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向型經濟的前進與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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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濟區劃分的角度來說，近代口岸開放以后，處在西方先進生產方式由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向內地輻射帶上的中原地區，逐漸發展成為一個獨具特色的外向型經濟區。其地理范圍并不完全等同于政區意義上的河南省。它不僅包括今天河南省的大部，還包括山西省東南部、河北省南部、山東省西部、安徽省西北部和湖北省北部的部分地區，涵蓋了衛河流域、黃河中下游、淮河上中游和唐、白河流域的廣闊空間。

近年來，學界對這一地區近代經濟發展的關注較多，主要成果有：王天獎的《清末河南的民族資本主義》①、鄧亦兵的《對近代河南經濟問題的一點思考》②、袁中金的《河南近代鐵路建設與經濟發展》③、吳俊范的《論近代河南經濟的變遷》④等等。這些研究，對近代中原地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生、鐵路修筑對沿線經濟發展的影響、近代河南市場結構和產業結構的變遷等方面，進行了一定的探索。然而，上述研究對近代中原的外向型經濟發展及其影響，尚缺乏系統的論證。對該課題的深入探討，不僅有助于認識中原外向型經濟發展的歷程、程度和歷史地位，而且也能夠為今天北方中、西部地區的經濟開發事業，提供有益的借鑒。

中原地區作為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之一，從很早的時候開始，就因其自然條件的優越和水陸交通的便利，而在中國古代經濟的發展進程中，占據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從春秋戰國直到唐宋時期，中原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一直居于全國的前列。此后，由于黃河下游河道變遷所引起的生態環境日益惡化和頻繁大規模戰亂的嚴重摧殘，該地區在全國的經濟地位不斷下降。不過，據張民服先生研究，到明代中期以后，中原因為有著四通八達的水陸商道，從而便利了各地商幫的貨物販運，使得該地的商品經濟，無論在生產規模、商品種類還是流通范圍上，都達到了很高的水平⑤。進入近代以后，借助于傳統水路和現代鐵路，與沿海、沿江各通商口岸實施對接，從而逐步發展起了以沿海和國際市場的進出口貿易為導向的近代外向型經濟。

一口岸開放與中原水運型對外貿易經濟區的涌現

勿庸諱言的是，中原由于并不直接面海臨江，所以，各通商口岸對它的經濟輻射，往往具有一定的滯后性。因為各通商口岸的進、出口業務，總是先在沿海、沿江省區展開，稍后才會逐漸延展到內陸的某些區域；或者說，各通商口岸與沿海、沿江省區的外貿聯系，在時間上早于內陸，在深度和廣度上也高于內陸①。從當時各口岸的海關貿易報告和貿易統計中相關資料的多少和數值的大小上，也可以感受到中原和沿海、沿江省區之間，經濟外向化進程上的這一差距。

然而，中原對外貿易整體上相對遲緩的狀態，也并不是絕對靜止不變的。這是由于，第一，中原畢竟是一個相對臨近海、江的地區，有著一定的地緣基礎；第二，“天下之中”的地理區位和四通八達的水陸商道，具備發展近代對外貿易的自然基礎；第三，中原有著較為悠久和發達的、與區域外市場進行商品交流的歷史基礎②；第四，中原有眾多的人口和豐富的物產，發展對外貿易的進、出口市場潛力十分巨大。

正因為如此，開埠后的沿海、沿江各通商口岸，才會由弱到強地建立起與中原之間的對外經貿關系，該地區的近代外向型經濟，也才會由點到面地逐步發展起來。

1843年，上海被重新辟為通商口岸后，利用中國沿海最大對外貿易港的區位優勢，通過其他通商口岸的中轉作用，將其經濟輻射的范圍，逐步從長江三角洲地區，向整個長江流域和北方地區擴展③。而處于上海對內地經濟輻射過渡鏈上、并擁有發達水陸商道的中原地區，便逐漸成為了其重要的經濟腹地之一。

中原與上海雖然相距較遠，但是，作為中國最大對外貿易口岸的上海，其經濟輻射能力是非同一般的。它借助于鎮江的轉運，先向北沿大運河、再向西逆淮河干支流而到達皖西北—豫東南地區④。表1顯示，上海早期通過子口稅單向中原輸入的洋貨、以及從該地輸出的土貨，都已經初具規模。到1895年，中原輸往上海的土貨數值，便突破了10余萬海關兩；僅僅5年之后的1900年，這一數值就達到了573711海關兩，充分反映出豫滬之間的經貿關系，已經相當的緊密了。

