態就成了效用擴張的工具，成了擴大購買力的手段。效用增殖機制以使用價值的提升帶動購買力（價值）的增長，以勞動效用為依據拓展價值增長空間，而價值的大量增長，又推動效用平臺的快速提升。由此形成一個良性互動的循環。這就打破了市場約束的框框，打破了依靠局部剩余價值積累發展生產的資本模式，打破了依靠增發貨幣帶動消費，刺激局部生產并最終導致通貨膨脹和生產過剩的經濟興衰周期。因為價值運動反過來為使用價值實現服務，所以會出現：產值增長與低通脹并存；產值下降與貨幣堅挺并存的逆價值規律現象。

重復使得勞動效果不斷被復制，使得勞動效果與勞動耗費之間構成線性相關，勞動成果成為勞動時間的精確折射，生產成本變得可預期與可調控。一句話，重復性勞動是資本機制形成的胚胎，而資本機制是重復性勞動的最高生產形態。但在效用開發過程中，勞動需要避免重復，生產條件中有大量的不確定性因素。倚重確定性與重復性的資本生產方式對此不得不進行傷筋動骨的適應。不斷的重組、兼并與改造，無非是要以雄厚的資金應付變幻莫測的科技開發領域。但資本循環一旦進入了開發性勞動領域，事情本質就起了變化：

1、資本效率由內在控制轉向外部協調。個別開發需要整體協調來降低風險，同時也沒有任何一個資本能夠長期壟斷產品的效用開發，所以資本要服從因效用開發而贏利的生產方式，就需要擴大社會協調與交流面，需要以社會受益的目標為自身目標，結果是資本的社會性增強。資本差異轉為社會利益衡量中的效用差異，這就使以自我利潤為中心的效率模式轉向社會協調中的局部效率競爭模式。陳云指出的“鳥籠經濟”，科學發展觀提出的“五個統籌”，都包含了社會利益與個別利益需要協調的含義。

2、生產機制由單贏目標轉向雙贏目標。因為在企業獲得利潤的同時，產品效用的更新也對社會產生利益。形象的說，大橋建設不僅使建橋公司獲利，也使地方交通獲益。而且地方交通的獲益要大過建橋利潤。這就產生了依靠效用增殖的生產方式。所以社會生產的管理者再僅以企業剩余勞動來衡量社會財富，就剝奪和壓制了效用對社會財富和利潤形成的主體作用。因為社會有相當大的利潤實際來自剩余使用價值（新知識或新工具）而不是剩余價值。

3、勞動對立普遍由絕對性轉向相對性。科技進步受益最大的是社會。在社會效率與企業效率通過效用開發聯系在一起之后，社會利益與企業利益也有了相通之處。生產責任不再由個別資本運動獨立承擔，信息資源的共享、資金的互助乃至知識產品的消費實現都包含了社會意志的協調。

4、勞動權益主體地位

增強。借助法人資本外殼自立的勞動產權，因為本質上“唯社會效率是舉”，有能力處理好局部勞動之間的差異競爭和社會利益的協調關系。所以在私有制實踐中，它會導致私有生產轉向公有生產；而在公有制實踐中，它會導致以政府代表社會意志的“以政代企、政企不分”生產管理模式，轉向“政企相對分開，勞動產權清晰”的生產管理模式。

開發性勞動堅持整體效率至上，而重復性勞動又堅持局部效率至上，這二者是矛盾的。反映到社會經濟中，就表現為兩種生產機制和兩種產權的斗爭；表現為法人效率與資本效率，法人產權與資本產權的斗爭；表現為生產效率是能夠建立在公正公平基礎上，還是不能夠建立在公正公平基礎上的斗爭；表現為“公”與“私”的斗爭。在這種矛盾的驅使下，經濟運動的微觀主體——企業表現出既要發展科技又要壟斷科技；既要追求資本控制，又要實行法人；微觀生產上堅持壓低工資成本，宏觀管理上又要想方設法擴大市場內需；既要自由競爭，又要市場壟斷；既要社會公正，又希望自己能擁有特權等等一系列的矛盾追求。其實這種矛盾何止是表現在企業層面，可以說每一個經濟層次都是這種矛盾的統一體。國家經濟在世界市場中屬于局部利益，所以無論它是私有制國家還是公有制國家，面對世界市場，它表現為資本角色，追求以國家為單位的局部利益。而面對國家的管轄區域，它又表現為社會管理角色，要堅持整體效率至上，整體利益至上。否則國家的管理職能和管理資格就要被質疑、被削弱。在行政管理為主的經濟體系中，各省、市、縣的經濟運作都是如此。對上它表現為資本機制，力求維護自己的局部利益；對下卻又要求“全局一盤棋”，維護整體利益了。

