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脹趨勢的演進與治理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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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有效控制通脹壓力，既要采取行政手段，更要注重運用經濟手段。本文詳細討論了如何認識通脹問題。盡管我國的通貨膨脹壓力具有貨幣主義的通貨膨脹表征，但在性質上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它不再是一個單純的貨幣現象，更多意義上是一個由制度、結構和國與國之間匯率博弈乃至政治博弈形成的復雜經濟現象。

論文關鍵詞：通貨膨脹，生成機制，演進趨勢，行政手段，經濟手段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一年來，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都出臺了積極的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向市場注入了較多的流動性。由此，許多人擔憂全球通脹會卷土重來。從中國的情況看，通脹預期日益強烈，政府官員、經濟專家和市場人士對是否會出現通貨膨脹爭論不休。究竟如何認識通脹問題？

一、通貨膨脹是否已形成？

關于對通貨膨脹是否形成的判斷，首先源于我們對通貨膨脹概念的界定。目前，人們對通貨膨脹的理解和認知主要基于兩種學術定義：一種是薩繆爾森的定義：通貨膨脹意味著一般價格水平的上漲。人們用價格指數即成千上萬產品的加權平均價格來計量通貨膨脹。根據這一定義，通貨膨脹就是價格總水平的上漲?，F實中，人們通常以CPI、PPI等指標來觀察通貨膨脹。另外一種是弗里德曼給出的定義：通貨膨脹是一種純粹的貨幣現象。按照這種定義，通貨膨脹可以被理解為中央銀行發行了太多的貨幣，以至于貨幣貶值，物價水平上漲。

從現實觀察，貨幣主義的通貨膨脹觀似乎只是停留在學術界，沒有得到政府官員、智囊機構的充分重視。相反，物價主義的通貨膨脹觀卻俘獲了政策界、智囊機構的專家們，他們都陷入了CPI崇拜，成為物價主義的信徒。從物價主義角度觀察，2008年第四季度以來CPI、PPI一直處于下滑通道，物價總水平的確沒有上升。但是，如果將分析的視角轉移到貨幣主義，那么，單純從1~8月創新中國60年之最的信貸增速這一事實來判斷，中國通貨膨脹早已經發生。即使按照物價主義的觀點，提出翹尾因素，實際上環比通脹在8月就已經顯現。

當然，判斷當前中國通貨膨脹的有無，不能如此簡單。觀察通貨膨脹不僅要看物價總水平，更重要的是應該分析經濟體的相對價格結構。在物價總水平沒有變化的情況下，經濟體相對價格結構的變化也會引起通貨膨脹。

對于通貨膨脹之危害，盡人皆知。但是，通貨膨脹之害不僅僅在于它會給社會低收入階層的生活帶來痛苦，更重要的是它會擾亂經濟體的相對價格結構，從而誤導社會資源配置。歷史經驗表明，貨幣超發后會導致不同行業、不同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在不同時間、以不同幅度上漲，這樣就必然會給投資者發出錯誤的價格信號導致社會資源的錯配。2009年以來，中國股票和房地產價格之所以非理性上漲，實質上就是越來越多的實業資本受到相對價格結構變化的誘導而進入了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理論上，適度的通貨膨脹有利于宏觀經濟的止跌和復蘇，但是，相對價格結構變化引起的通脹對經濟的復蘇是不利的。而且，相對價格結構變動還會引起社會財富的逆向再分配，導致窮者愈窮、富者愈富的馬太效應產生。

