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食物消費升級與農業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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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當前，居民食物消費與農業生產之間的主要矛盾已經由過去的總量難以滿足消費需求轉變為農業生產層次和質量難以順應消費升級需要。居民食物消費升級與中國農業發展之間的矛盾主要體現在:居民食物消費營養化與農業高蛋白、高營養產品供應不足之間的矛盾;居民食物消費綠色化、有機化與農業生產低端化之間的矛盾;居民食物消費多功能化與農業發展單一化之間的矛盾;居民綠色食物、有機食物消費需求與惡化的農業資源環境之間的矛盾。農業生產急需轉型升級，以適應居民消費升級的需要。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耕地資源稀缺，這就決定了農業轉型升級需要在保障糧食供給基本安全的前提下進行。農業轉型升級需要統籌推進生產結構多元化、生產過程清潔化、農產品質量標準化、市場監管無縫化和經營主體組織化。

關鍵詞:食物消費升級;農業轉型;質量型農業;矛盾;路徑

一、引言

指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農業發展的主要矛盾也已由過去的總量不足轉變為結構性矛盾，結構性矛盾是導致中國農業國際競爭力低下、效益較差、質量不高以及農民增收困難的根本原因(魏后凱，2017)。農業轉型是居民食物消費結構升級帶來的必然過程，也是關系到中國農業農村發展的全局問題，更是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關鍵所在。明確中國農業轉型升級的路徑，能夠滿足居民食物消費升級的需要，也能為鄉村振興提供持續的動力。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不斷提高，居民食物消費結構由單一向多元化發展，由植物性食物為主向動植物性食物并重轉變，消費層次已由溫飽向營養健康轉變(李哲敏，2007)。城鄉居民對糧食、油脂、蔬菜等基礎性食物的邊際消費傾向較低，對肉禽類、水產品和瓜果類等高營養食物的邊際消費傾向較高(王震等，2015)。隨著城鄉居民生態環保意識的增強，對安全、健康、有機的綠色食品的消費需求顯著增加(曹陽，2016)。在城鄉居民消費結構變化的情況下如何調整農業生產結構是新形勢下需要解決的問題。學術界一般將農業轉型升級的推動力量歸納為市場和行政兩個因素(Pincus，1990)。從目前政策來看，政府對農業轉型方向的意圖比較明確，主要朝著以家庭農場為核心的農業規?；洜I、以資本下鄉為主力的農業資本深化(李燕瓊，2007)、以勞動節約型技術和作物雜交技術應用為內容的農業技術選擇(羅浩軒，2018)、以“還權賦能”為基礎的農地市場化改革方向前進(周其仁，2010)。賀雪峰(2015)則認為，中國農業轉型應該在秉持小農立場的前提下，尊重農業生產規律漸進地推進，而不應該是激進主義的規模化和工商資本化。當前，在國家干預的推動下，中國農業轉型呈現兩個特征:一是形成以規模經營主體為主力的農業經營體系;二是形成以龍頭企業等工商資本為主導的農業產業整合(龔為綱、張謙，2016)。國家從糧食安全的角度出發，實施了一系列的項目扶持，項目扶持的制度邏輯中蘊含著重構農業經營主體的邏輯，即在國家的干預過程中推動農業轉型。盡管不同農業領域的變遷過程存在差異，但是大致遵循類似的邏輯，即市場邏輯與國家干預邏輯相互交織，相互耦合，市場邏輯是初始動因，而國家干預則在糧食安全的考量下，因應市場邏輯而動，進一步推動農業的轉型(龔為綱、黃娜群，2016)。隨著人們對營養、健康的關注，以及對生態環境的關注，對營養、健康、綠色、有機農產品的需求不斷增加，而現代農業追求的目標是滿足需要為手段的經濟利潤，難以滿足消費升級的需要(檀學文、杜志雄，2010)。以上學者的研究主要從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目標、維護農民利益和推進農業產業化等方面來探討中國農業轉型，從居民食物消費升級的視角探討農業轉型的較少，從城鄉消費升級差異、不同類型農業探討農業轉型升級路徑的研究更少。本文首先闡述居民食物消費升級基本特征，其次介紹居民食物消費升級與農業發展之間的矛盾，最后以消費升級為導向，提出農業轉型升級的路徑。

