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因素與區域經濟增長實例探析論文

導語：制度因素與區域經濟增長實例探析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總體經濟增長水平不斷提升，但區域經濟卻呈現出非均衡式發展，地區間的差距呈擴大趨勢。1978年東部地區人均生產總值分別是西部地區的1.86倍和中部地區的1.56倍，到2008年則分別擴大到2.60倍和2.14倍。東、中、西部地區生產總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分別由1978年的50.31%、29.06%和20.63%變為2008年的61.84%、25.22%和12.93%，說明東部地區的經濟優勢在不斷增強，而中部和西部地區的經濟優勢在逐漸減弱。適度的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是優勢互補的結果，但不平衡若達到一定的限度，就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了。因此，分析影響區域經濟增長的因素，尋找平衡發展的對策，具有重要的意義。

已有研究多是從資本、勞動和技術等生產要素的角度分析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而對制度因素的分析存在不足。事實上，區域經濟增長差異不僅與資源稟賦、發展水平、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相關，而且與制度差異有很大的關系。那么，制度因素對地區經濟增長有什么樣的影響？能否通過適當的制度安排，在保持東部地區增長的同時，促進中、西部地區經濟的更快發展，以減少經濟發展不平衡帶來的沖擊？這些都是本文要研究的主要問題。

二、文獻綜述

新經濟增長理論對經濟增長源泉的分析基本停留在技術知識、勞動和資本的層面上，即使在內生增長理論中，制度與個人偏好也是作為外生因素來處理。新制度經濟學則把制度因素看作是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而不是外生變量，從而把制度因素納入經濟增長模型。

許多學者就制度對國家或地區經濟增長差異的影響進行了研究。Grei（f1994）通過回顧地中海地區論文馬格里和熱那亞的海外貿易歷史，分析了制度與經濟增長的關系。Scully（1988）利用115個國家1960~1980年的經濟數據進行了分析，發現政治開放、法律健全、具有明晰產權以及通過市場配置資源的國家實際人均GDP的增長率為2.73%，而制度因素較差國家的增長率僅為0.91%。張光南和李軍（2008）利用英屬和葡萄牙屬殖民地41個國家1970~2003年的面板數據，分析了制度和最優政府規模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驗證了制度質量影響政府支出的產出效應和政府規模，從而導致經濟增長差異。

對于制度對中國總體經濟增長的影響，林毅夫（1994）指出，制度變革促成了中國經濟的長期快速增長。劉元春（2003）的分析表明，中國經濟制度變革推動經濟增長的作用已步入遞減區域，簡單的“非國有化”有弱化經濟增長質量的作用。楊友才（2008）從制度是經濟增長的第四個基本要素命題出發，將資本、勞動、技術和制度納入內生經濟增長模型，發現良好的制度質量可以使經濟中存在正的均衡點，能夠提高人均產出增長率和總體經濟增長率，從而可以解釋后發優勢現象；而不好的制度會使經濟系統無法肯定地得到正的均衡點，導致人均產出增長率和總體經濟增長率出現負增長，從而可以解釋富裕國家變窮的現象。

對于中國區域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從制度層面進行的研究并不多。高萍和孫群力（2006）認為，中國地區間經濟增長的制度環境和制度結構是非均質的，在漸進式制度變遷方式下，不僅存在制度轉型進程的區際差異，而且存在制度安排和制度創新的區際差異。陸銘和陳釗（2006）利用地區間面板數據分析了商品市場分割對省際經濟增長的影響，從實證方面證明了地方保護對地區增長的作用。

為了彌補現有研究的不足，本文采用中國28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1992~2008年的面板數據，研究制度因素對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及差異，以期在協調區域經濟發展方面提出切實可行的政策建議。

