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歐盟經濟一體化國家援助框架構建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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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國家援助作為歐盟競爭法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規制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促進區域平衡發展、增強國家競爭力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盡管國家援助的實施已經有很長時間，但國家援助經濟學分析的理論框架尚未明確。本文從政府競爭所產生的外部性入手，試圖建立一個新的經濟分析框架，通過菜單式拍賣模型，解釋政府和企業在相互博弈中各自決策背后的經濟學原理，并論述了歐盟競爭法中的國家援助對中國的啟示。

關鍵詞：國家援助；拍賣理論；競爭法

《歐盟條約》第87條至89條對國家援助做出了具體的規定，該條約第87條第1款指出，“除與本條約相反的規定外，國家給予或者通過國家財源給予的援助，不論方式如何，凡優待某個企業或者某個生產部門，以致破壞競爭或者對競爭產生威脅，從而對成員國之間的貿易有不利影響時，被視為與歐盟市場相抵觸。”可見，這一條款的規定并未對國家援助給出明確的定義。在1961年一次判決中歐洲法院指出，國家援助是“國家用以減少一個企業在正常情況下所承受負擔的各種措施?！贝撕螅S著歐盟統一市場的發展，法律實踐的不斷深入，國家援助的內涵也在不斷變化。學術界對于國家援助的定義眾說紛紜，有些定義著眼于援助對象得到的好處，其重點在于援助是成員國無代價的給予；有些則從國家援助的目的入手。上述種種觀點雖然在表述中存在一定的差異，但在成員國所承受的負擔和企業得到優惠兩個方面取得了比較一致的認同[8]。根據條約第87條第1款、歐盟委員會的決定和歐洲法院的判決，一項國家援助應該包括以下事實認定①：國家援助的主體是成員國政府或者國家資源；援助的對象為特定企業或者特定商品的生產；破壞競爭或造成對競爭的威脅，對成員國之間的貿易造成不利影響；措施引起國家財政負擔；援助的措施必須具有優惠性和特殊性。

《歐盟條約》對國家援助的方式并沒有做出具體的規定，這使得國家援助的實行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靈活性的特征。因為不同的國家可以根據具體的經濟狀況和發展水平選擇援助的方式，所以國家援助的表現形式就出現了多樣化的特征，但從歐盟競爭委員會的統計來看，成員國最常使用的方法包括補貼和稅收優惠、國家對于國有企業的資本參與、低息貸款以及提供擔保。

國家援助的基本制度從一般意義上來說由三個部分構成，被禁止的國家援助、與歐盟市場相協調的國家援助和被豁免的國家援助。按照《歐盟條約》的規定以及歐盟委員會的決定，并非成員國政府采取的任何國家援助均被認為與歐盟市場不相容，因為成員國政府實施援助計劃必定出于對成員國社會、經濟、文化等各方面以及區域政策上的考慮。因此，在許多情況下，成員國實施的援助計劃能夠得到委員會的豁免。《歐盟條約》第87條第2、3款就分別規定了與歐盟市場相協調的和被禁止的國家援助。除了被禁止和相協調的國家援助，歐盟委員會和理事會在執行援助政策的過程中，相繼頒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指南，用以豁免某些援助的實行，其目的是為了促使國家援助政策更好地發揮正面作用，減小負面作用，促進區域經濟平衡發展和歐盟統一大市場的完善。

歐盟競爭法中的國家援助政策的實施從本質上可以看作一個資源分配問題，迄今為止，對援助政策的經濟學分析框架尚不明確，理論也不成熟。當衡量一項援助政策是否扭曲競爭的時候，也沒有統一的標準來進行界定。本文試圖提出一個基本框架來分析這一問題。

一、文獻綜述

對于國家援助政策的經濟學分析，至少存在兩種類型的模型。由于各自的前提條件不同，所以得出的結果往往只在自身模型中有一定作用。而且兩種模型都提出了“國家競爭”（政府之間互相競爭以吸引企業到本國生產）的思想，但國家未必只依靠國家援助來扶植企業。

1.戰略性貿易政策

第一種模型被稱作“戰略性貿易政策（StrategicTradePolicy）”模型。在這一類模型中，國家都是個體理性，市場非完全，產生零和博弈問題（ZeroSumGame）。如果每一個國家都能夠放棄補貼等援助措施，那么大家的境況都會得到帕累托改進。在這一類模型中，企業（固定位置）不需要進行選址，所以政府也不需要彼此競爭來吸引企業。