二、中國居民食物消費升級基本特征

中國居民食物消費升級的總體特征是由數量型向質量型轉變，而向質量型轉變是一個漸變的過程，首先出現在高收入人群，隨著收入的增加，逐漸向其他收入人群展開。居民食物消費升級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居民食物消費向質量型轉型升級首先表現為向多元型、營養型轉變;其次，表現為向便捷型轉變;再次，在滿足多元型、營養型和便捷型的前提下居民開始追求食物的安全性和健康性。居民食物消費升級的基本特征具體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居民食物消費向多元型轉變。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農業生產水平和層次迅速提高，居民食物消費更加多樣化，由單一性的糧食為主，轉化為多元化的食物消費模式。從1990－2016年中國城鄉居民食物消費結構變遷的情況來看，1990年城鎮居民的糧食(加工糧)年人均消費量為130．70千克，農村居民糧食(粗糧)年人均消費量為262．08千克，到了2012①年城鎮居民糧食(加工糧)消費量下降到了78．76千克，2016年農村居民糧食(粗糧)消費量下降到了157．20千克。城鄉居民蔬菜消費量也呈現了下降的趨勢，城鄉居民蔬菜年人均消費量由1990年的138．70千克和134．99千克下降到2016年的103．20千克和89．70千克。城鎮居民鮮瓜果的消費量呈現波動變化的趨勢，農村居民鮮瓜果的消費量整體呈現上升的趨勢，但城鎮居民對鮮瓜果的消費量大于農村居民對鮮瓜果的消費量，2016年城鎮居民鮮瓜果年人均消費量為52．60千克，而同期農村居民鮮瓜果年人均消費量僅為33．80千克。城鎮居民對豬、牛、羊肉的消費總量呈現緩慢增加的趨勢，年人均消費量由1990年的21．74千克上升到2016年的24．70千克。而對水產品、鮮奶的年人均消費量呈現快速上升的趨勢，水產品由1990年的7．69千克上升到2016年的14．80千克，鮮奶由1990年的4．63千克上升到2016年的16．50千克。對禽肉、鮮蛋的消費量呈現先上升后保持平穩的趨勢，近年來基本上保持在10．00千克左右。農村居民對豬肉、禽肉、水產品和蛋類的年人均消費量都呈現了快速增長的趨勢，分別由1990年的10．54千克、1．26千克、2．13千克和2．41千克增加到2016年的18．70千克、7．90千克、7．50千克和8．50千克。奶類年人均消費量增加的也較快，由1995②年的0．60千克增加到2016年的6．60千克。而對牛羊肉的年人均消費量增加的幅度較小，僅由1995③年的0．71千克增加到2016年的2．00千克。從城鄉居民食物消費的差距來看，中國農村居民對豬肉、牛羊肉、禽肉、奶類、水產品的消費量均低于城鎮居民，隨著收入的增加，未來需求量會不斷增加。從中國居民食物消費來源變動分析來看，中國城鄉居民食物消費已經由過去以糧食、蔬菜為主轉變為糧食、蔬菜、肉類、奶類、水產品等多元化的食物來源。受城鄉收入差異的影響，城鎮居民動物性食物消費總量及增加的速度快于農村居民，未來，隨著中國經濟更加平衡和充分的發展，城鄉居民食物消費來源構成的差異會越來越小，城鄉居民食物消費來源會更加多元化。居民食物消費向營養型轉變。隨著中國居民收入水平不斷地提高，居民從食物中攝取的營養總量和各營養物質的構成呈現不斷變化的趨勢。從中國居民攝取能量、蛋白質和脂肪變化趨勢及各自的來源變動的趨勢來看，居民食物消費向營養型轉變，這種轉變包括兩層意思:一是居民食物消費的營養攝取數量不斷增加;二是居民食物消費的營養攝取來源更加均衡。從FAO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1990－2013年，中國居民日均能量攝入量呈現不斷增加的趨勢，1990年中國居民的日均能量攝入量僅為2504千卡，2013年中國居民日均能量攝入量為3108千卡。從居民攝取能量來源看，主要從植物性食物中獲取，增加的幅度較小，從植物性食物獲取的能量從1990年2216千卡增加到2013年的2385千卡;從動物性食物獲取的能量呈現增加的趨勢，從1990年的288千卡上升到2013年的724千卡。