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關鍵詞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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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弗萊德。馬歇爾在《經濟原理》開篇中說，影響人類行為的因素極其繁多，但是只有兩種力量是最持久和最普遍發生作用的。其一是宗教的力量。其二，是經濟的力量。他是經濟學可數的幾個父親之一，我念書的時候總想讀他的原著卻總也沒有時間好好讀?，F代“工業生產式”教育體系的悖論之一是學生匆匆忙忙讀最晚近的文獻，揣摩老師要考的題目，拿到找工作必須的文憑，到頭來對其所學茫然.香港是個忙碌著掙錢的地方。香港大學是為香港政府和商界生產文憑的地方。我常常對教室里學生身上突然發出的傳呼機或手提電話的尖叫感到茫然，先是覺得有些傷心，覺得費好大的心力備課不那么值得。然而這是香港，在港大就讀的大學生通常已經可以憑兼職掙到七八千港幣一個月了，碩士研究生在大學里兼職可掙一萬五千以上，而我的研究項目里有個博士生，按照學校規定我必須付給他兩萬一千元港幣一個月的薪酬。即使這樣也很難找到合格的研究助理。學生們喜歡穿和玩兒，掙得的錢大都花在這上面。港大的學生常以“走堂”（就是缺課）為榮。學得特別好的“走堂”，學得不好的，為了“追女”也要顯擺一下自學的能力，走走堂，生活內容太豐富，每個人都有太多的選擇，把時間搭在聽課上就很昂貴了。經濟力量真的是最經常起作用的力量。

“成本”，沒有選擇的自由就談不上成本。這個道理讓經濟學家找了至少一百年才找到，這還不算哲學家們在尋找“絕對價值”和“永恒”上面所花的時間。李嘉圖被最聰明的經濟學家認為是“好象從月亮上下來的人”，有著極不尋常的思維。盡管如此，他的“勞動價值理論”表明他仍然沒有找到我們今天普通經濟學課本上講的關于成本的“庸俗”的道理。對永遠不變的價值準則的追究畢竟是最具誘惑的一件事，就好象數學家至今還會被“無限”這個概念迷惑得廢寢忘食一樣。難怪黑格爾說，世界上若有“無限”的話，也只有“惡無限”。相對論以后，事情終于變得好一點，也沒有好到哪兒去，因為“價值”就因此而死了。找到目前這個“成本”概念并且作了最系統解釋的，是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他們其實并不是經濟學家，他們自稱是“學者”（scholar），是著名的“維也納小組”里的學者，恩斯特。馬赫、米塞斯、石里克、龐巴沃克、維特根斯坦、哈耶克等等。后三個人甚至還是親戚。奧地利學派發動了經濟學里的所謂“邊際革命”，這是關于價值理論的一場革命，我想我拿它引出這篇文章的主題，讀者不會覺得乏味吧？！

