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經濟發展學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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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謀求經濟發展，是中國面臨的一項長期艱巨任務。我們認為，借鑒現有各種經濟發展理論，從經濟發展的角度對中國經濟問題進行研究，較系統地總結中國經濟發展的特點和規律，對于推動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十分必要的。中國需要一門中國經濟發展學。

一、發展經濟學的發展需要中國經濟發展學

（一）建立中國經濟發展學符合發展經濟學研究的國別化趨勢

建立中國經濟發展學，并不是要創立一門獨立于一般經濟發展理論之外的特殊學科。本文所說的中國經濟發展學，屬于發展經濟學中的“個案”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隨著發展中國家的興起，發展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開始逐漸形成。發展經濟學以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為研究對象，探尋發展中國家貧窮落后的原因，研究經濟發展的各種條件，探索經濟發展的戰略對策。這門學科之于發展中國家的價值，可以說是不言自明的。

然而，現實狀況卻不能讓人滿意。在經濟發展理論研究方面首先起步并始終居于主導地位的西方經濟學界，發展經濟學在經歷了50至60年代興旺發達的情景之后，不僅未能隨著實踐的發展而走向成熟，反而出現了停滯的趨勢，甚至面臨著所謂生存危機。這種情況暴露出西方發展經濟學所存在的一些嚴重缺陷。

有一種意見認為，西方的經濟發展理論之所以存在著欠缺，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學者只能從外部來觀察和研究發展中國家，由于種種條件的限制，他們往往產生認識上的偏差。這種看法雖不無道理，但也不應一概而論。實際上，西方的一些發展經濟學家，或有在發展中國家工作和生活的經歷，或長期專注于某些國家的研究，對某些不發達地區的現實和歷史，有相當深入的了解。他們的一些理論模式，應該說是有一定的經驗事實作為支撐的。我們認為，西方發展經濟學之所以陷入困境，主要是由于西方發展經濟學家的理論模式，只是從相對狹窄的區域的實踐經驗中提煉出來的，而他們往往從這種理論模式出發，去建立一套旨在說明經濟發展問題的一般理論。這種理論在更大的范圍內加以運用時，必然會遇到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以致表現為這種理論解決不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問題，顯得無用或用處不大。

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既有某些共同處，又有各自的特點。各類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過程和特征的某些相似性，意味著一般經濟發展理論的存在。以國情特殊而否定一般發展理論的存在是不妥的。但是，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各個發展中國家的具體環境極不相同，其歷史起點，歷史傳統、社會性質、發展階段、經濟體制、政治制度、地理環境、資源條件等，存在著極大的差異。在對個別的各種類型的發展中國家缺乏系統深入研究的情況下，是很難建立起能反映所有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規律的一般理論的。半個世紀以來，盡管許多發展經濟學家企圖找到適合于所有發展中國家的一般理論，但這些理論都無法概括不同類型的發展中國家的差異。事實表明，迄今為止，建立一般經濟發展理論的目標，仍有待于今后的努力與成功。恩格斯在1877年寫《反杜林論》中的政治經濟學部分時指出：“人們在生產和交換時所處的條件，各個國家各不相同，而且在每一個國家里，各個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經濟學不可能對一切國家和一切歷史時代都是一樣的?！l要想把火地島的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英國的政治經濟學置于同一規律之下，那末，除了最陳腐的老生常談以外，他顯然不能揭示出任何東西。因此，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它涉及的是歷史性的即經常變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產和交換的每一個發展階段的特殊規律，而且只有在完成這種研究以后，它才能確立為數不多的、適合于一切生產和交換的、最普遍的規律。”［①］恩格斯的這個觀點，對發展經濟學也是適用的，只是范圍限于發展中國家罷了。

發展經濟學的命運取決于其社會功用。在建立一般理論模式的條件尚不成熟的情況下，有必要就不同的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具有典型意義的兩大類發展中大國開展研究，給發展經濟學奠定扎實的基礎與增添新的活力。80年代以來，西方發展經濟學的最新走勢之一，是從一般理論研究轉向“類型學”研究，即從普遍規律的探討，轉而注重對不同類型的發展中國家作分組或國別的研究。在此方面，西方一些發展經濟學家，如庫滋涅茨、錢納里、拉尼斯、克魯格、石川滋等，已作了不少工作。不過，從總體上說，這種分類或國別的研究，目前還處于初期階段。這突出地表現在：在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兩大類發展中國家中，他們只研究了一類即前者，而將另一類即后者舍棄在視野之外；在后一類中，又對其中最大的一個國家即中國的經濟發展過程不甚了解。