中國居民蛋白質日均攝入量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1990年中國居民蛋白質攝入量只有64．55克，到了2013年達到98．02克。中國居民從植物性食物中獲取的蛋白質隨著經濟的發展呈現緩慢上升的趨勢，從1990年的51．38克上升到2013年的58．74克;從動物性食物中獲取的蛋白質呈現快速上升的趨勢，從1990年的13．17克上升到2013年的39．28克。中國居民日均脂肪攝入量呈現不斷增加的趨勢，由1990年的52．38克上升到2013年的95．12克。從植物性食物中獲取的脂肪呈現緩慢上升的趨勢，從1990年的27．19克上升到2013年的36．37克;從動物性食物中獲取的脂肪呈現快速上升的趨勢，從1990年的25．19克上升到2013年的58．74克。中國居民能量、蛋白質和脂肪攝入量不斷增加，并且能量、蛋白質和脂肪的來源由植物性食物為主向動植物性食物并重的趨勢轉變。居民食物消費向便捷型轉變。隨著城市居民生活節奏的加快，城市居民對食物消費的便捷性不斷提高。例如，城市居民通過購買凈菜來節約制作食物的時間。另外，周一至周五上班期間，城市居民往往選擇在工作單位食堂就餐或者打包的方式來節約時間。在農村地區，隨著農產品商品化率的提高，農村居民食物消費也在向便捷化方向轉變。2016年對849戶安徽省農村居民進行調查發現:從農村居民家庭食用糧食來源情況來看，僅選擇食用自己種植的糧食的農戶占總農戶的19．57%，僅選擇食用購買的成品糧的農戶占總農戶的33．48%，而既有自己種植的糧食又有購買的成品糧的農戶占總農戶的46．52%。農村居民食用購買的糧食占總食用糧食的比例為49．25%。調查樣本中，僅選擇通過將自己生產的油料去油坊加工獲取食用油的農村家庭占總調查樣本的20．80%，62．50%的家庭選擇購買成品油，16．70%的家庭二者兼有。調查發現，農村居民自己生產的油料加工成食用油的占總食用油消費量的29．10%，購買的食用油占總食用油消費量的比例為70．90%。而農村居民在瓜果、蔬菜、肉類、奶類、水產品等方面的消費大多數也是通過商品化的食物予以滿足。同時，調研發現，農村居民在紅白事中食物消費特征也呈現出便捷化趨勢，以前農村居民操辦紅白事時，食物取材往往來自于自己生產的農產品或者周圍鄉里的農產品，現在農村居民操辦紅白事時食物品種越來越多，大部分都是食品加工企業生產的商品化食品。居民食物消費向安全型轉變。近年來，中國食物安全問題頻發，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瘦肉精事件、問題雞肉、問題烤鴨、甜味素香瓜、問題大米等食品安全事件時不時被媒體曝光，引起了城鄉居民的廣泛關注。食物安全問題的出現導致居民對現有食物供給模式的安全產生了信任危機，進而催生了一系列試圖提供和獲取安全食物的農業模式。例如，基于安全食物消費而產生了社區支持農業(CommunitySupportedAgriculture)，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在北京、重慶、浙江等省市出現了200多家CSA組織。2016年對安徽省965位城市居民有關綠色、有機食物消費意愿的調查發現:85%的城市居民有購買綠色、有機食物的意愿，有65%的居民購買過綠色、有機食品，但是由于受到價格高昂的限制，只有不到0．5%的被調查者會經常購買綠色、有機食品。在對849戶安徽省農村家庭進行調查發現:大多數農村居民只是聽說過“綠色”、“有機”，對其概念并不清楚。雖然農村居民對“綠色”、“有機”的概念并不清楚，但是他們已經開始注重食物的質量安全問題。調查發現，質量安全已經成為農村居民購買食物要考慮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是大部分農村居民對于農產品質量安全認證、綠色認證、有機認證等相關認證并不了解。農村居民大多從電視、手機等媒體中介了解關于食物質量安全方面的信息，由于農村集貿市場或者小型超市難以購買到質量較高的食物，農民往往自己生產安全的食物滿足對優質農產品的需要。這樣，農民就出現了兩種農業生產模式，一種是供出售的“石油農業”生產模式，另一種是供農村居民自食的安全農業生產模式。自食的糧食、蔬菜、水果在種植的時候不使用化肥、農藥，而施用農家肥。自食的畜產品往往不喂配合飼料，只喂食谷物、南瓜等農產品。