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務業新經濟地理特征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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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國地區間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特點在服務業中也表現得十分明顯。一個最為直觀的事實是，目前東部地區集聚了服務業一半以上的法人單位和從業人員。如何理解中國的服務業目前出現的這種地區間分布的巨大差異?或者說，對于服務業在地區間不均衡分布的解釋是否與制造業有所不同?這是本文關注的主要問題?？疾旆諛I在地區之間差異的重要意義在于，服務業在不同地區之間的集聚或分散不僅決定了中國地區之間產業結構的變化以及由此引致的地區經濟發展格局的演變，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經濟的整體走勢。服務業的持續增長將構成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推動力。中國的服務業盡管在改革開放以來經歷了較快的增長，其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從20%左右穩步提高到了40%左右，但即使與人均收入水平相近的國家相比，中國的服務業無論是增加值比重還是業人員比重都仍然處于較低水平(江小涓、李輝，2004)。以服務業比重不斷提高為特征的結構轉型很可能是下一階段中國經濟的一個重要發展趨勢。服務業比重與經濟發展水平的正相關性也體現在中國的不同地區之間，而服務業在東部地區的高度集聚不僅是這種相關性的直接體現，事實上也是導致東部地區服務業較為發達的一個重要原因。這里起到關鍵作用的正是新經濟地理學理論所強調的集聚帶來的規模經濟。

新經濟地理學認為，如果產品的生產具有規模經濟并且其跨地區貿易存在運輸成本，那么需求的空間分布將對生產活動產生重大影響，與消費者的接近程度以及市場大小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產業在地區之間的分布情況(Fujita，Krugman，andVenables，1999;ReddingandVenables，2004)。很多相關的實證研究都利用所謂的市場容量(MarketAccess，MA)或市場潛能(MarketPotential，MP)，作為度量與消費者接近程度和市場大小的關鍵變量，證實了新經濟地理學理論的上述結論(例如:Hanson，2005;HeadandMayer，2006;劉修巖等，2007)。但從形式上看，現有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以制造業或者地區加總經濟作為研究對象，很少直接考察經濟地理因素對服務業的影響。當我們對服務業的經濟地理特征進行考察時，新經濟地理學的上述實證框架是否適用是首先需要考慮的問題。與制造業相比，服務業的生產具有兩大特點，一是絕大多數服務業的生產過程與消費過程是發生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的，特別是在空間上不能距離太遠，或者說，服務業產品在地區之間的運輸成本是很大的，因此當地市場的大小對服務業而言的重要性可能遠遠超過制造業。但這并不意味著僅有來自本地區的直接需求才會影響服務業在該地區的集聚程度，相反，其他地區的市場大小仍然可以通過影響本地勞動力及其他生產活動的集聚程度來對本地的服務業產生間接的影響。這意味著以市場潛能為代表的新經濟地理因素可能也同時決定著服務業在地區之間的分布情況。服務業生產與制造業相比的第二個特點是在要素投入中，勞動力的作用遠遠超過資本，服務業從業人員之間以及他們與消費者之間面對面的互動會對服務業的生產過程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因此對于服務業的發展而言，人口的密集程度以及勞動者及企業的集聚程度是非常重要的影響因素，服務業在城市地區的集聚也可能因此而具有規模經濟①。此外，既有研究還發現，從投入產出的角度來看，我國服務業的大部分產出都投入到了第二產業(程大中，2008)，因此制造業的空間分布對服務業可能產生直接的影響，這有可能進一步強化以市場潛能為代表的新經濟地理因素對服務業在地區之間分布的影響。本文將利用中國12個服務業在地級及以上城市的匯總數據，從新經濟地理學的框架出發，考察市場潛能對中國服務業產業集聚的影響，試圖為中國服務業在空間上的不均衡分布提出一種可能的解釋。