三、變量選擇與模型建立

（一）制度變量選擇與基本假設

1．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程度（govin）。一般而言，在市場機制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程度越低，越有利于經濟發展。DeLong和Shleife（r1993）指出，一國政府的權力越有限，經濟活動者所遵守的規則越透明，就越能促進經濟發展。但他們認為，由于中國長期以來處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階段，這種完全市場經濟下的假設可能并不適合于中國。此外，地方政府官員出于晉升動機，為了搞好政績，迫切想要采取政府干預手段，以確保經濟增長。因此，政府對經濟干預的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利于地方經濟發展。借鑒靳濤（2007）等的處理方法，本文用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表示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程度，其數值越大，說明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程度越高?；谝陨戏治?，本文提出基本假設H1。

H1：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程度對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不確定。

2．產權制度（gpra和pa）。North（1994）指出，能夠提供適當個人激勵的有效產權制度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梢哉f，產權制度決定了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激勵水平和努力程度。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經濟的緩慢增長與產權制度不明確有很大的關系。改革開放之初，鑒于國有經濟的強大地位，產權改革是從非國有經濟這種體制外的方式進行的，國有經濟比重的變化既代表了產權制度的變遷，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個改革進程。高萍和孫群力（2006）認為，產權制度的變遷集中表現為產權結構由國有經濟為主向多種所有制結構轉變，私有產權的引進，也釋放出大量的經濟增長潛力，隱含著經濟增長效應。借鑒李富強等（2008）的方法，本文用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來近似地表示產權制度的變遷，該指標數值越小，說明私有產權制度越健全。

除產權私有化外，產權保護程度也是有效產權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Falvey、Foster和Greenaway（2002）的研究表明，知識產權保護對高收入和低收入國家的經濟增長具有顯著影響，但對中等收入國家的影響不顯著。劉勇等（2008）利用中國省際面板數據進行研究后發現，知識產權保護與經濟增長之間具有正相關關系。本文用專利、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批準數表示知識產權保護程度，該指標也代表了一個地區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其數值越大，說明產權保護程度越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基本假設H21、H22。H21：私有產權越發達，越有利于地區經濟增長。H22：產權保護制度越健全，越有利于地區經濟增長。

3．市場化程度（mar）。市場化程度反映了一國經濟受市場調節的程度，是資源配置方式的重要指標。汪鋒等（2005）認為，以市場化進程為標志的制度變遷是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強大推動力。毫無疑問，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是市場化不斷推進的結果，研究區域經濟增長問題無法回避市場化因素的影響。對于市場化程度的度量方法有很多，而且不統一。羅幼喜等（2005）指出，政府稅收和財政支出是政府用非市場方式支配資源的主要渠道，財政收入比重越低，市場能夠直接支配的程度就越高，所以其可以用GDP減當年國家財政收入后占當年GDP的份額來表示。本文擬采用該指標近似地表示地區經濟市場化程度，其數值越大，說明市場化程度越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基本假設H3。H3：市場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地區經濟增長。

4．教育和科研制度（kj）。國家的總體教育制度雖然并無差別，但各省的實際教育投入差別很大，由此造成教育制度在實際執行上的地區差異很大。除教育投入之外，各地的科研投入也不一樣。教育與科研制度不同，它直接影響地區人力資源的質量。依照經典經濟增長理論的觀點，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之一，本文擬從教育和科研投入方面考察不同的教育和科研制度對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該指標用各地教育和科研投入占GDP的比重表示，其數值越大，說明教育和科研制度越健全?；谝陨戏治觯疚奶岢龌炯僭OH4。

H4：教育和科研制度越健全，越有利于地區經濟增長。

5．對外開放度（op）。市場開放度是一個地區經濟發展依賴外部市場的程度。黃玖立和李坤望（2006）的研究表明，出口開放度顯著地影響了1970~2000年各地區人均收入的增長速度。Kanbur和Zhang（2005）也指出，中國沿海省區除了在國際貿易上具有天然地理優勢外，對外開放程度也是導致改革開放后沿海與內地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本文用出口額占GDP的比重表示各地區經濟開放度，其數值越大，說明對外開放程度越高?；谝陨戏治?，本文提出基本假設H5。

