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韓經濟增長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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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從1965年開始，東亞經濟進入了高速發展時期，直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東亞經濟平均每年增長率為5．5%，這是亞洲其他國家和OECD國家的2倍、拉美國家的3倍、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25倍，如此快的經濟發展，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尤其是1995年克魯格曼在評價“亞洲四小龍”的經濟時指出，“東亞非凡的增長紀錄只不過是由投入的迅速增長而創造的，雖然令人難以置信，但亞洲經濟增長再也不是一個神話”。克魯格曼主要是利用Young(1994)的研究結果得出這一結論的。Young(1994)利用索羅模型推算出了東亞國家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結果表明，即使在東亞經濟高速發展的1966～1990年期間，東亞國家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僅為－0．3%～2．3%，韓國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為1．6%，這與法國、德國和意大利等國家的高速增長時期全要素生產率3%左右的增長速度相比，明顯偏低。雖然克魯格曼的觀點沒有得到國際學術界的普遍接受，但是金融危機的爆發，使他的觀點再次成為爭議的焦點。在金融危機的打擊下，韓國1998年的經濟增長率從1997年的5．61%降到－5．88%，雖然金融危機過后韓國經濟迅速復蘇，但起伏不定，呈現V字型的發展趨勢。當時克魯格曼還特別指出，中國與日本相比，對亞洲命運的影響更令人難以捉摸。盡管中國現在還很貧窮，但人口眾多，只要生產率水平達到西方國家的幾成就會成為一個重要的經濟強國。自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一直迅速發展，1979～2010年，平均每年的經濟增長率超過9%。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超過2．5億的人口脫離貧困，解決了溫飽問題。從短期看，中國經濟的發展給亞洲其他國家帶來機遇的同時也帶來挑戰，但從長期看，中國經濟的發展將帶動亞洲經濟的整體發展。特別是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以后，經濟又一次得到了快速發展，經濟增長率也從2001年的7．98%上升到9%左右。雖然國內外的經濟學者對克魯格曼的評價不一，但是克魯格曼指出的全要素生產率問題將是以后經濟發展的關鍵。本文通過增長會計法推算出中國與韓國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進而對經濟增長因素進行比較分析。由于增長會計法計算的全要素生產率概念比較廣泛，為了分析全要素生產率中技術變化的影響，本文又利用Malmquist指數從技術效率和技術水平兩方面來分析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

二、增長會計法和Malmquist指數法評述

1．增長會計法

全要素生產率最初由Tinbergen提出，經Solow、Kendrick等研究之后，開始得到廣泛的研究應用。增長會計法是以新古典增長理論為基礎，將經濟增長中要素投入部分剔除后，從而得到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一種指數方法。索羅在1957年提出新經濟增長理論，采用產出增長率扣除投入要素增長率后的殘差來測算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索羅經濟增長模型因其科學普遍性和簡單可操作性被廣泛應用，本文采用C-D生產函數，利用索羅殘差法來測量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C-D生產函數模型如下:Yt=AtKαtLβt(1)Y表示經濟產出量，K表示資本投入量，L表示勞動投入量，A表示技術進步因素，t表示時間，α表示資本產出的彈性系數，β是勞動力產出的彈性系數。本文中，經濟產出量采用中國和韓國的實際GDP增長率，資本投入采用永久盤存法計算的資本存量，勞動投入采用就業人數和教育年限來表示，β采用中國統計年鑒中提供的最終消費率和韓國統計廳發表的勞動所得分配率。假設技術進步是?？怂怪行?，即α+β=1，將式(1)兩端取對數后再對時間t求微分，可以得到如下式(2):dYtYt=dAtAt+αdKtKt+βdLtLt(2)用增長率表示，可以寫成:y=a+αk+βl(3)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可以表示為:a=y－αk－βl(4)用Ek、El表示資本和勞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Ea表示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則可以表示如下:Ek=αky×100%(5)El=βly×100%(6)Ea=ay×100%(7)。

