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議FDI及其集群對中國經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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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中觀與網絡視角的分析

內容提要：為了全面準確認識fdi的經濟影響及其傳導路徑，本文首先分析FDI對東道國的宏觀經濟影響和對產業組織、區域發展差異的影響，進而從其分布實際出發分析FDI集群及其作用傳導機制。最后從網絡視角擴展了對企業性質和企業間聯系的分析，強調FDI企業的本地連接才是認識其作用發揮的關鍵所在。

關鍵詞：FDI本地產業集群經濟影響本地聯系

Abstract:WithabriefreviewofhowFDItheoreticallyaffectsmacroeconomy,industrialorganizationanddivergenceinregionaldevelopmentinhostcountry,thisarticleanalysesFDIclustersastheiractualdistribution.Thenanexpandedtheoreticalexplanationisgiveninnetworkperspective,whichdiscussesthenatureofenterprisesandlinkagebetweenthem.It’semphasizedthattheconditionoflinkagebetweenFDIfirmsandlocalenterprisesispivotal.

KeyWords:FDI；LocalIndustrialClusters；EconomicEffect；Regionallinkage

一、引言：選題緣起、分析思路與論文結構

在今天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區域經濟集團化并行的世界經濟格局中，國際投資尤其是跨國公司主導的國際直接投資扮演著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為重要而且越來越重要的歷史角色。根據三大都市圈相關省市發改委的上報數據，2005年，三大都市圈實際利用外資總額469.59億美元，約占全國總量的78%，比上年增長15.61%。其中長三角實際利用外資總額263.33億美元，珠三角115.83億美元，京津冀90.43億美元，比上年分別增長8.83%、28.40%和22.05%；分別占全國總量的約44%、19%和15%。FDI在沿海地區的集中加大了沿海和內地的投資差距，強化著二元經濟結構。這歸根結底是因為中國經濟包括環渤海經濟圈仍是投資推動的。

對中國這樣正在崛起的發展中大國而言，在金融體制狀況在短期內難以根本性改觀的條件下，FDI的資本形成效應和溢出效應等正是面臨資本缺口和技術、管理瓶頸的我們所期盼的——早期以市場換技術換管理思路的政策正是這種心態的集中反應，而其資源轉移效應對本地企業的消極影響又是著眼于培育本國財富創造能力的發展中大國要盡量加以限制、規避的。那么我們有必要從理論和實證兩方面研究FDI對東道國經濟宏觀層面的影響為何？更進一步地，FDI企業對所在區域的產業有何影響尤其是對當地的可持續發展究竟起到什么樣的實際作用？其具體傳導路徑又如何？能否在微觀層次的企業理論基礎上為這些研究成果建立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這些正是本文要研究并著力解決的問題。

就擬解決問題的可行性而言，由于FDI必然落實為參與實際經濟運行的各類企業，因此可以從把握其相應企業運行模式與經濟社會后果入手展開分析?，F實中FDI往往出現聚集態勢，深入分析其形成機制、動力機制與集群內部連接將有助于理解FDI的實際運作，從而認識其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因此，本文從宏觀經濟影響、FDI集群內部連接與區域經濟增長差異等角度入手，以期對我國充分合理利用外資為科學發展服務有所幫助的思路是有理論依據而且可行的。

論文結構方面，本文首先從宏觀層面分析FDI對東道國的經濟影響，繼而從產業組織、區域發展差異角度加以探討，進而從其分布實際出發回顧對FDI集群的研究成果。最后在企業性質研究的相關成果基礎上擴展了網絡分析思路，希望以此支撐中觀和宏觀的已有研究。

二、FDI對東道國的經濟影響：宏觀層面的分析回顧

隨著跨國公司的迅速發展以及全球范圍內FDI的急劇擴張，FDI對東道國尤其是發展中東道國經濟的影響（包括其總體效應究竟為正為負；其在區域、產業產業層面的作用機制、沖擊的傳導路徑等。目前研究較多的技術、知識外溢也屬于其具體作用路徑）引起了學術界、政府和商界共同關注。

