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高新區商貿發展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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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張冕工作單位：湖北經濟學院工商管理學院

1、國際高新區的發展歷史世界上第一個高新區是1951年誕生在美國的斯坦福研究園,因而國外的高新區起步早,發展歷史長,發展速度快。國外高新區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二個階段:(l)起步階段。這一階段是從1951年斯坦福研究園的興建到20世紀80年代。世界高新區的建設處于起步階段,且發展緩慢。1951年美國在加利福尼亞州興建的斯坦福研究園(StanfordResearchPark)占地僅有50英畝規模,開創了世界高新區的先河。與斯坦福研究園同時起步的是波士頓地區128號高速公路地區,但當時128號公路地區只是自發集聚了幾百家高新技術公司,不能稱為真正意義上的高新區。1959年,美國又興建了占地30多平方公里的北卡羅來納三角研究園。在這一階段,世界上其他地區的高新區還包括:1970年英國劍橋大學的圣三學院建立的劍橋科學園;法國于1969年開始籌建的索菲亞安蒂波利斯科學城;日本于1963年建立的筑波科學城等。應該說,在這一階段,世界范圍的高新區都處于起步階段,且數量很少,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世界上僅有20多個高新區,興建的高新區都位于西方發達國家,且絕大多數集中在美國。(2)高速發展階段。這一階段是從20世紀80年代到現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國經濟嚴重衰退,但是高新區卻獲得了以技術為導向的經濟增長,再加上世界新技術革命引發的世界性的產業結構調整,世界范圍內興起了創建發展高新區的熱潮。在美國,斯坦福研究園發展成了居于全美乃至世界高新技術產業前沿的“硅谷”,128號公路地區發展成為世界最大的計算機基地之一。與此同時,美國其他各州又興建了大量的高新區。到1992年,美國高新區已遍及80個州中的42個州,總數達358個。在歐洲,英國又興建了蘇格蘭硅谷;法國建立了以生物技術為主的布列塔工業園,以航空航天技術為主的圖盧茲科學園;德國建立了西柏林科學園區、亞深技術中心、布倫瑞克科學園區。在亞洲,這個時期高新區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亞洲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紛紛行動起來,興建各種類型的高新區,如韓國的大德科學城,大田科學工業園區,光中技術城,新加坡的肯特崗科技園,印度尼西亞的瑟蓬科學城,印度的班加羅爾科學城,古爾風科學城,泰國和菲律賓等國的科學工業園。迄今為止,世界各地的高新區己經達到1000個,這些形態各異的高新區有力地推動了各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在目前的世界各地的科技園中,綜合其發達程度、發展速度、影響力大小、對我國高新區的借鑒作用等多方面的考慮,本報告將著重分析美國硅谷、印度班加羅爾軟件園、臺灣新竹科學園的發展狀況,并由這三家高科技園區的發展狀況分析高科技園區的特點,并以此為基礎對于東湖新技術開發區的商貿流通規劃給出建議。2、美國硅谷的發展歷程與現狀硅谷(SiliConvalley)位于美國加里弗尼亞州,它是一個從舊金LlJ的PaloAlto向南到SaintJose長約48公里,從Cupertino到Fremom寬約14公里的狹長地帶,原名叫圣克拉拉谷(TheSantaClaravalley)。1938年williamHewlett和DavidPaCkard用538美元在租來的汽車房里成立惠普公司開始了他們自己的創業,也開始了硅谷歷史的書寫。