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機下就業現狀與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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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機導致的大規模的失業屬于“周期性失業”，一般情況下，經濟增長一個百分點，可以創造一百萬個就業崗位，也就是說2009年我國依靠經濟增長為社會創造了800萬個就業崗位，相對于2400萬勞動供給數量來說，勞動力市場上出現了嚴重的供大于求的現象。中國社會科學院預測2010年全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速度約達到9.9%，經濟增長所創造的就業崗位仍遠不能滿足社會需求。當前，大學畢業生就業困難、青年農民工就業不穩和青年白領就業壓力已成為當前青年就業的主要問題，必須引起重視。

一、當前青年的就業現狀及問題。

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造成的不利影響有一個“滯后期”，由沿海地區向中西部地區，由外向型企業向各類企業，由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向規模以上企業，由農民工向城鎮勞動力特別是高校畢業生蔓延，勞動供給數量與勞動需求數量上嚴重不平衡將進一步擴大。很多單位都不招人、少招人，就五百強企業高校招聘會而言，崗位減少40%，大學畢業生就業問題凸顯出來。青年人失業（包括待業）占失業總數相當大比率，是我國歷年存在的問題。特別是傳統的就業制度被打破之后，這一問題顯得尤為嚴峻，改革開放后的20多年基本呈上升趨勢。

1978年失業青年人數為249.1萬人，占城鎮失業人數的47.0%，1988年245.3萬人，占城鎮失業人數的82.8%，與10年前相比幾乎增加了一倍；1997年失業青年人占城鎮失業人數的68.9%，與10年前相比雖有所下降，但仍高于1978年的水平。由于第三次生育高峰時期出生的人口開始逐步進入勞動年齡，中國勞動力資源呈持續上升趨勢?！笆濉逼陂g增加5697.23萬人，即每年平均增長千余萬人，2006年為1603萬人。城鎮每年新增的1000萬左右勞動力中，絕大多數是青年。農村有1.5億～2億富余勞動力需要向非農產業轉移，大多數也是青年。教育論文"target="_blank">高等教育連續擴招，大學畢業生人數連續上升，而我國2009年大學畢業生的初次就業率達到74%。［1］1.大學畢業生就業形勢嚴峻，派生出新的問題?，F在，全球經濟雖然出現了逐漸復蘇的跡象，但是全面復蘇仍是一個緩慢而復雜的過程。國內經濟資源在人為因素影響下，片面流向重型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與大學生就業相匹配的知識型服務業則長期低迷。這種產業結構所對應的人才需求狀況，就是低端崗位需求旺盛。我國很多企業處于產業鏈的低端，需要的只是生產工人和技術工人，所以金融危機給大學畢業生就業帶來了很大壓力，而且還要持續幾年。

在我國，高等教育連續擴招，大學畢業生人數連續上升，2007年和2008年畢業的大學生分別還有100萬人和150萬人沒有找到工作，他們與2009年610萬應屆高校畢業生一起競爭工作，加在一起有860萬人。根據以往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比例，估計有約36%的人能找到工作，還有約500萬人面臨就業的困難。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給我國實體經濟帶來的沖擊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海外市場業務的縮減，二是國內市場需求的低迷。勞動力市場上，勞動供求數量矛盾突出。不少應屆大學畢業生被迫選擇考研，國家也在擴大研究生的招生人數以延緩就業。大學生就業難派生出新的問題：一是大學畢業生就業困難群體已經形成。這是由于高等教育中一個重要的轉變是大學畢業生就業分配制度改革將大學畢業生推向了市場，作為一種資源，大學畢業生也要受價值規律的作用和影響，同樣要通過使用價值和價值來判斷，和供求關系緊密相連。就業狀況的變化對培養大學生的高等學校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是對大學生及家庭的一種考驗。目前，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流入就業困難群體。這一群體的教育程度普遍較高，容易沖動，有可能成為社會沖突的制造者。二是加大受教育不平等。目前，我國的高等教育對于貧困家庭絕對是高投資，如果投資沒有產生回報，勢必影響人們對教育的投入，由就業問題引發公眾教育投資的進一步拉大，會加大受教育的不平等，產生一系列社會問題。

2.青年農民工基數大，就業的穩定性不強國家統計局農村司的監測調查報告指出，2009年內我國外出從業6個月以上的外出農民工為14533萬人，在本鄉鎮以內從業6個月以上的本地農民工為8445萬人。據預測，未來幾年，城鎮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勞動力每年都將達到1000萬人以上。