我們認為，在目前的條件下，由著力于建立一般發展模式轉為著力于國別或類型研究，是經濟發展理論研究中的一個積極趨勢，也是發展經濟學走向成熟的一個必經階段。以中國經濟發展的特點和規律為研究對象的中國經濟發展學，理當成為這種國別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有人擔心注重國別研究會使發展經濟學這門學科歸于比較經濟研究的范疇而逐漸走向消亡。在我們看來，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發展中國家都處于經濟發展的過程之中，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進行國別研究和相互之間的比較，不僅沒有改變這門學科的研究對象，而且能使我們從中抽象出共同的規律和各種特殊的理論模式，這正是一般經濟發展理論賴以建立的基礎。

（二）發展經濟學理論的檢驗與豐富有賴于中國經濟發展學的建立

建立中國經濟發展學，還能通過中國的經濟事實，檢驗各種經濟發展理論的得失，使我們正確地認識和對待發展經濟學中的理論成果，使之更好地為我國的經濟建設事業服務。

按照一般的看法，發展經濟學中存在著結構主義、新古典主義和激進主義三種分析思路。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過程及其中積累的經驗教訓表明，持結構主義思路的發展經濟學家對發展中國家社會經濟結構的特殊性作了較為深刻的概括和描述（如國民經濟的二元結構，經濟生活中的非均衡狀態，市場體系不完全等），但他們的理論模式和政策建議，卻存在著過于強調依靠計劃化、國有化、資本積累和進口替代以開展工業化建設，而忽視市場機制、農業進步、人力資本和對外貿易的作用的嚴重缺陷。持新古典主義思路的發展經濟學家把價格機制視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機制，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贊賞自由競爭而批評壟斷控制，主張發展中國家政府的作用應限制在提供必不可少的服務方面。從中國改革前后經濟發展的實踐來看，持這種思路的發展經濟學家在這些問題上的一些論述是較為深刻的，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有不少啟發作用。但是，這些發展經濟學家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結構和組織制度上的特殊性卻重視不夠，沒有注意到發展中國家的體制和環境往往導致“市場失效”。他們雖提出應使市場經濟完善起來，但對影響這一問題的經濟制度和產權關系，又缺乏分析和論證。這樣，他們以市場機制的作用等問題的論述，往往有脫離實際之嫌。另外，持新古典主義思路的發展經濟學家把經濟發展視為漸進的、和諧的過程，這一點與中國經濟發展的事實也相距較遠。持激進主義思路的發展經濟學家強調窮國和富國之間的不平等地位和利害沖突，提出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支配—依附”關系。這些發展經濟學家的思想雖有許多可取之處，但他們對制約經濟發展的國內因素和發展對外經濟關系的問題卻缺乏足夠的重視。中國經濟發展中積累的豐富的材料，對激進主義經濟發展理論的長處和短處同樣能給予很好的說明。總之，用中國經濟發展的事實對各種經濟發展理論進行檢驗，有助于發展經濟學的發展和完善，也能使我們正確地掌握和運用各種理論成果。但是，對發展經濟學中的各種理論模式進行細致的檢驗，有待于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問題作深入系統的研究，有待于中國經濟發展學的建立和發展。

建立中國經濟發展學，還可以從中國的經濟發展實踐中抽象出理論模式，從而豐富發展經濟學的內容。中國在長期經濟發展中遇到的許多問題，如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制度因素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企業組織形式與經濟發展的關系，農村家庭經營方式與農業資源、商品市場發展的關系，自力更生與對外開放的關系等等，它們在發展經濟學的研究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價值。對這些問題在較高的理論層次上加以概括和抽象，可以加深我們對經濟發展規律的認識。迄今為止，發展經濟學界對發展中的大國，特別是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還缺乏系統深入的研究。只有對中國這樣具有典型意義的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的經濟發展進行研究，抽象出其特殊的發展規律和起飛條件，才有可能克服發展經濟學中視野狹窄和理論不全面的缺陷，推動發展經濟學的發展和完善。