此后,在特曼教授的鼓勵、支持和推動下,一部分技術性公司隨同惠普公司一起發展起來,為硅谷作為新興電子產業基地打下了基礎。二次大戰臨近結束的時候,美國總統羅斯福提出,要盡快把國防技術轉為民用技術,把軍事研究中得到的信息、技術和經驗用于和平建設。特曼教授再度回到斯坦福大學,并提出把斯坦福周圍建成“科技人才區”,強化大學在科技產業發展中的角色。為了實現特曼計劃,斯坦福大學首先建立了斯坦福大學研究所(SRI,StanfordResearCh工nstitute),從事與國防相關的研究并幫助西海岸公司的發展;之后,斯坦福大學實施“名譽合作項目”向當地的公司開放課堂;到了1951年,斯坦福工業園(TheStanford工ndustrialPark)的建立,進一步將大學教育和研究與產業發展聯系起來。50年代中期,仙童(FairChild)半導體公司在硅谷成立,它發展之快,繁殖和派生出新公司的能力是世界上任何一家公司都不具備的。到了70年代,由于不能夠繼續從美國的國防市場中獲得動力,風險投資和風險資本家在硅谷的活動達到了高潮?？梢哉f,是風險投資幫助了硅谷微電子企業實現了技術轉移和市場轉移,并促成了硅谷形成集成電路的企業集群。但是,由于1969年美國政府制定了稅收改革法,連續調高資本增益稅,美國的風險投資市場隨即蕭條下來,硅谷的發展也逐漸緩慢下來。不過,這種發展靠的是新技術以及這些技術創新所打開的新市場而取得的,1976年SteveWozniak和SteveJobS在汽車房里創立蘋果公司就是這樣的例子。為了促進本國的經濟,1978年美國政府重新制定了新的稅收政策,決定將增益稅從49.8%降到28%,基本上回到了60年代的水平,風險資本隨即活躍起來,硅谷的發展也進入了超大規模的時代。隨著日本打進并控制半導體存儲器市場,硅谷于80年代下半期進入了歷史上最糟糕的經濟衰退,但是,到了90年代初期,隨著咨訊網絡革命的爆發,硅谷迅速從衰退中走了出來,硅谷不僅成為一個復雜的、專「1生產與計算機有關產品的基地,而且成為計算機網絡這一新行業的領頭羊,它重新占據著世界經濟和科技的中心。今天,硅谷己經成為高新技術產業的聚集地,風險投資家的樂園,世界高科技的人才中心,以及新經濟和新財富的谷地。ZOn年,硅谷人均GDP達到94000美元,居全美第一。硅谷的GDP占美國總GDP的50/0,而人口不到全國的1%。3、印度班加羅爾軟件園的發展歷程與現狀1991年,印度政府信息技術部為了促進計算機軟件工業的出口,在各主要城市逐步設立了巧個軟件技術園區,其中班加羅爾是投資的熱點之一,班加羅爾是印度軟件技術園區和軟件業的代表。早在80年代初,班加羅爾設立了少數幾家咨詢公司,初露鋒芒,1984年,美國得克薩斯州儀器公司率先打入班加羅爾,在那里設立了軟件開發公司,開展離岸開發業務。80年代后期,國際衛星通信的普及,使得西方公司普遍青睞印度龐大而廉價的人才‘市場,紛紛采用異地雇用印度人才開發應用軟件的生產模式,因特網的出現加速了這一進程。1991年,印度政府在班加羅爾和美國之間架設了印度第一座衛星通訊設備。90年代中期以來,涓涓細流變成了洶涌大潮,一些重要的高科技公司和跨國公司由孟買移至班加羅爾,HP、Digital、工MB、Motorola等大跨國公司入駐班加羅爾,班加羅爾由此而確立了亞洲軟件業都城的地位。1999年印度《IT行動計劃》,提出成為世界IT超級大國的目標,從各項政策與制度上保障軟件產業的優先發展,其中一個顯著特點就是高度鼓勵合作,尤其是與全球知名企業或軟件強國合作,如班加羅爾分別與美、中、日、以色列等國簽署大量合作開發計劃,班加羅爾最著名的軟件企業工nfosyS則與微軟、IBM、工ntel等企業建立多個合作項目,共圖發展。班加羅爾還匯集了一批大型科研機構,擁有印度工學院等7所知名大學,幾百所高等?？茖W校和高等職業學校。如今,在印度班加羅爾創立的高科技企業達到4500家,其中1000多家有外資參與;目前全世界大約有75家資質為五等(即最高資質)的軟件研發企業,其中有45個在印度,而這其中又有將近30個在班加羅爾;班加羅爾擁有近H萬IT外包員工,還有約n萬人在為美國、歐洲、日本、中國的企業編寫程序、進行計算機維護、金融服務以及其他重要的地區或國際性工作。班加羅爾地區已發展成為印度軟件之都,被稱為印度硅谷。