H5：對外開放度越高，越有利于地區經濟增長。6．工業化水平（indu）。中國幅員遼闊，地區發展起點不一致，工業化水平發展也極不平衡，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各地經濟的發展。高萍和孫群力（2008）從工業化水平的不同方面，考察了其對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本文借鑒已有研究成果，擬用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工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作為工業化水平的指標，其數值越大，說明工業化水平越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基本假設H6。H6：工業化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地區經濟增長。

（二）模型建立與數據來源

本文以人均GDP（Y）作為被解釋變量，借鑒Rodrik（2002）、涂紅（2006）的方法，在回歸方程中省去新古典增長模型中的資本、勞動力和技術等因素，直接利用制度因素建立如下基本經濟增長模型：LYit=a+B1govinit+B2Lpait+B3gprait+B4marit+B5kjit+B6openit+B7induit+uit

其中，a是各個地區的固定效應，u是用于解釋模型中變量不能解釋的經濟增長部分的隨機干擾項，B是各變量的系數，下標i表示相應的省、自治區或直轄市，t表示相應的年份。本文的增長模型沒有包括經典經濟增長理論中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這源于本文的一個基本假設：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固然重要，但其作用是在相關制度環境下發揮出來的。本文的一些制度變量已經隱含了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變量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至于該假設是否成立，本文將利用檢驗結果的擬合度予以說明。在模型中，除了百分比數據不采用對數外，其他數據均采用對數形式，回歸系數分別為半彈性和彈性系數。

在樣本選擇中，由于重慶市和四川省1995之前的數據不易分割，我們在進行全樣本分析時剔除了這些數據。西藏自治區由于數據缺失嚴重，也從樣本中剔除。由于經濟體制的差別，我們的分析不包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及臺灣省。本文最終選擇的樣本為中國28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1992~2008年的數據。需要說明的是，由于統計口徑不同，本文只取到1999~2001、2007年和2008年國有及其控股工業總產值占工業總產值比重的數據；科研制度數據在1995年以前只包含科教文衛財政支出，所以只能取1995~2008年的數據，其中，1997年及以前數據為教育經費加科技三項費，1998年及以后數據為教育和科學技術支出費用。為了檢驗地區經濟受地理位置的影響，在整體樣本分析中，本文分別用三個啞元變量（東部為poli1，中部為poli2，西部為poli3）將東、中、西部三個地區分割出來，是相應地區的賦值為1，非相應地區的賦值為0；在對東、中、西部三個樣本地區進行分析時，分別以西部大開發和中部崛起戰略實施年份為起點，并賦值為1，其他年份賦值為0，以分析國家地區發展政策的效應。本文的所有數據均來自于《新中國50年統計資料匯編》和相應年份的《中國統計年鑒》。

四、結果分析

本文對28個地區的總體數據和東、中、西部三個地區數據的所有回歸模型分別進行了Hausman檢驗和冗余檢驗，結果均支持固定效應模型而不是隨機效應模型，因此，本文所給出的都是固定效應模型的分析結果?？紤]到解釋變量之間可能存在相關關系，在分析之前，本文首先對被解釋變量和各個解釋變量分別進行回歸分析，以確定解釋變量的符號。

