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全球化可持續問題與出口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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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化紅利與可持續困境

經濟全球化的概念出現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90年代得到認可，但目前還沒有統一的定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1997年5月發表的一份報告中指出，“經濟全球化是指跨國商品與服務貿易及資本流動規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術的廣泛迅速傳播使世界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性增強?！边M入21世紀以來，在WTO制度和以互聯網為核心的信息技術的支撐下，在跨國公司資本和相關輿論的推動下，金融全球化、貿易全球化乃至整個經濟的全球化陡然加速，終端消費品及服務的超低成本、極大的規模經濟效益和比較經濟利益為跨國公司以及一些新興經濟體（如金磚國家）帶來了巨大的全球化紅利，不僅讓諸如蘋果、寶馬等跨國資本賺得盆滿缽滿，更令中國、印度、巴西等新興經濟體連續十幾年呈現GDP高速增長的態勢。但與此同時，歐美等發達經濟體卻接連出現了難以擺脫的債務危機、就業危機和由此而來的種種政治經濟危機，不僅使西方世界越來越多地反思全球化的負面影響，也使貿易、匯率、就業、資源等各種爭端逐漸升級和擴大，全球化浪潮遭遇越來越大的阻力，已處于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的不同利益訴求殊死博弈的十字路口上。

（一）全球化的頂層制度設計存在致命漏洞

全球化是世界貿易組織（WTO）制度框架下的一個自然結果，并在信息技術、管理技術的支持下得到加速。它具有多方面的積極意義，如提高了全球經濟效益和產出水平，有利于改變不合理的國際經濟舊秩序；使國際關系的內容發生變化，推動和促進國際政治秩序的重構；為落后國家發揮“后發優勢”并追趕發達國家，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等等。［1］然而另一方面，全球化的頂層設計也存在著致命漏洞。雖然它的初衷在于構造一個更合理的全球產業分工格局，使參與的各方分享隨之而來的專業化優勢及其比較經濟利益和規模經濟利益、范圍經濟利益，但實踐的結果卻并非如此。就世界范圍來看，凡是出口規模巨大的國家以及與這些國家產業鏈相關的國家都確實分享了全球化的收益，這其中包括終端消費品和服務輸出國產業鏈競爭優勢的收益、產業鏈上游高技術輸出國的技術壟斷收益、終端研發和品牌輸出國微笑曲線的收益、資源輸出國因資源漲價的收益以及資本輸出國的風險溢價收益等等。但是，對于進出口規模小，或者雖然進出口規模大但逆差也很大的國家而言（例如2011年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創最高紀錄達到2955億美元），情況就變得越來越不可持續：本國產業鏈的逐漸瓦解和崩潰造成失業劇增，這必然增加了私人債務；同時，失業增加又需要政府不斷提升社會保障等轉移支付水平從而推升政府債務（例如美國政府發給低收入美國公民的食品救濟券，會隨失業的增加而迅速增加）。致命的問題在于，這兩類因失業導致的債務事實上都是不可持續的，無論是希臘型的歐債危機還是美國型的美債危機，在全球化列車的擠壓下能夠回旋的余地都只能是越來越小，西方世界必須為此作出重大改變。從長期看，西方世界在拿不出類似IT革命那樣的新技術革命的情況下，唯一有效的改變就是降低工資、增加工作時間、減少消費和各種福利支出，但這在西方民主制度條件下顯然是做不到的。那么剩下最可能的選項就是阻礙全球化趨勢或者扭轉其發展的方向了。