2．Malmquist指數法

測量全要素生產率的另一種方法就是非參數的數據包絡分析(DEA)，DEA分析的優點在于不需要具體的函數形式和分布假設，不需確定投入與產出之間的關系。Malmquist指數最初由瑞典經濟學家StenMalmquist提出的，是基于數據包絡分析的計算生產率指數的一種分析方法。用(xt，yt)表示t期投入與產出關系，則t期生產可能集的產出距離函數可以表示為:Dt(xt，yt)=inf{θ:(xt，yt/θ∈Ft)}(8)D表示距離函數，θ表示技術效率，F表示生產可能前沿。按照Fare等的解釋，Malmquist生產率指數應當定義在規模報酬不變的基準技術之上，所以基于t期和t+1期參照技術的Malmquist生產率指數為:Mt(xt，yt，xt+1，yt+1)=Dt(xt+1，yt+1)Dt(xt，yt)(9)Mt+1(xt，yt，xt+1，yt+1)=Dt+1(xt+1，yt+1)Dt+1(xt，yt)(10)基于t期和t+1期參照技術的Malmquist生產率指數在經濟含義上是對稱的，按照Fisher的理想指數，將它們的幾何平均定義為綜合生產率指數:M0(xt+1，yt+1，xt，yt)=Dt(xt+1，yt+1)Dt(xt，yt)×Dt+1(xt+1，yt+1)Dt+1(xt，yt[]槡)(11)當M0大于1時，說明全要素生產率得到了改善;等于1時，說明沒有變化;小于1時說明全要素生產率退步。Malmquist生產率指數又可以分為技術效率的變動、技術進步，技術效率變動又可以分為規模效率變動和純效率變動。

三、實證分析

1．數據來源

(1)中國與韓國資本存量的估算在計算全要素生產率的研究中，最有爭議的就是資本和勞動投入的數據選擇問題，資本投入一般采用存量，在資本存量的計算過程中基期存量和折舊率的計算存在很大的爭議，基期存量最直接的方法是國民財富調查法，但因耗資巨大，而且耗費時間長，一般很少有國家采用這種方法。本文采用1951年Goldsmith提出的永續盤存法(perpetualinventorymethod)來估算中國和韓國的資本存量。關于折舊率，胡永泰(1998)采用5%，Young(1994)采用6%，本文經過比較認為孫輝、李宏謹(2010)采用的6%的折算率比較合理，所以本文采用6%的折舊率。韓國的資本折舊率采用韓國統計廳公布的固定資本消耗率。中國的每年投資額采用固定資產投資額，并根據固定資產價格指數轉換為1978年的不變價格。韓國的固定資產投資額采用韓國統計廳公布的2005年不變價的固定資產投資額，韓國16個地區的估算也采用以上方法計算，但由于數據的不足，所以估算范圍縮小到1995～2009年。本文借用單豪杰(2008)“中國資本存量K的再估算:1952～2006”中1997年各省市的資本存量數據，根據《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核算歷史資料(1952～2004年)》和各年度的中國統計年鑒，計算得出1997～2009年中國31個省市的資本存量。根據永續盤存法推算出1978～2009年間中國與韓國的資本存量，結果如圖1所示。以1997年金融危機為界，1978～1997年期間韓國資本存量的平均增長率為13．7%，1998～2010年平均增長率大幅下降，只有4．1%。另一方面，中國在1978～1997年間資本存量的平均增長率為10．76%左右，而在1998～2009年期間，與韓國的大幅下降相反，中國呈現上升趨勢，增長率達到12．53%。所以從圖1可以看出，韓國在1997年以后資本存量變化趨勢曲線斜率明顯降低，而中國的曲線斜率反而增加。