從本質上說，勞動本身是一個數量與效用的對立統一體，二者對財富的作用機理不同，在經濟運動中就表現為數量增長機制與效用增長機制的沖突，表現為勞動效用張揚與數量張揚之間的沖突，所以二者的關系既對立又互補，否定哪一方都不正常（反映到傳統的宏觀經濟運動中，通常表現為計劃與市場的對立統一關系）。兩種效率機制的矛盾以什么樣的方式展開，以什么樣的方式共存和發展，這不以社會自身的意愿為轉移，而是由生產力水平——這個人類勞動的歷史沉淀層來決定。因為一切勞動效率都是根據當時的生產力條件形成，并為當時的生產力運動服務的。

由于工具是將勞動數量變成勞動效用的轉換器，它不僅制約了勞動的基本消耗量，還將勞動數量與效用兩個對立面聯系在了一起。所以說到底，工具的轉換能力決定了勞動數量與效用的對立以什么方式、在什么層次上展開。一般而言，能使勞動由重復性動作中解放出來的工具（如自動化和智能化機器），是區分社會生產由重復性勞動為主發展到效用開發性勞動為主的標志。由此可知，我們現在正處于勞動數量增殖與勞動效用增殖并重的生產力過渡時期，處于資本效率與勞動效率、資本積極性與勞動積極性并重的過渡時期?，F在中國已經取得在社會制度上的先機-------公有制，我們只有順勢堅持以效用開發指導價值運動，以效用增殖改造資本增殖，才能占得社會生產運動的先機，并引導現代經濟潮流的走向。

因為公有制的所有權已經抽象化（全民化），社會生產管理在宏觀上必然顧及整體利益。而整體利益是以互有關聯的效用體系的方式體現。但是公有制的生產水平因為落后又是以重復性勞動為主。正如我們在前面所分析的那樣，重復性勞動衡量勞動差異的角度與開發性勞動是不一樣的。前者是以平均效用下的勞動時間耗費來區別勞動差異，所以勞動差異表現為價值差異，體現差異的標準是對局部利益計算的越精細越好；后者是以勞動成果的效用差異來區別勞動差異。勞動成果因為有社會協作的因素在內，所以不可能完全以自我利益為中心，為尺度。將個人收益與社會整體利益掛鉤（同比例增減），以最新效用價格比（包括企業職工的福利狀況、企業為社會所承受的負擔等等）的標準左右企業利潤或利潤留成，迫使企業將生產利益與社會利益聯在一起，迫使企業在社會效用指導下開展局部勞動差異的競爭和計較。這是開發性勞動的差異衡量標準。

由此公有制遇到了開發性勞動與重復性勞動相沖突所引起的另一個矛盾點，那就是宏觀層次上的效用增殖機制與微觀層次上的傳統價值評判標準相沖突。因為微觀生產以重復性勞動為主，所以勞動差異以價值差異表現是順理成章的事。但是價值差異的評判標準又是與效用增殖的生產方式是相抵觸的。企業利益與社會利益如何銜接？社會分配上如何調節各行業的苦樂不均？成了歷屆計劃管理者頭痛的問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宏觀管理中的效用差異標準一直難于落實到微觀經濟基礎上去。但是要將宏觀層次上的效用增殖機制完全解體，以適應微觀生產運動的價值差異和價值機制訴求。那么因為社會效用平臺的解體和矮化，將導致依托高效用平臺運作的勞動時間大規模貶值和泡沫化。原來在協作中只要一個小時勞動耗費就能達到的生產目標，現在因為社會效用的解體可能耗費10個小時都不能完成。這難道不是價值的貶值？

所以生產力先進與否，不是看社會獲得多少勞動量，而是看社會效用平臺有多高。效用平臺愈高，社會生產體系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就愈高。以中國的生產實力，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是不應該淪為裝配車間和牛仔褲生產中心的。醫療教育高額收費，是增加了社會財富還是減少了社會財富？這個問題需要每一個經濟學家去正面應對。在用局部利潤法則不斷裁決社會效用平臺的過程中，我們看到的是，鈔票的增加與生產實力的下降成正比。

效用體系反映的是社會大眾利益，而價值運動反映的是資本利益。以資本利益為基點所建立的經濟秩序，必然導向私有制。但是問題在于世界市場競爭，說到底還是效用體系之間的競爭。不講效用的價值競爭，只是投機資本的短期行為，不是一個社會的立身之本。而建立在大眾利益基礎之上的效用增殖機制，既是抵御一切惡性價值浪潮沖擊的法寶，也是引導價值得到實現和升華的依托。