（二）全球化加劇了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并將弱勢一方無限逼近墻角

事實上，全球化浪潮所帶來的巨額全球化紅利，并非是對每個經濟體以及每個社會階層平均分配的。恰恰相反，全球化紅利的分配是極端不均衡的，它有利于跨國公司的資本和新興國家的勞工，但不利于跨國公司的母國，特別是其母國的勞工階層。這一點在美國總統奧巴馬與蘋果前CEO喬布斯的對話中可見一斑。2011年2月，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硅谷舉行的一場宴會上，向喬布斯問道：要付出何種代價，才能在美國生產iPhone？而喬布斯的答復則非常明確。據一名與會者透露，他的原話是：“這些工作機會是回不來的。”顯而易見，一方面，包括政客和學者在內的多數歐美大眾在債務危機爆發前，很難深刻理解全球化對本國勞工階層的傷害以及對就業的不利影響；另一方面，西方國家主要輿論的話語權更多地掌握在跨國資本手中，從而會刻意夸大全球化的種種好處，而對公眾隱瞞上述不利影響。當普通大眾對高失業率和不可持續債務再也無法進一步忍受的時候，就如經濟學家謝國忠所言，全球經濟艦船的沉沒趨勢已經形成，人們只能祈禱最好的結局。

（三）歐美不可持續債務的積累危及國際貨幣體系

正是由于目前新興國家知識擴散的速度快于發達國家知識創新的速度，而這兩者勞動力成本和使用靈活性的差異短時間內又不可能得到彌合，所以在全球化背景下，這必然導致發達國家的財富創造能力越來越趕不上實際消費水平，負債只能越來越多。例如過去20多年來，美國政府債務經歷了爆炸式增長，由1989年的2．7萬億美元到現在的15．2萬億美元，與全年經濟總量持平。截至2011年第二季度，美國家庭、企業和政府債務的總和更是達到36．5萬億美元，如此不斷積累使得美國財政赤字不斷擴大，債務可持續的可能性越來越低，直至有一天債務危機全面爆發。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希臘等“歐豬五國”為代表的歐元區，其債務危機如處理不好，可能會使歐元先于美元走上末路，其嚴重性甚至可能導致鑄就全球經濟發展基石的貨幣體系走向崩潰。

二、債務危機困擾下的去全球化爭端與風險

債務危機的困擾沒有使歐美國家反思其與新經濟新技術潮流不相適應的制度弊端，反而使其走上了以鄰為壑的道路，發起或威脅發起各種去全球化的行動。如2008年11月歐盟通過法案決定將國際航空領域納入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ETS）并于2012年1月1日起實施，還擬于2012年6月征收航海運輸行業碳排放稅（從而增加全球化物流成本）①；美國計劃盡快推動兩黨制定的一項法案，確保商務部能對來自中國的補貼商品征收關稅。2012年3月5日，印度工商部突然棉花出口禁令，決定從即日起禁止印度棉花出口，其中包括已經在其政府登記的出口訂單。與此同時，針對中國等新興國家在內的越來越多的反傾銷反補貼提案也層出不窮，各種關稅非關稅壁壘應接不暇。甚至于某些敏感地區發生的戰爭準備，也對全球化物流通道（如霍爾姆斯海峽）造成極大威脅。而在意識形態和輿論層面，許多西方國家的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已經在激烈爭論全球化的利弊得失和未來的進退方向，各種去全球化暗潮正在不斷積聚和涌動，以貿易爭端、匯率爭端、資源爭端和就業爭端為核心的全球化與去全球化爭端時代已經到來。