二、建立中國經濟發展學是中國經濟發展的迫切需要

中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歷史悠久，長期獨立發展，具有典型的大國特征。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的經濟建設雖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至今還沒有擺脫貧窮落后的狀況，仍處于由傳統經濟向現代經濟轉化的過程之中。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又是個社會主義國家，是上述兩大類發展中國家中一類的典型代表。建立中國經濟發展學，系統地研究中國經濟發展的特點和規律，有益于中國經濟的健康順利發展。

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需要經濟理論的指導，這是沒有疑義的。但是，究竟應以什么樣的經濟理論作指導，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有過豐富的經驗與教訓。在較長一段時間內，我們較多地從國外搬來理論?；蛘呤菑摹皷|方”的社會主義國家引進經濟理論，或者是從“西方”某些國家搬來它們現成的經濟學說。無論是東方國家的經濟理論，還是西方國家的經濟理論，其中的一些概念、觀點和方法，特別是關于現代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的論述，是可資借鑒的。但是，從本質上說，它們都是別國經濟運行過程的抽象和經濟工作的總結，其研究的對象，與中國經濟有很大的差異，因而不可能對中國經濟建設中的一系列問題提供直接的答案。40多年來的實踐證明，搬用別國的經濟理論，難以有效地解決中國經濟建設的問題，造成了不小的損失。中國經濟建設的成就，是在從中國經濟實際抽象出來的理論（諸如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理論）指導下取得的。

中國同其他發展中國家同處于經濟發展的過程之中，又是在相似的國際環境中謀求經濟發展的。因此，對于發展中國家的經驗教訓，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各種經濟發展理論，必須予以高度的重視。但是，我們在借鑒這些理論（如資本形成、人力資源開發、技術進步、人口流動、外資利用、外貿發展、計劃與市場的關系等）時，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重新予以審視。而且，如前所說，目前的各種經濟發展理論，只是在相對狹窄的實踐基礎上提煉出來的，一般來說，并不帶有普遍意義，何況這些理論的概括范圍，并不包括社會主義中國。這就要求我們在借鑒國外各種經濟發展理論的同時，必須著力研究中國經濟的發展過程，建立以中國經濟發展的過程特點和規律為研究對象的中國經濟發展學。只有這樣的理論體系，才能解釋和說明我國所面臨的各種經濟問題，才能用于直接指導我國的經濟建設。三、從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中吸取養料

研究中國經濟發展問題，不能從固有的概念和理論模式出發，而應從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出發，從研究中國經濟發展的過程和狀況出發。這樣，經濟史作為研究經濟發展理論的基礎學科，也就顯示出其重要的地位。

經濟史學與經濟理論學在新的基礎上的有機結合，是本世紀30年代以來經濟學發展的重要趨勢之一。［②］在新的條件下，經濟理論學家力圖從全部經濟史中尋求新的經濟觀念，并給經濟史實以新的解釋；經濟史學家則力圖將經濟史實的研究成果升華為理論，并建立或重構新的經濟理論。這種結合促使經濟學中產生一些新的理論、學派和分支學科。從這個角度考察，發展經濟學是一個特定的領域——發展中國家經濟——中這種結合的結晶，或者說，發展經濟學是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史的理論結晶。順便指出，中國的一些經濟學者，如劉大鈞、王亞南等在30～40年代研究中國近代經濟歷史變遷過程中，就得出過關于工業化、都市化、城鄉關系、勞動就業、國民收入、資本形成、資金流向等一系列有見地的理論觀點，對后來的發展經濟學的建立作出了中國學者特有的貢獻。