就國家作為一個生產整體利益而言，對資本效率的衡量和引導，一定要堅持使用最新效用價格比的尺度。也就是說，要求局部生產以效用提升來吸引利潤，將效用的社會性與企業的利益回報（利潤）聯系到一起，將宏觀受益與微觀受益結合到一起。如果宏觀決策是以資本利潤準則(價值衡量標準)指導局部生產，那就亂了套。首先是生產的效用增殖功能被拋棄，在生產利益上已經損失了主要部分。此時社會能夠得到的財富只是極為有限的剩余勞動量(稅收)。其次資本生產機制所要求的對公共利益的絕對對立，決定了它不可能擔當宏觀利益的經濟代表。(將資本機制放到宏觀位置，只不過是在放大它的效率同時，也放大它的缺陷和局限)。社會生產發展方式也由此降低到一般私有生產的水準。當然，我們也可能是在口號上堅持“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南轅，但在資本價值和利潤尺度的實際準則指導下，得到的是局部生產水平迅速的北轍。

效用既是個別生產的目標，又是社會生產力的綜合表現。生產中的整體利益與個別利益是通過效用而溝通，而銜接。所以效用是評價社會經濟運動的合理標尺。在現實的經濟生活中，因為效用開發的生產利益是雙重的（利潤使企業受益，效用使社會受益），因市場機制（側重勞動量增殖）或計劃機制（側重勞動效用增殖）受益的人們，在經濟生活中都能各自找到經濟理由，頑強的堅持和擴大對自己有益的經濟增殖機制，并把它推向極端。直到生產力再也承受不了這種脫離經濟平衡的單極增長弊端，自然有人代表新的生產力要求將它扭轉。在一次次的極端振蕩中，社會經濟得以發展，財富增值方式由兼顧雙方最終側重于效用增殖。

是以社會效用增長為中心展開經濟運動，還是以局部的剩余價值增長為中心展開經濟運動，構成了公有制與私有制在經濟機制上的根本區別；這也是勞動創新型社會與資本壟斷型社會的根本區別。因為只有新效用才能不斷開拓價值實現的空間，(新效用可以提供更多的購買力和消費途徑)，所以一切價值運動的最終出路都是轉向效用增殖。這也意味著，所有的私有制最終都要轉向公有制。

效用的相互配合特征決定了各效用開發實體在本質上都具有共同的經濟利益，私有經濟將被迫轉型。資本追隨效用而轉，而效用開發的規模越來越大導致共同利益增強，最終導致社會效用體系在世界范圍內展開協作。現在一些國家公開基因圖譜、公開軟件源代碼的行為，已反映了這種發展趨勢。

（二）、形成勞動產權

在重復性勞動基礎上形成不了勞動產權，因為在生產過程中勞動者只要處于被動和服從狀態就能實現生產目的。所以勞動權益在低水平的生產經營中的地位是依附型的。或者依附于資本管理，或者依附于行政管理。但是開發性勞動卻不一樣，生產過程由社會利益所引導，需要勞動具有主動性和創造性才能達到生產目的。勞動對社會生產的相對獨立支配地位，決定了勞動具有相對獨立的經濟權益。這種相對獨立的經濟權益體現在兩個地方，一是勞動者收益與生產利益線性相關。也就是說無論是在宏觀層面的國民收入還是在微觀層面的企業利潤，勞動者的收益都是以股份分紅的方式進行。當然分配的方式是多種多樣，如保底分紅、期權期股等等。二是勞動者通過職代會等組織形式對生產經營有一定的監督權和參與權。

由此可看出，開發性勞動是勞動產權形成的支撐點，而勞動產權又是效用增殖機制的基本動力和權益。

從微觀上看，開發性勞動（生產領域中以科技勞動為其主要代表）在生產中的權益地位可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開發性勞動作為資本的附屬物在跨國公司或大公司內部以研

發中心的形式存在，研發利益由資本獨享和壟斷；第二階段科技活動相對獨立，傳統資本紛紛以入股或期權的形式參與開發，參與利益分享，但資本的運作方式轉向以協作為主來發展高科技，資本利潤開始直接服從社會效益的分配；第三階段科技開發成為社會生產的主體，“以技控股”、“以技控資”成為生產的一般經營方式，社會資本和資源整體圍繞統一協調的科技開發平臺組合與流動，生產利益的分配明確承認勞動產權為一股。

在生產組織上，開發性勞動是以各類專業協作的形式面對未知的自然領域。勞動效率主要取決于勞動在現有生產條件下的主動性、創造性和奉獻精神。那種只追求按質按量完成任務的資本雇傭關系顯然已不能適應勞動功能的這種轉化。只有將勞動權力和收益與勞動效果掛鉤，將勞動者的個人利益與生產利益直接相聯，才能維護住第一線的勞動效率。而個人利益與生產利益直接相聯，是生產所有權的權益特征，因此生產所有權在此實際是被分割了。它被分割為圍繞勞動效率所形成的權益（勞動產權）與圍繞物質歸屬權所形成的資本權益。