隨后開埠的鎮江，與中原的經濟交流則更加直接。它不僅將其進口洋貨沿淮河干支流運銷到豫東南地區⑤，而且也把這里的芝麻、雜糧等物資，大量地吸納到該口岸輸出。

由表2可知，借助于淮河干支流水運的便利，鎮江已將豫東南5州府的廣大地區，作為了其種類繁多、數額巨大的進口洋貨的重要銷售市場。

這樣，就先后以賈魯河沿岸的朱仙鎮和沙河沿岸的周家口鎮為集散中心，以淮河干支流和大運河水運為依托，構建起以上海、鎮江為進出口口岸的新型對外貿易經濟區。

北方的天津，在被辟為通商口岸以后，其經濟影響很快覆蓋了直隸、山西、內蒙、山東及河南等省區的全部或部分地區，成為拉動這些地區近代外向型經濟迅速發展的龍頭⑥。而處在天津近代經濟直接輻射之下的衛河沿線地區，自然也就通過天津口岸與沿海和國際市場發生了直接的對外貿易關系。據津海關報告記載，天津進口的各色布匹和其他洋貨，大量地經南運河和衛河輸入到山東的臨清州、河北的大名府、豫北的彰德府(治今安陽市)、衛輝府和懷慶府(治今沁陽市)⑦；而該地區這一時期運往天津的藥材、棉花等貨物，“也是經衛河下運。而道口正是一個集散地”①。這樣，在冀南—豫北地區，就初步形成了一個以天津為國內終點市場的新型對外貿易經濟區。

孟津以下的黃河，向有通航之利。1855年，黃河自銅瓦廂改道、奪大清河而由山東利津入海以后，中原的沿黃各縣，便得以借助黃河水運，與山東的濟南等地進行直接的物資交流。而開埠以后的煙臺，又能夠將其所進口的布匹等各類洋貨，先運到濟南等地，然后再溯黃河而上，銷往河南的東、中部地區②。與此同時，開封府各縣、商丘、魯邑(查無此縣，筆者疑為鹿邑)等地的草帽辮和花生等，也在開封府的惠濟橋等處聚集后，順黃河而下，抵濟南城北的濼口鎮后，再沿大、小清河入渤海，最后到達煙臺口岸出口③。于是，魯西—豫東的沿黃地區，又通過與煙臺口岸之間的進、出口貿易，初步建立起一個較為松散的對外貿易經濟區。

漢口開埠以后，各種洋貨便經漢水支流銷往唐、白河流域④，而這一地區少量的土特產品，也經水運銷往漢口及國際市場。

由表3來看，豫西南等地對漢口的洋貨，已經具備了很大的吸納能力。1881年突破10余萬海關兩，1896年則達到了726588海關兩。另外，表3還顯示出雙方貿易對豫西南的巨大入超。這與口岸開放初期，豫西南山區物產的商品化開發程度確實較低有關。

這樣，借助于傳統的水運網絡，通過與上海、鎮江、天津、煙臺、漢口等通商口岸的進、出口貿易聯系，初步形成了皖西北—豫東南、冀南—豫北、魯西—豫東、鄂北—豫西南等幾個新型的對外貿易經濟區。中原的近代外向型經濟，得以奮然起步了。

二鐵路修筑等因素對中原經濟外向化的促進

20世紀初年，北方地區修筑了8條主干鐵路，其中，與中原直接相關的有3條。一是縱貫河南全境的京漢鐵路，1906年通車；二是從道口鎮(在今滑縣)至清化鎮(在今博愛縣)的道清鐵路，1907年通車，它與京漢鐵路在新鄉交匯；三是開封至洛陽的汴洛鐵路，1909年通車，與京漢鐵路在鄭縣(今鄭州市)交匯。1913年，汴洛鐵路并入隴海鐵路，1915年向東延展到江蘇銅山(徐州)，1931年向西延展到陜西潼關。這三大鐵路主干線和多條支線一起，構筑起貫通中原的現代化交通運輸網絡。

雖然鐵路由于其站點固定、運費也較高的原因，始終沒有完全代替傳統的水陸交通⑤。但是，它畢竟有著自己獨特的魅力。以日本人的調查為例，“在華北地區的鐵路還未全部開通以前，天津與國內各地之間的交通及貿易，只有依靠河流及車馬來進行。可是由于關內外鐵路的逐漸延長，以及最近的京漢鐵路開通的結果，以前依靠河流運輸的貨物，為了安全和快速，盡管運費有很大的差額，大部分也都轉到依靠鐵路之便上來”①。