在實踐的推動下，對跨國公司FDI對東道國經濟影響的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層出不窮。這些研究大部分基于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Economics）和新增長理論的經濟增長要素分析方法。除了分析FDI的形成機制以外,學者們開始把更多的精力放在FDI與東道國宏觀經濟的相互影響上,側重于從實證的角度來定量分析這二者之間的相互關系。另一個發展趨勢是,以往的研究更多強調的是FDI的資本屬性,從FDI填補東道國資本缺口的角度來思考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現在人們越來越意識到,FDI是一個內含著資本、技術、制度、管理和項目的“打包型”的“復合產品”,它對東道國的影響是有多重渠道的,需要從宏觀、中觀乃至微觀的角度來探索這些渠道產生并發揮作用的內在邏輯。就宏觀層面的分析而言，目前較為公認的看法是：FDI對東道國（包括發展中東道國）的資源供給（如儲蓄、外匯、財政收入、人力資本、技術等）有潛在作用，進而影響某些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如資本形成、人力資源開發、技術貿易等）。但是除了對長時期內FDI的真實經濟效應存疑，研究者們對FDI在上述各個領域的作用和影響也還都有爭議。

總體來看，對FDI對東道國尤其是發展中東道國的經濟發展的總體影響有正效應與負效應兩種看法。就其正效應而言，Borensztein等人(1998)認為外國直接投資是發展中東道國取得先進國家技術、管理與營銷知識的主要渠道；其次，由于外國直接投資的產出(output)通常運往東道國與母國(homecountry)以外的第三國銷售，而其投入(input)部分所使用的資本與中間投入通常由東道國與其他國家提供，因此，外國直接投資可增加地主國的進出口（不可忽視跨國公司的企業內貿易和轉移定價問題）且使出口產品多樣化；而高出口增長率使出口活動中的技術水平提升，進而提升當地公司的國際競爭力，增加東道國的外匯收入，從而能夠進口為提高生產效率和生活水平所需的產品、服務及技術。最后，Chen等(1995)也認為外國直接投資可通過引進先進的技術、管理與營銷知識來提升當地企業的競爭力（關注本地企業與跨國公司對比研究的讀者可參見上文對經濟民主主義理論的介紹），使當地管理者與政府官員更新觀念，接受市場經濟的原則，從而增加投資者對此市場的信任感。

就其負效應而言，Chen(1996)，Broadman、Salisu(1996)提出，如果東道國的教育程度和基礎建設狀況等先決條件不足，外國直接投資可能只能增加投資者的私人報酬而無法影響東道國的經濟增長，甚至會有阻礙當地經濟發展的可能。另外，Rueber等(1973)指出，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是為了利用當地廉價勞動力來降低生產成本，則生產投入由母國供應而不會在當地購買，所以也不會促進東道國的出口成長。再加上跨國公司因擁有先進的技術、當地政策的優惠、進口優勢，專利權利與商標等優勢，建立進入壁壘，壓制東道國公司并排擠國內投資。過去的實證研究結果亦很不一致。

