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經濟理念對商品經濟發展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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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經濟倫理是適應并維護封建生產方式和扼制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是建立在宗法家族主義農耕文明基礎之上,與具有中國特色的封建經濟基礎相適應的道德規范體系,從總體特征來看,它與商品經濟倫理分屬于兩種不同的價值體系。它在中國古代的基本作用是適應并促進了封建小農經濟的發展,阻礙了商品經濟發展,使之長期處于稚嫩狀態。它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在明代中葉前后是不同的。在明代中期以前,中國還沒有產生新的生產關系,中國的封建生產關系并不落后,生產力仍在發展,這期間理學起著維護封建統治,加強中央集權的作用,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理論價值,理學經濟倫理還能適應并促進封建生產方式的發展,因而具有進步性。明代中期,中國的經濟出現了歷史性的變化,新的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出現了萌芽,面對新的社會變化,程朱的后輩理學家們不是努力建設一個合理的經濟秩序,更新社會、國家的管理方式,以疏導、培育日益蘇醒和增長的新經濟因素的幼芽,而是仍然堅持天理的封建說教,企圖以扼制“人欲”為代價,用強化道德秩序的辦法來達到穩定政治經濟秩序的目的,理學經濟倫理對新生產方式的發展和科學技術進步的阻礙作用日益顯露出來。也就在這時,中國的種種問題和危機開始充分暴露,中國在世界范圍內開始趨于落后,中國封建制度仍在農業文明的發展方向上,繼續緩慢行進,走向爛熟。毋庸置疑,中國社會經濟由先進滑向落后,經濟倫理沒有突破是一個重要因素。到了近代,它的保守性和危害性更加明顯。歷史事實證明,理學經濟倫理不可能促進中國的近代化,隨著歷史的發展,它作為一種文化類型的存在,與封建王朝一樣被拋到時代的后面去了。

中國的商品經濟千回百轉、步履維艱地發展了三千多年,直到中國封建社會滅亡都還非常嫩弱;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比西方遲到三個世紀,直到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龐大艦隊殺氣騰騰地闖進平靜的中國南海,也未能從小農經濟的大海中脫穎而出。究其原因,這期間作為封建統治思想的理學經濟倫理對商品經濟的阻礙不能不說是一個深層次的根源(難辭其咎)。

一、理學經濟倫理對中國封建社會后期商品經濟的阻礙

理學經濟倫理,作為我國封建社會后期正統的意識形態,其主要的文化功能在于維護封建社會經濟結構及其經濟制度,扼制商品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在傳統社會趨于瓦解、新的生產方式初步興起的時候,有力地阻滯新生產方式和近代工商業的發展。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理學經濟倫理與專制等級制度相結合的封建政府管理體制,不可能領導和組織人民走向社會化大生產。在文官政治的運作體系中,禮儀是根本。皇帝與臣子通過禮儀確定君臣的“名分”(從宋代開始,“名分”思想對人們的支配作用,明顯超過了“天命”思想),政府各部門、中央與地方,也主要依賴禮儀的程序進行協調、溝通和節制。而拖沓疲軟、推諉扯皮、虛應故事等官場病,因表面上的合乎禮儀而得以合理的存在。從宋到明、清,王朝禮越來越煩瑣,禮典越編越厚重,可官僚體制的低效率,以及種種積弊反而愈益加重,這樣的國家政府及其管理體制不可能領導和組織國民走向社會化大生產。

第二,抑制私利使得商品經濟的發展失去了原動力。求利是人的本性,是驅使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最根本的動力,贏利思想是推動商品經濟發展的重要杠桿。凱恩斯認為,至少在100年內,我們還必須把貪婪、高利貸等等奉為我們的信條,并借此把我們從經濟必然性的黑洞里引導到陽光麗日中來。但理學家將人性中求利的本能欲望和經商贏利的行為一概視之為“私欲”,使之成為應“去”、應“滅”的對象。而且宋代以后,統治者提揚、護持的“天理人欲之辨”使得義利之間的關系更加緊張,以致在此思想的重壓下,元明清三代都沒有人斗膽敢于提出如英國重商主義者約翰·海樂斯在《關于英格蘭王國公共財富的討論》一書中所提出的“人是追逐最大利潤的”這種思想。雖然人人求利,但就是不敢承認。