隨著城鎮化建設的推進，大規模轉移農村勞動力是中國解決“三農”問題、推進經濟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十一五”期間，從農村勞動力供給看，雖然鄉鎮企業和進城務工轉移了2億人，由于土地容納的農業勞動力有限，按1.7億計算，則農村富余勞動力還有1.2億以上。有資料顯示，2010年，中國農民將減少至7億人左右，這就意味著至少有近2億農民要轉移到城鎮；另外，目前中國人均0.3畝以下包括完全失地的農民已接近5000萬人，而且每年以百萬級的數量在增加，這部分人的就業問題也是一個現實的壓力。隨著我國城市化、工業化進程的加快，我國大量的農村富余勞動力需轉移到非農領域，向城鎮轉移的規模會不斷增加，而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大多為青年人。

由于找不到工作的農民工是不會長期滯留于城市中，并且農民工對條件較差的工作大多也可以接受，所以，相對于大學畢業生來說，青年農民工的就業率較高，但是就業質量不好，就業的穩定性不高，作為城市的一個邊緣群體，他們屬地位較低的收入階層。農民工作為城市發展中的一支生力軍，承擔著城市中的很大一部分基礎設施建設、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工作，為城市建設和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已經逐漸成為城市生活中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群體。然而，現實表明，由于種種因素，他們始終被排斥在城市社會的邊緣，無法平等享有和城市居民同等的權利和待遇，無法順利融入城市社會，成為真正的“城市人”。這不僅不利于城市社會的發展，而且嚴重地阻礙了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影響到整個社會的穩定和發展。目前，農民工群體的人口特征已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就是農民工群體內部代際分化已經形成，主要表現為青年農民工群體已成為農民工群體的主體，他們占整個農村流動勞動力中的大部分，是農村勞動力中的高素質人員，更是未來城市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后備勞動力資源。

監測顯示［2］，農民工外出務工目的地仍以東部地區為主，但在中西部地區的比重提高。經調查，進城務工青年年齡大多在18—28歲之間，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以初中及以下學歷為多。進城打工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多掙點錢，增加家庭收入。據上海市金山區團委對來滬青年農民工的調查，［3］青年農民工就業存在的主要問題在于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青年農民工求職渠道基本依靠熟人介紹。

74%的青年農民工是通過親戚朋友和老鄉的介紹找到“目前這份工作”的，并且學歷越低越是依靠這種關系（P=0），初中以下學歷占80.6%，沒有文化的農民工更是占到100%。通過分析發現，這一現象同來滬時間的長短沒有關系，而同跳槽的次數、所從事的行業和工種有直接有關（P=0.008、P=0.000、P=0.000）。也就是說，跳槽的次數越多越是依靠熟人，反之，也是因為熟人之間的強關系，促使跳槽增多，工作環境和待遇逐步改善。

二是青年農民工的工作時間普遍較長。本次調查顯示，外來務工青年平均每天工作時間在8小時及以下占少數，工作8小時以上的占絕大多數。

延長工作時間在農民工這里是較普遍的，每月的工作日在20以下的僅占13%。

三是青年農民工最大的煩惱來自于經濟收入少。數據顯示，農民工的收入大多在1000—2000元之間（77.8%），沒有文化的農民工更是100%在2000元以下，1000元以下的占6.4%，雖然長三角地區規定了最低工資標準，可是目前來說全覆蓋還需要一個過程和相關部門的監管。

四是青年農民工的社會融入度還有待提高。

關于“如果讓您對目前的身份做一下定位，以下那種說法最符合您”的問題，選擇“半個上海人”的比例為16.2%，選擇“新上海人”的比例高達21.8%，選擇“外地人”的比例為51.9%。關于“您離開家鄉外出工作多久了”的問題，選擇“四年以上”的比例高達41.6%，選擇“三年左右”的比例為14.9%，選擇“兩年左右”的比例為18.6%，選擇“一年左右”的比例為16.5%，選擇“半年左右”的比例為8.4%。根據人口學關于居住在一個城市的時間達到半年以上的為常住人口，可以認為務工青年傾向于長期在上海生存的意愿和能力都是非常強的。

3.青年白領的職業壓力大，對生存與發展產生不利影響。

當前，青年白領（本研究所調查的對象為工作3—5年的大學畢業生）在就業上的困惑與壓力眾所周知，作為擴招后的大學畢業生，在經歷選擇與被選擇的矛盾沖突后，無論滿意與否，最終都要選定某一職業，邁向社會，這無疑是人生的一大轉折。大學畢業生由“自由人”向“職業人”的角色轉換成功與否直接影響著他們的事業成敗和價值定位。