如果將FDI視為內含著資本、技術、制度、管理和項目的“打包型”的復合品，可以借鑒增長極理論分析FDI企業的資源轉移效應（仿極化效應）和外溢效應（仿涓滴效應）等。當然，這一思路的隱含前提是FDI企業與本地企業相比具有種種優勢，以至對其存在“位勢差”。其中，目前對外溢效應研究成果的大部分文獻聚焦于以下三方面：直接外溢效應、競爭效應和技術外溢效應。有關FDI外溢效應的理論分析基本得出它能產生正外溢效應的結論，但是大量實證研究卻顯示出不同結果。實際上，由于技術保密等措施的采用，以市場換技術的想法已被實踐證明失敗了。另外，關于FDI對國內資本的擠入擠出問題，MihirA.Desai等人的研究認為數據并不支持擠出效應，并認為事實上存在相反的作用。鄭昭月也認為外商投資對國內投資具有明顯的拉動作用，即存在“擠入效應”。而羅長遠等通過一個拓展的實證模型認為，在中國金融體系不能有效整合金融資源的情況下，FDI對私人資本成長的影響取決于金融支持的力度。信貸作為金融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對不同的私人資本存在著歧視。個體資本受到的信貸支持最為薄弱，FDI對其存在擠出效應；股（份）聯（營）資本受到的信貸支持較強，FDI對其存在擠入效應。擠出、擠入效應的大小取決于信貸規模，信貸規模越大，擠出效應越弱，擠入效應越強。因此，在這個問題上仍然存在相當大的爭議，有待進一步的理論探討。

三、FDI對產業組織和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中觀的分析

上文已經提到，FDI對東道國的影響是有多重渠道的,需要從宏觀、中觀乃至微觀的角度來探索這些渠道產生并發揮作用的內在邏輯。雖然在認識它對東道國尤其是發展中東道國的總體影響方面還有爭論，但由于它必然進行區位選擇和行業選擇，落實到具體區域和產業，以企業形態與其他企業進行經濟往來，因此可以運用產業組織理論、區域經濟學等在盡量把握相應企業行為模式的基礎上探究其實際經濟影響。而且那些一開始就抽象掉區域、行業等因素的理論構建和實證分析除了存在思想上的缺陷以外，往往還會在后續研究中受到數據來源、計量技術（如遺漏變量、函數形式誤設）等限制。即使通過計量檢驗，也只是說我們暫時沒有充分理由拒絕該模型，并不等于該模型就是對現實準確的刻畫。下面就從產業經濟學和區域經濟學的角度作一概述。

產業經濟學中一般將市場結構的決定因素概括為規模經濟、產品差異、進入壁壘、企業合并和市場集中度、政府政策等（楊沐，1989），都是已經有相當完善的技術工具加以處理的。雖然經濟學不僅要研究業已造成的影響，而且要研究FDI的潛在影響（類似機會成本和影子價格概念，可參照上文所提的擠入擠出效應），但循上述線索這些潛在的成本可以大致推算出來。關于FDI對東道國產業結構和產業組織影響的研究綜述可以參見鐘良、于軍威的文章。在此我謹提出一個旨在涵蓋相應研究的框架。

分析FDI對產業組織沖擊時我們可以將FDI的形式分為綠地投資和跨國并購，FDI的沖擊可以根據傳導方式的不同分為直接影響和間接影響，對產業沖擊的影響對象是正在或可能生產替代性產品的廠商（即在位者和潛在進入者）。根據這些，我們就可以將相應分析思路概述如下：

先從綠地投資來看。這屬于在位者未能有效遏阻的“不速之客”。雖然與在位者相比，它在渠道等許多方面有劣勢，但是總體上來看，它們之間的角力用產業組織理論中價格、產量、廣告等方面的博弈和企業的競爭優勢理論來解說更為合適。在此“相生相克”的過程中，它除了受到本地企業的影響外，也對它們有所謂競爭效應、外溢效應等。而對潛在進入者而言，新建企業相當于“刷新”了進入壁壘。除了利用金融市場上的信貸篩選機制，它還可以用創建進入壁壘的種種辦法加以遏阻。

再來看跨國并購。這種辦法除了順利進入并從一開始就占據某些經營優勢之外，還可以就此消滅一個競爭對手。同樣地，它與其他在位者之間的對比、博弈也可用企業的競爭優勢加以解說。而對潛在進入者而言，它不僅繼承了原來在位者的優勢，更由于跨國公司母公司的優勢注入，對進入壁壘“刷新”的“貢獻”更加不容忽視。