戰略性貿易政策作為新貿易理論的重要部分，為解決新的國際貿易問題提出了政策建議，它已經不僅僅是簡單意義上的貿易政策，而是貿易措施與產業措施的結合。戰略性貿易政策最早是由美國學者詹姆斯•布蘭德和巴巴拉•斯賓塞（JamesBrander&BarbaraSpencer,1983，1985）為代表的一些學者提出。[2］［3]

布蘭德-斯賓塞模型建立在強有力的假設基礎上，即兩家廠商——一家奧地利廠商和一家玻利維亞廠商，使用古爾諾競爭向第三方市場出口，生產同質產品，兩個廠商都出口到第三國市場且不存在國內需求。由于在這個局部均衡分析中只存在行業壟斷下的扭曲，所以每個企業的邊際成本也是其所使用資源的社會成本。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的利潤就可以用來衡量國家的福利。

在沒有政府干預的情況下，給定玻利維亞廠商的產出水平，奧地利廠商將最大化自己的利潤。對玻利維亞廠商來說，情況相似。這就會導致出現兩條反應曲線，它給出了每個廠商對其他廠商產出水平的最優反應，古爾諾均衡點由反應曲線的交點決定，如圖1所示。均衡時，沒有一個廠商有改變自己產出的動機。但如果給定布蘭德-斯賓塞均衡時玻利維亞廠商的產出水平，那么奧地利廠商就會有生產更多水平的產出、進一步提高自己利潤的動機，那么在此處就會出現“斯塔克爾貝里雙頭壟斷”的均衡。

布蘭德和斯賓塞指出，政府的政策可以起到使承諾可信的作用。假定本國政府對該產業制定了一個出口補貼計劃，則該補貼將使本國反應曲線向右移動，并因此使外國的反應曲線向左下方移動。由于該補貼具有減少外國出口的阻礙作用，本國企業利潤的增加將超過補貼額。因此，本國的收入得以增加，福利得到提高。最佳的出口補貼，應當是能夠使反應曲線向外移動恰好達到斯塔克爾貝里點。

通過布蘭德-斯賓塞模型（補貼手段的分析），不難得出，一國政府可以利用各種援助手段來增加本國企業的利潤，并通過轉移利潤的方式來增加社會福利。但總體上來看，世界總福利受到了損失，因為一國政府的政策對其他國家的企業產生了負外部性，更重要的是政府可以和國內的企業進行談判，而國外的企業則不在考慮范疇之內。

這里需要注意的是一國企業和政府的談判對經濟效率的影響。企業只會考慮其生產決定所產生的外部性對東道國政府的影響，而不會考慮對其他國家中生產類似或相同產品企業的影響。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這一假設并不合理，即使一個企業位于一國之內，它的目標也是要成為跨國企業。那么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其他國家政府的政策同樣也會對它們產生很大的影響。

其后，一些學者對吸引企業的方式作了深入研究，邦德、薩繆爾森（Bond&Samuelson，1986）和道爾、溫京伯根（Doyle&Wijinbergen，1996）研究了免稅期在吸引企業到特定區位的作用。布萊克和霍伊特(Black&Hoyt，1989)分析了共用品在吸引企業中的作用?？隙骱婉R肯德（Keen&Marchand，1997）探討了公共支出在吸引國外投資中的影響。利亞和涅瑞(Leahy&Neary，1996)和阿普、皮爾羅夫（Karp&Perloff，1990）則以一種動態的視角分析了政府對全局問題的考慮。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05JJD790030）；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04JJD790007）

迪克希特和凱爾（Dixit&Kyle，1985）得出如果其他國家采取同樣的補貼政策，那么兩個國家就會陷入囚徒困境，第三國的福利得到增加。喬納森·伊頓和吉恩·格羅斯曼（JonathanEaton&GeneGrossman，1986）分析了相同架構內的伯川德類型的價格競爭，得出與布蘭德和斯賓塞相反的結論，即在更一般的環境中，最優政策建議取決于戰略替代品（出口補貼）或戰略互補品（出口征稅）的選擇變量。迪克希特和格羅斯曼（Dixit&Grossman，1986）認為，布蘭德-斯賓塞模型中的出口補貼起作用，是因為它能減少受補貼部門的邊際成本，這阻止了其他國家對第三方市場的出口?；羲固芈婉R庫森（Horstmann&Markusen，1986）通過允許廠商進入擴展了布蘭德-斯賓塞框架。保羅·克魯格曼（PaulKrugman，1987）開創性地將博弈論運用于對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分析，提出了飛機制造行業中美國波音公司與歐洲空中客車公司的經典案例，并得出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效果取決于幾個關鍵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市場信息、對于競爭對手將要采取的對策的估計以及寡頭壟斷的形式。