ZOn年,班加羅爾地區IT業創造的產值已達280億美元,并預計今年還將有300k左右的增長。4、臺灣新竹科學院的發展歷程與現狀在八十年代前,臺灣經濟經歷了30年的發展,走過了一條由農業到工業,由輕工業到重化工業,由勞動密集型到資金密集型的道路,特別是通過進口林代工業和出口導向工業的發展階段,臺灣以其廉價的勞動力優勢,先期發展了輕工、紡織和家用電器等輕型工業,其后則推行以石化、鋼鐵兩大系列產業為主的重化工業,經濟獲得高速發展,一些日用產品如雨傘、鞋類、箱包、自行車等奪得世界銷售量第一位的輝煌業績,使臺灣在國際經濟上爭得一席之地,被譽為“亞洲四小龍”之一。但進入八十年代后,經濟發展條件發生了一系列變化:世界發生能源危機、臺灣資源短缺、島內市場基本飽和、勞動力工資不斷上漲等,尤其是主要外貿國美國宣布取消對臺優惠政策,并采取種種措施限制臺灣產品進入美國市場,臺灣經濟發展面臨了新的挑戰。因此尋找少用能源、少用原料、少用勞動力而向世界推銷相比之下還算廉價的腦力產品成為臺灣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選擇。加強研究開發以及吸引海外學人回島發展高科技產業,著手加速產業由勞動密集型、資金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知識密集型轉換,己成為臺灣經濟保持繁榮之路。為使臺灣經濟向現代化邁進,經過各方面因素權衡,將新竹建設為“臺灣硅谷”,集中發展電子、資訊等高科技產業,以推動臺灣產業結構升級換代。當局頒布了((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并于1980年12月正式決定建立新竹科學工業園。以引進高科技產業,生產高科技產品為目標的新竹科學工業園,其產業都是國外先進的高新技術的延伸,集成電路、電腦及周邊、通訊、光電、精密儀器及生物工程等六大產業,構成園區的“明星產業”,不但成為帶動全臺灣整體高科技產業的主力,也成為臺灣產業打入國際市場的主力。集成電路產業是園區的主導產業,其產值和從業人員都占一半左右。其發展速度也極快,年增產率多年保持在50%以上。新生產的集成電路產品在全球占有相當份額,僅次于美、日、韓等國,成為世界第四大生產基地。目前已投入“深次微米”開發計劃,國際上最先進的0.18微米的微影、蝕刻等技術正在研發中,計劃完成后,臺灣半導體產業在國際上的地位將進一步提升。電腦及周邊產業是園區另一主導產業,其產品在臺灣占有極大比重,終端機、桌上型電腦、影像掃描器、可攜式電腦及網絡卡等均占40%至50%以上。在世界排名上位居前列,終端機、影像掃描器和網絡卡占有率分別達70%、64%和38%。在大陸聞名遐爾的宏基電腦公司,是園區一重要企業,其品牌在美國占有率排名前10位,成為全球第六大個人電腦公司。臺灣電子計算機產值能躋居世界第七位,是與科學工業園的發展密不可分的。光電和通訊等產業也以極快的速度發展,預計將成為臺灣高科技產業下一波的主力產業。

從國際高新區的發展歷程,特別是美國硅谷、印度班加羅爾軟件園、臺灣新竹科學園的發展狀況,可以得出以下幾方面對高新區內商貿流通規劃的啟示,包括:(l)對居民與員工的共同關注;(2)為創業青年提供良好的商貿輔助設施;(3)國際化的視角。1、對居民與員工的共同關注從國際各主要高新區的發展和現狀中都可以看到,高新區內的人員構成會隨著高新區的成熟而出現原有居民的數量比例不斷降低,高新區內企業員工的數量比例不斷增加的現象,因此,從長遠的、發展的眼光來看,在高新區內進行的商貿流通設施的規劃與建設應把關注重點和受益對象從區內原有居民慢慢轉變為居民與員工的共同關注。對于在高新區內的企業員工,也會出現與傳統工業區內的員工不同的特征,即工作與家庭界限的模糊性。工作與家庭生活在表面上的二分和內在的互斥一直都是傳統工業社會尤其是工業區的一個重要特征。然而,國際各高新區的發展現狀表明,過去那種把工作和家庭區分為兩個性質不同的文化領域的觀點不總是正確的。實際上,在高科技工業園內,工作和家庭的邊界是模糊不清的,以致于想證明什么是工作、什么是家庭都很困難。