當然，具體效應要結合各產業競爭格局和產業特性來看，因為有些產業可能存在競爭嚴重不足或者對中小企業的長期需求（如軟件行業某些中小公司依靠產品開發而求被大公司收購）等特殊情況。

關于FDI的區位選擇和遷移，已經有相當多建立在實地調查基礎上和模型分析的研究成果，在此不再贅述。至于FDI與區域經濟增長與區域增長差異的關系，雖然在對我國FDI的實證研究中大多數文章認為它對我國經濟增長產生積極影響（包括技術溢出效應），但由于FDI在時空上分布不均而且各地條件（包括王成歧等指出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政策因素，也包括EduardoBorensztein等指出的最低人力資本存量等）差異甚大，它對各區域的實際效應也體現出相當的差異性。YehuaDennisWei建立的回歸模型顯示投資增長率高、有較高FDI份額的沿海省份更傾向于獲得高增長率（原模型檢驗結果見下圖）。對此，魏后凱分析認為：改革開放以來1985－1999年間東西部地區GDP增長率的差異大約有90%是由外商直接投資引起的。XiaolanFu分析指出中國的區域差異與出口結構和FDI密切相關，FDI驅動的以出口為導向的勞動力密集型工業使得東西部之間的區域聯系非常有限。魏后凱的研究也表明：外商投資對東部地區GDP增長具有顯著的積極作用，而在西部地區外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缺乏顯著性。鄭昭月的實證檢驗結果表明，無論在東部還是西部，國內投資率與經濟增長率成正的相關關系；在回歸中控制其他環境變量后，外商投資率在東部地區的系數明顯大于西部；FDI存在跨省溢出效應而且在東部地區跨省溢出效應大于西部地區跨省溢出效應；在東部地區各?。▋炔浚?、西部地區各?。▋炔浚┙洕鲩L具有收斂性；但東、西部地區之間的經濟增長并不存在收斂性；因此可以認為FDI是造成東、西部經濟差異的重要原因之一。

這些研究為我們分析FDI的本地效應給出了非常好的思路和結果，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他們研究FDI在區域、產業層面的影響時采取的潛在的假設往往是不同來源地的資本效率相同，只存在資本量上的差別。由于企業內部結構及其運作效率（包括營銷、生產等各方面的效率）差異甚大，這種抽象在建立模型時未可厚非，但考慮“擠入”或者“擠出”效應或者進行實證檢驗時則應當進行更深入的研究。事實上，更接近現實的假設也許是FDI企業和本地企業效率不同，國內資本和FDI選擇進入某產業的臨界值并不一致。下面筆者就從FDI進行區位選擇形成的實際分布狀況出發探討FDI集群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并力圖提出一個新的分析框架。

四、FDI集群與作用傳導：現象描述與研究回顧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深入，產業集群在中國產業發展戰略、區域經濟增長、國家競爭優勢培育和發揮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正如王緝慈所言：“當代的國際經濟競爭是產業集群的競爭。地方產業集群不僅構成當今世界經濟的基本空間構架，還常常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競爭力之所在。在區域研究及其公共政策中，‘集群’揭示了相關企業在一些地方集結成群，從而獲得競爭優勢的現象和機制……”。