目前，強烈的通貨膨脹預期與低迷的物價總水平形成了較大的反差。之所以如此，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喜歡用CPI的高低來衡量通脹，而中國現行CPI的構成已經嚴重與現實脫節，近年出現的“豬肉推動型通脹”即是經典寫照。目前，我國CPI構成存在的問題主要有：⑴權數確定不科學。一是我國現行的CPI涵蓋食品、娛樂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務、居住、交通通訊、醫療保健個人用品、衣著、家庭設備及維修服務和煙酒及用品七個大類，這七大類的權重設置比較傳統，沒有與時俱進。過去，居民住房一般由國家或單位進行分配，所以，居住所占的比重（13%）低是可以理解的。近些年來，在住房分配制度取消的背景下，住房需求和開支成為居民最重要需求和支出，再沿襲傳統的較低的居住比重明顯是不合理的。而且，從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趨勢看，食品類的占比（34%）已經顯得太高。二是國家統計局規定，零售物價指數采用固定權數和可變權數相結合的辦法。工業消費品從代表規格品到小、中、大類均采用固定權數，權數一經確定，全年使用。而食品類中的大多數代表規格品則采用可變權數，類權數仍是固定權數。從實際情況看，權數一經確定全年使用的固定權數方法已滿足不了現實市場變化快、產品更新換代快的要求，起不到權衡作用。三是統計部門對固定權數的確定存在很大的假設性，與實際相差較大。以副食品類指數為例，現行規定食用植物油的權數為25%，干菜為5%，肉食蛋為33%，水產品為15%，調味品為5%，食糖為10%。顯然，這種權數設置不合理。比如，過去人們食用干菜較多，所以，權數設為5%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現在隨著種植業和運輸業的發展，無論哪個地區四季都可以吃上新鮮蔬菜，干菜所占的比重已經很低。⑵物價指數的樣本覆蓋面不足，樣本結構不合理。

現行計入零售物價指數編制的商品不足400種，而德國則是780種。顯然，樣本覆蓋面不夠，不能真實反映消費商品的全體狀況。同時，樣本結構也不合理。比如，在肉禽蛋中，豬肉占比為85%，牛肉占比為3%，羊肉為2%，雞蛋為10%。目前，盡管地區之間、民族之間可能有所差別，但牛肉和雞鴨肉所占的比例在不斷提高，豬肉的比重在降低。但是，由于設定的豬肉占比太高，所以，近兩三年來，出現了豬肉價格高低左右CPI的怪現象。⑶價格的可比性較低。統計部門的月度價格指數，通常都是以前一年同月的價格作為基期來計算的，這種方法符合統計習慣和人們的理解習慣。但是，由于商品的生命周期不斷縮短，許多商品如電子產品的生命周期已不能用年度量了，一些產品可能在幾個月甚至幾十天就退出了市場。所以，在進行價格對比時，一些商品的價格可比性較低。

二、中國通貨膨脹的生成機制具有特殊性

通貨膨脹作為一個貨幣問題，源于貨幣擴張。在一個封閉的經濟體中，通貨膨脹的生成可能源于中央銀行對貨幣發行權的濫用，向市場注入了過多的流動性，也可能源于商業銀行擴大信貸供給，在貨幣乘數的放大效應下，導致了貨幣擴張。但是，在一個開放的環境中，通貨膨脹的生成不僅僅導源于以上兩個原因，外部因素推動也是一個重要導因。筆者認為，在經濟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新興加轉軌的國情決定了中國通貨膨脹的生成機制既復雜又特殊，通貨膨脹實質上是經濟金融乃至社會運行中一系列深層次矛盾的產物。從中國的現實情況看，通貨膨脹的生成機制主要由制度性因素、結構性因素和開放性因素三部分構成。

從制度層面講，計劃經濟條件下形成的粗放式經濟增長模式至今沒有得到根本轉變，建立于高投資、高能耗、高污染基礎上的、以犧牲環境和資源為代價的GDP的高速增長，擴大了對投資品的需求，引致了原材料、能源價格的不斷上升。與此同時，政府相關部門固守本位主義，堅持所謂的政策“獨立性”，有關政策的出臺缺乏部門之間的協商機制，致使有關調控政策從部門角度看是理性的，但最后導致了整體的非理性。此外，對于糧食、食品價格和石油、能源價格長期奉行低價政策，不僅導致了人民幣的高估，增大了外在的升值壓力，而且使經濟和社會運行中的諸多矛盾得以長期積累，導致許多問題積重難返。

從結構層面講，結構調整是中國宏觀經濟長期保持可持續穩健發展的核心問題，近些年政府一直倡導并致力于這項工作，但是實際效果并不盡如人意，傳統的產業、產品依然是支撐經濟發展的關鍵力量，高科技產業、新興產業和創新產品一直增長緩慢。在社會資源的配置中，傳統產業和傳統產品不僅對新興產業和創新產品產生了擠出效應，而且推動了社會資源價格的上升。尤其是，由于傳統產業和傳統產品的回報率較低，導致了金融資源流入房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導致了資產價格的持續上漲，助推了通貨膨脹愈演愈烈。

