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經濟二元化的分化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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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二元經濟結構分化新農村建設

論文摘要：中國在城鄉經濟結構二元化的同時，在農村內部，農業和非農產業也呈現出二元經濟結構的特點。在此前提下，中國農民也因其是否從事農業生產而出現分化。本文試圖通過對20個村莊的調查，對農村經濟二元結構和農民分化進行分析和研究，提出相應的應對方法。

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現象被認為是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過程中必然出現的經濟現象，而我國由于歷史和現實在眾多原因，國民經濟的二元結構特點更為突出。在二元結構下，我國城市和農村的發展非常不平衡。

一般對二元經濟結構的劃分都是以城市和農村為劃分標準，然而我國在城鄉經濟二元化的同時，隨著鄉鎮企業和農村工業的發展，我國農村的經濟結構也出現了農業與非農產業的二元分化。上海財經大學李靜霞曾經在《中國二元經濟演化進程分析》中指出我國經濟由城市非農業、鄉村非農業和鄉村農業三部分組成，從而從農和非農兩個角度對二元經濟進行了劃分，而根據利特爾(Little，1982)曾經對二元經濟的定義：“二元性可以從多方面下定義。但是一個在分析上有用的、有關制度的定義看來應該是：一種經濟是二元的，即它的一個重要部分是在那種傳統制度下運行，而另一個重要的部分則是在雇傭工資制度下運行?！边@樣的劃分體現了二元經濟在生產率和剩余勞動差異方面的含義。

在農村經濟結構二元化的同時，農民也因為其從事的產業出現了分化。浙江師范大學盧福營在《論中國農民分化的多元化特征》中提出，非農化是“農村社會成員分化的根本動力”。完成非農化的三種村莊—城村、鎮村、工業村與傳統的農業村出現了分化，而在一個村中，從事非農產業的農民也與從事傳統農業生產的農民出現了分化。在此理論基礎上，本文通過對全國20個村莊的調查進行研究，對我國農村經濟結構二元化條件下的農民分化進行分析，試圖為這一問題的順利解決提出可行的方法和對策。

研究對象和方法

本文以南京大學2006新農村調查聯合項目組的調查資料為基礎展開研究。該調查在全國選擇了經過典型抽樣的十個地方共二十個村莊的農民作為樣本展開調查。這十個地方都是我國歷史上各個階段的具有代表性的地區，分別是：山東鄒平，陜北南泥灣，河北遵化西鋪村，河南七里營，山西大寨，安徽小崗，天津大邱莊，河南南街村，江蘇華西村和廣東順德。這些名村在發展的過程中，或多或少地帶有工業化和非農化的印記，這樣保證了從事非農產業農民的樣本量。

除了選擇這十個名村之外，項目組在每個名村的附近選擇一個可以代表當地農村一般水平的村莊作為對照。這樣又保證了從事農業生產農民的樣本量。

在研究方法上，項目組以標準化的調查問卷和半結構型訪談為工具來收集原始資料。最終使用的有效問卷925份，其中還在種地的農民534人，不再種地的農民391人。

調查結果分析

在家庭收入方面，調查結果顯示，非農業生產的農民2005年人均收入為7971.31元，而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只有3322.65元，低于非農業生產農民41.6%，同時，在家用電器和交通工具的擁有情況方面，非農業生產的農民普遍高于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而且部分電器的擁有情況差別非常懸殊。這說明他們在享用現代文明成果的程度上出現了分化。在此情況下，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中有327人感覺有家庭經濟壓力，占到受調查種地農民的61.7%，而不再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只有128人有同樣的感受，占非農業生產農民的33.5%。（經卡方檢驗，PearsonChi-Square=70.567，df=1，Asymp.Sig.(2-sided)=0.000。問題只有肯定和否定兩種答案，調查情況不再列表顯示，下同）。由于我國長期以來傾斜向城市和工業的經濟政策和對戶籍制度對農業勞動力轉移的限制，以及我國有限的耕地狀況，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增收困難不斷加大，在經濟上與從事非農業生產的農民差距不斷拉大，同時還引發了其他方面的分化。居住條件方面，非農業生產的農民住房造價明顯地高于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當然，這與非農化的村莊的整體住房造價高有一定的關系，但整體住房造價也在另一個方面反映了農與非農產業的分化。在住房質量方面，63.9%的不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居住在樓房，而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只有18.9%。在這種情況下，386位非農業生產的農民對自己的居住條件感到滿意，占到86.1%，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362人對居住條件滿意，百分比為68.3%（PearsonChi-Square=76.031，df=3，Asymp.Sig.(2-sided)=0.000）。

生活環境方面，由于部分村莊整體城鎮化，絕大多數居民都不再從事農業生產，他們的生活環境要明顯好于還在傳統農村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調查顯示，不再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在生活垃圾處理狀況、公共設施使用狀況等方面的情況都明顯較好，他們對自己生活的滿意程度也較高。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更多地希望生活在城市，而從事非農業生產的農民則更多（69.9%）表示與城市相比更愿意生活在本村。

在關于家中是否有失學或輟學兒童的調查中，從事非農業生產的農民中有13人表示家中有輟學兒童，只占到受調查對象3.4%，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有65人家中還有輟學兒童，比例為12.2%（PearsonChi-Square=22.613，df=1，Asymp.Sig.(2-sided)=0.000），同時他們對當地教育設施和教學質量的滿意程度也較高。另外，訪談資料顯示，很多從事非農生產的農民的子女在縣城或市里讀書而不是本村。在受教育機會尤其是受教育水平上，二者的二元分化趨勢明顯。