鐵路運輸以其特有的便捷，強化了中原與各通商口岸之間的進、出口貿易聯系，加快了其近代經濟外向化的步伐。

1．外向化農作物專業區的形成

20世紀以前，中原農業經濟作物的種植，就已經相當地普遍了。鐵路興修以后，其運輸的快捷大大縮短了到達通商口岸的時間，因而靠近鐵路事實上就等于更接近沿海和國際市場。于是，受外貿市場巨大需求的拉動，中原各外向化的農作物專業區，便在鐵路沿線地區逐步地形成了。

1910年前后，中原的產棉區域比以前有了進一步的擴大，豫北的安陽、臨漳(今河北省臨漳縣)、武安(今河北省武安市)、孟縣、內黃、獲嘉，豫西的洛陽、靈寶、閿鄉，豫東的商丘、虞城、蘭封、通許、項城、西華、尉氏，豫中的汜水、滎陽、鄢陵、洧川，豫南的汝陽、新野、羅山、睢州、商水、鄧縣等地，都有大面積的種植②。在此基礎上，北京國民政府又于1916年在彰德設立了中央直轄的模范種植場，向各地棉農推廣棉花種植技術，改良棉種，使得各地棉花種植的專業化程度，又有了明顯的提高。到1930年前后，河南“全省108縣，植棉者已占90縣之多”③。天津、漢口、青島、上海等口岸城市，都成為中原棉花的重要銷售市場和出口口岸。

除棉花的大面積種植之外，中原的芝麻種植，也一直非常普遍。1930年前后，“全國產區，自以河南省為最發達。境內栽種面積有3086000畝，每畝收獲量，平均計之，約有7斗。全省產量共達2160000擔”④。其中，歸德、臨潁、周家口、駐馬店、汝南、漯河、郾城、遂平、西平等地，則成為中原芝麻種植最集中的地區；其主要的運銷市場，為漢口、鎮江和上海⑤。

沿黃的開封、蘭封、歸德、中牟等地，是花生的集中產區。主要銷路，一是順黃河水運，由濟南轉膠濟鐵路至青島出口；二是沿隴海鐵路東運海州(今連云港市)裝船，北運青島，南運上海⑥。

豫中南的京漢鐵路兩側平原地帶，則是著名的煙葉產區。從20世紀初年開始，英美煙公司便選定了這一地區，作為其推廣美種煙葉的基地。此后，豫中的長葛、許昌、臨潁、郾城、禹縣、郟縣、襄城、葉縣等，均大量種植美種烤煙，面積、產量與質量，均居全國之首⑦。

而唐、白河流域的淅川、內鄉、鎮平、南召、魯山等縣的桐油和漆等物資，也通過唐河、白河、丹江等漢水支流，經鄂北的老河口、襄樊等地集運到漢口，或經京漢鐵路運到漢口，然后再輾轉出口到國際市場⑧。

上述各農作物專業區的形成，主要是在口岸和國際市場巨大需求的拉動下，而逐步出現和發展起來的，它促進了中原農業經濟的市場化和外向化。

2．外貿型工業和手工業的發展

近代以后，在西方工業生產方式的帶動下，中原以外貿為導向的新型工業和手工業，也得到了很快的發展。比較突出的，當數蛋產品加工、草帽辮加工和繅絲業。

雞、鴨等蛋禽的飼養，一向是中原農村重要的家庭副業。因此，適應出口需要的蛋產品加工業，便得以在這一地區蓬勃地發展起來，并且成為中原經濟近代化與外向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原是我國重要的冬小麥產地，有著豐富而優質的麥稈原料，是民國時期草帽辮生產和出口的主要地區之一。其主要產地有“柘城、太康、朱橋、歸德(今商丘市)以及黃河沿岸地方”，集散市場為“鹿邑與惠濟橋”；其中，鹿邑年集散草帽辮4000包，惠濟橋年集散草帽辮14000包①。不過，河南的草帽辮，大多是以家庭作坊的形式加工出來的，能夠采用機器、設立工廠進行生產的，主要是豫中的滎陽等地。據方志里說，自開辦傳習所以后，滎陽加工的草帽辮“種類已多至十數種”，改用機器后，草帽“出品精美不亞于山東、直隸”②。