二、數據與計量模型

本文所使用的服務業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2008年對全國服務業企業普查數據的匯總。匯總在348個地級及以上城市層面上分行業門類進行，涵蓋了國民經濟行業分類編碼GB/T4754—2003下從F門類到R門類中除金融業以外的12個服務業行業門類②，匯總的對象是屬性為“企業”的法人單位數、年末從業人員數、年營業收入、資產總計、營業利潤、職工工資和福利費總額等信息。表1是2008年中國服務業各行業的基本情況。城市層面的其他數據來自《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07》。由于年鑒只包含288個地級及以上城市，少于服務業數據覆蓋的348個城市，因此我們下文對城市服務業集聚程度的計算以及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中只包括了年鑒中列出的城市樣本。本文首先在城市層面研究了服務業集聚的決定因素，試圖揭示以市場潛能為的市場容量對服務業在不同城市集聚情況的影響。對服務業集聚程度的度量，一般在對制造業的研究中，可以采用行業在不同地區產值或增加值的比例來度量，但在城市層面上服務業的產值或增加值信息較難獲得，因此我們以城市j中行業i的企業法人單位數占全行業的比例以及城市j中行業i的從業人數占全行業的比例來度量行業i在城市j的集聚程度。

三、集聚狀況及其決定因素

在對市場潛能與服務業產業集聚之間關系進行分析之前，我們首先利用數據對服務業在地區之間的分布情況作直觀的描述，東部地區集聚了服務業的相當大一部分。東部地區服務業法人單位數占全國服務業法人單位數的58.1%，而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這個比例分別僅為23.5%和18.4%。全國服務業從業人員的一半以上在東部地區，而僅有26.4%和19.9%在中部和西部地區。東部地區不僅集聚了服務業的大部分企業和從業人員，其利潤水平也較中西部地區更高。東部地區服務業年營業利潤占全國服務業的份額達到66%，中部和西部僅為20%和14%，也就是說，對于東部地區而言，相比其服務業從業人員數以及法人單位數，其服務業營業利潤所占的份額更高。與中西部地區相比，東部各省之間服務業份額的差異也更大，廣東省服務業所占的份額十分突出，其法人單位數和從業人員數占全國服務業的比例都超過了10%，營業利潤則達到了15.6%。我們還分別計算了各服務業行業的空間Gini系數，以進一步描述各行業的空間集聚情況?？臻gGini系數按如下公式計算(Krugman，1991b)：這里sij表示地區j中行業i就業人數占全國行業i就業人數的比例，xj則表示地區j的總就業人數占全國就業人數的比例?？臻gGini系數的取值在0～1之間，取值越大表示空間集聚程度越高。表3列出了12個服務業行業在全國348個地級及以上城市水平上的空間Gini系數。作為對比，我們也利用《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08》中288個城市的制造業數據計算了制造業的空間Gini系數。不難發現，服務業中集聚程度較高的行業多與生產活動相關，而直接面向消費的服務業則集聚程度較低。與制造業整體的集聚程度相比，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探業，房地產業，以及住宿和餐飲業等六個行業的集聚程度高于制造業。對服務業集聚程度影響因素的考察通過方程(5)和(6)的回歸分析進行，結果報告在表4中。前兩列分別報告了對方程(5)的回歸結果，區別在于第(1)列中被解釋變量采用城市服務業法人單位數占全行業的比例，而第(2)列中被解釋變量采用城市服務業從業人員數占全行業的比例。我們得到市場潛能的系數都在0.2左右，即平均來看，城市市場潛能提高1%，其服務業集聚程度提高0.2%左右。城市人力資本狀況和信息化水平對服務業集聚的影響均顯著為正，并且在兩個方程中相差不大，這里度量城市信息化水平的每萬人中互聯網用戶數這一變量是否放入回歸方程對其他變量的系數影響不大，但其本身的系數是顯著為正的。對城市總人口和人口密度這兩個變量，我們嘗試了將其分別放入回歸方程和一起放入回歸方程，結果在分別放入時，兩者系數都顯著為正;表4報告了兩者同時放入的結果，城市總人口的系數顯著為正，但城市人口密度的系數則不顯著，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對于目前中國的服務業而言，城市的規模比人口密度更為重要，大城市的規模效應對服務業的吸引可能超過人口密度帶來的影響。城市非農人口比例的系數在兩個方程的回歸結果中均顯著為正，但系數大小相差將近一倍，其對企業法人單位數占比的影響僅為0.146，但對從業人員數的占比則達到0.299，這很可能是由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更多地推動了對勞動投入更密集的服務業的需求。類似的結果也出現在直轄市和省會城市的啞變量系數上。而城市政府預算內財政支出GDP占比對以企業法人單位數度量的集聚程度影響顯著為正，但對以從業人員數度量的集聚程度影響則不顯著，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政府規模對服務業的影響可能更多地是在吸引勞動投入相對不那么密集的行業發生。表4的第(3)列報告了方程(6)的回歸結果，即被解釋變量為2007—2008年間城市服務業集聚程度的變化，并且在解釋變量中進一步控制了2007年的集聚程度。我們發現2007年城市服務業從業人員數占全行業比例的系數顯著為負，即在2007年服務業集聚程度越高的城市，其在隨后的一年中集聚程度提高得越慢，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在2007—2008年間服務業在城市之間的集聚存在趨同的趨勢。