本質上勞動產權就是依靠勞動能力和效率生存的經濟權利，在社會生產中奉行的是“唯社會效率是舉”的準則。這對資本利益所依托的“局部效率至上”是一個挑戰；對依托物權才有資格收獲生產權益的資本規則是一個挑戰。西方經濟學界對企業法人的經營目標究竟是以現實利潤為主還是以長遠效率為主爭論不休，實際上反映了勞動產權屬性與資本產權屬性的矛盾對立。現階段社會生產仍以個別資本積累的方式運動，勞動仍以重復性勞動為主，資本增殖仍是價值運動的主要形式。所以目前勞動產權經營局部生產，承擔局部生產利益時，對外它就表現為法人產權，也可以說是按資本形態運作的勞動產權。

依托法人產權而形成的資本運動，我們稱之為法人資本。它是私有資本轉化到社會資本的中間形態，是開發性勞動在現階段的價值運動表現。在公有制條件下，在政府直接主導和控制經濟的條件下，法人資本利益常以部門利益和地方利益的方式表現。國家宏觀調控與地方利益的矛盾，一般都表現為效用增殖與價值增殖機制的矛盾。依托勞動產權展開效用增殖機制是法人資本的演變方向。在重復性勞動方式中，個別勞動差異最終是以資本收益差異的方式表現出來。社會利益與局部利益“公私分明而且根本對立”。而在開發性勞動方式中，由于物質產品的生產速度普遍的超過消費速度，社會資源需要社會意識的主動協調；生產利益需要圍繞生產第一線的科技工作者和勞動者的開發性勞動屬性構造；個人勞動差異普遍的需要社會利益來衡量、來引導、來扶持；所以在開發性勞動為主的生產方式之中，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已經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這時會出現“公私互補而且根本利益一致”的經濟秩序。

在開發性勞動的引導下，勞動者由資本生產中的可變資本，變成了比商品地位還要高的人力資本（勞動產權通常以知識產權或期權期股形式表達）。人力資本開始反過來主宰資本本身和生產。從產權的角度看，勞動產權實際就是社會對生產運用權賦予了財產歸屬機制。它有兩個特征引人注意，一是將財產歸屬落實到勞動能力上，是對財富歸屬生產資料所有權的突破。它表明在社會生產中所有權的生產功能下降而運用權的生產功能提高。當財富不斷向運用效率高的地方聚集并轉化為運用者財富時，說明財富所有權正在反過來為財富運用權服務。這對于支撐現代經濟秩序的所有權制度而言，是本質上的震撼和變革。生產效率是無國界的，市場上財富的驅集依據是一致的，大家競爭的都是效用和效率。而公有制的效率更高，這就導致世界的經濟形態隨之改觀。二是資本產權調動的是少數人的積極性，少數人財富的歸屬權是生產利益的保護者，也生產動力的來源；而勞動產權調動的是全體生產者的積極性，一切利益以社會利益、社會效率為轉移。生產效率優越性自然在后者一方。這也使當代社會財富分配有了一個初步公正合理的生產方式框架。

人們憑自身的勞動能力而不是憑物的占有權來控制生產，說明物質生產正在擺脫以物控制人的生產方式。這種進步的產生，不是因為社會物質財富已有極大的豐富，而是人類生產的實踐正在躍過以獨立的局部效率為主這一階段，以剩余勞動增殖財富正在被以新知識（剩余使用價值）增殖財富所取代，這是財富增長機制由量變到質變的跳躍。生產方式側重勞動能力，使得物權對生產的控制力自然減弱。如果把資本的增殖過程簡化為：價值→勞動過程→價值’（含剩余價值）的話，那么效用開發過程可以看作：效用→開發性勞動→效用’（含剩余使用價值）。后者是法人機制發揮作用的基礎，也是知識經濟的起點。局部生產從依靠資本產權自立發展到依靠勞動產權自立，是重復性勞動方式跨越到開發性勞動方式的重要標志。

