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格與經濟短周期的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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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國經濟周期的初步界定

按照美國經濟學家米契爾對經濟周期的定義，每一個經濟周期經歷四個階段，即經濟擴張階段、緊縮階段、危機階段和復蘇階段。體現在經濟增長曲線上就是一輪波谷到波峰的循環過程。

從圖型上看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已經經歷了四次明顯的經濟短周期，時長為4-6年。這四次周期經濟增長曲線變化明顯，跌蕩起伏清晰。進入1998年后我國進入第五次經濟周期區間，該區間由于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經濟增長曲線相對平穩，但周期自身的階段性特點依然存在。

第一次經濟周期是改革開放后1978年到1983年，周期時間為6年，最高通貨膨脹率為6.7%，年度經濟增長最快達到10.9%，經濟周期的波幅為5%;

第二次經濟周期是1984年-1987年，這次周期持續4年時間，最高通貨膨脹率8.8%，年度經濟增長最快達15.2%，周期波幅為6.4%；

第三次經濟周期是1988年到1992年，周期時間為5年，最高通貨膨脹率為17.9%，該周期經濟增長最快為14.2%，周期波幅為10.1%；

1993年到1998年的第四次周期發生在黨的十四大后，該周期通貨膨脹率創紀錄的達到的21.7%，經濟增長也高達14%，周期波幅為6.2%；這次周期我國政府第一次成功運用經濟手段實現了經濟軟著陸。正是基于這個原因在第五次經濟周期來臨時，經濟沒有再出現大起大落；

第五次周期是尚未結束的經濟周期，從1999年到現在，這次周期在政府宏觀調控手段運用日趨成熟的情況下區間變長，增長曲線的波幅較小，最大波幅僅為3.8%。2007年經濟周期達到波峰，經濟增長為11.4%。2008年后經濟增長進入周期下行區間。

為便于更好的說明物價與經濟周期之間的相關關系，我們分兩個層次對五次經濟周期展開分析。

21978年-1992年經濟波動為價格改革買單

1978年到1992年間我國經歷了三次經濟周期，物價與GDP的相關系數為-0.175343371，從上表來看，三次經濟周期的相關程度并不一致，但都存在同樣的負相關關系，按照相關系數理論，負相關意味GDP和物價呈反方向變化趨勢，即物價高漲時，GDP增長緩慢；當物價穩定后，GDP增速加快；這說明在這三次周期中物價成了經濟增長的絆腳石，而導致這一經濟現象與我國長達15年的價格改革有關。

我國的價格改革采取的漸進模式，從放開消費品價格到采取價格雙軌制和調放相結合的辦法逐步放開大部分投資品的價格，這個艱難的過程歷經了15年。價格改革取得的成果就是1979年的在市場上有98%的商品由國家定價，到了1992年國家定價的比例下降到2%。同時，價格改革還導致了我國長期短缺的計劃商品價格在改革后迅速上漲，尤其是消費品價格上漲幅度更大，膨脹的價格嚴重打壓著市場需求。

消費品價格上漲遏制了消費需求，根據供需原理物價上漲一方面會刺激供給，另一方面也遏制了需求。從需求來看，盡管改革初期大部分生活必需品的消費是缺乏彈性的，但受制于人們有限的收入水平價格上漲還是導致了需求的整體下滑。從消費結構來看，耐用消費品需求回落的幅度更大，但對低端商品需求的遏制效果相對有限。這里派生了另一種“吉芬商品”現象，由于收入原因價格上漲反而使人們對低端商品的需求進一步增加，致使通貨膨脹進一步加劇，這一點在1978年到1987年的兩次經濟周期體現的比較明顯。

另一方面消費品價格上漲不僅沒有刺激供給，一定程度還遏制投資需求。原因在于消費品價格和投資品價格的改革進程并不一致，由于國家防止投資品價格上漲過快會對經濟造成沖擊采取了相對緩慢和曲折的改革步驟，消費品價格放開的步伐快于投資品價格。消費品的價格上漲使消費品供給部門增加投入帶動了整個國民經濟的膨脹，但這種繁榮卻十分短暫，因為消費品價格上漲并沒有讓投資品生產廠商得到實惠，仍然受制于國家計劃價格調配的投資品部門積極性難以調動，他們單方面成了消費品生產部門廉價原料提供者，于是消費品價格上漲反而導致生產部門的投資需求萎縮。

國內物價快速上漲導致國內產品成本居高不下，一定程度遏制了出口需求。同時由于我國處于原始積累階段大量商品依賴進口，進出口需求極不平衡。從數據上看1978年貿易出口額為97億美元，進口額108億美元，貿易逆差為11億美元，到了1985年出口額273億美元，進口額423億美元，貿易逆差高達150美元，直到上世紀90年代初價格改革基本完成，貿易逆差才大幅下滑。90年代中期開始出現貿易順差。