例如,硅谷文化研究小組發現很多硅谷內高技術公司中的工作人員會在工作的過程中利用公司里的電腦,在網上為朋友購買禮物或者購買家庭用品;另外也發現有不少員工在工作時間通過自己的私人便攜電腦通過進人到學校圖書館完成學位或技能進修。這樣的發現不僅揭示了家庭文化和工作文化之間界限的模糊不清,更使我們看到一個普通人每天在把工作和家庭結合在一起時所顯現出的創造力。按照這樣的思路,工作和家庭的關系在高新區內得到了協調和綜合。一方面,高新區內企業員工的工作過程對于其家庭的影響慢慢從消極轉為積極。在傳統工業社會,人們從工作中獲得報酬以維持家庭開銷,但同時工作者在工作中的異化也必然導致家庭的異化,因此可視工作為家庭生活所不可避免的威脅。在傳統工業社會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中,如果夫妻雙方都就職的話,他們每天的生活可以典型地描述為在工作和家庭的需要之間“走平衡木”。走平衡木的比喻認為工作上遇到的障礙和家庭障礙處于蹺蹺板相互對立的兩端這個比喻的實踐含義是它使我們認為家庭是對遭到破壞的情況進行修復的努力,特別是由于工作的侵擾而造成的破壞。當我們聯想到走平衡木的人突然失去平衡狀態時的情境,這個比喻就顯得很恰當。毫無疑問,這個比喻所隱含的是工作對家庭的影響是以消極為主的預設,以及封閉的靜態平衡最優化觀念,而非工作與家庭的關系應該是激發創造力的開放關系。然而,硅谷文化小組的研究成果表明,隨著高新區內信息化水平的不斷提高,信息化的基礎設施無論在企業內還是家庭內都越來越高,MZM(MachinetoMachine,機器到機器)的出現更使得員工可以在企業內控制家庭中的各種設施,高科技園區內的個人在工作與生活中的界限變的越來越模糊,高科技園區中工作對家庭的影響正從消極轉向積極。而另一方面,在高科技園區內,家庭已經不僅僅是工作壓力和緊張的庇護所,還可以被視為一個多種用途的發動機。很多工作完全可以在工作場所之外進行,即使工作本身被鎖在公文包或者便攜電腦里,在家庭生活中仍然充滿關于工作中的困難解決以及社交關系的討論。按照上述分析,既然高新區內工作與家庭的界限會朝著不斷模糊化的方向發展,主要為工作服務的產業規劃和主要為家庭服務的流通規劃也應該不斷融合。一方面,在進行商貿流通規劃的過程中不應該僅僅把高新區看做一個工作的場所,而要同時關注員工的工作需求和家庭中方方面面的流通相關的需求,在二者的同時滿足下實現員工的工作效率和家庭舒適程度的共同提高;另一方面,高新區內的員工主要由青年的知識型員工組成,這類人群的心理特征、行為特征、消費習慣等會與高新區內原有居住人員有較大的差異,按照國際各高新區內原有居住人也有比例不斷下降、企業員工數量比例不斷上升的經驗,就應該在高新區的商貿流通規劃中同時考慮員工和原有居民的不同需求特征,爭取實現二者的共同滿足,甚至更偏向于滿足區內企業員工的商貿流通需求。2、為創業青年提供良好的商貿輔助設施從國際各個成功的高新區的發展歷程來看,大學,特別是著名大學在其中起到的推動作用是功不可沒的。美國《商業周刊》曾經指出:“今日硅谷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聚集學術精英、科技天才一、無限想象力及資金四射的科技殿堂,造就它的溫床—斯坦福大學功不可滅?！彼固垢４髮W為硅谷培養了大批一流的創業人才,如工程師、律師、銀行家、風險資本家和資產上億美元的企業家。而且斯坦福大學不斷派生出新公司,如太陽、英特爾、惠普、蘋果、硅圖、思科、雅虎……等等,恐怕沒有人能清楚地知道,斯坦福大學究竟派生出了多少公司。由斯坦福大學的教授和學生創辦的高技術公司成百上千,創造了硅谷65%的產值和約25萬個工作崗位。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也為硅谷的成功起到了巨大作用,其科學精英們造就了許多科技新趨勢,其中包括關鍵性資料庫的發明、目前廣為人知的Unix系統以及微處理器運算效能提升的精簡運算指令集架構等,也培育出了包括英特爾的創始人GordonMoore在內的一大批硅谷精英。與硅谷中高校的推動作用相仿,印度工學院對于印度班加羅爾軟件園,國立清華大學對于臺灣新竹科學園,劍橋大學對于英國劍橋科技園都產生了類似的推動作用。各大高新區在與高新區內高校相互促進的同時,大多數還形成了鼓勵創業的文化氛圍。