手工繅絲也是中原重要的產業之一，至1930年前后，河南機器繅絲也只有2家，“以白絲為最占勢力，年達1287000斤；黃絲次之，年約700000斤；野蠶絲亦有100000斤。其重要之產地，為汝陽道之南召、鎮平，開封道之汝州與河洛道之魯山等地。每年出口者，有三四千擔。普通先集于許州(今許昌市)，運赴漢口，再行出口焉”③。

3．外向化商品集散市場的勃興

隨著交通運輸業現代化和農業經濟作物外向化程度的提高，以對外貿易為主要職能的外向化商品集散市場，在中原各地特別是鐵路沿線迅速興起。

位于豫北棉區的安陽縣，“在昔鐵道未通，多半由小車、馬車運銷衛輝、懷慶一帶，遠及黃河以南，直達開封、許昌等處。迨廣益紗廠成立，遂相率售于紗廠。其后天津、石家莊、鄭州、青島、漢口紗廠日多，于是棉花出境北達天津、石家莊，東至青島、濟南，南通鄭州、漢口轉銷上海，已非往昔之局促于本省者可比。經營棉業者日花行，全縣不下數十家”④。使得不僅本地，就連附近臨漳、湯陰、武安、磁州(今河北省磁縣)等縣的棉花，也都由安陽集散⑤。

新鄉“地當京漢、道清兩路之交叉點，及御河(指南運河)之終航點，儼然為天津、清化鎮、漢口、北京間之一適中地”，不僅豫北，而且山西向東線輸出之貨，皆以此為集散地點。當地工廠所產的“面粉，南輸至洛陽，北輸至張家口；焦作之煤，由此分輸南北；雞蛋由此運往漢口，皆大宗貨物”⑥。

鄭縣本為豫中非常普通的一個小縣。但它“地濱黃河，又居平漢與汴洛兩鐵路之交點，故為全省產棉最大之集散市場。大部分運往漢口，而輸出上海與天津市場者”，相對較少⑦。

許昌地處豫省中部，“自鐵路交通，許昌商業日形起色?；疖囌居邢灏他}場、豬廠、蛋廠、煤炭、煤油轉運各公司，西關有收買煙草廠，城內有中國銀行、河南銀行、絲綢莊、錢鈔莊、棉花莊、洋貨莊、皮莊、香油莊、雜貨莊等業，均較前發達”，附近廣大地區的煙葉，多在許昌聚集后，運往漢口或轉運上海⑧。

駐馬店“自鐵道行駛，交通便利，富商大賈云集城關，懋遷有無，商業頗為發達。商埠設駐馬店。查駐馬店車站向為底洼之區，自火車通行，爭購地基建筑房屋，街道棋布，商賈云集，陸陳鹽廠薈萃于此，并設警察所，以資保護南北往來，商旅稱便。謂為商埠，誰曰不宜”⑨。

陜縣自隴海鐵路通車以后，車站所在的南關一帶，“商務之盛，逾于城內。多山陜商人，有旅館客店，以供商人之積貨宿居。洛陽以西貨物集散之要地也，棉市尤盛”；靈寶“以產棉著聞，昔皆舟運而來，轉輸四方。今日鐵路通行，棉業益盛，所以有華北棉業公司，應時而起，凡津、滬、漢購運棉花者，皆可承辦，今后自當益盛”⑩。

鐵路興修以后，中原農業與(手)工業的上述變化以及各商品集散市場的勃興，既是該地區近代經濟外向化的重要表現，也為中原與沿海和國際市場經貿聯系的進一步加強，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三與沿海和國際市場經貿聯系的進一步加強

在農業、(手)工業、商業、交通運輸業外向化程度不斷提高的基礎上，中原各地與各通商口岸和國際市場的貿易聯系，也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

天津開埠之初，冀南—豫北地區主要是通過衛河和南運河，與之發生貿易聯系的。20世紀以后，中原不僅繼續借助于衛河水運，而且更通過隴海、京漢、道清等多條鐵路運輸渠道，同天津口岸之間進行更加頻繁的物資交流。到1930年前后，包括豫北和豫中等地在內的遼闊地區，都成為天津口岸羊毛、皮張、棉花、藥材、草帽辮等外銷土貨的重要來源地和各類進口洋貨的基本銷售市場①。

雙方經貿聯系的加強，從表6的統計中可以清楚地展現出來。在兩地間鐵路尚未開通的1905年，天津口岸銷往中原的洋貨為100余萬海關兩；鐵路通車后，銷售額有了進一步的增加，到1919年，其數值已達300余萬海關兩之巨。出口方面，中原對天津的土貨輸出，也從1906年的33萬余海關兩，增長到1918年的69萬余海關兩了。