城市市場潛能的系數仍然顯著為正，并且其數值與前兩列相差不大。其他控制變量的系數也基本與第(2)列結果相近。在上文對服務業集聚現狀的描述中不難發現，生產性服務業的集聚程度高于消費性服務業以及制造業，相關研究也發現我國第三產業的大部分產出都投入到了第二產業(程大中，2008)，而市場潛能等經濟地理因素對制造業的集聚存在直接的影響(劉修巖等，2007)，為了進一步識別經濟地理因素對服務業集聚的影響究竟是直接的還是通過制造業的集聚來間接傳遞，我們在表4的第(4)列中進一步控制了城市層面的制造業集聚程度，我們用城市j在2007年的制造業從業人員數占制造業全部從業人員數比例的對數值logaggmanuj來對此進行度量。我們發現，在控制了城市層面制造業集聚程度后，市場潛能對服務業集聚程度的影響仍然顯著為正，并且數值變化不大，同時制造業集聚程度的系數也顯著為正，這說明制造業的集聚確實對服務業的分布有直接的影響，但城市市場潛能對服務業集聚產生影響仍然存在制造業以外的渠道，市場大小以及接近消費者的程度對服務業的分布而言是一種直接的決定因素。我們進一步將樣本分為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分別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5所示，限于篇幅，我們只報告了方程(6)的結果，但對方程(5)進行回歸的結果中各系數沒有太大變化。市場潛能對服務業集聚的影響在中部地區最為明顯，其系數顯著為正，數值為0.315;而東部地區雖然系數也為正，但數值僅為0.139;在西部地區，市場潛能對服務業集聚的影響則不顯著。我們認為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可能與東部、中部、西部地區在城市體系以及地理位置上存在的差異有關。Fujita，Krugman，andMori(1999)較早提出了在城市體系的分布中隨著距離中心城市和港口距離的增加，城市的市場潛能及其經濟影響的變化可能是非線性的，許政等(2010)利用中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數據發現，城市的經濟增長與其距離大城市和港口的距離之間存在三次型的“∽”形曲線關系，陸銘、向寬虎(2010)進一步發現，城市第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與城市距離大港口的距離之間也呈現出這種非線性關系，即隨著距離大港口越遠，城市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先下降，再上升，再下降?？紤]到東中西部地區城市市場潛能呈現遞減的趨勢(如表2所示)，而距離大港口的距離則呈現遞增趨勢，對于城市市場潛能對東中西部服務業影響不同的一個可能的解釋是東中西部城市與港口以及大城市距離的遠近差異較大。同時，制造業集聚程度的系數則呈現東部、中部、西部順次遞減的趨勢，這很可能是由于東部地區制造業集聚程度較高，更有利于那些服務于制造業的產業進一步集中，而在中西部地區這種制造業對服務業的吸引效應則有所減弱甚至不明顯。同時，城市總人口對服務業集聚的影響在東中西部地區都是顯著為正的，但在西部地區和中部地區，其數值更大，即在中西部地區，大城市對服務業的吸引作用較東部地區更加明顯，這有可能是由于中西部地區城市間差異更為顯著、中小城市在經濟發展水平等方面與大城市的差距更加懸殊所導致的。