（一）總體分析

在進行具體分析之前，本文對所有制度變量進行了回歸分析，發現在包括私有化變量時，調整后的R2為0.98，不包括私有化變量時，調整后的R2為0.94。該結果表明，本文所選取的制度變量對地區經濟增長具有非常強的解釋力，同時也證明了本文的一個基本假設，即制度變量可能包含了資本和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由于解釋變量之間存在相關關系，本文在分析時將基本模型分為三個，并在這三個模型的基礎上分別加入東、中、西部三個地區的啞元變量，以進一步分析區位因素的影響。表1為應用固定效應模型分析全國28個省、市、自治區制度因素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結果。注：（1）表中各變量系數下面的括號內為t統計量，***、**、*分別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顯著；（2）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和海南11個省市，中部地區包括山西、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8個省份，西部地區包括內蒙古、廣西、四川、重慶、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和西藏12個省市；（3）模型1′、模型1″、模型2′和模型2″由于存在啞元變量，分析時采用的是一般回歸分析方法。（1）模型1和模型3的分析結果表明，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程度（govin）越高，越有利于地方經濟增長，這與Barro（1991）的分析結果正好相反，但驗證了本文的假設H1。中國在向市場經濟邁進的過程中，為什么政府不是從經濟生活中逐漸退出，而是加強了對經濟領域的干預？這應該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進行分析。有研究指出，在中國的政治格局下，地方官員為了晉升的需要，有足夠的動力采取政府推動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從而構成了經濟增長奇跡的重要來源（周黎安等，2005）。本文認為，長期以來，中國地方政府績效考核的經濟取向也是各級地方政府干預經濟發展的主要原因。因此，經濟增長在地方經濟和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成為地方政府干預經濟的充分理由。

（2）模型1至模型3的結果表明，產權保護程度（lpa）對經濟增長也有顯著的影響，但系數較小。這可能是因為多年來中國對知識產權保護的意識較淡薄以及知識產權的轉化率較低。

（3）模型3中gpra的符號為負且顯著，并且加入該變量對模型的解釋力明顯增強，調整后的R2達到0.96。中國經濟發展的歷程表明，國有經濟的逐漸退出、私有產權制度的認可，是地方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保障，也是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動力。

（4）模型1的結果表明，市場化程度（mar）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較大且顯著，這也進一步說明中國經濟增長與市場化改革是分不開的。

（5）模型1和模型2的結果表明，對外開放程度（op）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顯著，但系數較小。這可能是因為該模型采用了東、中、西部各省的數據進行分析，而各省開放的深度和廣度不一致，從而稀釋了該系數。

（6）工業化程度（indu）的系數顯著且較大，說明工業化程度對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較強。從實際情況看，近幾十年來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是工業化推動的結果，主要表現為制造業的拉動作用。隨著服務業的發展，服務業將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產業。

（7）在基本模型1和模型2的基礎上，本文分別加入區位變量，將東、中、西部三個地區分開，如表1的模型1′、模型1″、模型2′和模型2″所示。這幾個模型的分析結果都表明，東部地區poli1系數為正且顯著，而中部和西部地區poli2和poli3系數為負且顯著，并且西部地區省份與東部地區相比，對外開放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更加不利。對此，可能的解釋是，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沿海地區開始的，沿海省份特有的優惠政策是其優先發展的重要條件，這也進一步增強了沿海省份的區位優勢。Démurger等（2002）在分析中國的地區經濟差距時也強調指出，中央的優惠政策是形成地區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西部地區雖然資源豐富，但由于存在政策和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響，仍處于“資源詛咒”的困境。中部地區無論是在政策還是地理位置方面，都處于相對尷尬的地位。

（二）東、中、西部地區比較分析

表1的模型分析結果初步證實了本文的基本假設。為了進一步分析制度因素對中國各地區經濟增長差異的影響，本文對東、中、西部三個樣本地區分別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模型1和模型2分別是三個地區的基本模型，模型1′和模型2′是在中部和西部地區基本模型的基礎上分別加入中部崛起和西部大開發政策變量。需要說明的是，由于私有產權保護制度（gpra）數據較少，我們在分析時去掉了該變量，這可能會影響模型的擬合度，但不會影響其他制度因素的分析結果。

根據表2的分析結果，我們就制度因素對東、中、西部三個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行比較分析。