在《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經濟學”條目中，用了下述一句話來描述發展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和上述的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同屬于經濟學的三個主要派生領域，它類似經濟史，企圖解釋經濟體系隨著時間的推移所發生的變化?！保邰郏莅l展經濟學“類似經濟史”，這表明兩者的密切關系。值得補充的是，一方面，經濟史學萌生很早，19世紀中葉已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而發展經濟學作為一門研究經濟發展的學科，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另一方面，經濟發展作為一個過程，卻不是二戰以后才有的事實，或遠非只有半個世紀的歷史。經濟發展，就其狹義或發展經濟學上的含義而言，可以說是一個以機器大生產為基礎的現代經濟取代以手工生產為基礎的傳統經濟的過程。上個世紀中期，已經或接近完成工業革命的西方列強侵入中國，使中國由一個獨立的封建社會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人民在反對西方國家侵略的斗爭與向西方先進事物學習的過程中，建立了機器生產這種現代化的生產形式。19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后，清政府舉辦了一系列現代軍工、民用企業，私人資本也逐漸涉足現代化企業的經營活動，由此開始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新歷程。中國經濟現代化雖起步較早，但其步伐卻很緩慢。到1949年，中國的機器工業產值在工農業總產值中僅占17％，加上工場手工業，也只有23．2％。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意味著中國的經濟發展出現了重要轉折，但從本質上說，在此以后中國的經濟仍處于經濟發展的過程之中。一部中國近現代經濟史，實際上正是一部經濟發展，即由傳統經濟向現代經濟轉化的歷史。我們認為，研究中國經濟發展學，必須從整個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中吸取材料，而不應將經濟發展的時限僅僅局限于新中國成立以后。也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全面地了解中國的經濟發展過程，加深我們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規律和特點的認識。

中國近現代經濟史是一門以從中英鴉片戰爭直至當前階段中國經濟發展演變的過程及其規律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其中既包括以中國國民經濟整體即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統一演進過程及其規律為研究對象的國民經濟史，又包括以中國特定的經濟部門、行業、企業、地區、家族的經濟演變過程為研究對象的各種專門經濟史。研究中國近現代經濟史，了解中國經濟發展的過程，對于中國經濟發展學的建立具有奠基的意義。

首先，了解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是進行中國經濟發展問題理論研究的基礎，是中國經濟發展學建立與發展的首要條件。反映中國經濟發展規律的理論模式，只能從中國經濟發展的事實中抽象出來。經濟史學是經濟學的基礎學科，離開了經濟史，即離開了對經濟發展演變過程的研究，不可能抽象出正確表述經濟規律的理論。馬克思寫《資本論》，研究資本主義經濟規律，是以英國為典型的。恩格斯認為，馬克思的“全部理論是他畢生研究英國的經濟史和經濟狀況的結果”。［（4）］馬克思如果不作這番研究，就不可能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規律和英國經濟發展的特點。包括我國張培剛教授在內的發展經濟學的奠基者與發展者，他們提出的并為經濟發展證實的正確理論或觀點，無一不是從經濟發展歷史實際中抽象出來的。在發展經濟學的歷史上，大概沒有不研究經濟史而能在發展經濟學理論上有所建樹的發展經濟學家。同樣，如果不研究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也不可能揭示中國經濟發展的規律，不可能建立起中國經濟發展學。

其次，研究中國經濟發展史，有助于弄清中國經濟發展中經濟因素和非經濟因素的關系。經濟發展是一個錯綜復雜的過程，影響經濟發展的，既有經濟方面的因素，又有各種非經濟因素，如政治制度、社會結構、歷史傳統、文化狀況、地理環境等等。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歷史悠久、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的大國來說，情況更是如此。經濟發展過程的敘述不可能是純經濟的，它必然要涉及到許多非經濟方面的事實。中國近現代經濟史在研究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過程時，為了說明各種各樣的經濟現象，必然要考察上層建筑、意識形態、歷史傳統、戰爭等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它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方法與圖象，使我們了解到經濟因素和非經濟因素是怎樣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梢哉f，不掌握歷史事實，不了解歷史經驗，就難以對經濟發展問題進行正確的理論分析，就難以建立反映中國經濟發展特點的理論模式。

再次，只有研究中國經濟發展史，才能在較深的層次上認清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各種重要因素，從而為制定正確的經濟發展戰略和政策奠定基礎。中國近現代經濟發展的歷史，向我們展現了一幅中國經濟有所發展而又發展不速的圖景，顯示了許多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因素。例如，以國家資本壓制私人資本的方針政策，強調機船礦路而忽視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戰略，以及重視國富而輕視民富的思想觀念等，導致中國喪失了幾次現代化的機會。當代中國經濟發展中也有一系列相關的經驗教訓。只有深入研究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各種因素，才能真正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尋找適合國情的經濟發展戰略對策。

中國經濟的發展問題，可以從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實踐及相關的理論研究中得到啟示，但根本的途徑卻是從本國經濟實踐的歷史中尋求答案。在建立中國經濟發展學的過程中，應充分重視對中國近現代經濟史的研究。只有這樣，才有可能使中國經濟發展問題的理論研究少走彎路，健康地發展。應指出的是，中國近現代經濟史的研究，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的研究，近年來取得了較大進展。就這個方面而言，建立中國經濟發展學的條件已逐漸趨于成熟。