(2)中國與韓國的勞動投入變化亞洲經濟的快速發展，勞動力的貢獻不可忽視。在批判克魯格曼的學者中，有的學者對Young勞動投入變量的選擇持反對意見，他們認為，亞洲經濟的發展帶動了整個就業市場的擴大，單純用就業者數量作為勞動投入的變量明顯地擴大了勞動力的貢獻率，從而降低了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但在目前，只有就業人員的數量是可以統計的，像其他自營業者、小商販、農民工等因無法統計而被排除在就業人員范圍以外，這是采用此變量的一個缺陷。另外，本文采用教育年限法來衡量人力資本的變化，勞動投入變量采用教育年限與就業者數的乘積來表示。教育年限的計算公式如下:Ht=∑ni=1HEi，thi(12)Ht是t年的人力資本，HEi，t是t年i學歷的人口數，hi是i學歷的教育年限。中國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人口統計年鑒的各年度資料，韓國的數據來源于韓國統計廳的各年統計資料，根據式(12)計算出中國與韓國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中國與韓國的勞動投入變化趨勢如圖2所示。2009年中國人均受教育年限從1998年的7．09年增長到8．38年，也就是大多數人基本上接受了9年義務教育。在中國的31個省市中，北京地區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高，東部地區的受教育年限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從圖2可以看出，雖然中國與韓國的勞動投入都在增加，但中國的增加趨勢明顯高于韓國，韓國的勞動投入除1997年金融危機影響以外一直在穩定增長，變化幅度較小。中國的勞動投入雖然一直呈現增長趨勢，但變化幅度較大，特別是2000年和2005年由于中國產業結構調整和國有企業改革，勞動投入分別下降0．5%和1．4%。

(3)中國與韓國GDP的變化趨勢國內生產總值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規模和發展速度的重要標志，作為產出變量，國內生產總值是一個比較合理的衡量指標，所以本文中產出變量采用了實際GDP增長率。中國的實際GDP增長率根據GDP平減指數將名義GDP轉換成以1978年為基準的實際GDP，然后計算出實際GDP增長率，韓國的實際GDP增長率直接采用韓國統計廳的數據資料。總體來看，韓國GDP增長率變化幅度較大，特別是在1980年和1998年出現了明顯的負增長。1979年韓國前總統樸正熙去世后，1980年韓國的各種經濟指標都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失業率從1979年的3．8%上升到17．9%，經濟增長率從1979年的6．8%下降到－3．9%，這次經濟波動除政治上的原因外，也與1979年爆發的石油危機有密切關系。1997年亞洲爆發的金融危機再次給韓國經濟帶來沖擊，金融危機爆發后，隨著投資率的大幅下降經濟增長率再次從1997年的5．8%下降到－5．7%，雖然危機過后韓國經濟得到很快恢復，但再也沒有恢復到金融危機以前8%的增長速度。自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三十多年期間中國經濟的平均增長率超過9%。2009年中國GDP總量從1978年的3600億元增長到65664億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達到中東先進國家水平。從增長率變化來看，20世紀90年代后期增長速度開始減緩，在2001年加入WTO以后，經濟增長率又逐漸恢復到9%左右。

