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理論發展綜述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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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2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6439(2007)04-0036-04

勞動參與率是指一國（或地區）全體就業人員和失業人員的總數占該國（或地區）工作年齡人口的比率，是測度人口參與社會勞動程度的指標，反映了一個地區勞動力參與社會經濟活動的程度，同時也反映經濟的活躍程度和發展狀況。由于勞動參與率的高低與社會經濟發展內在的聯系，激發經濟學家探究影響勞動參與率高低的各種因素，并由此形成了各種理論。

一、古典經濟學：關于勞動供給與工資變動的解釋

對于影響勞動供給變動因素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亞當·斯密的論述。斯密在其巨著《國富論》中提出了自己的工資理論。他認為隨著對勞動力需求的增加，工資就會超過維持家庭最低生活水平以上；然而工資的增加也會鼓勵工人生兒育女，造成勞動力供給增多；而隨著勞動力供給增多，工資又會下降到它的最低水平。斯密將勞動者看作財富的創造者。提高勞動者工資，會刺激勞動者生產積極性，有利于生產發展。

在工資與勞動供給變動關系方面，李嘉圖首先將勞動的價格區分為自然價格（即勞動力價值）和市場價格（即工人出賣勞動獲得的工資）。他認為勞動的市場價格不能長期高于自然價格。在他看來，工人人口增加快慢是隨著工資的高低而變化的，而工人人數增減又會引起勞動供求關系變化，結果就會使勞動的市場價格和自然價格趨于一致，因此他認為工人人數的增減是工人工資變動的原因。

關于勞動供給變動，斯密和李嘉圖的論述有很大區別，前者認為工資變動導致勞動供給變化，后者則認為勞動供給變動導致工資變動。根據勞動力需求理論，工資變動和工人人數變動都是導致勞動供給變動的因素。兩者雖然結論不同，其實殊途同歸。在此基礎上，羅賓斯(Robbins,1930)建立了簡單的模型。

二、早期勞動參與率理論，羅賓斯的貢獻

現代勞動供給理論始于羅賓斯(Robbins,1930)。他建立如下公式：Y=W·L（Y：收入；W：工資率；L：工作時間）。由上式不難推出，收入變化率等于工資率變化率加上勞動時間變化率：y=w+l（用小寫字母分別表示各自變化率）。將上式兩邊同除以l可得：y/l=w/l+1。

羅賓斯把y/l看作收入需求彈性，若此值大于1，那w和l必然有同號，即隨著工資率的變化，勞動時間的變化會有相同方向。通俗的解釋為：隨著單位時間工資數量的增加，人們也愿意花費更多的時間投入勞動。羅賓斯給出收入價格的定義，他認為收入價格單位用時間來表示，它是工資的倒數。故工資率越高，要取得一個單位收入所花費時間越少，即努力程度越低。雖然他沒有明確地把工資變化劃分為收入和替代效應，但他明確地指出了實際工資率變化所引起的工時數的變動跡象模糊不清的原因，為后人在這方面研究指明了方向。

三、后彎勞動供給曲線的提出

在羅賓斯以后的30年中填補此理論空白的是所謂“后彎的”勞動供給曲線，一種工作時數與工資率之間的逆向聯系。從所觀察到的工資與工作時數之間的負向聯系［道格拉斯(Douglas)，1934；杜蘭德(Duland)，1948；朗(Long)，1958］中，人們得出工資變化的負的收入效應傾向于超過正的替代效應的推論，即隨著工資增長到一定程度，人們趨向減少工作時間，個人勞動供給曲線在到達某點之后向后彎曲。對此，Killingsworth進行了一項徹底的分性別經驗考察，得出結論：“男性勞動供給曲線在工資率提高時向后輕微彎曲；女性勞動供給曲線的斜率則有較大遞增。”在對9個實證研究進行仔細考察之后，Borjas和Heckman估計，工資率提高10%將使男性勞動供給量減少大約1%-2%。Keeley的估計表明，工資率提高10%使已婚女性的工作時間增加約10%。

男性和女性對勞動供給反應的明顯差異，緣于兩者在時間分配上存在的差異。女性時間除了用于市場工作和閑暇之外，還要留部分時間給家庭工作。后彎勞動供給曲線解釋女性勞動供給反應的乏力，使得經濟學家轉換研究視角，從家庭的角度解釋個人勞動供給決策。

四、加里·貝克爾的家庭經濟學：關于家庭勞動參與率理論

雖然工作-閑暇模型存在一定缺陷，但它對于理解工作-閑暇決策和有關這一決策的含義是有用的。貝克爾和其他一些經濟學家對該模型做了推廣和拓展，形成時間分配模型，增強了理論的解釋力。