基于以上分析，1978年到1992年發生的三次經濟周期，物價上漲事實上阻礙了經濟的增長，當國家通過行政指令控制物價后，市場需求重新得到釋放使經濟增長得以恢復，這就是為什么前三次經濟周期與物價負相關的主要原因。當然從相關系數值來看二者之間的相關程度十分有限，這說明價格改革只是導致1992年以前我國經濟大起大落的原因之一而不是全部原因，那么我們換一個角度理解，這十五年我國的經濟劇烈波動其實是在為經濟改革也包括價格改革的成本買單。

31992年后物價和經濟波動存在顯見的正相關關系

第四次經濟周期從1993年開始就表現出強勁的增長勢頭。根本原因在于我國市場經濟雛形的形成和人們極度膨脹的預期。從政治層面來看，十四大的召開明確了我國經濟未來發展的方向，這如同給經濟預期注入的一劑強心針；從經濟層面來看，首先是由于我國價格改革在1992年基本完成，90%以上的商品由市場定價，價格已經成為調配社會資源的核心和基本的杠桿；價格放開后真實的需求釋放出來，供需嚴重失衡導致價格快速上漲有力的刺激了市場供給；其次是由于改革的深化，市場體系基本得以建立，尤其是市場主體隨著改革自由度得到很大提高，這大大增長了市場主體的積極性；最后是政府調控經濟的方式有了很大轉變，對經濟的行政干預和指令性計劃逐漸減少取而代之的是廣泛使用的經濟手段和間接調控，盡管調控方式的轉變不能使市場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但卻讓物價和經濟增長的變化和起落更加平穩，因此這次經濟周期一開始就表現出經濟過熱的狀況。

同時這次經濟快速膨脹也是以物價上漲為信號的。物價警示從1992年就強烈的顯現出來，1992年我國物價增幅從3.4%快速躥升到6.2%，增速快了近一倍。在物價的刺激下1992年經濟增長比1991年也快了5個百分點，達到14.2；進入1993年后物價和經濟增長仍然高溫不退，繼續顯現雙膨脹。到了1994年CPI增長達到創紀錄的21.4%，經濟也以兩位數的幅度狂奔。高物價伴隨高增長，宏觀經濟的溫度到了沸點。1994年國家開始給高速前行的經濟踩剎車，采取緊縮的財政貨幣政策，到了1997年取得了明顯的效果，物價回落，增長放緩，第四次經濟周期以經濟軟著陸結束。第四次經濟周期歷經5年時間，5年的高速發展徹底掃清了“殘余”的短缺商品，結束了短期經濟時代，5年時間也讓宏觀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商品從供不應求到供過于求，物價開始出現下滑，加之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對出口的沖擊使我國經濟顯現衰退跡象。物價低迷、增長乏力是第五次經濟周期開始的標準。

1998年到2002年我國的物價增長幾乎為零，但經濟仍然保持8%左右的增長幅度，表面上看我們實現了低通脹高增長的理想狀況，但事實上低迷的物價已經使經濟失去了基本的動力。真正經濟增長的推手卻是政府的赤字政策，98年到2002年我國財政赤字累計達13000億元，這還不算地方政府的赤字，五年間政府為彌補投資需求不足共投入長期建設國債8000多億元，而僅國債對GDP的貢獻率平均每年都保持兩個百分點，占了GDP增長的25%，經濟增長嚴重依賴政府投入。5年持續的低物價再次讓宏觀經濟供需結構發生轉變，2003年糧食價格上漲終結了我國疲軟的經濟，能源價格、原材料價格在其后幾年相繼上漲，并有力的刺激了投資需求。2003年到2007年間我國經濟在生產價格的驅動下增長勢頭迅猛。

第四次和當前的第五次經濟周期，物價與經濟增長的正相關關系是顯性的和明確的。

4結論和啟示

（1）在市場經濟改革未完成之前，物價的過度上漲會嚴重制約經濟增長。

1978年到1992年的十五年我國歷經三次經濟周期，這15年是我國全面實施市場經濟改革的15年，同時也是推進價格改革的15年，15年的價格改革導致物價大起大落牽制著經濟增長的跌宕起伏，周期曲線清晰的反映出這一事實。其間每一次價格放開都會導致物價大幅上漲，上漲的物價拖累了經濟增長，行政指令控制物價后經濟出現恢復，這一周期變化的循環模式體現在價格與增長之間的負相關系數中。通過第二章節的分析可以看出這是由于我國市場經濟改革尚未完成，價格無法成為社會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杠桿，物價上漲只能帶來成本的上升，而不能讓生產者享受物價上漲帶來的收益，因此物價上漲制約著投資、消費和出口需求。

（2）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經濟中“托賓效應”明顯。

1992年我國價格改革基本完成后，市場經濟的雛形顯現出來，價格成為了調配社會資源的基礎性工具。經濟增長在價格的指揮棒下收縮和膨脹，正相關關系表現突出。美國經濟學家托賓為這種經濟現象做出了解釋。

托賓認為當貨幣供給增長率增加引起溫和通貨膨脹時，持有貨幣成本上升，增加了資本作為價值儲藏的相對吸引力，人們將調整自己的資產組合結構——資產相對構成會轉向資本——進而促進經濟增長。這種通貨膨脹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效果被稱為“托賓效應”(TobinEffect)。