由于勞動能力的發揮在生產效率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個人權益的生產性隨之提升。這在當前的人材爭奪中已有體現。勞動權益的擴張向兩方面展開，一方面人的精神境界日益成為重要的生產條件。開發性勞動把人的因素擺到了生產的第一位，也就等于把人的生活質量、精神境界擺到了生產效率、生產目標的第一位。奉獻精神不再是傻子精神，而成了勞動創造的支撐點（任何物質回報都無法衡量勞動的創造價值）。高尚的人文環境和社會經濟環境，成了經濟高效率增長、世界資金、人材、技術持續涌入的前提，而不是結果。另一方面由于人自身的生產過程還是一個物質上自我維持的過程，一個效率絕對內斂的過程，這是物質匱乏在社會生產中的最后表現和最后一塊領地。所以在知識性生產中，勞動差異最終落實為局部勞動者個人利益差異而不是資本家個人收益差異。企業動力最終來源于勞動者的私人物質利益追求，而企業協作的最終障礙也來源于勞動者對私人利益的維護。效率的障礙與動力集于一體，使得勞動者個人利益成為知識性生產的矛盾運動中心。當物質財富的豐富達到社會有能力包攬個人生活基本物資耗費的情況下（社會養老保障、醫療保障、義務教育等的出現，反應了這種發展趨勢），資源的最優配置和勞動的創造自由度才能突破個人生存條件這一最終的物質利益障礙而達到一個新階段。當然，這也是生產效率的又一個新階段。但在此階段到來之前，個人利益的經濟爭奪與精神高尚的社會引導構成了開發性勞動進步不可分離的兩個側面。并成為新經濟秩序的基石。

三、對我國改革開發的影響

有兩個共識是我們討論問題的前提：一是勞動效用有沒有致富的功能？如果沒有，那么知識的生產作用體現在哪里？二是局部生產效率與社會效率能不能相容？如果二者只有對立沒有統一，我們還能視企業為社會經濟軀體上的一個細胞嗎？只有在這兩個問題上取得共識，以下的討論才能夠深入。

1、公有制經濟就是效用增殖經濟。

圍繞現實的社會效用需求來制定生產中的人、財、物計劃，是早期公有制經濟的普遍特征。與此相適應的價值運動是遍及整個社會的價值分配律。資金不斷圍繞社會最急需的地方流動。這種經濟運行方式可以迅速簡捷地構造一個完整的經濟供求鏈，可以快速高效的組織效用開發，可以組建成一個單純依靠效用增長、單純依靠剩余使用價值增長的經濟社會；在整個社會資源依據公有制規定服務于整個社會成員的過程中，無論是人的積極性還是資源的效用都得到極大張揚。但我們也注意到，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定，公有制在一開始基本都是以高度集中的戰時經濟體制出現。這種計劃體制的長期持續，對社會效用的提升會產生抑制作用。突出的有兩點，一是以行政級別取代勞動差異。表現為行政級別越高，掌握的資源就越多，獲得的利潤也就越多。經濟需求依靠行政權利由上至下推動，形成了政府與生產的交流介面，卻割斷了生產與消費的直接交流介面（生產與消費的直接交流介面至今仍是以市場方式存在）。唯政府意志而動，唯行政命令而動，反而限定了經濟運動的發展潛力，使生氣勃勃的社會生產僵化。二是剛性的價格壓抑了勞動效率的進步。例如企業的科技成果往往被無償推廣，但是科技的開發過程卻是需要真金白銀價值投入的。而且就是技術成果的受益方一般也不能因為采用了新技術，就可以自己改變價格和利潤留成比例。這就造成一種狀況，提升效用需要耗費大量價值，而效用提升后又沒有轉化為價值（因為要經過審查批準等一系列環節）。勞動差異沒有表現為價值差異，這在以價值為勞動尺度的世界中是不允許的。結果社會價值鏈在依托效用增殖（科技創新）的情況下，形成價值回報越來越少，越干越虧的經濟局面。其實何止是科技創新一個方面，各種效用提升例如興建水利、修路筑橋等等，都存在著壓抑價值、無償使用的問題。這就迫使公有制在微觀層次轉向數量增長型的剩余價值生產機制，表現為價值核算重產量，輕質量。企業經營中剩余勞動成為稅收來源，重復性的增產節約成為企業的主要贏利方式，生產工藝和產品質量卻形成多年一貫制。正如我們前面分析的，勞動重復型和資本積累型的生產方式不僅能力有限，而且與公有制屬性在本質上又是沖突的，其運行環境還不如私有制來的有效。于是這又誘使人們產生全面私有化的沖動。

由于公有制已將基本生產資料國有，整個社會的勞動者因此都成了需要運作生產經營權的另一極。也就是說，經濟體制本身已經決定了公有制的生產機制是效用開發機制，是勞動產權推動。如何反映勞動在效用價格比上的差異并展開競爭，構筑效用增殖的經濟形態，成了公有制生死存亡的關鍵。