貝克爾將家庭作為研究出發點，他把家庭看作一個經濟單位，生產出產生效用的“商品”，這些產生效用的商品由家庭把物品與時間要素結合在一起生產出來。家庭將其支配時間用于三個基本方面：(1)在勞動市場上出售以獲得貨幣收入來購買物品和服務（勞動市場時間）；(2)用于家庭生產（家庭生產時間）；(3)用于物品和服務的消費（消費時間）。

此外，貝克爾將商品分為時間密集型（包含大量時間和少量物品）和物品密集型（需要大量物品和少量時間），而且，在一定限度內，生產商品的時間和物品可以互相替代。

在分析家庭成員分配其時間方面，貝克爾運用比較優勢原理，個人應該專門從事比較效率最大（或機會成本最?。┑墓ぷ?。在分配可用時間上，家庭應對每一成員在生產商品時所進行的各種各樣市場和非市場勞動生產效率做出比較：某一個家庭成員在某項勞動中比其他家庭成員更有效率或更熟練，那么他用于這項勞動的時間就應該更多。

基于貝克爾模型的收入效應，工資率提高使收入增加，從而使家庭可以購買更多物品，由于消費這些物品需要時間，工作時間因而減少；替代效應為工資率提高將使工作時間增加，是因為家庭以物品替代了商品生產中花費的時間和在消費上以物品密集型商品替代了時間密集型商品。

五、對已婚婦女勞動參與率變動的解釋

關于“后彎”勞動供給曲線的實證研究，揭示美國女性勞動參與率隨工資率的增長而增加，這一現象引起了經濟學家的注意。朗(1958)觀察到，盡管家庭實際收入存在著長期增長，婦女的勞動參與率、特別是已婚婦女的勞動參與率卻連續增加的矛盾。他試圖通過諸如生育率下降、家庭器具日益增長等原因來解釋，但他沒有試圖去區分勞動力供給效應和替代效應。

明塞爾將已婚婦女勞動力供給行為研究重點放在“家庭”這一背景下，已婚婦女勞動力市場行為必然受到家庭當中孩子的存在、數量以及孩子年齡等影響。明塞爾以家庭當中夫婦雙方勞動力市場行為對彼此所產生的影響為研究方向。他對已婚婦女勞動參與率剖面材料進行全面分析。他發現已婚婦女勞動參與率受到下列因素影響：其配偶平均收入、婦女工資率、婦女生育率、受教育程度、失業率以及年齡。其中，婦女就業收入效應可由配偶雙方收入回歸系數來推導，而婦女就業替代效應則由婦女工資率來推導。通過數據分析證明了女性就業者收入替代效應是巨大的，同時解釋了男性和女性在時間序列資料上所產生的差異，即男性工作時間趨于減少而女性工作時間卻在增加。

六、供給學派：減稅與勞動供給

20世紀70年代出現的“滯脹”使得西方經濟學界挑戰凱恩斯主義，并致力于研究替代的理論和政策。供給學派興起于這樣的背景，它肯定薩伊定律，確認生產的增長決定于勞動力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供給和有效利用。自然，供給學派很注重勞動力供給的研究，形成了該學派在這方面的理論。

（一）對古典勞動供給“后彎曲線”的暗示性否定

供給學派特別強調勞動供給行為中的替代效應，而對勞動供給行為的收入效應較少考慮。這是為其減稅政策主張服務的。稅率越高，人們自然就沒有為市場部門而工作的積極性；相反，減稅（稅率降低）則會使勞動供給增加，使工作積極性增強。其必然性在于，減稅之后所導致的實際工資率的提高，不會產生收入效應。在這里，稅率指個人所得稅率，它的增減可以直接影響個人可支配收入水平，進而導致工資率的變化。稅率的提高，將使勞動資源流向居民戶生產部門或用于享受閑暇；同時也會相應地使部分非勞動資源流向居民戶生產部門，甚至轉入“地下經濟”。

供給學派從基本的勞動供給行為方面對傳統的“后彎曲線”作出某種否定，建立該學派在這方面理論基礎。

（二）“向上流動”與就業動力

供給學派對勞動供給行為的收入效應淡化處理，表現為隨著工資率上升，人們并未普遍的重視閑暇價值而放棄較多勞動供給；另外，供給學派認為隨著稅率大幅度降低（意味著實際工資率提高），收入分配差距兩極化并不會由此產生。

在供給學派抨擊高稅收和高福利不利于增加勞動供給、就業與工作努力的同時，依據“向上流動”理論，其潛在含義是指，降低稅率，減少福利開支，將會在實際工資率與勞動供給之間始終保持強勁的替代效應；隨著工資率逐步提高，人們（特別是窮人）會對“向上流動”充滿希望。

基于加倍工作會獲得加倍獎賞的信念，人們將會保持積極工作意識，改變高福利社會中怠惰動機而提供更多的勞動供給；同樣根據“向上流動”理論，供給學派實際上否定“后彎曲線”的存在，無視收入效應存在。他們認為，“后彎曲線”只存在于靜態無貧窮與富裕之分、無窮人與富人之分的社會中，只要存在貧富之分，只要資本主義社會具有健全向上流動機制，那么實際工資率提高將始終傾向于增加勞動供給。