四、中國經濟發展學的指導思想和主要內容

研究中國經濟發展學，應當以馬克思主義、思想作指導，即以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立場、觀點、方法分析中國經濟發展的特點和規律。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紀40年現歷史唯物主義，與他們在這個時期用求實的態度研究人類經濟發展歷史有重要關系。沒有后面這種研究，不可能知道經濟在社會發展中正確地位，不可能把社會關系歸之于生產關系，把生產關系歸之于生產力，即歸之于物，不可能把人類社會的歷史看作一個自然歷史過程，有其自身的即客觀的發展規律。一句話，沒有這種研究，便不可能創立歷史唯物主義。當馬克思、恩格斯發現了歷史唯物主義，并將它運用于研究經濟學、歷史學、經濟史學、法學等社會學科時，便使這些社會學科發生了一場革命：從傳統的歷史唯心主義的體系中解放出來，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之上，變成了科學。在此以后，研究經濟學的學者，一部分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另一部分人則不是。百余年來，這兩部分人都取得了成果，但成果的性質和大小，不可同日而語。馬克思主義學者認為是這樣，嚴肅的非馬克思主義學者也認為是這樣。英國著名經濟學家、新劍橋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瓊·羅賓遜夫人1980年訪問我國時說：新劍橋學派和近來的學院派都遵循著自己的道路，達到了與馬克思體系大體相似的境地。她還說，馬克思的研究是從長遠看問題的，這同長期動態的分析有關，而在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中，還沒有超出短期分析的局限?？梢?，以馬克思主義指導我們的研究工作，是一項正確的選擇。

應當看到，西方一些形成了完整體系的經濟學理論，對于分析中國的經濟發展問題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如新古典主義理論從人與物的關系的角度，著重研究了資源的配置問題。這種理論便于精確地分析各種市場經濟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和市場機制的運行規律，其中所運用的概念和方法，有助于分析中國經濟發展中的許多問題。但是，這種理論把經濟活動的社會方面（如經濟關系、經濟制度等）視為給定的背景條件，并不研究這些背景條件變化的原因、過程及其相互關系，這又使它難以解釋經濟發展中的一系列重要問題。凱恩斯主義理論的總量分析，在基本的研究方法上也是如此。相形之下，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強調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相互作用中研究經濟問題，并著重考察了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及其對經濟活動的影響。新古典主義理論和凱恩斯主義理論中被視為外生變量的各種背景條件，在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中是作為內生變量而存在的。我們認為，研究中國經濟發展學，必須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精神實質出發，考察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過程，分析社會經濟關系、經濟利益矛盾及其對經濟活動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運用其他各種理論成果。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解釋和說明中國經濟發展中所面臨的各種問題。

以為主要代表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結合中國的實際，解決了中國革命和建設中和的一系列問題，并在此過程中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經濟發展思想。關于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形態轉變為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從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轉變為社會主義經濟形態的學說，關于實現國家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的思想，以及關于經濟建設中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等問題的論述，都對中國的經濟發展產生過重大影響，有些至今仍具有指導意義。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隨著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的恢復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的迅速發展，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問題的認識取得了重大突破。十多年來，鄧小平對中國經濟的發展環境、發展道路、發展動力、發展機制、發展速度、發展戰略等問題，作了系統的闡述，提出了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是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對外開放是改革和建設的必不可少的條件，以及社會主義的本質是發展生產力，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等一系列重要命題。這些思想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經濟發展實際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相結合的產物，是研究中國經濟發展學的重要依據。

中國經濟發展學以揭示中國經濟發展的特點和規律為核心，其主要內容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中國經濟發展的總體過程和基本特點。研究中國經濟發展學，必須首先弄清中國的國情。認識國情有兩種基本方法：一種是解剖橫斷面的方法，或靜態分析法；另一種是解剖縱向發展過程的方法，或動態分析法，從運動過程中認識各種因素的變化及其相互關系。相對而言，前一種方法簡單、容易，后一種方法復雜、難度大。從中國當前對國情研究的情況看，大多使用前一種方法，使用后一種方法的少。實際上，中國經濟發展的特點，是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也是長期起作用的。只有從對它長期形成過程的分析中，才能深刻地認識和把握它。分析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是探索中國經濟發展中諸問題的必備前提，也是中國經濟發展學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在這方面，應分析中國傳統社會的經濟特點，考察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起點與演進過程，以及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長期因素。