2.新經濟地理模型

第二種模型被稱作“新經濟地理模型（NewEconomicGeography）”。在這一種模型中，區位理論具有重要的應用價值，政府競爭吸引經濟體會更加有益還是有害則取決于具體狀況。企業選址和生產的決定對于一國經濟有巨大的外部性，所以政府總是試圖通過稅收、補貼或其他方法使這種外部性內在化。從另一個方面來說，這些外部性的影響并不意味著自由的區位競爭總會得到正的外部性，所以利用一些約束協議（BindingAgreements）來限制這些行為也許更為有效。

盡管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比較久遠，但在政府競爭中應用經濟地理模型來分析卻并沒有很長時間。從政府競爭的角度來看，新經濟地理模型的核心結論就是企業區位和生產決定會對其所在國家產生外部性（正外部性或者負外部性），外部性的程度不僅取決于企業的行為，還取決于企業的區位。比如企業選在了一個已經過分擁擠的城市，那么這一決策就會使當地的住房和交通更加緊張。但同樣的企業選在一個存在大量失業人口的城市，那么它就會產生增加勞動力需求的正外部性。更微妙的來說，如果一個企業把某種高技術人員調配到一個這種技術被廣泛應用的地區，那么這一決策會進一步提高技術人員的水平。這一思想由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Marshall）首先提出，克魯格曼（1991）對此進行了詳細的分析。

外部性的影響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揭示了經濟體的區域分布對經濟效率產生影響以及為什么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行為并不總會得到有效率的產出的原因。如果可以找到一種方法使企業將外部性內部化，那么經濟體考慮到空間分布所制定的決策就會比忽略這種區域分布時更有效率。

使企業將其外部性內在化需要一種有效的機制來實現。對歐盟來說，一個仁慈的、萬能的政府可以通過稅收和補貼的政策來達到這種目的。這一觀點的缺點就像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運用梯伯特模型（TieboutModel）來分配公共資源一樣，理論上可行，但無法操作。對于新經濟地理模型來說，一國政府在吸引外國企業的時候，必須要明確企業到來所產生的外部作用，并且政府的激勵措施必須和外部性組合起來進行權衡。

可見，新經濟地理模型解釋了政府給企業提供激勵的原因，以及政府競爭中需要權衡的問題。它不僅強調了一定區域內外部性的影響，而且還涉及到區域間的影響：企業的經濟行為會從其他地區配給資源，但這種情況很難定義是產生了正外部性還是負外部性。

對于以上兩種模型的分析，從理論上來看都比較成熟，但都不全面。本文試圖提出一個分析框架，在這一分析框架內，從靜態分析和動態分析（包括不具有政府承諾的動態過程和具有政府承諾的動態過程）兩個方面進行初步分析，并將外部性作用和政府之間的競爭納入到考慮的范疇之內。外部性和政府之間的競爭會對競爭產生扭曲，但在適當的條件下，這些負的外部性可以被內在化。從歐盟的實踐來看，雖然對外部性和政府競爭影響的考慮少之又少，但其重要性卻絲毫不能忽視。在具有政府承諾的動態分析中，政府的承諾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其對一國的經濟發展和企業的決策起著決定性的影響。

二、一個經濟分析框架

我們把政府競爭的過程看作一個“私人價值”拍賣（Private-valueAuction）問題。政府被看作投標人，產品即企業選址和生產的決策。這一產品會對東道國產生私人價值，對其他國家產生外部性，并且假設每一政府都知道產品對自己的價值，但并沒有其他政府的任何信息。在本文的分析框架內，提出以下四個前提：