供給學派對于勞動供給的研究，是為其提出的減稅政策服務。在考慮稅率變動的影響時，片面強調對生產的效果，忽視對需求的影響，從而夸大減稅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七、理性預期學派：預期對勞動參與率的影響

在理性預期學派理論中，勞動供給或就業、失業的決定，是一個產品和閑暇在現在與未來之間的一個選擇過程。盧卡斯分析到，對于一個面臨波動的貨幣工資和商品價格的家庭來說，按現時價格在商品和閑暇之間進行選擇，但這只是勞動供給決策的一面；另外還包括在未來物品和閑暇與現在物品和閑暇之間的選擇。關于現時勞動供給決策，將依賴于他所預測的最近將來的工資。若現時工資較低被看成是暫時的，他可能接受按此工資所提供的職位。

理性預期學派區別了名義工資和實際工資對工人勞動參與決策的影響，并將預期引入模型，闡明了預期對勞動供給決策的關鍵性作用。理性預期假說的基礎在假定人們知曉真實的經濟情況，似乎信息的獲取無障礙。然而，即使最好的經濟學家也不能總是確切地知道真實的經濟情況。在現實中，勞動者很難獲取作為預期基礎的足夠信息。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理性預期假設是不現實的。

八、經濟周期與勞動參與率

另外一些經濟學家則將視角轉向宏觀，將經濟周期與家庭勞動參與決策聯系起來，看經濟周期波動變化如何影響家庭，即夫妻中一方從事勞動市場工作，而另一方進行家庭生產活動。假設發生經濟衰退，導致夫妻中就業一方失去工作，則全部參與率凈效應將取決于新增工人效應和氣餒工人效應。

新增工人效應是指當主要家庭掙錢者失去工作，其他家庭成員將暫時進入勞動市場，希望找到工作以彌補家庭收入下降。轉移方式獲得夫妻中就業一方部分勞動收入。從那些從事家庭勞動成員角度來看，這種轉移收入是非勞動收入。

氣餒工人效應是指在經濟衰退時，某些失業工人對尋找到一份可接受工作感到非常悲觀，停止積極尋找就業機會的努力，因而，此人暫時成為非勞動參與者。一般說來，經濟衰退會導致失業工人和尋找工作者可得到的實際工資下降，增加收入的“價格”，并降低閑暇價格。這會使有些工人以閑暇替代尋找工作。假定其他條件相同，工資率降低將會導致許多人退出勞動市場。替代效應表明工人的工資率下降將導致勞動供給積極性下降。

兩種效應以相反的方式影響參與率和勞動力規模，至于何種效應占優勢，經驗研究表明氣餒工人效應略占優勢。有關勞動規模的周期性變化也可以由某些人參與勞動的時間來解釋，如已婚婦女的參與率的變動。

九、家庭內部勞動決策：基于博弈論的分析

結合人力資本理論研究成果，且吸收非合作博弈戰略性議價理論方法，Ott(1992)給出一個兩階段“離婚威脅”模型。假定家庭進行兩次效用分配討價還價，由于將時間配置到家務勞動和市場勞動對人力資本積累將產生上述影響，這個模型威脅點不再是外生給定的，而是由第一階段勞動供給內部決定，進而由于人力資本積累和可交易性提高第二階段威脅點，從而提高他（她）在家庭中談判地位，實現更高效用分配。所以勞動供給決策在此模型中就是一個戰略變量，意味著家庭最優時間配置不僅要最大化家庭總產出，還要考慮個人未來談判能力，內生威脅點使議價理論優勢得以真正體現。Ott用模型一階條件分析家庭中夫妻雙方為什么沒有按照比較優勢分工，并指出在最優時間分配條件下，由于議價效應存在，妻子的保留工資下降，從而為更多婦女走向市場勞動作出很好的解釋。

將博弈論作為家庭內部決策分析的基點，擴大了分析視野。然而，視夫妻雙方博弈為非合作博弈，則使家庭生活也陷入“囚徒困境”之中。

十、評價與啟示

從最早亞當·斯密論述工資變動與勞動供給變化，到結合博弈論分析家庭內部勞動決策，經濟學家不斷引入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視角也由個人擴展到家庭，使理論愈發貼近現實，對出現的勞動參與率變動現象的解釋力不斷增強。雖然如此，這些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如，這些解釋勞動供給變動的理論只研究某個方面，而現實中勞動參與率變動是多因素引發的。然而，理論的不盡完善并不削弱其對現實的解釋力。這些理論仍有助于分析和解釋最近幾年我國整體勞動參與率的不斷下降，女性勞動參與率的日益提高等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