王雷指出：在跨國公司參與的產業集群(當然他也承認產業集群大多表現為本地企業的空間集聚現象)中，其形成機制、成長模式、演變特征以及對外聯系都呈現出不同于以往的特征，而集群區域也成為跨國公司區位優勢的重要來源。從跨國公司角度研究地方產業集群已經成為當前西方國家集群理論研究的一個重要特點和新趨勢。他從地方產業集群的成長環境、跨國公司進入集群區域的方式及地方化資源的獲得、跨國公司子公司與本地企業的聯系等方面介紹了西方學者基于FDI視角的集群理論的最新進展，在此不再贅述。實際上，在我國，FDI與產業集群之間關系也非常密切。產業集群的產生以FDI為主要來源之一，FDI也往往以集群形式出現。其中核心的一點是聚集效應對吸引外資具有重要作用，而外資進入又將對當地聚集效應的增強產生正向作用?！翱鐕髽I的對外直接投資越來越表現出集群的特征，因為這種集群能極大地提升企業競爭優勢并增強當地企業產業競爭力，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因此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成為產業集群的參與者，同時越來越多的政府成為產業集群的促進者”。從現象上看,FDI在城市或城市帶上的集中,同一行業的FDI在空間上的集中,同一國家的FDI在區位上的集中等現象表明聚集效應對FDI的重要意義。正如吳豐所指出的：“聚集效應已成為影響FDI區位選擇的重要因素。國外學術界對聚集效應與FDI的關系展開的實證研究也表明聚集經濟對吸引FDI和FDI的區位選擇有重要影響”。更進一步地，Seong-HeeKim等人認為相關支出（promotionexpenditures）和聚集經濟都對FDI企業有吸引力。而且對小規模經濟體而言，相關支出可以部分彌補聚集經濟方面的不足。

明確了我國FDI與地方產業集群之間的關系后，以下僅概略談談我國FDI集群現實發展與研究進展情況。

錢平凡就我國產業集群的發展歷史明確指出：“我國產業集群是在改革開放初在廣東、浙江與北京同期出現的，且三種形成方式與結果各不相同。其中廣東珠三角的產業集群是由外商直接投資驅動下的外向型加工業集群”；而且“從我國產業集群的分布來看，主要集中在浙江省與廣東省……廣東省的產業集群則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區。這表明，我國產業集群的分布極不平衡”。朱華晟對浙江嘉善木業集群進行的考察、陳昭鋒對基于FDI的長江三角洲高新技術產業集群的分析、唐翠林和錢明霞等各自對江蘇外商投資企業空間集群的研究，王宵瓊對蘇州外資電子企業集聚的實證研究等都說明了長三角的FDI集群已經相當成熟而且發展勢頭良好。FDI集群在珠三角和京津冀經濟圈也表現得相當明顯。王緝慈等在《創新的空間——企業集群與區域發展》中對東莞的FDI（重點是臺資企業）推動的電腦相關企業集群進行了分析。因此，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產業集群的發展確實功不可沒。

正因如此，很多學者在對本地產業集群的形成機制進行理論總結時特別強調FDI的作用。例如，王緝慈和顧強在合寫的《產業集群、工業園區發展與新型工業化》中對目前我國產業集群的發展情況進行了歸納并根據成因分類，其中就包括外資驅動的勞動密集型集群和技術密集型集群。而東南大學教授徐康寧將產業集群的形成模式分為兩種，即市場創造模式和資本遷移模式，并認為目前對國內在資本遷移模式下形成的產業集聚或產業集群起推動和促進作用的遷移性資本主要就是外商直接投資。

但是，FDI通過其所建立企業而在集群內發揮作用還需要一系列的條件。很多文章其實都已經觸及這個問題。例如，為了研究FDI如何影響經濟增長，EduardoBorensztein等人運用國家間的回歸模型對最近20年發達國家和69個發展中國家的FDI流進行了分析，認為FDI作為技術轉移的重要機制貢獻比本地投資更大。然而，只有當東道國有最低人力資本存量時FDI更高的生產率才起作用。而且FDI的資本形成效應大于1：1說明了與本地企業有互補作用時的優勢。朱華晟將基于FDI的產業集群發展模式區分為空間扎堆型、群體遷入型和定向嫁接型。他分析浙江嘉善木業集群的經驗時指出：外資能否持續推動地方集群的發展,除了受地方制度成本及集群外部效應的影響之外,還更取決于外資企業與民營企業之間的融合方式與程度。在學習能力和企業家精神較強的地區,民營企業在外資企業的示范帶動和競爭壓力下,能夠通過持續的知識積累和自主創新,增強并突出自身優勢。屆時,外資企業不但能夠獲得純經濟外部性,還能夠獲得知識與信息的外部性,并受此驅動與地方資本有效融合。祝茂總結天津自行車產業案例時也指出：成熟的地方產業集群中存在技術創新的良好激勵和機制，外資的相關優勢會很快被消化、吸收和提升，因而對于外部進入有著較強吸引力。