第二，中國經濟發展的國內條件。對于經濟發展的國內條件，西方發展經濟學界作過大量研究，取得了許多成果。他們的研究主要是從生產力方面的要素，如自然資源、資本形成、人力資源、科學技術等方面來進行的，對于生產關系方面的問題，如所有制結構、分配關系等，卻重視不夠，甚至完全忽視。我們認為，研究中國經濟發展的國內條件，一方面要利用國外的有關成果，聯系中國實際，分析中國資本形成、人力資源開發、技術進步、自然資源利用等問題；另一方面要分析中國所有制結構和分配關系上的狀況和問題，并提出解決辦法。

第三，中國經濟發展的國際條件。開展對外貿易，利用外部資源，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條件。對外貿易在經濟發展中究竟起什么作用，傳統的對外貿易理論是否適用，國外資源應如何有效地加以使用，對于這些問題，學術界長期存在分歧。只有分析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才能對這些問題給予正確的回答。中國在對外經濟交往中有過許多經驗教訓，對這些經驗教訓在理論上作系統的總結，是一項很有意義的工作。

第四，中國經濟發展中的結構轉換。自劉易斯1954年提出二元經濟理論以來，西方的結構轉換理論取得了重大發展。但這些理論仍存在著一些缺陷，特別是在對傳統經濟的看法上。如把傳統經濟等同于傳統農業，忽視了傳統經濟中非農業部門的存在；否定傳統農業中資源重新配置的作用等等。盲目搬用西方的理論，顯然是有失妥當的。中國的工業化如何開展，農業進步如何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如何轉移，應從中國的實際條件出發，借鑒國外有關理論，進行系統的探討。中國一些成功的經驗，如發展鄉鎮企業等，也應進行認真的總結。

第五，中國經濟發展機制。如何將計劃與市場有效地結合起來，是一個需要深入探討的問題。這里面的一個關鍵，是正確地發揮政府的經濟作用。一百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在這方面有很豐富的，包括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值得認真總結。

第六，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中國的經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傳統體制的束縛。只有通過改革，才能解決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一些重大問題，推動社會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為什么改革構成了經濟發展的動力？什么樣的改革才能推動經濟的發展？改革的困難和阻力是什么？這些都是中國經濟發展學所需要回答的重要問題。

第七，中國經濟發展的模式。多年來，中國在經濟建設中往往片面強調數量擴張，單純追求增長速度而忽視經濟質量。實踐證明，這種發展模式往往導致經濟效益不理想，國民經濟整體素質不高。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更新發展思路，改變發展模式，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經濟發展模式的這種轉變，應在中國經濟發展學中作深入的探討。

第八，中國經濟發展的環境。經濟發展必須要有一個穩定的政治和社會環境。在中國的經濟發展和體制轉軌時期，各方面利益關系變動較大，各種矛盾也會比較突出，保持穩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如何處理好經濟發展與改革、社會其他各個方面的協調關系，是中國經濟發展學要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

第九，中國經濟的發展戰略。中國經濟發展學不僅要研究各種理論問題，還應在理論研究的基礎上，研究適合國情的經濟發展的戰略對策。對于中國經濟的發展道路、部門發展的優先順序、地區發展的優先順序、進口替代與出口鼓勵的關系，以及人口、教育、生態環境等方面的問題，都應從戰略的高度加以探討。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發揮中國經濟發展學的社會功用。

在上列九項之外，還有許多重要問題是中國經濟發展學應該研究的。

研究中國經濟發展學是一項很有意義的工作。只要我們實事求是，艱苦探索，這種研究一定能取得成效，推動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推動中國經濟的發展。

注釋：

①恩格斯：《反杜林論》，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1版，第3卷，186～18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②參見趙德馨、李洪斌：《經濟史學與經濟理論學的有機結合——當代經濟學發展的趨勢之一》，載《經濟學情報》，1995（2），51～56頁。

③中美聯合編審委員會：《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文1版，第4冊，423頁，北京·上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5。

④馬克思：《資本論》，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3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