古典經濟學家給自己提出的任務是尋找“財富”的來源。最早回答這個問題的是威廉。配第，他說：“勞動是財富的父親，而土地是它的母親”。他的公式沒有提供價值的衡量標準。生產一蒲式耳小麥耗費的不僅僅是勞動力，還有土地的地力，土地折合成勞動力是多少呢？問這個問題相當于問一個蘋果加一個梨等于什么一樣，得不到解答。李嘉圖認為他解決了這個問題，他結論說：“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其實這個問題在那個時候連定義也還不十分清楚。直到十九世紀末，美國名噪一時的亨利。喬治寫了《政治經濟科學》，才明確定義了諸如“財富”、“價值”這類名詞的經濟學涵義。但那是在奧地利學派的邊際革命稍后，而且是為了反對奧地利學派的“主觀價值論”而寫的一本書?！皟r值”的嚴格定義要等到本世紀五十年代一位年輕的法國數學家被他的法國導師推薦給一位美國經濟學家做“一般均衡”理論研究時才得到解決。這三個人先后都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在亨利。喬治明確但仍不嚴格的理論體系中，什么是“財富”？財富就是任何有價值的東西。什么是“價值”？一個事物，只要它可以減少人在獲取同等幸福時所必須付出的努力，它就有了價值。這個人能夠節約的努力程度就是這件事物的價值。例如某甲允諾某乙在明天做某事，乙于是可以節省自己做該事的努力。在這個意義上，甲對乙的承諾是有價值的也就是一種財富。當然，在一個言而無信的社會里，承諾的意義和價值就成了大問題，這也就是我在“金融熱”（《讀書》一九九五年四月）里討論過的問題。但是甲對乙的承諾在完全不相干的某丙看來有沒有價值呢？由于丙不能靠甲的這個承諾減少任何他明天為自己獲取與今天同等的幸福的努力，這個承諾在他看來是沒有意義的，也就是說沒有價值。這是主觀價值論的開始。在唯物主義者看來，這個主觀價值論一定是荒謬的。我們怎能否認月亮在我們閉上眼睛的一瞬間就不存在了呢？同樣地，我們怎能否認世界上存在著不以我們主觀感受為轉移的客觀價值呢？我得承認，在貝克萊主教的“月亮”和奧地利學派的主觀價值論之間確實存在著一個重要的思想聯系，那就是休謨的懷疑論。這個問題我在《主義與科學》（《讀書》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和《傳統與烏托邦-永遠的徘徊》（《讀書》一九九五年三月）里提到過，是理性的哲學基礎問題，在這兒就沒法多說了。主觀價值論大致是這樣的，如果一個人，例如余秋雨寫的“天一閣”主人范欽的兒子，面臨兩個選擇，一個繼承天一閣全部藏書，一個是繼承萬兩白銀。大兒子的選擇是天一閣藏書，選擇的代價是一萬兩白銀，所謂“機會成本”，放棄的“機會”所值。如果他的選擇是萬兩白銀，則選擇的機會成本或成本就是天一閣全部藏書的價值。同樣的道理，一個中學畢業生如果面臨兩個選擇：上大學，或就業，那么他上大學的成本就是他上學期間所放棄的工作收入的全部所值。類似地，自殺的成本是繼續生命所值的全部；活得太痛苦就會想到自殺?？晒┻x擇的機會越多，選擇一個特定機會的成本就越高，因為所放棄的機會，其所值隨著機會數量的增加而增加。所以港大的文憑隨著香港的大學數目增加而貶值，同時，學生的時間隨著香港勞工的日益短缺而增值。結果課堂里文靜的氣氛開始染上手提電話和傳呼機的商業緊張。經濟學核心的概念就是這么個成本概念。喬姆斯基是語言學家或哲學家（或人們加給他的其他什么家），但不是經濟學家。據說他有一次“擠兌”經濟學家，說經濟學全部的內容可以在兩星期內掌握。我猜他指的是“機會成本”的概念。說實在的，一門可以在兩個星期內掌握的科學，一定是簡練到優美地步的學問，其基本定律一定如此有效以致根本用不到更多的假設和輔助定理，就足以解釋整個世界了。如果我是赫赫有名的薩繆爾遜，我絕不會為此去和喬姆斯基辯論。因為任何一門學科都應當向經濟學看齊，把理論提煉到可以在兩星期內讓一個清道夫掌握。這正是現代數學的“教父”，大衛。希爾伯特對數學的要求。

主觀價值論的一個更深層的看法是，沒有選擇就談不上有價值，沒有選擇余地的“機會”就不應當叫做機會，也談不上機會成本?！俺錾怼笔遣荒苓x擇的，因此“身世”是沒有價值和成本的。社會常以一個人的“身世”來判斷其價值，那是因為伴隨著他的身世，也許有一筆財富可供支配，而可供支配的財富對他來說是有價值的，因為他可以選擇放棄這筆財富。如果一個孩子知道他“不得不”享受某種幸福，他不會感到“幸?！?。身在福中不知福，那是因為他身不由己。絕望的人不會知道理想和美夢的價值。我曾經感嘆北大荒我身邊的那些“二勞改”的吃苦精神，卻不曾意識到，對他們那沒有選擇的生活而言，“痛苦”是沒有意義的。而我之所以感到了生活的困苦，是因為我還有選擇的余地，我至少可以逃回北京?！安蛔杂?，毋寧死”。盛洪在他自己書的自序里提到經濟學的人文精神，提到經濟學不僅是學問，而且是做人的方式，對此我是有充分理由給以支持的。在主觀價值論者看來，勞動價值論是錯誤的。當我們提到勞動的價值時，必須指明是誰的勞動，對誰而言的價值，以及價值判斷的主體有什么樣的選擇。如果讀者留意，可以發現我在《經濟學的關鍵詞》（《讀書》一九九五年五月）里談到分工可以節約勞動時間時，刻意避免使用馬克思的“抽象人類勞動時間”。我只使用了具體勞動時間的概念。轉