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管是城鎮還是農村，居民食物消費已經從數量型開始向安全型轉變，而城市和農村由于收入、市場供應的原因，居民安全食物消費的途徑有所差異。居民食物消費向健康型轉變。隨著中國農業現代化進程的推進，食物供應總量不斷增加，食物的品種日益豐富，同時，受西方飲食習慣的影響，中國居民對漢堡、炸雞等高熱能的食物需求增加，攝入熱量過多導致的肥胖癥以及高血壓、高血脂、高血糖三高人群越來越多，于是，居民開始追求低熱量、低脂肪的健康型食物消費模式。當前，城鄉居民越來越注重食物消費的均衡性對身體健康的重要作用，例如，為防止高熱量、高脂肪食物攝入過多，居民增加了雜糧、雜豆和蔬菜水果的消費量。另外，動物蛋白消費更加均衡化，低脂優質蛋白所占比重逐漸上升。從FAO公布的數據來看，中國居民牛肉蛋白日均消費量所占比重由1990年的2．73%上升到2013年的4．99%，禽肉蛋白所占比重由1990年的7．90%上升到2013年的10．57%，奶類蛋白所占比重由1990年的4．86%上升到2013年的7．94%。當前，城鎮地區健康型食物消費的人群主要集中在高收入人群，中等收入家庭中的嬰幼兒、孕婦、老人等群體，還包括一些家庭中身體健康狀況不好的人群。和其他人群相比，這些人群更注重食物的營養均衡、不同食物對身體健康的影響，他們會更積極主動地進行健康型食物消費。城鎮居民主要通過大型超市、養生體驗店等渠道來獲取健康型食物，這些渠道的健康型食物的價格較高，普通人群或者低收入人群難以負擔，但健康型食物價格一旦降到能夠接受的程度，這些潛在的需求就會立刻轉化為現實的需求。農村居民對健康型食物的消費也不斷增加。例如，隨著城鄉一體化進程的推進，農村高收入人群膳食中攝入的能量、脂肪也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出現了肥胖、高血壓、高血脂和高血糖等一系列健康問題，這些人群也開始關注自己的飲食習慣，主動從親戚朋友、電視、手機等不同途徑獲取健康食物消費的相關知識，主動進行健康型食物消費。

三、居民食物消費升級與中國農業發展之間的矛盾

隨著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進程的推進，中國農業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食物供應總量得到了有效保障，但是，農業生產的結構難以適應消費結構的變化，農業發展的根本矛盾出現了轉變，由過去的總量短缺到現階段居民對健康、綠色、有機食物的需求與食物供給層次和質量較低之間的矛盾。矛盾之一:居民食物消費營養化與農業高蛋白、高營養物質供應不足之間的矛盾。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國城鄉居民植物性食物消費總量呈現下降的趨勢，但是不同品種之間有所差異。和城鎮居民相比，農村居民對鮮瓜果的消費量未來仍有較大的增長空間。中國城鄉居民動物性食物消費方面，整體呈現上升的趨勢，城鎮居民豬牛羊肉、禽肉和蛋類消費呈現先上升后平穩的趨勢，對于奶類和水產品的消費呈現快速上升的趨勢。與城鎮居民相比，農村居民動物性食物消費需求遠遠沒有滿足，未來對動物性食物的消費量增加的幅度會更加明顯。中國居民從植物性食物獲取的能量所占比重呈現逐步下降的趨勢，從動物性食物獲取能量所占的比重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中國居民從植物性食物獲取蛋白質、脂肪的比例也在逐步下降，從動物性食物獲取蛋白質、脂肪的比例逐漸上升。從FAO公布的數據來看，現階段，和高收入國家韓國、日本居民食物消費結構相比，中國居民在糧食、蔬菜和植物油等植物性食物消費方面的差異不大，但在動物性食物消費方面差異較大。中國居民豬肉消費量高于韓國，略高于日本，但中國居民牛肉消費量低于韓國和日本。這一方面由于中國居民對豬肉消費的偏好大于對牛羊肉的偏好，另外還在于牛羊肉的價格高于豬肉，尤其對于農村居民而言，收入水平難以滿足對牛羊肉的消費需求。