（1）制度因素對東部的解釋度最大，調整后的R2接近0.90，其次是中部地區，調整后的R2在0.87左右，而西部地區最小，調整后的R2僅為0.8左右。如果把所有制度因素都包含進去，東、中、西部地區的R2分別為94%、91%和85%。制度因素對中國東、中、西部經濟增長的解釋度與地理上西高東低的地勢恰好相反，可能的解釋是，東部地區與市場相關的各項制度比較完善，而西部地區的市場經濟制度較為薄弱，其發展主要依靠資源帶動，中部地區則呈現出比東部地區弱但比西部地區強的特征。

（2）政府干預程度（govin）對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差異明顯，表現為對中、東部地區的影響較大，而對西部地區的影響較小。

（3）與總體分析結果一樣，知識產權保護程度（Lpa）對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仍然較小，但西部地區大于東部和中部地區。

（4）市場化程度（mar）對中部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最大，其次是東部地區，西部地區最小。

（5）教育和科研制度（kj）對中部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最大，而對西部地區的影響最小。

（6）對外開放程度（op）對中部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最大，對西部地區的影響最小。

（7）工業化程度（indu）對東部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最大，對中部地區的影響最小。

（8）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對西部經濟增長的影響已經彰顯，但中部崛起戰略的實施對中部地區的影響雖然顯著，但系數較小，這可能是因為實施年份太短，或者是政策效果還沒有完全顯現。

通過對東、中、西部三個樣本地區進行分析可知，影響經濟增長的主要制度因素對東部地區的影響都較大，東部地區明顯具有制度優勢；雖然某些制度對中部地區的影響較大，但綜合而言，中部地區的制度優勢遠不如東部地區；各項制度因素對西部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都不利。該結論也表明，制度因素對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存在明顯差異，這些因素也是導致地區經濟不平衡的主要原因。要使地區經濟向相對均衡的方向發展，必須適當調整相應的制度政策。

五、政策建議

其一，由于產權制度至關重要，各地區應繼續鼓勵和保障私有產權，支持民營和外資企業的發展，為各類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特別是為民營企業發展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這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也是促進地區經濟增長的持久動力。其二，就東部地區而言，雖然其經濟發展明顯好于中、西部地區，但本文的分析結果表明，政府干預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過大。在改革開放初期各項制度措施不健全的情況下，進行廣泛的政府干預是必要的，但目前東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已經達到一定的程度，經濟增長若還依賴大規模的政府干預，其弊端在不遠的將來會完全暴露出來，那時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可能難以校正。因此，在國家地區發展政策逐漸向中、西部傾斜的背景下，東部地區政府應審時度勢，從強有力的政府干預中適時適事而退，政府的主要工作應放在保護私有產權、增加教育科研支持、發展現代服務業以及提高居民醫療保險水平等方面。其三，就中部地區而言，各項制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相對較大，說明中部地區的經濟增長具有強大的釋放力，一旦各項制度優勢并力齊發，其經濟增長的潛力很大。目前，中部地區應抓住實施中部崛起戰略的機遇，除繼續實行必要的政策干預外，重點要保護私有產權制度，提高市場化程度，擴大對外開放度，同時增加教育科研投入，加快工業和服務業的發展。

其四，就西部地區而言，其基本上還處于工業化初期階段，因此，該地區的主要任務應是在各項制度措施的保障下，加快工業化進程，在繼續發展制造業的同時，發展與制造業相關聯的服務業，提高地區工業化水平。同時，要加大私有產權保護力度，促進私有企業的發展。相對于中、東部地區而言，西部地區在財力允許的情況下，可以相應地加大政策干預力度。當然，提高市場化程度、加快開放步伐和增加教育科研投入也是西部地區經濟發展過程中所不能忽視的，其中，教育科研投入需要中央財政加大支持力度。

總之，在弄清楚制度因素對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之后，在政策層面可以通過適當的干預和調節，在不妨礙東部地區經濟增長效率的情況下，適時改革東部地區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制度措施；同時，要采取相應的制度措施，加快中、西部地區的發展，最終促進地區經濟向相對均衡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