美國學者安納利•薩克森寧在《地區優勢:硅谷和128公路地區的文化與競爭》一書中指出,盡管128公路與硅谷開發相似的技術,又在同一市場上活動,但結果卻是前者蒸蒸日上,后者逐漸走向衰落,發生這種差異的一個根本原因在于它們的文化背景迥然不同。硅谷作為高新技術產業園,其文化的主要特征是:鼓勵冒險、善待失敗、緊密合作。不管是新入區的創業者,還是區域內的老員工,都努力地創辦新公司,甘冒創業失敗之風險,而不滿足于在大公司一步一步地發展;在世界許多地方,技術或決策上的失誤是一種恥辱,會斷送人的前程,而在硅谷,對于失敗卻極為寬容,許多公司獎賞那些甘冒風險的人,而不是懲罰因冒險而遭失敗的人,從而推動各級管理人員和全體員工大膽地嘗試創新;區域內的人們認識到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全球競爭力的獲得依賴于區域整體優勢的發揮,于是,硅谷的發展真理是:競爭要求持續創新,持續創新則需要員工與員工之間的、企業與企業之間的、供應鏈相互之間的密切合作。印度班加羅爾軟件園相對而言更重視通過相互的合作與信息傳承來鼓勵和幫助實現青年人的創業過程。軟件園內崇尚共享知識的集體主義文化,班加羅爾的軟件工程師也很樂于向他人傳遞知識,做新手的“導師”。在集群組織內部,顯性知識通過正式培訓、企業內部互聯網和知識倉庫來轉移和流動;而隱性知識本身難于識別和轉移,于是班加羅爾的大多數組織采取非正式程序來轉移知識,例如“導師”制就是非常有效的程序之一,通過“導師”制,高手向初學者直接傳輸經驗法則,甚至關于客戶的信息和經驗也可以共享,專門技能和知識在班加羅爾軟件集群內得以順利流動。臺灣新竹科學園內同樣有著濃厚的推行創新的文化,在園內激烈的競爭中,也許只有10%的人能獲得成功,但失敗者也因進行了嘗試而受到稱贊。新竹科學園內的創業者在失敗時,沒有絲毫的羞辱感,他們認為其創業的動機更多來源于挑戰新技術。因此,他們勇于參與激烈的市場競爭并坦然面對失敗與挫折。新竹的文化認為,失敗并不是一個污點,而是未來成功的識別證,這樣的文化不僅證明了個人的自由創造欲望是經濟發展中最核心的推動力,而且把嘗試和失敗視作自由創造所必須的成本。按照上面的論述,在國際發展較好的主要高新區內,隨著大學與高新區的互相配合,伴隨著高新區內激勵、創新、寬容、學習、合作的文化氛圍,會有越來越多的的青年人才在高新區內工作和生活,這些青年人才不僅僅是高新區持續發展的源動力,也將慢慢成為高新區內的主要人群。因此高新區的商貿流通規劃要既能夠滿足其方便、快捷、時尚的生活需求,又要滿足其合作、展示、創新的工作需求,讓他們樂于長期留在高新區內,成為高新區效率提升的主要貢獻者。3、國際化的視角隨著交通、通訊等技術的不斷發達,人與人之間的空間距離正在不斷縮小,“地球村”己經可以形成,各大高新區內特別需要聚集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企業和精英人才,也會最明顯的體現出高新區內各個國家和地區的企業和人員的共存性和國際性。在硅谷,新的移民浪潮使得國際化的程度越來越高,從世界不同國家過來的移民把他們自己關于家庭、工作和社會的觀念也帶進了高新區這個微型社會。硅谷文化小組研究時發現,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人們的愛好、文化有很大差異,他們會因為不同的原因而聚集,某種相同的技術設備也可能在不同類型的家庭環境條件下產生絕然不同的影響。例如:對不斷出現的新技術的普及使用可以使中國、印度、越南等家庭聚集在一起,因為一個成年的兒子為了教自己的媽媽新的電腦技術而不斷與家庭成員溝通;但是也可以使一些來自歐洲的家庭成員相隔越來越遠,因為這些新技術可能使家里的成年孩子緊緊地同企業界連在一起而疏遠家庭。在印度的班加羅爾軟件園內,己經有近一半的員工來自美國、中國、日本、以色列、英國等印度以外的國家,其他世界主要高新區內也都顯示出比附近地區高得多的國際化的傾向。針對高新區內出現的國際化的現象,在進行高新區內商貿流通規劃的時候就必需要從國際化的視角出發,多考慮各國,特別是高新區內人員眾多的他國文化,一方面盡可能使得各種不同文化來源的人員的通用和特定的商貿流通方面的需求都能夠得到滿足,另一方面盡可能避免在商貿流通設施的規劃和建設中出現會導致不同文化來源的人員產生理解分歧的情況,從而避免不同類型人員的矛盾和沖突。