在【論十大關系】曾經指出，我們要調動一切直接的和間接的力量，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這個力量和積極性在經濟上就是通過提升效用而不是增加剩余價值的方式來實現。其中對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關系，對沿海和內地工業的關系等等，已經是從效用平衡、效用致富的角度進行闡述。例如我們要想多發展些重工業，反而就要先發展些農業和輕工業；要兼顧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三方面的利益；財富的增長已經不是依靠對農民挖得更苦點等等。但是宏觀效用增殖與微觀價值運動的沖突，勞動產權概念的模糊，“一平二調”對價值運動的抑制等等，這些問題一直存在。

改革開放后，社會效用體系出現價值化浪潮，勞動差異直接表現為價值差異。但在淡化經濟的行政級別的同時，又出現另一種發展趨勢，就是一切價值運動不是服務于提升效用，而是要求效用服務于價值增殖。我們知道價值增殖是局部勞動差異競爭的表現，效用一旦服務于價值增殖，就等于把效用的作用范圍由社會利益降為局部利益了。效用的經濟作用被大大降低。因為社會價值運動依托的效用體系是相互銜接的，一旦效用平臺被人為收縮為局部效用，依托效用的價值也會隨之貶值，所以將社會效用平臺收縮而導致的價值增殖是假象，是得不償失的經濟行為。教育收錢增多，是以社會文盲增多作代價平衡的。

一切效用都是對人而言的，人是社會生產的終極目標。價值運動服務于效用增殖，無形中就高效的提升了價值使用的效率。當社會總產值（或者是一套綜合性的社會經濟指標）的升降與所有局部收入都聯系到一起之后，社會各種經濟力量的協作，利益矛盾的協調，就有了根本利益一致的依托，有了相互溝通的基礎。從而大大提升了社會進步的活力。在社會公益事業(例如醫療教育等行業)上的高投入和低收入的運作問題，也能以妥善的方式得到解決。

從宏觀上看，公有制的價值運動有三個特征：⑴、以效用帶動市場。基本生產資料由社會意識掌握，決定了公有制天生的具有經濟綜合的能力和責任。純價值生產依靠局部利益自行決策并形成共同的游戲準則，它不需要外在力量去整合改造。而社會效用體系卻需要對原生態價值運動實行整合改造。從建國初期的興修水利、工業布局，到改革后的高速公路、信息、航空港建設等等，公有制始終是以大面積、高層次的提升效用來顯示自己的作用和優勢?？梢哉f生產效用停滯也就意味著公有制的停滯。而我國之所以能在家電、信息等行業較快縮短與國外的差距，也是依靠了公有制的效用開發優勢。因此以傳統資本機制去改造國企、追求利潤、構造原生態市場經濟，只能使自己的主導力量越改越落后，路越走越窄。而跳出傳統價值觀念的框框，以效用開發帶動價值增殖，用大規模的效用提升去增加重復性勞動的科技含量、效率含量，反而會使傳統價值實現順暢、民間資本活躍、市場繁榮、利潤滾滾而來。這里問題的關鍵是，公有制以效用引導市場的經濟機制，適合現代生產方式以效用主宰市場的規律。

⑵、追求最大剩余使用價值成為公有制基本經濟準則。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經濟決策上公有制會主動尋找經濟發展的效用瓶頸部位，以改善交通、能源、科技攻關等方式，持續不斷的組織大規模的效用開發。以宏觀利益帶動微觀生產，是公有制市場經濟的特色之一。二是經濟生態追求效用最大化。既然生產力狀況是多層次的，不可避免的經濟形態也是多樣性的。這就象自然界的生態一樣，相互制約又相互依賴，才能推動整個社會的經濟生態欣欣向榮。這其中社會效用的準則就是整個經濟生態平衡的基準點。在價值增殖實體向效用增殖實體轉化的過程中（具體地說，是由模仿組裝到以知識產權自立的轉化過程），價值也好、私有資本也好都不過是提升效用的工具，效用最大化成了引導一切價值運動的目標。脫離了效用提升，唯價值而價值，唯利潤而利潤（例如依靠特權實行市場壟斷、不正當競爭、滿足于重復性勞動利潤等等）的價值運動，即使是由國企來運作，也等于是脫離了生產進步的宗旨，并使自己降低到私有生產的水準。

⑶、以最新效用價格比指導微觀生產。財富分配圍繞效用展開。效用是整體利益的反映，而價格是局部利益的反映。運用最新效用價格比，在利潤分配上去引導企業收益，是合理兼顧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生產利益與消費利益的一個基點。公有制生產的全民性，不是通過一切權力歸公的方式體現，而是通過一切生產利益最終服務于人的方式來體現。最新效用價格比就是在這種生產目的指引下，在價值社會中展開了“良幣驅逐劣幣”運動。