（1）企業自主決定廠址和產出。盡管企業可以選在某一國內生產，但從本質上來看，其并不屬于任何一個國家，這可以看作由全球化競爭所導致的結果。

（2）企業的選址和產出決策對東道國會產生外部性。外部性包括稅收的增加，失業人數的減少，技術溢出效應，馬歇爾外部性（MarshallianExternalities）等。當然，更一般地來看，還包括政府關心的任何市場失靈問題，如市場失靈會產生擁擠和污染等問題，企業選址和產出決策的不同會產生不同的外部性效應。從一個更加現實的角度來看，企業自身并不會考慮外部性的影響，因為其目的是追求利潤最大化。

（3）企業并不會轉移出所有獲得的收益這一事實激勵政府之間進行競爭來吸引企業。政府可以通過給予企業提供補貼、減免稅收、放寬環境管制和雇工標準等各種優惠來吸引企業，但在本文中，假定政府提供補助只允許通過現金轉移（CashTransfer）的形式進行。

（4）企業生產和選址決策的外部性不僅對東道國產生影響，而且對其他國家也產生影響。這種影響可能是地理上的原因造成的，比如一個中國企業在英國生產電視的決策會影響法國電視機生產商的利潤、稅收和法國工人的就業。

本文所提出的以上四個前提假設擴充了戰略性貿易政策和新經濟地理模型的研究范圍，從一個更加寬泛的領域內對援助政策進行分析，并將政府競爭中產生的外部性問題納入到模型之內。從一般直覺意義上講，這種外部性必然會產生非效率。伯恩亥姆和溫斯頓（Bernheim&Whinstion，1986）從拍賣理論的角度出發，提出菜單式拍賣模型（MenuAuction），并得出只要競價策略真實地反映了產品對投標人的真實價值，那么即使存在外部性，也會產生有效率的分配。

在此需要解釋一下為什么在某些情況下外部性的存在不會產生非效率。舉個例子來說，假設只存在政府1和政府2，政府1如果贏得企業的選址和生產決策這一產品，那么其凈收益為100，如表1所示。如果政府2贏得這一產品，那么其凈收益為120，還會給政府1帶來50的凈損失。假設不存在其它的外部性影響，那么政府1競價的選擇就不會是100而是150，在此可以把50看作機會成本。這樣政府1贏得競價。進一步來說，這種選擇是有效率的，其總的得益（100）大于政府2獲勝的得益（70）。

以上這一簡單的例子說明了僅僅存在外部性并不能導致無效率的原因。政府競爭的過程會產生很多的非效率，我們可以從靜態和動態兩個角度來分析非效率問題。

1.靜態分析

在靜態分析的框架內，政府的競價策略沒有任何限制，伯恩亥姆和溫斯頓的菜單式拍賣模型可以直接應用。如果政府出價都反映了其真實偏好和價格，那么政府競爭就會產生有效率的結果。對于一國來說，企業的選址和產出決策這一產品的價值由私人價值和產品產生的外部性價值兩個部分構成，二者之和最大的買主獲得這一商品。考慮到靜態模型中國家補貼的問題，企業從一國獲得補貼的數額等于政府獲得產品的價格減去競爭過程中次高的價格。這個競爭結果就好像維氏拍賣一樣，獲勝的買方出次高價格獲得物品。當補貼政策與產出水平相關的時候，政府補貼的數量要達到邊際補貼的效用與邊際外部性的收益相等的水平才能均衡，這一均衡價格也反映了次高價格的競爭者的出價水平。

在靜態分析的框架內，限制一國的國家援助政策，產出仍是有效率的，補貼政策的實施并不能讓企業有更優的選擇。在這種前提下，實行援助政策最好的效果就是和自由競爭達到的效果一樣，這時的補貼水平要很低才可以。補貼政策的成本則與其他機制相關，這些機制使得廠商考慮其決策對東道國產生的外部性的影響?？傮w來看，國家援助政策的基本原理就好像是要限制公共支出的一種政策，這種限制的成本則依賴于在相同的效率水平下，通過其他方法達到同樣收益的機制。在實踐中，對于這些機制是什么尚不清楚。如果一個擁有超國家權限的權力當局（比如歐盟委員會），了解所有區位和產出決策產生的外部性的收益和成本，那么它就能夠指導一國政府采取恰當的稅收和補貼制度來吸引企業。在歐盟內部，這種權力機構已經存在，但它并未獲得完全信息，也就是說，它在成員國簽訂的限制國家援助水平的協議中只是擔當了經紀人的角色。成員國之間簽訂的協議目的就是在邊際水平上保證激勵措施的有效性，但是從現實中很難看出其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傊绻o態分析足以說明現實中的真實狀況，那么歐盟的國家援助政策也就沒有了存在的必要性。但現實往往都是不完美的，國家援助政策作為一種政府間的合謀可以幫助他們實現一種低水平的公共支出。