三、全球化的可持續性困局對中國出口的不利影響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來自中國的進口商品就一直在幫助緩解美國的通貨膨脹壓力，使美聯儲能夠將利率保持在較低水平，從而促使美國經濟以更快的速度增長。這是美國能夠較長期容忍對華巨額貿易逆差的重要原因。在歐洲，以德國精密儀器和高檔汽車、法國意大利奢侈品及歐洲空客飛機為核心的對華大量出口，使相關國家分享了巨大的全球化紅利，這也是歐盟能夠極力克制對華貿易爭端的基礎。但是，隨著歐美債務危機愈演愈烈，上述克制的閘門正在一道道打開，一股股去全球化暗潮對中國出口形成了急迫而深刻的威脅。首先，歐美債務危機直接降低了中國外需的數量和層次。2011年年底前后，中國很多中小出口企業海外訂單大幅下滑。雖然據海關統計，中國2011年外貿進出口總值刷新年度歷史紀錄至3．64萬億美元，同比增長22．5％。其中出口1．8986萬億美元，增長20．3％；進口1．74346萬億美元，同比增長24．9％。但進出口增速下行趨勢卻相當明顯。中國2012年1月出口同比下降0．5％，進口亦同比大幅下降15．3％，進出口雙雙陷入負增長并創逾兩年新低；2月份貿易逆差更高達314．9億美元，創9年來最高。盡管有春節錯位因素擾動，但可看出歐美債務危機對中國外需的拖累開始顯現。其次，歐美債務危機使中國出口面臨更多的人為和非人為障礙。為了擺脫危機，西方國家一定會使出渾身解數對中國施壓或設置種種障礙，不僅有壓迫人民幣升值等老調重彈，也會有征收碳排放稅等新的綠色壁壘。中國商務部前副部長魏建國在參加2012兩會期間接受路透專訪時表示，中國今年要做好“貿易大戰”準備，要應對的不僅是發達國家，更包括巴西、印度等發展中國家。他指出，現在各國都在保護自己，降低匯率以增加出口，包括美國總統奧巴馬三年翻番的出口計劃。再次，世界貨幣體系失穩使中國出口的風險激增。中國的出口行業是全球化趨勢最大的受益者，這些行業不僅受惠于國家1985年開始陸續實施的出口促進政策（出口退稅政策、匯率政策、引資政策等），更直接得益于過去10年的全球化浪潮。但是全球化的重要支點如穩定的匯率、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幣值、通暢的國際物流通道、低廉的關稅與非關稅成本等等，均受到歐美債務危機的影響而變得不可持續或難以把握。可以預見的是，為了解救危機，歐元、美元都不可避免地要進行各種量化寬松，從而使中國制造業賴以生存的初級資源價格上漲。與此同時，為了爭奪出口市場份額以幫助解決國內就業，世界各國本幣的競爭性貶值也在蠢蠢欲動，所有這些都對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形成威脅。這種威脅不僅對中國出口的短期業績不利，甚至還會對中國出口的長遠發展造成致命危害。更需警惕的是，如果處理不好貨幣危機，極易失控引發局部或全球軍事沖突，從而使中國出口和進口都將遭到毀滅性打擊。

四、債務危機博弈下的中國出口對策

未來幾年，歐美債務危機都將深刻影響著中國的出口環境。為了增加中國出口對環境變化的適應能力，必須以修煉內功為主、謀劃外部為輔，以下五個方面是可以努力的方向。

（一）極力扶持大量與出口產業鏈相關的中小微企業

在中小微企業集中的珠三角、長三角以及出口增長較快的中西部地區實行特殊的產業扶持政策，為中小微出口型企業創造更好環境，如舒緩中小微企業的資金困擾，減輕其稅費負擔，打破產業鏈上游資源的國企壟斷，降低進出易成本，增大人民幣匯率彈性的同時保持匯率基本穩定，在戶口政策、技能培訓、子女教育等方面改善產業工人特別是農民工的待遇，從而降低企業的人力成本，以幫助中小微企業度過外需訂單急劇減少的市場寒冬。與此同時，鼓勵和培育出口企業的轉型升級。中國的人口紅利將于未來3到5年內結束，勞動力成本將迅速上升；歐美貨幣的量化寬松使資源價格不斷走高；經過多年的粗放發展，中國土地上的環境承載能力也達極限。因此，過去那種靠大量消耗資源、污染環境、低價格拼數量的粗放增長模式已經走到盡頭，將經濟增長從數量或價格依賴型轉為質量或價值依賴型，是未來中國出口能否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升級轉型中要著力發展文化、技術、軟件、中醫藥、動漫等服務貿易。如果說加工貿易主要解決的是農民工的就業，那么服務貿易主要解決的是大學生的就業。出口企業的轉型升級不僅增強企業在國外中高端市場的競爭能力，也增強企業在國內市場的競爭能力，有利于出口企業的內需轉型，從而使一部分面對出口市場的過剩產能在國內市場進行消化，有助于提升人民生活水品，減少外需市場依賴和對外貿易摩擦。