局部生產效率能不能夠與社會效率融合，是局部生產利益能不能夠與社會利益融合的前提。如果企業利益與社會利益處于公私誓不兩立的狀態，那么盡管這個國營企業還是由國家出資，企業領導由行政管轄，這個公有制還是等于建立在私有制的沙灘上，徒具外表。

局部生產效率與社會生產整體效率能融合到什么程度，以什么方式融合，本質上這是由生產力水平（具體表現為工具與工藝的水平）決定的。在刀耕火種、鋤頭鐮刀基礎上建立的公有制，必須盡快的提升生產力水平，以最新效用價格比準則指導生產。不能長期以重復性勞動和模仿裝配為經濟基礎，否則先進的社會制度就會與落后的經濟利益準則發生沖突，并最終導致社會制度倒退。在早期的公有制經濟中，由于生產力的落后，大量重復性勞動存在，人們習慣于價值差異來衡量以效用增殖為主的勞動差異，造成了整個社會生產的苦樂不均，價值運動本身也無所適從。這為以后的改革糾偏埋下了伏筆?？傊洕贫扔冗M，就愈需要先進的生產方式給予支持。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緊密結合、相互促進。形象的說，紅旗與衛星齊飛，社會利益與個人利益共長。

2、勞動產權是公有制的基本權益機制。

正象原生態的樹木要經過人為加工才能擴大其效用一樣，原生態的資本機制也要經過人為改造才能為社會進步服務。這個人為改造是由公有制來推動的。微觀經濟形態由私人資本發展到法人資本，再發展到社會資本，其內因是由于開發性勞動比重有不斷擴大的趨勢；其外因是社會效用增殖機制也在不斷的成熟與成型。

無論是內因的沖動還是外因的誘導，新的生產機制最后都會通過社會經濟權益來保駕護航。這個權益就是勞動產權。

許多人都擔心“無恒產者無恒心”，其實這是多慮的。只要生產者的所作所為與自身利益相關，或者是由自身承擔，生產的責任心自然就能確立，并不一定要有物產作依托。農業承包中“交足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分配法則，不是照樣在全國推開？關鍵在于勞動付出與勞動利益必須相關。

勞動產權的第一個特征是按社會效用而不是按價值標準區別勞動差異。因為局部勞動的效用只是整體效用的組成部分，所以局部勞動的權益只能以股份方式存在，以股份收益體現效用差異，體現勞動差異。由于現代市場上的最新效用價格比作用比較明顯，市場競爭已經可以視作是效用競爭(科技競爭是其表現)。所以與此相對應，企業的勞動差異也需要體現效用差異。局部生產的收益被社會利益所引導，企業利潤被打上了社會責任的烙印，這是效用價格比引導的結果。而勞動產權在微觀上表現為企業收入中的股份收益，在宏觀上就表現為國民收入或國民總產值之中社會整體勞動者的股份權益。

勞動產權一方面能夠維護企業利益。因為單個勞動者可以隨意離開企業，但作為一個整體，勞動者利益與企業生產利益是相互依存共存亡的。因此，勞動者權益作為一個整體有資格也有能力維護和反映局部生產的利益。另一方面勞動產權又能夠維護社會利益。因為勞動產權是建立在運用權基礎之上的，它沒有任何自身的資本利益可言，只有效用，只有運用的效率是其立身的依據。而局部效用是由社會來評價、來裁判的。勞動者只有全副身心的為社會服務，才能保障和提升自己的經濟利益。效用的整體性決定了無產者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自己。勞動產權的這種“雙贏”特點，為公有制經濟不斷協調和解決整體利益與局部利益的沖突提供了經濟基礎。由此可看出，勞動產權股是股份制企業之魂，也是公有制經濟的基本動力。

勞動者以職代會形式參與生產管理，在收入中按比例分配，（將資產運用權益股份化，有多種形式，例如實行工資保底、年終分紅；或以勞動職責和能力折算為經營股或期權等等），構成相對獨立的企業利益主體。這就使局部國有資產依托運用者權益有了一個盈虧自負的基點，有了一個稱職的資產利益監護人和代表。這就為生產外部的知識產權股、國內外的資本股份等等經濟利益的介入理順了利益關系。這個利益平臺為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微觀利益與宏觀利益、資本利益與勞動利益的協調提供了條件。協調的資源越多，企業的效用開發能量越大，發展就越快。卷入的其他資本也會加速社會化。公有資產的“效用”利益機制確立，實際是為企業的利益取向定了一個社會化基調。所以勞動產權股是國企股份制之魂。扶持勞動產權，明晰勞動產權，是國企改革的關鍵所在。當然，無論是按效用價格比分配企業利潤，還是在企業內部分配收益，都要重視開發性勞動與重復性勞動的比例。