煙臺口岸雖然較早地就通過黃河與魯西—豫東等地開展進出口貿易，但是，1898年青島成為約開口岸、1904年膠濟鐵路的通車、1906年濟南、周村、濰縣等成為自開口岸以后，煙臺的經濟腹地范圍，就大大地縮小了。

青島由于偏居膠東并且開埠時間也較晚等原因，與中原的經貿往來，和天津相比，要單薄得多。但是，中原和青島之間的貿易聯系，也有其自己的特色。比如，青島是中國牛肉出口最多的口岸之一，而中原則是青島最重要的牛肉出口基地。據1922—1931年膠海關十年貿易報告稱，“根據德國管理膠澳時所編之統計，出口牛肉，70％來自豫省，20％產于魯省西部，10％運自冀省南部。以上成分，迄今未變”②。同時，中原的生鐵、桐樹、棉花也多通過子口稅單運往青島出口③。另一方面，青島所進口的煤油、洋燭等洋貨，也多用子口稅單銷往河南、山西、河北等省份④。青島洋貨銷往中原的渠道，即先運貨至海州，然后利用隴海鐵路“由海州(大浦車站)

另據研究，1930年代，豫省西部、北部所產的棉花，在鄭縣集中后，也大量地通過隴海鐵路轉運到青島和上海②。而豫東的開封、蘭封、歸德(今商丘)、中牟，冀南的大名，魯西的濮縣等地的花生等大宗物資，一方面部分地沿黃河由水路運抵濟南，然后再轉經膠濟鐵路運往青島；另一方面，則主要用火車沿隴海鐵路東運至海州，再改裝招商局的輪船，北運青島，南運上海；還有一部分是沿隴海鐵路東運至徐州后，再轉津浦鐵路至浦口，然后再改經滬寧鐵路或長江上的船只，輾轉運抵上海的③。

這樣，到民國時期，魯西—豫東地區，就從煙臺港的經濟腹地，轉變為青島和上海港的經濟腹地了。

表8顯示，20世紀初年，由于其他口岸如鎮江等對中原經濟輻射能力的增強，距離遙遠的上海，通過水路輾轉向中原輸入的洋貨數額，便出現了嚴重的下降，1910年僅為89海關兩。但是，隨著隴海鐵路的向東延展和津浦鐵路1912年的通車，兩路逐步開展了貨物聯運業務，于是，中原和上海之間又得以通過更為快捷的鐵路，輾轉建立起了更加密切的貿易聯系。1919年，上海對中原輸入洋貨的數值為998494海關兩，從中原輸出土貨的數值，更是高達3623677海關兩。1930年代，隴海鐵路加入海陸聯運業務以后，中原與上海間的經貿往來，得到了更進一步的發展。

鎮江通過大運河和淮河干支流的水運交通，與中原之間的經貿往來，就比上海要直接和便捷得多。1908年，上海對中原商品輸入的數值僅為6405海關兩，而鎮江則達4322996海關兩之巨。不過，進入民國以后，鎮江對中原市場和貨源的支配力度，還是由于缺乏可資利用的鐵路運輸，而呈現出了下降的態勢。

盡管如此，鐵路畢竟無法徹底取代內河航運。所以，從表9的統計來看，即便在鐵路運輸較為通達的民國時期，鎮江依然得以通過水運，同皖西北—豫東南地區保持了較為密切的經貿關系。