2.動態分析

動態分析包括兩個部分的內容，具有政府承諾和不具有政府承諾的動態分析。在本文的分析過程中，政府承諾始終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正是因為存在政府違約的情況，才使得原本清晰的分析框架變得更加復雜。靜態分析作為動態分析的基礎，和具有政府承諾的動態分析二者之間可以相互轉化，并為不具有政府承諾的動態分析做了相應的鋪墊。

（1）具有政府承諾的動態分析

靜態分析中的假定并不能分析企業在連續的時間段里做出決策的行為。外部性對企業影響的程度不僅依賴于本期的決策，還依賴于前期的產出和區位決策。在這里，不可避免地就會出現兩種效應——滾雪球效應（snowballeffect）和擁擠效應（congestioneffect）。滾雪球效應是指通過小的資本獲得越來越多的利潤，在這里是指企業決策所形成的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擁擠效應即在一個特定的區域內，經濟的快速增長不僅會吸引更多的經濟體，而且會造成各種成本的增加，使各種資源變得更加緊缺。

盡管企業的收益取決于連續時間內相互依賴的決策組合，但這些決策并不能影響有效率的分配，在此我們可以把不同時間內的相互依賴轉換為在只有一期情況下不同地域的相互依賴。如果一國政府決定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保持一項政策不變，那么這就完全可以把時間上的相互依賴轉換為地域上的依賴。那么也就是說，靜態分析中的Bernheim-Whinston模型完全可以在此應用。

在實踐中，因為作為決策者的政府承諾一項政策在一段連續時間內始終有效，所以無論這項政策產生什么樣的效果，政府在規定的時間段內都不能有所改變。可見，無論從微觀還是宏觀層面上看，這一政府失靈都會導致很多決策的非效率。

（2）不具有政府承諾的動態分析

在前面的分析框架中指出，政府根據企業過去和現在的產出和區位決策決定轉移補貼的數量。但是，我們并沒有假設政府的決策會考慮企業未來的行為。政府當然可以空口承諾將來的某項政策，但是當企業的未來決策對政府利益有所改變的時候，政府也會改變自己的態度。

貝斯利和斯布拉特（Besley&Seabright，1998）指出在不具有政府承諾的多時期模型中，政府之間的競爭會導致帕累托非效率。在政府競爭中，最顯著的就是會出現規制勒索問題（hold-upproblem）。在此，規制勒索問題是指企業在簽訂一份協議的時候，往往會擔心后續談判會強制將此協議中的大部分利潤轉移出去，導致企業利潤的大量喪失。即使企業和政府在都遵守原始協議的時候對整個經濟更有效率，企業也往往不能避免某些后續談判的產生。

在政府競爭的文獻中有一個問題經常被闡述：政府在吸引企業的時候并不能承諾將來的政府行為。政府都了解當期所作的決策也許會在將來迫使自己進行某項支出，政府對未來的預期往往會扭曲當前的競爭，導致無效率結果的產生。在這種情況下，潛在企業的決策對政府產生的收益取決于早期企業的產出決策。舉個例子來說，考慮一個高科技產業的企業，第一個企業的選址決策會對后續企業的決策產生很大的影響。如果某國已存在此產業，且雇傭后續企業帶來的更加嫻熟的勞動力，那么必然會產生更大的經濟效益。毫無疑問，在這種情況下各個政府對第一個企業的競爭則必然會被扭曲。

無論從范圍經濟來講還是從企業的未來決策來看，導致國家援助沒有效率的原因都在于連續時間內決策的相互依賴性。政府吸引企業的競價不僅僅受企業區位決策所產生的收益的影響，還受政府投標吸引未來企業的預算所影響[8]。