要深入認清FDI集群充分發揮作用的這些條件首先就必須談到集中、集聚和集群三個概念之間的區別與聯系。經濟學對集中的研究可以認為是對“要素非均勻分布”問題的關注——事實上，即使是在初始稟賦相同的平原也會出現經濟活動在空間上集中的現象。早期經典的區域經濟學理論相當好地解決了這一問題。集中主要是強調經濟要素在空間上的不均勻分布的狀態，如果以點線面的分析方法來說就是點有等級，線有方向性，面有等差。聚集經濟是指經濟活動在地理空間分布上的集中現象，主要表現為相同（類似）產業或互補產業在一個特定的、鄰近地理區位上的集中所形成的產業群或相互依賴的區域經濟網絡。一般來講，產業集群要求空間聚集，但空間聚集并不必然形成產業集群。產業集群是一種類似于生物有機體系統的產業群落，是一種自組織綜合體，而非企業的無序混合體。

總結起來，可以認為對產業集聚問題有區位分析視角、經濟增長分析視角、貿易和分工分析視角、新經濟地理學視角和社會網絡視角等。但既然產業集群是一種自組織綜合體，那么研究它時必須注意其復雜性。20世紀末關于產業集群的研究，基本上是針對社會網絡模式的產業集群展開的，因此目前較為流行的分析方法包括共生理論、企業網絡理論等也就比較容易理解了。

回到剛才的問題，要分析FDI經濟效應的傳導就必須從其建立企業的經濟聯系入手。如果將企業視為整個經濟社會網絡中的一個節點，與之有聯系的其他單位視為相連通的其他節點，它們之間的人財物的數量和流向分別表示為線上的賦值和線的方向性，那么這一套企業間運行體系就可以用圖與網絡的觀點加以闡析。至于這些連線的方式（例如社會資本理論究竟是否真正適用）和各種賦值則需要實地調查之后方能有切實的把握。當然，這些都是下一步需要進行的工作了。

五、基于企業理論的總結：復雜網絡的視角

經濟學發展到今天，已經開發出蔚為大觀的術語和理論以為從業者交流思想的平臺。本文進行分析時自當以公認核心假設等為基礎，力求展開公理化推演。上文已經從宏觀和中觀層面進行分析，在此筆者力求為其建立堅實的微觀基礎，并將以上討論統一在一個框架內。

新古典經濟學（構成了現代主流經濟學微觀部分的主體）將企業作為重要研究對象，但是僅僅視為生產函數的同義語，企業內部運行仍然是黑匣。真正意義上的現代企業理論要追隨到科斯《企業的性質》一文。此后阿爾欽、德姆塞茨、張五常等人的分析擴展了科斯的分析，但仍然假定企業間的交易是直接的和無磨擦的，也忽視了企業之間相互合作的事實。之后的網絡經濟理論則相當好地彌補了這一缺陷，這也正是我選擇復雜網絡的視角來構建理論框架的原因。鑒于目前比較盛行的是企業間網絡理論，包括楊瑞龍教授和安娜•格蘭多里的相關論著都給予該問題相當多的關注，而涉及企業內科層結構（bureaucracy）的網絡視角分析并不太多，故不揣淺陋在此提出。