綜合上述有關國際高新區發展的現狀和觀點,我們認為,在我國高新區發展商貿流通業過程中有如下幾方面值得我們借鑒:1、既然我國高新區是一個政府主導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發展模式下的新技術開發區,就應該吸取如臺灣新竹科學園的經驗,無論是在各高科技產業方面,還是在商貿流通方面,都要注重政府在宏觀上的規劃性和微觀上的服務性這兩大職能。所謂宏觀上的規劃性,指的是在高新區建設過程中進行有關商貿流通方面的統一規劃,制定階段的發展目標、發展規劃,從而能為入駐園區的企業營造良好的商貿流通環境和發展環境;所謂微觀上的服務性,指的是各地高新區管委會應該將自己作為一個服務機構,為入駐園區的企業提供一攬子的高品質服務,這其中包括購物、餐飲、休閑、物流、會議、會展、娛樂、文化、教育、創業等各個方面在內的商貿流通是高品質服務的重要組成部分,管委會需要時時跟蹤園區內企業和員工不斷出現的新需求,并在商貿流通規劃的指導下盡可能滿足這些需求,并不斷促進高新區內商貿流通效果和效率的不斷提升。2、明確高新區商貿流通針對的對象不應該僅僅是當前居住在各地高新區內的居民,而應該從長遠的、發展的角度看待本次規劃所針對的對象。按照國際各高新區的發展歷程來看,高新區內原有居民的數量比例會不斷下降,取而代之的是高新區內各企業的員工在高新區內安家落戶,導致其數量比例不斷上升。我國各地的高新區也不會違背這樣的歷史經驗,因此,其商貿流通規劃應該考慮,甚至是應該側重于考慮區內高新企業的員工的商貿流通需求。而如前文所述,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國際各主要高新區的發展歷程,高新區與區內高校的配合互動、高新區內濃厚的創新與創業氛圍都造成了高新區內的企業員工中大部分是由年輕的知識型員工構成,因此,新生代知識型員工對于商貿流通方面的需求也必將成為東湖新技術開發區商貿流通規劃制定時所必須考慮的要素。從工作的角度出發,新生代知識型員工在創業的過程中特別需要智慧的展示場所、需要與他人知識的溝通與協作、需要能夠鼓勵其不斷嘗試創新的氛圍。因此東湖新技術開發區商貿流通規劃應該針對這些需求特征,注重進行各級各類會展場所的布點,為青年人才的創新成果的展示提供平臺;注重多功能會議廳、可以進行工作交流的餐飲和休閑場所的規劃,使得青年人才可以方便地找到交流、合作的空間;嘗試在商貿流通規劃和實施的過程中鼓勵進入東湖新技術開發區的商貿流通企業為青年人才的創新成果進行風險投資。從生活的角度出發,青年知識型員工技術水平高、生活節奏快、需求個性化強,因此高新區的商貿流通應該充分考慮這些需求特征,傳統的百貨商場等流通業態對這部份個體將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吸引力,而應該一方面多打造集購物、休閑、餐飲、會展于一體的大型商業中心,使得區內員工可以方便地在一個地點滿足多種需求;另一方面增加大型商業中心中給予個體的商品體驗功能,再通過進一步完善的物流和快遞配送的布局,以“實體店體驗十電子商務+快遞配送”的方式快速便捷的滿足區內青年員工的個性化需求。3、從國際高新區的發展經驗來看,高新區內人員組成的國際化程度將越來越高。因此,各地高新區區商貿流通規劃的制定應從長遠考慮,在規劃中考慮到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個體商貿需求的滿足。在規劃中需要考慮到教堂、其他主要國家的風味飲食、雙語學校等其他國家的員工的商貿需求,也要盡可能避免在商貿流通設施的規劃和建設中出現會導致不同文化來源的人員產生理解分歧的情況,從而避免不同類型人員的矛盾和沖突。盡管在這份報告中,我們對國際高新區的發展現狀做了比較充分的信息搜集和細致的分析,但一定還有一些尚未收集到的資料和尚未考慮到的問題無法吸收進我們的報告,也還存在一定的缺憾,因此也希望有關專家對本調查報告提出寶貴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