從對外開放層面講，現在中國的經濟金融對外開放程度已經非常之高，對外經濟依存度高達70%。隨著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尤其是中國對石油、鐵礦石等能源和資源類商品的國際依賴程度越來越高，中國在從國際市場輸入這些商品的同時，也輸入了通貨膨脹。目前看來，盡管世界在中期可能繼續處于通貨緊縮狀態，但石油價格和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對不同國家會產生的不對稱性沖擊。目前以及未來一段時間，中國經濟將繼續出現二元特征，中國的重化工化和城市化進程也會進一步加快，這就決定中國對國際商品價格波動具有較高的敏感性。從本質上講，中國的通貨膨脹壓力是全球化背景下大國經濟開放、過度依賴外部資源所產生輸入型的。斯蒂格利茨認為，目前發展中國家的通貨膨脹絕大部分是輸入型的。這種輸入型的通貨膨脹不僅使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喪失了相同的假設前提，也使各國的實踐喪失了可比性。

以上分析表明，盡管我國的通貨膨脹壓力具有貨幣主義的通貨膨脹表征，但其性質上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它不再是一個單純的貨幣現象，更多意義上是一個由制度、結構和國與國之間匯率博弈乃至政治博弈形成的復雜經濟現象。

三、未來通脹趨勢的演進與治理取向

2008年底以來，銀行信貸的大幅擴張，帶動廣義貨幣供應高于名義GDP增長達20多個百分點，創新中國歷史之最。異常寬松的貨幣條件，加上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揚，中國已經積聚了沉重的通脹壓力。筆者看來，2010年以后中國將面臨通貨膨脹迅速攀升的危險。而且，這種攀升可能呈現戲劇性，就像2008年CPI在8月以后迅速高臺跳水一樣，在未來某一時點迅速反轉，急劇拉升。

第一，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短期內不會改變，它將進一步積累通脹壓力。2009年上馬的大量政府項目期限為3~5年，2010年這些不可能停下來，因此，2010年銀行貸款仍將保持較高的增速。第二，政府的調控政策會滯后于市場的變化。第三，原油價格和大宗初級產品價格有可能繼續上漲，這會加劇我國通貨膨脹壓力。第四，美元貶值也是通脹壓力的一個主要因素。

從歷史維度看，在對付和治理通脹方面，我國政府已經積累了幾十年的經驗。央行懂得如何去控制通脹，許多政府部門懂得如何去達到政策目標，且成績不俗。不過，整體上看，我國政府部門包括央行更多喜歡運用行政手段。而且相對于經濟手段，行政手段似乎更奏效。由此，就未來的通貨膨脹治理而言，在美國采取緊縮貨幣政策之前，中國不太可能貿然采取緊縮的貨幣政策。因為中國的宏觀政策選擇受制于匯率和大規?；A設施投資，如果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那么，有相當一部分已經開工的政府項目會成為“半拉子”工程，導致銀行不良資產的急劇攀升。因此，中國治理通脹將以行政措施為主，比如對一些大幅升價的行業進行補貼。

筆者認為，有效控制和治理通脹壓力，一方面應采取行政手段，另一方面更要注重運用經濟手段。近期的政策選擇包括：一是要保持人民幣升值，人民幣匯率要與美元匯率脫鉤；二是要采取積極有效措施擴大國內需求；三是有效平衡經濟結構，從出口和投資轉向公共和私人消費；四是保持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穩定健康發展，有效吸納超額貨幣，防止超額貨幣對商品市場的直接沖擊。

通過行政手段來治理通脹的代價也是比較大的，它不利于校正扭曲的價格體系，只能暫時掩蓋矛盾，導致問題越積越多。而且，在全球化的今天，輸入型通貨膨脹壓力是問題的關鍵。而對于輸入型的通貨膨脹，行政手段的作用不是太大。我們可以穩定豬肉的供給，但豬飼料與豬肉的比價在1：6左右，玉米、豆粕等飼料價格是國際定價，如果這些價格上漲，又如何控制豬肉的價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