基于選擇的成本，現代經濟學研究選擇的“效率”。這個概念是可以直接從選擇的成本概念推導出來的。說一個選擇是有效率的，是說這個選擇的機會成本最小。說一組選擇有效率，是說這一組選擇的機會成本最小。既然是機會成本，就一定是和其他選擇或其他組選擇比較而言。香港人到“街市”（相當于北京的農貿市場）買海鮮，例如一百元一斤活蝦，他們一定要挑個兒大的，因為一斤個兒大的蝦比一斤個兒小的蝦價值高些，放棄個兒大的蝦相當于提高了買蝦的機會成本。追求有效率的選擇是自利的人的天性，有的人，例如我，從來不挑，買了就走。那不是因為缺少自利心，而是因為一來語言不通，二來時間“金貴”，三來畢竟還不習慣言利，有心理上的折磨，四來也許“面子上”的價值放不下來，全加在一起，討價還價的機會成本就上去了。

說一組選擇是有效率的，是相對于其他組的選擇而言，這一組選擇所放棄的價值最小，比方說在一頓白吃的午餐上人家告訴你可以隨便選擇任意數量的蝦和梨，只要不超過一百條蝦和一百個梨。在正常情況下，你沒有胃口可以吃下一百條蝦，或一百只梨，你的選擇大半是若干條蝦和若干只梨。這是有效率的選擇，因為如果你非要選擇不吃梨而吞下第二十條大蝦時，你會發現梨的價值隨著你對蝦的厭惡程度的增加而增加，你會越來越覺得吃蝦的成本太高。這里有一條經濟學上的生理學韋伯定律：“單位時間內，一個人所消費的同一種物品的數量越大，這種物品對這個人而言的價值就越小”。人是生物，生物感覺基于神經，神經受到同等強度的刺激多次就不再感到刺激。神經不再感到刺激生命就嫌乏味，乏味使人追求。微觀經濟學家直到去年才有人寫了篇論文說明這個道理的前半截，這是在信息不完備的情況下追求效率的理論。這道理的后半截到現在也還沒人說過。總之，有效率的一組選擇就是美國一本暢銷書里說的，我們從小到大所學的道理之一是“什么都干點兒，什么都別干太多”。林語堂喜歡引李密庵的“半半歌”，記得其開頭四行是“看破浮生過半，半之受用無邊，半中歲月盡優閑，半里乾坤寬展?！庇钟浀米詈笏男惺恰鞍肷賲s饒滋味，半多反嫌糾纏。百年苦樂半相參，會占便宜只半?！比绱说拈e適哲學，正是效率的真義。效率是選擇的結果。選擇是在可供選擇的多個行動方案中擇一而行。所以哈耶克的老師馮。米塞斯寫了一本書題為《人類行為：一個經濟學的論文》（vonMises，HumanAction：ATreatiseonEco-nomics），講的是人類行為的通論，經濟學是捎帶著推導出來的。經典名著，可惜是“馬克思主義的死敵”的啟蒙老師的著作，國內長期看不到。而在西方，奧地利學派的“中興”也只是一九八九年以后的事。這一學派的人物，自二次大戰以后“作鳥獸散”，撒的滿世界都是，被人們遺忘了。一個行動方案包括三件事：（1）行動的目的，（2）可用的技術，（3）現有的資源。其中“技術”就是以各種方式儲存起來的知識（我在《懷著鄉愁，尋找家園》，《讀書》一九九五年四月，詳細說過了）。用大陸時興的語言來區分技術和資源，前者是“軟件”，后者是“硬件”。沒有硬件的軟件就是“無米之炊”。當然，沒有軟件的硬件只不過是一堆沒用的“米”。不論怎樣說，軟的畢竟是軟的，知識一旦被人知道了，就不再有成本。因為你知道了一件事以后，你就不可能再選擇“不知道這件事”。選擇是對未來行動方案的選擇，已經發生了的事情無法再選擇。所以在選擇行動方案時，所用可以使用的技術都是沒有成本的（還沒有買到的技術不是“可用的”）。選擇只是對資源和目的的選擇。