在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形勢下，大學畢業生在職場能拚得一席之地已屬不易，面對金融危機加劇下格外嚴峻的就業行情，早兩年已就業的大學生更感慶幸。但是，生存壓力普遍較大，不同群體存在較大差距，渴望破解發展瓶頸愿望強烈。作為高知識群體，當前白領青年的壓力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社會上龐大的大學畢業生求職群體的壓力。我國目前估計有約500萬大學畢業生面臨就業的困難。以上海為例，2009年上海高校共有畢業生15.8萬人，而上海高校畢業生就業崗位需要數目的同期降幅超過20%，其中以金融、航運、國內貿易和部分制造業的降幅尤為明顯，部分上海金融財經類、外語外貿類畢業生的需要數目同期降幅甚至超過了30%。社會上存在大量的待就業人員，對已就業的大學生來說會產生很大的壓力，一些人有被后來者取代的危險，所以，不管目前工作如何，必須加倍珍惜，不能失去，而有跳槽打算的人就更會慎重，大多持保守態度。

二是用人單位工資持續走低的壓力。在高校擴招后，隨著大學生數量的大幅度增加，大學生就業供給大于需求。在供需定律的推動下，必然導致大學生的工資價格降低。上海團市委于2010年1月對畢業3－5年的大學生進行抽樣調查顯示，月工資在1000—2000元的占13.2%，2000—3000元的占21.1%。目前，畢業生工資中位數為2492元/月。據媒體測算，一個無房上海大學生要維持基本的生活水平，每月開銷大概需要2000元左右。而在上海安家置業簡直就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可想而知，在中國一線城市，一個剛畢業大學生的經濟狀況可謂捉襟見肘。

三是就業穩定性下降的壓力。大學生就業穩定性主要源于高等院校的培養機制，學校沒有遵照市場為導向的原則培養大學生，致使學校教授的專業與勞動力市場的需求脫節。尤其是2003年以來，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穩定性呈現了持續下降的態勢。另一方面，當前“先就業后擇業”的就業導向，可能會導致大學生在首份工作選擇上的輕率和盲目，降低了大學畢業生對專業對口的關注和重視。

這些因素綜合在一起，共同導致了就業中的專業不對口問題，從而影響就業的穩定性。

二、促進青年就業的政策建議。

今后幾年，城鎮需要就業的人數每年仍將保持在2400萬人以上。勞動力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長期存在。而在現有經濟結構條件下，按經濟增長保持8%的速度計算，新增崗位和補充自然減員只有1100萬人，供大于求缺口在1300萬人左右，矛盾十分尖銳。國際貿易摩擦、人民幣升值壓力等國際和國內宏觀經濟的變數，也將對一些地區和行業的就業產生影響。青年就業應得到格外的重視。政府部門首先要采取措施，緩解社會就業壓力，促進青年成長。

1.加大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力度。

大學生就業難，技校生職場走俏，九成未畢業就被預訂一空。但技校、職校不可能替代大學教育，當大學畢業生紛紛回潮讀技校尋找就業出路時，拷問的就不止是教育體制，更深層次折射的是當前經濟結構的問題。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中國一些重要產業目前仍停留在資本與勞動雙密集階段，接納的勞動力是大批藍領工人，對大學生需求有限。白領崗位需求不足，主要是因為我國的產業結構特別是第三產業不夠發達造成的。第三產業特別是像金融、法律、理財、高級家政、高科技還有中高檔的服務崗位需求不夠，第三產業只占到全部GDP的36%－38%，而一般市場經濟發達國家達到60%，甚至70%。從長遠來說，只有一個完整的產業鏈才能解決更多大學生就業問題，當我們的產業不再高度依賴于外向型，形成自己完整的產業鏈，大學生的就業壓力或許能緩解很多。

2.相應提高青年農民工工資水平和工作穩定度。

外來人口的就業情況直接決定了他們的經濟地位。城市居民的工資與福利一直由政府有關部門做出規定，由用工單位強制執行。而外來人口則沒有這樣的規定，他們的工資完全由企業主說了算。由于中國現存巨大的就業壓力以及企業主的短期行為，很多外來務工青年只能接受低薪。同時他們也沒有城市工人合法的勞動權益，超時間工作、超強度勞動是城市農民工的普遍際遇。