2．實證分析結果

本文根據以上的數據和C-D生產函數，計算出1981～2009年中國和韓國的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其結果如下:1979～2009年，中國平均GDP增長率為9．46%，其中資本貢獻度為4．43%、貢獻率為46．87%，勞動的貢獻度為2．67%、貢獻率為28．24%，全要素生產率(TFP)的增長率雖然達到2．36%，但貢獻率只有24．89%，也就是說中國的經濟增長70%以上是由于要素的投入而達成的。從表1中可以看出2002～2009年中國全要素增長率的貢獻率從1981～2001年的23．27%上升到28．88%，全要素增長率的貢獻超過了勞動投入的貢獻率。2001年中國加入WTO后，扭轉了20世紀90年代后期中國經濟發展減慢的步伐，從1998年的7．54%、1999年的7．35%，逐漸又恢復到9%的高速增長期。加入WTO不僅擴大了對外開放、為中國經濟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國際環境，還通過吸引外資和擴大出口、提高國際競爭促進了技術的發展與進步，技術的進步主要表現為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韓國1981～2009年平均GDP增長率為6．57%，和中國一樣，韓國經濟70%以上是靠要素投入的增加而引起的，特別是資本的貢獻率超過了50%，這說明韓國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資本的投入。但是若以1998年金融危機前后為界來分析韓國經濟增長的話就會發現，韓國在金融危機以后發展模式從依靠資本投入逐漸轉換為依靠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1981～1998年韓國經濟平均增長率為7．64%，其中，60%以上是靠資本投入來實現的，25%是依靠勞動的投入;但在1999～2009年期間韓國經濟增長率雖然只有4．84%，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卻達到42%，資本投入的貢獻率下降到32%，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超過了資本和勞動投入的貢獻。為分析全要素生產率中技術水平和技術效率的變化，我們采用Malmquist指數法分別分析了1998～2009年的中國30個省市和韓國16個地區1995～2009年期間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在DEA模型中，投入變量采用的是上文中計算出的資本投入和勞動投入的數據，產出采用的是各地區的實際GDP，Malmquist指數法的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1999～2009年期間韓國的平均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幾乎處于停滯狀態;而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則平均改善了0．44%，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主要是由于技術水平的提高而引起的，這與中國大幅度引進國外先進技術有很大關系。在1999～2001年期間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下降了1%左右，技術水平卻處于增長的狀態，技術效率影響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同一期間，韓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卻比經濟危機前有所好轉，增長率為0．47%。2002～2009年中國的技術效率雖然沒有得到改善，但是技術水平繼續提高，所以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為0．98%;而此段期間內韓國的全要素生產率水平幾乎處于停滯狀態，雖然各方面效率得到了改善，但技術水平的變化影響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當然，在這里需要強調的是，Malmquist指數法只是一種相對的評價而不是絕對的評價。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高于韓國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并不說明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水平高于韓國的全要素生產率水平。

四、主要結論

亞洲經濟的高速發展并不像克魯格曼所評價的那樣悲觀，雖然發展的初期是依靠要素的投入，但隨著經濟的發展，發展模式也在逐漸變化。特別是本文中分析的中國和韓國的例子，兩國經濟發展初期主要是靠要素投入的增加而發展的，但20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經濟發展模式逐漸開始轉向依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經濟發展從依靠資本和勞動投入的粗放型發展方式轉換為依靠技術進步的集約型增長模式，主要結論如下:

(1)中國和韓國從過去的依靠資本和勞動投入的粗放型發展方式逐漸轉換為依靠技術進步和創新的集約型發展方式。2002～2009年中國全要素增長率的貢獻率從1981～2001年的23．29%上升到28．88%，全要素增長率的貢獻率超過了勞動投入的貢獻率。同樣，1981～1998年期間韓國的經濟增長率為7．64%，其中60%以上是靠資本投入來實現的，25%是依靠勞動的投入，但在1999～2009年期間韓國經濟增長率雖然只有4．84%，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卻達到了42%，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超過了資本和勞動的貢獻，也就是說兩國進入21世紀以后，經濟發展從依靠勞動和資本投入增加轉換為依靠技術進步的發展模式。

(2)中國在吸收外國先進技術的同時要增強自身的研發能力，提高技術的消化吸收能力和技術的利用效率。通過Malmquist指數分析比較，中國雖然每年的技術水平在不斷提高，技術效率的變化卻不容樂觀。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不僅依靠技術水平的進步，還依靠技術效率的改善，所以，中國今后經濟的發展需要增強企業的技術消化吸收能力和企業自身的研發能力。

(3)中國經濟的發展。勞動力的貢獻是不可忽視的因素。但中國勞動投入的貢獻率在不斷降低，特別是2001年以后，資本的大量投入和技術水平的提高導致勞動的貢獻率從1981～2001的35%下降到2002～2009年的10%。勞動貢獻率降低的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中國社會的老齡化和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因此要提高勞動的貢獻率還要加強教育和培訓，提高勞動者的素質。

(4)在亞洲金融危機過后，韓國經濟雖然得到迅速恢復，但仍然沒有達到危機前的發展狀態。韓國經濟發展的重點從以前的依靠出口轉向依靠高新技術領域的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主要依靠技術水平的提高，但在Malmquist指數的分析結果中顯示，韓國的技術水平沒有得到很大的改善，這成為韓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瓶頸，所以韓國經濟發展的重點應該放在增強研發能力和提高技術水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