與社會網絡理論相比，我們可以更進一步地將典型企業（畢竟市場經濟主體秩序尚不完善的今天假企業還是存在的）本身也視為一個網絡，其與外部市場之間存在邊界或者說相當于選擇性進入的“半透膜”（由此導致邊界效應的存在），這樣企業作為市場細胞的地位得到了更直觀的描述。如趙農所言，資本主義企業的本質就是雇傭關系，可由權威關系與剩余索?。ㄌ囟ǖ姆峙潢P系）加以刻畫。鑒于本文著眼于創造國民財富的能力，因而對剩余索取部分不加以研究。借鑒趙農對權威關系與企業性質的分析，認為其內部就是權威關系（當然這種權威關系要體現為一系列的合約形式。對這種權威的來源更充分合理的解釋還應探究處于不同經濟、社會、信息地位的合約各方動態博弈過程。趙農的分析背后是對私有產權的尊重和嚴格保護）組合各節點形成的網絡。而企業內部的信息傳遞等過程則是建立在理性經濟人假設基礎上的。雖然現在網絡經濟條件下存在管理層級扁平化、彈性專精、作業班組、JIT管理等趨勢，但是不同位置的人員對決策的影響仍然不同，并非完全相同的地位，而是存在點線面角度看來的“點有等級，線有方向，面有等差”。由此便可以用圖與網絡的知識加以分析。在建模處理上，可以認為有限理性的個人為最終決策獲得的權重不同，因而最終決策的正確概率存在差異。

于是，如上節末所述，企業之間的經濟往來可以認為是局域網之間的信息流、商品流、現金流等的交換（在分析企業內外部對接時可以按照業務或者說產業聯系、社會聯系、知識聯系等分別加以刻畫）。由此可以將FDI的經濟效應歸結為FDI所建立企業和本地企業之間連接的數量與質量（或者說密度與強度等方面）。以往研究集群所強調的知識私下共享便可歸結為邊界效應的弱化或者說企業內權威控制力在邊界的模糊。王永龍和鄭勝利運用產業區理論對臺商在大陸尤其是閩粵的投資特征進行分析所得出“臺商目前在大陸的投資只達到地域化經濟的集聚階段，與當地企業缺乏密切的合作網絡，根植性不足，對臺商投資地區的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作用不明顯”的結論也正是對本地化網絡連接強度、密度等方面不足的具體闡述。這些連接效果的累加、綜合便體現到中觀和宏觀層面——創造財富的生產力主要體現者是這些競爭力較強的企業及其具有的生產技術能力，他們的實際運作造就中觀和宏觀經濟。至于連接的具體方式和內容等則都是需要從實際經濟運行中加以總結的，本文只是給出下一步研究的方向。因為其中涉及的不僅是各種書面契約、口頭約定所表征的經濟聯系，還包括許多微妙的潛規則。這也是筆者強調實地調查的原因。

六、結論

本文從宏觀、中觀層面回顧了關于FDI對東道國經濟影響的研究成果，結合我國FDI企業分布現狀著重分析了FDI集群的發展。從中我們可以看出，要力求全面準確地把握FDI的經濟影響必須著力于對其所建立企業的經濟行為、經濟聯系進行分析。鑒于目前存在的外資企業根植性弱、本地化網絡不健全、容易陷入低成本鎖定等問題，我們需要切實把握實際經濟社會聯系以提出相應對策——而這一切都離不開對微觀基礎的把握和構建。所以最后的從理性經濟人到企業內部制度安排到企業網絡的分析思路可以發展成為統領上述研究的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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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程大濤，基于共生理論的企業集群組織研究，浙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3年11月；

25白雪潔，南開大學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院產業經濟學講義，2005年9月。

26趙農,權威關系的形成與企業的性質,載于天則經濟研究所；

27黃泰巖、牛飛亮，西方企業網絡理論述評，載于《經濟學動態》1999.4；

28楊瑞龍主編，企業理論：現代觀點，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12月版。

29賴明勇、包群、彭水軍、張新.外商直接投資與技術外溢:基于吸收能力的研究.經濟研究2005年第8期：pp.95～105

30魏后凱.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載于《經濟研究》2002年第4期：pp.19～26

31蘇斌.外商投資企業集群的根植性研究.載于《廣東財經職業學院學報》2005年10月第4卷第5期：pp.4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