中國居民在水產品消費方面和日本、韓國有較大的差距，在奶類消費方面和日本仍有較大的差距，未來中國居民在水產品和奶類消費方面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在營養攝入方面，中國居民總的能量、蛋白質和脂肪攝入量均和日本、韓國居民相當，但是在營養結構方面存在差異，中國居民日均能量攝入量來自動物性食物所占的比重與韓國和日本相當，但中國居民動物蛋白攝入量所占比重低于韓國和日本，在低脂優質蛋白攝入方面比韓國和日本更低，未來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從當前中國農產品供應的情況來看，高營養高蛋白的食物供應仍然難以滿足居民食物消費結構變動的需要，在牛肉、羊肉、水產品、奶類、水果等方面表現的較為明顯，尤其是當前農村居民對這些高營養高蛋白食物的消費缺口仍然較大，未來會有較大幅度的需求增長。矛盾之二:居民食物消費綠色化、有機化與農業生產低端化之間的矛盾。在生產端，隨著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加快，中國傳統農業經營方式正在發生轉變，種植業依靠投入大量的化肥、農藥等現代化工產品來促使產量連續增加，但是石油化工產品的投入對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破壞，出現了耕地質量的下降、農業水資源的污染等一系列問題。雖然農產品，尤其是糧食連續增產，但是離綠色、有機的目標越來越遠。規?；B殖為了追求經濟效益，往往實行圈養，同時為了獲取最大經濟效益，抵御疾病的風險，往往超量使用抗生素、生長激素等藥物;另外，為了增加某些畜產品的瘦肉比例，往往不規范使用瘦肉精等生物制藥。這些生物化學類的養殖技術的應用破壞了肉質的口感，同時也對消費者的健康造成了嚴重危害。在消費端，隨著居民收入的增加，居民對食物營養和健康的關注度不斷增加。另外，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和石油農業的發展，居民因為食用不健康、有害物質含量超標的食物而患上各種疾病的比例在不斷增加，這就促使了消費者對健康、綠色和有機食物的需求不斷增加。食物消費升級可能最開始出現在高收入人群，但隨著國民收入的不斷提高，會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食物安全和健康，而當前農業生產模式難以滿足居民的這些需求。這樣，農業生產與農業消費之間就出現了矛盾，這種矛盾會隨著居民的消費升級不斷擴大。矛盾之三:居民食物消費多功能化與農業發展單一化之間的矛盾。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農業發展的目標比較單一，就是解決中國居民的溫飽問題。40年的發展，中國解決了溫飽問題，食物供應數量基本得到了保障。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城鎮居民對食物的消費，不再僅僅局限在滿足供應能量的需要，對體驗農業、采摘農業、觀光農業等新型農業的需求逐漸增加?，F代快節奏的生活讓許多城市居民回歸鄉土的需求不斷增加，城市居民參與生產、采摘、制作食物的需求不斷增加。另外，隨著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希望通過合理膳食調節來改善身體機能的需求不斷增加。當前，中國農業發展目標單一，國家的主要目標是增加農業產量，保障農業安全。地方政府抓農業的目標，也是不斷提高農業產量。地方政府積極推動“石油農業”的發展，可以從其農業治理目標和治理動力兩個方面進行理解。在農業治理目標上，近年來縣鄉政府逐漸確立了改造小農、培育規模經營主體的農業治理目標。在農業治理動力上，源于行政體制內部的“規模農業錦標賽”和縣鄉政府農業治理中的治理便利化，構成了縣鄉政府推動以發展大戶為內核的農業轉型的雙重動力(孫新華，2015)。而農民的農業生產目標也比較單一，就是通過增加農業產量，獲得最大收益。農民農業生產目標主要通過采用節約勞動時間的農業機械、增加化肥農藥的投入等手段來實現。這樣，國家、地方政府和農民三者的農業發展的目標是一致的，最終促成了當前農業發展的單一化目標。這樣，居民食物消費多功能和與農業發展單一化目標之間就產生了矛盾。矛盾之四:綠色食物、有機食物消費需求增長與農業資源環境惡化之間的矛盾。中國農業向綠色、有機轉型面臨諸多的資源環境的制約。首先是水資源的制約。我國農業發展所需的淡水資源分布不平衡不均勻，一般表現為東部多，西部少，長江流域及以南多，長江以北地區少等特點。