漢口開埠之初，主要通過漢水及其支流唐河、白河、丹江等的水運交通，與鄂北—豫西南地區進行商品交流。

京漢鐵路修筑以后，伏牛山區所產的桐油、漆、糧食以及其他商品，雖依然通過漢江支流水運漢口，西坪鎮、西峽口、荊紫關等地，還是因為桐油等貨物的集散而繁榮起來①；但是，賒旗鎮卻因為周圍襄城、葉縣、方城、唐河、郟縣等地的商貨，多轉經京漢鐵路向漢口輸出而大為衰落②。另據1930年前后的記載，“河南省所產之棉花，自平漢鐵路開車以后，始大宗出現于漢口市場，初不過彰德與武安產耳。今則黃河沿岸所產之棉，亦運往漢口矣”③。而“漢口市場之牛皮，以來自河南者為多。尤以信陽為主要，鄭州次之”④。豫東南的西華、扶溝、商水、淮陽、沈丘、項城、上蔡、新蔡等地，原本由周家口集中商品再水運鎮江，現在則將小麥等物產先集中到郾城，再沿京漢鐵路運往漢口了。此外，西平、遂平、駐馬店、確山、明港、信陽等縣的小麥等物產，也同樣由火車大量運到漢口⑤。由此可見，鐵路運輸在漢口與中原的經貿聯系中，的確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表10顯示，1906年京漢鐵路通車以后，除卻1911年前后，在漢口地區發生的辛亥革命等因素的影響，漢口對中原的商品輸出、入數值，都比表3所反映的“水運時代”有了很大的提高。到1919年，漢口憑子口單對中原輸出的商品數值已高達2295887海關兩，從中原輸出的數值也達到了365730海關兩。這樣，漢口對中原的經濟輻射區域，就由以前的豫西南一隅，迅速擴展到了黃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區。

四近代中原外向型經濟發展的歷史地位及其影響

1．在很大程度上扭轉了唐宋以后中原經濟相對衰落的趨勢，提升了該地區在全國的經濟地位。

在以農業為主導的傳統經濟時代，作為中華民族發祥地之一中原地區，就已經以其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而長期成為中國古代的政治和經濟中心。唐宋以后，由于自然條件和社會環境的不斷惡化，中原在全國經濟發展中的地位，相對地下降了。而進入明代以后，包括中原在內的華北平原的經濟，又得以重新崛起，農業、手工業、商業經濟的發展，均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水平⑥。

進入近代以后，中原又先后與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實施對接，從而得以一方面引進西方商品和先進生產方式；另一方面，又將當地所生產的農業、手工業等商品，銷售到沿海和國際市場上去。從而在適應中國近代經濟發展趨勢的過程中，把中原大地的外向型經濟，從廣度和深度兩個層面上，向前推進了一大步，進一步扭轉了唐宋以后，這一地區經濟發展的頹勢，使這里也成為中國近代經濟現代化和外向化水平較高的地區之一。

2．完善了中原地區的市場結構，加強了與沿海和國際市場的聯系。

再者，早在近代之前，中原的某些區域，如豫北、豫東南、豫西南地區，就在當地商品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分別同當時華北的商業中心天津、大運河與長江的雙重商埠鎮江、華中的商業巨鎮漢口之間，通過衛河、淮河、漢水諸水運系統，而發生了較為頻繁的商貿聯系，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這些地區的市場化水平①。進入近代以后，中原又在已有的基礎上，先后借助于傳統的水路和現代的鐵路交通，與6大通商口岸進行了非常密切的往來，從而把中原經濟逐步地納入到沿海和國際市場經濟發展的軌道，進一步擴大了中原經濟的外部市場空間，提高了中原經濟的整體發展水平。

3．帶動了周邊地區外向型經濟的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橋梁作用。

由于這里地處“天下之中”，不僅具備通達的傳統水路和陸路交通，而且也擁有了四通八達的現代化鐵路，使中原不僅聯通了6大通商口岸，并與沿海和國際市場發生了頻繁的進、出口貿易。而且，也在各通商口岸對內地、特別是西部地區進行經濟輻射的過渡鏈上，起到了一定的帶動和橋梁作用。時人指出，新鄉“位在平漢、道清兩路的交通點上，又當衛河航運的終點。漢口、天津運至晉南，晉南運出的貨物，都集散于是。因占陸運上的重要位置，所以其市的轉運業頗發達”；而鄭縣“位在平漢、隴海二路的交點上，商埠在西關外，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自行開放。如隴海路能西展至甘、新時，則此市更形重要，將來必為我國陸路交通的中心市場，自無疑義”②。1920—30年代，陜西渭南等地，山西解州、榮河、臨汾等地，河北邯鄲等地的棉花，大都先集中到鄭縣棉花市場，然后由京漢鐵路或隴海鐵路，再轉運漢口、天津、上海、青島等地①。青島所進口的煤油、洋燭等洋貨，也多用子口稅單通過隴海鐵路，而次第銷往河南、陜西、直隸等省份②。失卻了中原的這種橋梁作用，西部地區近代經濟的外向化，將大打折扣。

認真總結中原近代外向型經濟發展歷程中的經驗教訓，不僅對今天河南市場經濟的發展有著直接的參考價值，而且對于自然環境和經濟環境與中原都非常相似的中、西部地區的經濟開發事業，也有著較大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