青年農民工對于增加收入的期望很高，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增加農民工工資的迫切性。數據表明：收入不能完全維持生活的青年農民工比例較高，因此，有必要適當地提高工資水平。具體的工資提高過程可以依照兩個指標進行，一是農村以及小城鎮生活水平提高幅度，二是國家經濟的發展速度，客觀上也要求勞動者的工資水平有所增加。

發展和完善政府部門等正規就業渠道，規范農民工非正規就業渠道，是促進青年農民工工作穩定的重要手段。對上海郊區的調查表明，青年農民工進城務工多是通過“親朋好友介紹”、“偶然找到”、第三才是“職業介紹所”，要依靠法律規范非正規就業渠道，發展正規的農民工就業渠道。要建立全國勞動就業和社會保障網，盡快完善農民工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措施，使他們在國內任何一個地方都能夠享受到公民待遇。其一是暢通就業信息渠道，在各地設立就業咨詢中心，凡有用工必須提前公告，招工信息要透明，并開通全國聯網，以幫助農民工有序流動，減少不必要的“盲流”。其二必須保證每一個公民有個人的社會保障賬戶，并實行全國通聯制度，便于農民工的職業變動。總之，政府有責任采取有效措施規范就業市場，而不能把問題都推給市場。

3.建立大學畢業生最低工資制度。

大學生由于對市場缺乏足夠認識，容易“眼高手低”。在職業搜尋的過程中，當意識到工作機會正在一個一個流失而競爭人數卻在不斷增加的時候，又喪失了冷靜和理性，不顧一切地把自己“賣出”，這就天然地為用人單位降低薪水創造了條件。然而，政策空白也是大學畢業生起薪降低的原因之一?，F在不少城市針對農民工制定了最低工資標準，對大學畢業生卻沒有相關規定，盡管上海制定了針對大學畢業生的工資指導價，但并未引起用人單位的重視，也不具有法律上的強制性。因此，建議制定大學畢業生最低工資制度，為大學畢業生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和事業發展的基礎，增強大學生的社會認同感和融入度。有人認為工資由市場決定，只要不低于當地最低工資就無可厚非，但為了約束企業的惡意行為，政府應有所作為。

4.鼓勵靈活就業和異地就業。

近年來，國內的就業方式呈多樣化發展趨勢，靈活就業的比重不斷上升，出現了非全日制就業、短期就業、季節性就業、家庭就業、派遣就業、遠程就業、自營就業、臨時就業等多種形式。這些相對靈活的就業形式主要吸納的是青年群體。靈活就業方式在歐美得到承認和保護，并享受到多重優惠。而國內，目前的優惠政策偏重于解決下崗失業人員的再就業問題，對于諸如大學生自主創業和其他新增勞動力、靈活就業從業者的問題考慮較少。

應對吸納失業人員或實現新增就業崗位的企業提供優惠政策，對青年非全日制就業、臨時性就業、季節性就業等靈活就業形式，政府給予一定的暫時性補貼，以緩解青年就業問題。比如，上海的父母很不希望孩子出去，但是，如果政府能給他們一個保障，就是如果出去，戶籍還可以保留，可以來去自由，這樣他們就可以放心地出去工作。對于到中小城市、甚至到鄉鎮、農村，到基層去鍛煉的大學生，幾年后再回到上海再就業時有關部門可以提供優惠政策，以促進就業。

5.大學生創業的扶持工作還要加強。

大學生創業是緩解就業困難的有效方法，然而，現實的情況是大學生創業成功率非常低。問題在于：一是大學生創業有熱情沒信心，真正創業的大學生少。大學生創業熱情來自于國家的大力支持和高校舉辦各種創業講堂、創業比賽。可是，由于他們缺乏社會經驗，創業高成本、風險又大，所以真正實現創業的大學生并不多。二是，大學生創業有氛圍缺教育，多數大學生是沒有創業經歷的，急需一批創業指導老師，大學生創業有政策，但由于大學生對創業了解不多，申請時困難多。三是，大學生創業注重高科技輕“草根”。這是源于創業資金的申請門檻仍然較高，還得有科技含量等硬性條件，這導致了大學生創業不得不注重高科技而輕“草根”的現狀。所以，加強大學生創業教育是當前急需要做的事情。通過創業教育使學生樹立創業意識，有助于他們在初次就業時保持良好的心態，充分了解市場，尋找創業機會。要建立專門的創業指導機構，有專業的創業講師隊伍。要調整創業政策，更加切實可行，要多扶持立足于社區服務業和現代服務業的大學生創業。發揮大學校區科研園區的優勢，降低大學生創業的風險和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