（二）通過減稅有效擴大內需

在國際市場風云變幻的時刻，中國的龐大過剩產能是一把極為鋒利的雙刃劍：國際市場順風順水時能夠獲得高額回報，而逆風逆水時就會極大地傷害到自身。企業大量倒閉、工人大量失業的后果是我們無法承受的。解決這一難題的辦法就是擴大內需來盡力消化過剩的產能。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在2012人大會議上指出，當前應著力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推動經濟增長更多依靠內需拉動。根據過去的國內外經驗和當前的中國國情，擴大內需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減稅。經濟學家謝國忠呼吁，中國需要立即減稅1萬億元人民幣來提高效率。中金董事長李劍閣認為，如果2012年就把財政收入的增長幅度控制在10％以內，至少可以給全國企業和居民減少1萬億元的負擔。減稅不僅能抑制“三公”消費的不合理膨脹，還能將資源從低效率、高腐敗的政府投資項目轉移到高效率的民營項目中去。

（三）減少名義外匯儲備規模

減少名義外匯儲備既能降低或消除種種抑制中國出口的西方政治壓力，也利于減少外匯貶值損失和債券違約風險。俗話說“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記”，中國在世界排名第1的高額外匯儲備始終是西方政客垢病的對象，也是其制定各種抑制中國出口政策的借口。因此應積極鼓勵將外匯花出去，包括增加非紙幣財富儲備和增加進口兩個方面。在儲備方面，國家層面要增加石油、鐵礦石、黃金等所有初級資源和戰略資源的實物儲備，包括產品和半成品、礦山股權及探礦權、海運物流能力等；企業層面鼓勵跨國投資和并購，為跨國并購的企業給以必要的政策支持；居民層面鼓勵個人出國旅游、海外留學、海外投資、購買國外房產乃至購買國外奢侈品等消費外匯的行為。在進口方面，增強進口對宏觀經濟平衡和結構調整的作用，利用關稅優惠等政策手段，鼓勵先進技術、關鍵設備及零部件、能源和原材料以及與人民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生活用品進口，利用進口信貸、進口擔保為企業擴大進口提供融資便利，拓寬進口渠道。實際上，在歐美債務危機持續擴大的今天，所有貿易順差國都應樹立“一定要把順差花出去，才能掙更多錢”的思想，以維護全球貿易與貨幣的平衡。與之配套的措施是加速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擴大人民幣在跨境貿易和投資中的使用，積極推進貿易收付匯管理制度改革，鼓勵外商投資企業將結算中心、成本和利潤核算中心設在境內。但目前央行公布的人民幣國際化10年3步走的時間安排過長，萬一歐美債務危機向最不樂觀狀況的演化速度超出估計，中國未必還能享受8—10年的戰略機遇期。

（四）變產品出口為勞務出口

嘗試多種方式勞務輸出，既能減少貿易摩擦，也能減少就業對中國出口行業的依賴。例如進一步擴大對境外收益前景良好項目的賣方融資模式②，讓中國工人在國門外就業。租種友好國家肥沃良田，讓中國農民到國外耕種。在貿易全球化受到阻礙時，促進勞動力的全球流動和全球化。

（五）以合理代價幫助舒緩歐美債務危機

逐步減少對歐美日等主要傳統出口市場的依賴和壓力，在金磚國家等新興市場尋求商機。在堅決抵制一切去全球化逆流（例如取消或延遲45架空客飛機的訂單③、抵制奧巴馬將工作機會轉回美國的號召等）的基礎上，也有必要以合理代價幫助舒緩歐美債務危機，以延續全球化趨勢帶給中國出口的有利外部環境?？傊?，中國作為全球化趨勢的主要受益國之一，應凝聚包括歐美跨國公司在內的一切全球化受益方的力量，極力維護貿易自由化、金融穩定化、物流安全化等經濟全球化規則和趨勢，加速本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幫助舒緩和延遲歐美債務危機的惡性爆發，迎接下一輪世界科技革命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