“托賓效應”很清晰的說明了物價對經濟增長存在促進作用。盡管這種論證缺乏階段性的深入，而且“托賓效應”也不能全然說明我國的物價與經濟周期的情況。但“托賓效應”從一定程度給物價推動經濟增長提供了理論支持。

從1992年到1997年的第三次經濟周期來看，我國經濟處于賣方市場下的總需求驅動階段，此時出現價格膨脹，將形成供給沖擊，并且形成投資和獲利預期，名義利率、工資和價格等名義變量的活性增強，刺激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的擴張，從而加速經濟增長；另一方面該階段也是我國經濟處于資本快速積累、社會消費受到壓抑的發展階段，通貨膨脹也是長期實行高積累政策的結果。當高積累轉化為投資需求，必須通過適度價格膨脹，才能完成積累轉化為投資需求這一過程；

1998年后我國經濟呈現供大于求的買方市場階段，價格的持續低迷直接作用一方面是大幅降低供給，但對需求的刺激卻十分有限，特別是消費缺乏彈性的低端商品，低價格并沒有帶來高需求，而彈性較大的大宗商品的降價預期導致持幣待購現象嚴重，嚴重打擊價格走勢。供給減少，需求增長緩慢牽制著經濟增長。此時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作用效果明顯。

2003年后連續幾年的低水平供給和低物價使宏觀經濟供需結構再次被打破，財政政策的持續性進一步加劇投資品的相對短缺，加之收入分配結構和消費品結構的升級和變化，新一輪的投資熱情被激活，投資品價格上漲使供給快速增加從而帶動經濟增長。“托賓效應”以新的形式發揮其作用。

（3）“托賓效應”發揮的必要條件：溫和的通貨膨脹。

在探索物價與經濟周期的相關關系的過程中，特別是對第四次和第五次經濟周期的分析，我們看到了物價上漲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但同時我們也看到物價的上漲對經濟的促進作用受一定范圍限制，也就是說溫和和輕微的物價上漲明顯的促進經濟增長，但當物價上漲超出一定程度后反過來會成為經濟增長的障礙。

以我國第四次經濟周期的實例來看，1992年物價上漲到6.4%，對經濟產生的促進作用最大，當年經濟增長達到14.1%，但到了1993后物價繼續大幅上漲，但經濟增長卻開始回落，到了1995年在物價上漲近一倍的情況下經濟增長卻回落了近2個百分點，物價對經濟增長的“托賓效應”開始失效。當前第五次經濟周期同樣如此，當我國經濟在2003年擺脫通貨緊縮困擾后，生產資料價格上漲有力的促進了經濟的復蘇，2004年物價上漲到3.9%，經濟增長也連續兩年達到10%以上。這種良性的促進關系到了2007年達到最高峰，經濟增長達到10年來創紀錄的11.4%，但到了2008年上半年物價上漲超過一定幅度后其對經濟的牽制作用顯現出來，2008年2月物價上漲近8%但經濟增長同比卻下滑了近一個百分點，經濟滯漲若隱若現。

溫和的通貨膨脹對經濟增長是有益的，但通貨膨脹達到一定程度后會反過來制約經濟增長。究其原因這與市場主體理性預期有關。當物價開始緩慢增長的時候，并沒有迅速的反映到生產的成本中，特別是人力成本中，也就是說成本增幅沒有利潤增幅大。投資者能夠在物價上漲中受益，加之物價上漲給投資者帶來了未來利潤趨好的良性預期，于是投資者會加大投入，供給增加帶來經濟加速。但隨著物價進一步上漲，人們對高物價的理想預期會迫使投資方增加人力資本的投入從而導致成本的上升，成本上升會抵消物價上漲帶來的好處，甚至超過這種好處。這樣投資萎縮，另一方面人們收入隨物價上漲得以提高的部分不可能短時間的得到控制，于是經濟可能陷入停滯和通貨膨脹并存的狀態。

市場經濟條件下，對物價的控制很大程度是對經濟增長的控制。宏觀調控部門要把握好調控力度，當物價開始發揮“托賓效應”，經濟出現過熱跡象的時候，宏觀調控部門鎖定物價，把物價控制在一個適度的范圍內，以我國兩位數的經濟增長速度來看控制在6%以內比較合理。如果把調控目標鎖定在經濟增長上，就有可能導致全面銀根緊縮，矯枉過正；當物價上漲的幅度突破宏觀調控目標，意味著經濟進入下行區間。這將是考驗宏觀調控能力的重要階段，一方面物價繼續上漲，另一方面經濟開始萎縮，宏觀調控將出現兩難境地。我國2008年下半年宏觀經濟就出現這種滯漲跡象。在這個階段宏觀調控目標應從關注價格轉向關注經濟增長，原因在于經濟下滑很快會拖累物價下跌，物價一旦下跌，反過來又進一步拖累經濟增長，如果進入這種循環狀況恢復經濟增長的成本會更高，1998年就是很好的例證。因此宏觀調控應從降低成本入手，利用貨幣政策適度放松銀根以期恢復經濟活力，這樣決策有可能犧牲物價為代價，但物價會在宏觀經濟下一輪循環周期中回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