勞動產權的第二個特征是堅持社會先進意識形態。它所依托的社會性是指社會意識形態的進步面而不是落后面。既然效用開發體現了生產權益的公有性，那么社會先進意識的代表-----先進的政治思想理念，自然也成為勞動產權的精神支柱。黨委對企業文化的領導，對勞動產權的支持，就是對勞動進步、對資本社會化、對“以人為本”的支持。在社會基本經濟權益的支持下，馬克思主義、思想不僅是革命政黨的指導思想，同時也是人類進行社會生產的指導思想.也不是只有國營企業才需要勞動產權，在效用開發為主的年代，勞動權益產權化是世界潮流。一方面勞動保障在增強，例如正逐步實現全民醫保、全民教育等等。另一方面勞動的獨立性、價值性也在增強。企業普遍采用聘任制，跨國公司和民營企業都在憑借勞動股份和期權爭奪人材。這種趨勢說明勞動生產地位在升高，從整體上正一步步控制資本而不是資本正在控制勞動。勞動產權實際是現代創新性生產的核心機制，如果說西方私有制經濟是因為生產力發達而感到勞動產權的重要，那么在公有制條件下，是因為制度上的效用增殖本質，使得勞動產權的問題來到更早，矛盾更突出。

由于勞動效用與社會效用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各個企業的勞動產權主體會自主協調勞動在效用差異上的競爭和協作。因此國家可以在大量組建國企以快速提升社會效用平臺外，還可以大量組建勞動集體所有制的生產企業，形成法人資本意義上的競爭，既解決就業問題，也符合效用增殖的生產宗旨。

想一想股份制企業和上市公司，股民的責、權、利在生產效率的推動上能起多大作用？能監督多少？還不是要靠企業自身的勞動主動性解決問題？而勞動的主動性、創造性等等需要權益上的明確，需要社會賦予獨立的權利資格和地位。資本產權的局限和勞動產權機制的重要性在這里已經體現出來了。

我國農村改革中的土地承包制，實際建立的就是農戶的勞動產權制。改革前的工分制還具有部分雇傭性質，而在承包制中，勞動收益取決于自己的勞動主動性，這實際已經賦予勞動以產權資格。有了生產主動權及相應權益，農戶的生產積極性、創造性、主動性自然就全面展開。而目前農村土地效用的進一步開發已不能局限于農戶個人的勞動和資金，它需要社會力量的協作。包括先進技術的引進和培訓、旅游資源的開發、購產銷上的體制合作、土地的轉租等等。以土地轉租為例，它實際就是國家管理的資源經營權出讓，是期權交易，是對土地經營能力和經營權益的博弈。只有勞動產權的概念才能理清和完成這一交易。這在只認土地產權不認勞動產權的學術邏輯里是無法想像的。如果按現在流行的資本產權規則，則要先將土地私有化（因為不私有，產權就不清晰。無恒產者對生產就無恒心）。再由小私有生產競爭兼并發展為大農場和大莊園。那就等于說，社會經濟形態必須先退到低級層次，才有資格發展到高級層次。你要想發展火車層次的經濟嗎？請先退到分散和獨立的馬車層次經濟，那樣你自然就會發展到火車經濟。因為無數事實可以證明馬車經濟必然發展到火車經濟。這種要發展，先倒退的邏輯是不是在“削足適履”呢？

在現代生產中，效用是取得市場立足的前提。顯然傳統資本只能去適應以效用開發為主的生產方式和權益形態。而不是相反，讓先進的生產力去適應落后的經濟形態和權益。

目前物質生產仍以重復性勞動為主，但正面臨至少三類效用開發的沖擊。一是以高速公路、寬帶網為代表的交通、通訊等公共工具改進的沖擊；二是各種機器面臨自動化、智能化的沖擊。（電腦技術已為這種轉變提供了可能）；三是以基因工程、納米技術等為代表的高新技術沖擊。在現代生產中，人們已越來越認識到：既然機器是持續重復動作的工具，那么人的重復性勞動不就等于是人格化的機器？我們實際正處于機器生產的蠻荒時代。如果核聚變控制成功，就會出現幾乎是無窮盡的能量支持幾乎是不知疲倦的智能化機器生產，物質財富滾滾而來的情況。那時勞動權益的主體地位將會體現得更加明顯。開發性勞動；勞動產權；效用增殖；效用價格比，這些現代生產進步的標志，正在從各個角度沖擊資本生產方式。一部生產進步史，同時也是人自身的解放史。借助開發性勞動，我們不僅看到了人類擺脫物質匱乏的希望，也看到了共產主義的曙光。

注：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2頁

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4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