第三,倫理價值導向制約了平民文化的發展和平等自由思想的滋生。理學經濟倫理以實現封建等級人倫關系的和諧為終極價值取向,因而統治者和儒家文人有意識地通過強化禮教思想,來約束、影響世態人心的變動。他們加緊制定和推廣民間的行為規范,有關的著作大量涌現,涉及家禮家法、家訓家誡、鄉規民約以及理學各個方面。強調躬行踐履的宋儒,把傳統思想中宣傳“三綱五常”的言論抽取出來,加工改編成修身要訣、治家要訣,向社會傳播,向大眾灌輸。如果說先秦的禮主要用于規范和協調貴族之間的行為,南北朝時期又被突出地用作維護門閥的特權和地位,到宋代禮的重心已向民間教化傾斜。形成于宋代的民間禮教,在明、清二代得到進一步發展,其中保守性、落后性、腐朽性更趨突出,嚴重地禁錮和扭曲了人的心靈,阻礙了中國文化的健康發展,使得宋明時期已經相當活躍的平民文化始終不能形成為中國近代市民社會的基礎。“庶人”作為一個社會階層,始終被局限在“皇帝與宗室—品官—庶人”的禮制等級結構中,處在一個與品官(官戶)有著不同戶名(民戶)、以示地位低下的位置上。這種深深根植于國家禮制和法律土壤之上的“官本位”,不僅使平民文化的發展受到制約,也使近代意義上的“民主”、“平等”等思想不可能滋生。沒有“平等”意識,真正的自由競爭也就不可能形成,而在缺乏競爭機制的社會,商品經濟是不可能蓬勃發展的。

第四,倡導宗法家族制度,使得商業資本根本不可能轉化為工業資本。宗法主義是理學經濟倫理的靈魂。理學家企圖通過倡導恢復宗法家族制度以振興紀綱。張載、程頤、朱熹都熱心于宗法,對家族制度進行過系統研究,并就如何重建家族組織殫精竭慮,精心規劃,尤其是朱熹,為家族組織的發展規劃了一個相當完整而又十分細致的方案,除了后來形成的家譜外,大凡祠堂、族田、祭祀、家法、族長等體現明清家族制度形態結構的主要內容,他都提到了。這一肇始于宋代、極盛于明清、延續至近現代,以“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長的宗族系統(族權)”為基本特征的宗法家族文化,顯然是與工業文明的發展方向相背離的,在這樣的社會組織和人文背景下,不用說商業資本根本不可能轉變成為工業資本,就是商業資本本身也得不到進一步的充分發展。這只消看一下明清時期徽州地區的情形便可知曉。正像有的學者指出的,“商品經濟的繁榮與宗族制度的強化,使徽州社會成為一個二律背反的混合體”。而這種“二律背反”就其本質意義而言,是一種全國性的現象。

第五,崇儉黜奢消費觀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理學反對食而求美,衣而求麗,限制了消費對生產的作用,使生產停滯不前;使市場變得狹小,不利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在這種倫理思想的籠罩之下,其理想的經濟形態只能是循環往復的自然經濟,商品經濟始終只能作為其補充和附庸艱難地波動發展。形象地說,崇儉黜奢消費倫理是經濟的穩壓器,而不是加速器,它維護了小農經濟,卻阻礙了商品經濟。

二、理學經濟倫理對近代資本主義發展的阻礙

理學因清統治者忌諱其中的言“華夷之辨”、重“民族大義”思想等原因,到乾隆時開始遭到貶抑,從此,程朱理學作為一個學派開始衰落,但其思想(包括經濟倫理)的影響卻并未中絕。而且由于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沒取得完全勝利,曾經為封建社會服務的程朱經濟倫理等道德意識形態,得以拖著長長的辮子穿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

從19世紀60年代起,在中國領土上出現了外國資本主義、清政府國家資本主義和私人資本主義這三種資本主義形態。資本主義已不是處在萌芽狀態,而是作為社會經濟的一個成分而存在。理學經濟倫理在近代資本主義發展中主要起著消極、保守作用。第一,理學經濟倫理維護傳統社會尊卑貴賤的社會經濟關系,壓抑了人的個性解放和“資產階級”的崛起,阻礙了私有制及其雇傭勞動制度的建立和發展。在理學經濟倫理下,中國個體經濟以及整個社會經濟制度都蒙著一層脈脈含情的倫理外衣,于是經濟實體以實現其成員生活上的自給自足和道德上的和諧融洽而不是以贏利為主要目標;經濟實體內部人與人之間是一種尊卑貴賤、長幼親疏的道德關系而不是各自具有獨立的經濟利益的契約關系;在經濟管理中片面強調道德教化而不注重契約和法理制度。顯然,這種經濟倫理觀念同近代企業制度下的利潤最大化原則及契約雇傭關系都是尖銳對立的。第二,理學經濟倫理從維護自然經濟出發,排斥和阻滯商品經濟、機器大工業的興起和發展。例如,它引導人們走仕途經商之路和采取作官食祿、衣租食稅的剝削方式而排斥別的發財方式和致富途徑;它勸勉人們男耕女織、自給自足而反對人們棄本逐末以工商贏利;它強調安鄉重土而壓抑社會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它重視既得財富的等差或平均分配而忽視乃至壓抑生產效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