另外，水資源質量問題也嚴重。據《2017年中國生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2017年全國地表水1940個水質斷面(點位)中，Ⅳ類、Ⅴ類和劣Ⅴ類占32．1%。對全國5100個地下水監測點水質進行檢測顯示:水質為優良級、良好級、較好級、較差級和極差級所占的比重分別為8．8%、23．1%、1．5%、51．8%和14．8%，較差級和極差級占到了66．6%，主要超標指標為總硬度、錳、鐵、亞硝酸鹽氮、氨氮、硝酸鹽氮、硫酸鹽、氟化物等，個別檢測點存在砷、六價鉻、鉛、汞等重金屬超標現象。其次是耕地資源的制約。全國耕地評價為一至三等的高等地為5．55億畝，占總耕地面積的27．4%，評價為四至六等的中等地為9．12億畝，占耕地總面積的45．0%，評價為七至十等的低等地為5．59億畝，占總耕地面積的27．6%。再次，農業資源有效利用率也較低。2017年，農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數為0．536，水稻、玉米和小麥三大糧食作物化肥利用率為37．8%，農藥利用率為38．8%，畜禽糞污綜合利用率為64%，秸稈綜合利用率為82%左右。綠色、有機食物的生產需要良好的農業資源環境的保障，如果任由農業資源環境不斷惡化下去，居民對綠色、有機食物的消費需要難以滿足。居民對綠色、有機食物需求的增加與不斷惡化的農業資源環境之間的矛盾表現得日益突出，需要農業朝著綠色、生態的方向不斷轉型升級。

四、居民食物消費升級視角下中國農業轉型路徑分析

經過多年不懈的努力，我國農業發展不斷邁上新臺階，已經進入新的歷史階段。農業發展的主要矛盾已經由總量不足轉變為結構性矛盾，表現為供過于求和供不應求共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農業生產的供給側。由以上對食物消費升級基本特征、食物消費升級與中國農業發展之間的矛盾分析可以看出，當前，中國農業轉型升級主要是指由數量型向數量質量并重轉變，這一內涵的確定是基于對中國城鄉居民食物消費升級的響應。中國人口眾多的國情決定了在任何時候都不可放棄食物的數量安全，數量的保障是農業轉型升級的大前提，是農業轉型升級的題中應有之義，所以講數量與質量并重，那么，中國農業轉型的關鍵問題在于如何實現質量型農業。居民食物消費升級視角下中國農業向質量型轉變是指圍繞市場主體對農產品和服務的各類需求，從農業供給側、生產端入手，用改革的辦法推進農業生產要素配置的優化和生產經營制度的革新，以提高農產品供給結構對于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不斷提升農業供給的質量和效率，更好地滿足消費需要的同時，實現農業轉型升級和可持續發展(張社梅、李冬梅，2017)。中國農業轉型需要統籌推進“五化”，即生產結構多元化、生產過程清潔化、農產品質量標準化、市場監管無縫化、經營主體組織化。生產結構多元化。生產結構多元化的目的在于滿足顧客多樣化、多層次的食物消費需要。生產結構多元化要求調整中國當前農業生產結構，首先要統籌協調糧經飼作物種植結構，按照穩糧、優經、擴飼的要求來調整農作物種植面積。糧食作物要穩定水稻、小麥的產量，增加優質水稻和優質小麥的種植面積。對于三元作物玉米來講，繼續穩定玉米優勢產區的種植面積;調減非優勢產區籽粒玉米的種植面積，增加該區域大豆、薯類和雜糧雜豆的種植;對于生態脆弱區種植玉米的應該向苜蓿、牧草等飼料作物轉變。其次，發展高效規模養殖業。由于中國居民對生豬消費的偏好，畜牧業的發展首先要穩定生豬產量，調整生豬生產區域布局，引導生豬生產向飼料主產區和人口密度較小的區域轉移。再次，推進品種改良，大力推進優質牛羊等畜牧業的發展。多種舉措振興中國奶業，從奶業基地建設，到奶產品標準化生產，以及奶業品牌化建設等全產業鏈振興。加快推進水產品養殖業發展，穩定和優化淡水養殖，積極開拓海水養殖業，發展海洋牧場。生產過程清潔化。在產前階段，做到農業生產要素投入清潔化。不用或者少用化肥、農藥、農膜等投入要素。產中階段，要做到生產技術和耕種方式清潔化。通過生物技術來實現病蟲害的防治工作，通過推行農作物間作、套作、休耕、輪作、免耕等耕種方式來改善土壤的質量。產后階段做到廢棄物處理清潔化。積極推進種養結合的生態型循環農業發展模式，推進畜禽糞便資源化綜合利用技術創新應用，大力推進農作物秸稈綜合利用技術研發、應用，實現農業廢棄物循環利用。