由于我們的服務業數據共分為12個門類，我們進一步分行業作了回歸分析，限于篇幅，本文不報告詳細結果。城市市場潛能的系數只有四個行業不顯著，分別為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教育業，以及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其中，教育業和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是集聚程度較低的行業(見表3)，也是受政府規制及干預較多的公共服務行業，其分布受市場潛力影響不大是合乎預期的。而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與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事實上對應著兩種較為極端的情況，前者產品的跨地區運輸成本較小，而后者則基本對應于生產和消費無法在空間和時間上分離的服務，可以視為運輸成本無窮大，在這兩種極端情況下城市周邊市場的大小事實上對這兩種產業的分布不會產生太大的影響，因此城市市場潛能對它們集聚的影響也不顯著。對于其他服務業門類的集聚程度變化，市場潛能的影響均顯著為正，其數值較大的幾個行業依次為租賃和商務服務業(0.332)，住宿和餐飲業(0.322)，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探業(0.217)，以及批發和零售業(0.201)，可以發現這些行業都是與貿易活動有關或者是向制造業或者資源類行業提供支持的，因此市場潛能對其影響較為明顯。

四、結論

利用2008年地級及以上城市層面服務業的匯總數據和2007年的城市數據，本文對我國服務業在地區之間的分布情況作了描述，并對影響服務業產業集聚的因素作了初步考察，特別關注代表地區市場容量及與市場接近程度的城市市場潛能帶來的影響。我們發現市場潛能對服務業集聚程度的影響系數在0.2左右，即平均來看，在市場潛能提高1%的城市，其服務業集聚程度提高0.2%左右。城市的規模比人口密度對于服務業的集聚更為重要，大城市的規模效應對服務業的吸引可能超過人口密度帶來的影響。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可能更多地推動了對勞動投入更密集的服務業的需求。在控制了城市層面制造業集聚程度后，市場潛能對服務業集聚程度的影響仍然顯著為正，并且數值變化不大，同時制造業集聚程度的系數也顯著為正，這說明制造業的集聚確實對服務業的分布有直接的影響，但城市市場潛能對服務業集聚產生影響仍然存在制造業以外的渠道，市場大小以及接近消費者的程度對服務業的分布而言是一種直接的決定因素。分地區來看，市場潛能對服務業集聚的影響在中部地區最為明顯，東部地區次之，西部地區則不顯著。而分行業來看，城市市場潛能對產業集聚程度的影響只有四個行業不顯著，分別為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教育業，以及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而影響較為明顯的幾個行業依次為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住宿和餐飲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探業，以及批發和零售業。我們的研究首次利用中國服務業的數據證實了新經濟地理學中關于市場容量與接近消費者的程度同樣是影響服務業產業布局關鍵因素的假說，并且觀察到這種影響在不同特征的行業之間的差異。當然，本文也存在著很多不足之處，例如，由于受到數據的限制，本文對服務業的研究局限于非金融行業，對于在中國服務業中占據較大比重的金融業而言，城市層面的市場潛能是否也對其分布等特征產生影響，還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其次，本文所采用的數據是截面數據，無法從時間趨勢角度來分析服務業經濟地理特征的變化情況，這也有待于后續數據的完善與研究的深入。

對于中國服務業的進一步發展和相關政策措施而言，我們的研究顯示經濟地理因素是不應被忽視的重要因素。城市的市場潛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地理位置和現有的城市體系格局決定的，在目前的城市體系格局下，已經形成制造業集聚態勢的東部沿海地區和具備規模效應的大城市仍然擁有吸引服務業集聚的巨大優勢。隨著服務業在中國經濟中的重要性進一步上升，服務業在地區之間的分布將對中國區域間差異乃至經濟整體的發展產生越來越重要的影響。然而，為了平衡區域間服務業發展和收入水平，采取與經濟地理因素制約下的服務業發展趨勢相逆的政策措施并不可取，而應充分重視現有城市體系下市場潛能對服務業發展的影響，進一步放開勞動力以及其他要素在地區之間的自由流動，打破地區間各種貿易壁壘與障礙，推進城市化進程和城市人力資本積累，并進一步發揮大城市的規模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