用上面的例子說明這件事，關于蝦和梨的味道，吃法，以及他們可以提供的其他方面的享受，所有這些都是知識，現在已經沒有成本?？梢赃x擇的是蝦和梨的數量，但這是免費午餐，所以蝦和梨對你而言也是沒有成本的。你在乎的，在這里是稀缺的“資源”的，其實是你的胃口的容量。胃口成了達到你的“自我”（self）的目的的唯一資源，是“自我”目的的手段。于是有效率的選擇是：這個容量的若干部分應當用于產生“吃蝦的享受”，其余則用于生產“吃梨的享受”?！鞍肷賲s饒滋味，半多反嫌糾纏”。說知識沒有成本，是說一旦知道了，就不再有成本。不知道的知識是要費高昂代價才可獲得的。美國為“知識產權”四處與發展中國家打架，當然是為了讓人家補償知識所有者獲取知識的代價。在沒有分工的時候絕不會有這類的事，因為所有人都知道所有人知道的事。知識的所有權是分工的產物。分工的好處是節約勞動時間。分工能夠節約勞動時間是由于專業化和知識積累。這些我在《經濟學的關鍵詞》里說過了。分工越發達，每個人的閑暇時間就越多?？墒窃趺创蠹叶荚絹碓矫α四?？我這么寫的時候，就看著屋角那只一寸見方的巴西龜，它可是不計較時間?！洞笥倏迫珪罚▋和妫┱f：“turtlestaketheirtime”。它不在乎時間一定是因為它天性緩慢呢？還是因為它

道得太少？不管怎樣，我覺得我們人類的忙碌首先是因為知道得太多，其次是知道我們還有太多的東西不知道，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們知道得越多，我們的知識使我們意識到的我們不知道的東西越多。就這句話而言，我想英語一定更清楚同時涵義豐富：“knowingmoreandmoreaboutlessandless”。忙，是因為時間金貴。時間的成本就是選擇如何使用時間的成本。分工固然節約了很多時間，可是分工的重大代價是沒有人知道所有人知道的事。另一方面，我們一定愿意知道所有人知道的事，因為“知道”就是知道機會的存在。機會越多，選擇的空間越大，選擇的價值就越高。如果你是人類學家發現的那個非洲土著，覺得吃蝦簡直匪夷所思（相當于我看人吃白蟻的感覺），你在上面那頓免費午餐里的選擇的價值自然因此而大大減低。所以，分工越發達，人們越有動機去知道別人知道的事。上面說的第三點最重要。知識最顯著的特點是全部知識的“互補性”，大學生具備小學的知識和中學的知識會學的更好。工程師知道經濟學知識可以更有效地設計項目。經濟學家知道哲學或心理學，可以成為更好的經濟學家。正是由于知識的互補性，當一個學者在單一方向上探索了很遠的路程后，會感到有必要在其他相關的（互補的）方向上也往前推進。這個道理在博蘭倪看來就是原創性思考所需要的“隱秘的知識”（tacitknowledge），他是指存在的思考者腦海中的不被注意但對思考有潛移默化影響的知識。（見MichaelPolanyi，PersonalKnowledge：TowardsaPost-CriticalPhilosophy，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58）這個英文詞直譯應為“沉默的知識”。我們知道得越多，憑了知識的互補性，我們知道存在于我們腦海之外的應當被存入腦海的“沉默的知識”也就越多。所以蘇格拉底說他只知道他什么也不知道?；氐轿恼麻_頭的話題，香港的大學生和研究生面臨太多的誘惑，因為香港聚集了如此巨大的信息，當然主要是與商業有關的。隨便你花一點時間，知道一點商業信息，就可以賺一筆錢。賺一筆錢之后想知道更多的商業信息，賺更多錢。于是你意識到有更多的信息（和賺錢的機會）需要去獲取……這樣一來，你就專業化了，也就異化了。異化意味著你變成了“它”的奴隸，是“我”之不欲成為“我”而要成為“他我”。為什么自利的人追求效率的結果反倒個個都走專業化的道路呢？不是應當“百年苦樂半相參，會占便宜只半”嗎？這個問題真是對經濟學的挑戰。就我所知，只有斯坦福大學的老經濟學家西多夫斯基寫了一本書叫《沒有歡樂的經濟》試圖解答這個問題。（TiborScitovsky，TheJoylessEconomy，OxfordUniversityPress，1992）我覺得這個問題的真正求解還要從社會經濟制度中去尋。這也許是《三談經濟學的關鍵詞》的主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