在政治權利方面，253名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表示村財政沒有公開，占50.1%，從事非農業生產的農民表示財政沒有公開的有114人，比例為31.5%。在關于如何對待村干部可能發生的貪污腐敗的調查中，非農業生產的農民有23.4%選擇了“管不了，任他繼續下去”，而從事農業生產農民選擇這一選項的人占到46.4%。經過對訪談資料的研究，筆者還發現，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在權利意識、法律意識方面都明顯更加淡薄，而正當權力的行使得不到保障的狀況發生的頻率也相對更高。

在公共文化娛樂設施的擁有上，二者也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尤其是在老年活動中心、籃球場和中高級賓館擁有狀況的調查中，從事農業和非農業生產的農民所在的村莊相差非常懸殊。在村民日常文化娛樂活動方面，從事非農生產的農民狀況明顯更好。而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文化生活則相對比較單一，看電視成為了最主要的文娛活動。同時調查還顯示，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參與賭博的人數也要更多。而從事非農業生產的農民在旅游機會和頻率方面則更高。

結論與建議

（一）產生分化的原因

首先，在現階段我國農業產業化程度不高的情況下，農業生產中，小農經濟依然占有相當大的比例，而小農經濟由于生產率不高，產出水平有限，這就制約了農業生產的收入。在國家不斷減免農業稅的情況下，農民增收依舊困難。而限制農民收入增長最重要的原因是農業生產收入的增加速度相對較慢，從而與非農產業的收入水平出現較大差距。公務員之家

其次，新中國建國以來，為了快速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長期以來經濟政策向工業傾斜，“以農補工”的經濟政策限制了農民的增收。雖然過去加在農民身上沉重的賦稅已經取消，但長期的政策傾斜所帶來的影響不可能在短期內消除，缺乏政策的保障，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增收非常困難，與從事非農業生產的農民出現分化。

另外，更為重要的是，我國現行的戶籍制度限制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隨著農業生產水平的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已經越來越嚴重，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已經成為農村經濟突破二元經濟結構、實現快速發展必需要解決的問題。而我國一直以來“城鄉分治”的戶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狀況進一步拉開了農民之間收入的差距。成功進入城市或鄉鎮企業務工的農民更容易獲得相對較高的收入。

（二）加快非農化發展的建議

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非農化的過程中，經濟結構二元化和農民分化都是不可避免的歷史階段。在現在國家經濟快速發展的情況下，農業發展相對滯后，在一定程度上最終會制約國家經濟的發展。經濟學家費景汗和拉尼斯曾經提出：“現代部門擴張的同時必須推動農業生產率的提高，使農業和工業的發展同步”。所以，國家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并努力著手解決農民分化的問題?；谏鲜龇治龊陀懻摚罅Πl展非農經濟，調整農村經濟結構，同時協調城鄉發展，使其趨向一元化應該是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在我國農村經濟的發展中，非農化是農村出現分化的動力，同時又是解決農村分化的有效途徑。農村的分化是由于非農化的發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造成的，而要解決這一問題，則需要進一步發展非農化，使其逐漸趨向平衡，經濟結構即可逐漸趨向一元化，最終解決二元經濟結構下的分化問題。因此，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過程中，應當通過各種措施實現這一目標。

首先，加快農業產業化步伐是實現非農化發展的基礎。只有從根本上改變我國小農經濟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模式，在現有的耕地狀況下，實現農業生產率的大幅提高，解放勞動力，才可能進行進一步非農化的發展。在調查中發現，農業產業化程度的區域差別較大，東南沿海地區農業產業化發展較成熟，而中西部地區則相對較落后，還有很多農村保持著傳統農業的生產組織模式，在新農村建設中，這樣的情況要得到改變才能進一步發展農村非農經濟，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

其次，努力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是實現非農化發展的必要過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化在二元經濟結構的發展過程中是始終存在的問題。只有順利解決這一問題，才能實現經濟結構一元化的發展。在調查中發現，經濟收入水平較高的農民家庭與收入水平較低的家庭最明顯的區別就是在于剩余勞動力的成功轉化，剩余勞動力越少，家庭收入也就越多。

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化是一項復雜的任務，需要通過多種渠道來實現。首先要大力發展農村非農產業，增加就業渠道和就業機會。城市提供的就業崗位必然有限，進城打工的人數太多也會使城市膨脹，產生一系列的社會問題，而農村現代化的實現也需要農村自身非農經濟的發展。其次，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需要解決我國城市化發展滯后的問題。在城市化過程中，需要制定合理的政策，在保證進城打工的農民可以轉化為市民的基礎上，要防止大城市過度膨脹，促進中小城鎮協調持續的發展。同時，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必須依靠對農民的職業教育的加強。在調查中，72.7%的農民認為農民現在很需要職業技能培訓。所以，努力提高農村勞動力的職業素質和就業能力，必然會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更好地轉化。

在此基礎上，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還需要加強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建設，讓農民更多地享受到國家現代化和經濟發展的成果，國家政策也要促進非農化的發展，實現經濟結構的一元化發展。

參考文獻：

1.D·蓋爾·約翰遜等.經濟發展中的農業、農村、農民問題[M].商務印書館，2004

2.王景新,李長江,曹榮慶等.明日中國：走向城鄉一體化[M].中國經濟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