農業生產清潔化的投資周期較長，農業經營者難以負擔如此大的成本，需要各級政府給予相應的財政支持，中央和地方政府應該積極建立完善的財政支持體系，支持農業生產經營者對農業進行生態補償和生態環境保護。對于選擇施用綠色農家肥、對土地進行休耕保護、采用人工除草等行為給予財政支持。同時對于高校、科研院所、公益性組織、生態型農業科技公司從事生態有機農業育種技術、綠色生物病蟲害防治技術和有機肥生產技術等相關科研創新活動給予積極的支持，提供足夠的資金和相關的資源，為農業清潔化生產提供完善的服務。農產品質量標準化。農產品質量標準化需要分別從國家、行業、地方、企業制定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地方標準和企業標準，對于進入國際市場的農產品還需要按照國際標準來組織農產品的生產、加工和流通。農產品質量標準按照農產品流通的過程可以分為農產品生產質量標準、農產品加工質量標準、農產品儲存質量標準、農產品包裝及運輸質量標準等方面。按照行業來分，農產品質量標準又可分為種植業產品質量標準、林業產品質量標準、畜牧業產品質量標準、水產養殖業產品質量標準等方面內容，每個產業內部按照品種又可以分為多個標準。另外，不同產品層次又有不同的質量標準。中國農產品質量標準化首先要做到系統化，按照系統的思維，將農產品生產的產前、產中、產后環節，農產品流通中的各個環節均納入質量標準系統中。其次，農產品質量標準要做到系列化。由于中國居民收入的差異，不同居民對食物要求的標準不同，這就要求農產品質量標準化在針對某類農產品時，以品種、加工方式、等級、食用方式的不同分類建立產品質量標準，以規范生產經營主體的行為，滿足不同類型居民食物消費的需要。再次，我國農產品質量標準化需要不斷創新。由于我國在農業生產技術、農產品質量檢測技術等方面落后于發達國家，質量標準也落后于發達國家，這就要求中國不斷提高農產品標準化技術，以此來增加中國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農產品市場監管無縫化。為了監管農產品市場各經營主體的行為，需要對農產品生產和流通的各個主體、各個階段進行無縫化監督。加快對信息科技、衛星定位技術、計算機技術等相關技術的整合力度，對農產品生產、加工、流通、銷售等環節監管做到實時化、無縫化，確保農產品質量安全。在農產品生產階段，對于通過無公害、綠色、有機認證的農業生產基地，對產前、產中和產后實施嚴格的監管制度。在農產品加工、運輸階段也要做到全程監管。當前，農產品銷售的終端也是市場監管的薄弱環節，很多農貿市場，雖然設置農產品農藥殘留檢測點，但是往往只是掛一個牌子，沒有工作人員，往往流于形式。農產品市場監管無縫化需要通過建立全程可追溯體系，將農業生產、農產品加工、運輸、農產品銷售等多個環節聯動起來，做到實時化、無縫化。經營主體組織化。當前，中國農業生產的主體大多數是分散的、小規模的農戶，而這一現實情況在短期內不會根本改變。由于市場監管成本高，小農戶分散化、小規模經營不利于農產品標準化和市場有效監管。這就需要將小農戶組織起來，目前學術界認可的有三種組織化模式，一是市場服務組織+農戶的模式，二是合作經濟組織+農戶的模式，三是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合作社+農戶的模式。其中，以合作經濟的機制實現集體經濟的創新，是將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銜接的重要組織載體(郭慶海，2018)。經營主體組織化程度的提高，不僅有利于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的提高，而且有利于農產品市場競爭能力的提升，還有利于農民收入的增加。雖然新型組織化經營主體較傳統分散的個體農戶在質量型農業認知、成本和收益等方面具有優勢，但是在調整農業生產結構、采用清潔化生產技術、推行農產品質量標準化、建立農產品質量監管體系等方面仍然面臨資金、生態環境等多方面的條件約束。例如，國家雖然安排專門資金，采取以獎代補的方式重點支持畜禽糞污處理和利用設施建設，但是需要經營主體前期投入大量的資金來建設符合標準的養殖污染處理設施，這時就需要相關金融部門給予積極的支持。

作者:陳忠明 郭慶海 姜會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