在此，不同企業的決策和政府的行為不容易度量，我們僅僅假設一個給定的企業在不同時期決策的變化。第一時期首先要選址建立一個工廠。第二時期企業要做出決策是否保持企業正常運轉、關閉工廠還是把工廠轉移到勞動力更加低廉的地區。不難發現，兩期決策的依賴性決定了不同的收益，即對于一個企業來說，一個綠地投資同在已存在工廠狀況下的再投資是遠遠不同的。在一般情況下，綠地投資的成本往往較高，這就是為什么企業并非總是更換經營地點的原因，也是為什么對已存在企業的國家援助進行嚴格限制的原因。但是，企業的轉換成本在某些情況下也會比較低，如匯率的原因導致企業變更廠址只產生很少的資金損失等。從另一個方面來看，已存在企業可能會由于東道國員工工資上漲或更加嚴格的環境管制等問題引起成本的上升。這些問題的出現使得企業在還沒有完全獲得其應得的利潤前不得不做出更換廠址的決策；東道國政府也會發現自己正在進行二次支付。對以上種種行為的恐懼毫無疑問地扭曲了當前企業的區位和產出決策。

毫無疑問，國家援助的首要對象肯定是原始投資，而對已存在企業的國家援助則進行了嚴格的限制。對已存在企業的國家援助的限制可以看作政府對企業只進行一次轉移支付，對企業的選址決策和產出決策所產生的外部性進行了一次性清償。這種限制作用會產生兩種成本：一是國家援助政策不能對企業的產出和區位決策所產生的外部性做出相應的調整；二是這種限制會限制企業的持續發展，扭曲對綠地投資的競爭。第二種影響所造成的成本是巨大的。由此不難得出，對于綠地投資的援助應該給予適當的限制，這一問題的提出與阻止政府在競爭企業的產出和區位這一產品時扭曲競爭問題不謀而合。

在歐盟現存的國家援助政策中，普遍援助政策和特殊援助政策很容易產生上述問題。某些企業明示或默示地指出如果政府不給予國家援助，那么企業就會改變區位和產出決策?！捌赵焙汀疤卦闭呤沟靡粐梢园凑詹煌臉藴蔬x擇援助水平，有效地規避某些企業的不合理行為。“普援”和“特援”政策的應用在歐盟區域內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在國際范圍內，這一政策并不合適：它并不能對政府在競爭企業時的行為進行限制，而是促使企業對國內的企業進行持續的補貼和援助。這種政策在國際范圍內執行會產生政府失靈的狀況。

三、結論及啟示

在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下，對于連續時間內國家之間競爭的結果，必然會導致非效率。這就好比不完全競爭、規模經濟或者范圍經濟的作用使得后續決策的收益取決于最初的決策。但對于國家援助的限制程度在此并不清楚，也沒有對具體的案例進行過類似分析，但這必然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捌赵焙汀疤卦闭叩膶嵤┛梢钥醋饕粋€更加可信的政府承諾。這兩個政策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政府競爭對效率的扭曲，對中國制定自己的“普援”和“特援”政策具有很大的借鑒意義。

應該承認，歐盟對于國家援助的態度是矛盾的，在對被禁止的國家援助予以嚴格有效的控制之時，又以極大的篇幅規定了國家援助的豁免。這一做法的根本原因在于，歐盟及其成員國認識到國家援助這一把“雙刃劍”的特性，雖然國家援助存在種種弊端，但卻是規制市場失靈的有效手段。所以，歐盟只是在呼吁成員國減少國家援助的實行，積極尋找國家援助之外的方法來規制市場失靈。不可否認，在歐盟一體化的進程中，國家援助還將繼續存在下去，國家援助的存在有其內在的必要性，尤其是作為一種平衡成員國之間經濟水平的重要工具[9]。

中國與歐盟有很多相似之處，歐盟競爭法中的國家援助對中國有很大的啟示。中國經濟在高速發展的同時，出現了區域發展不協調、環境污染嚴重、資源浪費和產業競爭力較低等各種問題。從實際出發，中國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國家援助制度。

中國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不能放棄國家援助這個有利的武器，應當充分利用它來增強中國的產業競爭力，推動中小企業的發展，促進區域經濟平衡發展，加強環境資源保護以及鼓勵技術創新活動。然而，國家援助的兩面性必須要予以高度重視，畢竟國家援助的實施一般都會對市場的競爭秩序和有效競爭造成一定的影響，在某種意義上說，是犧牲了部分競爭利益來換取其它政策的實現。歐盟對國家援助的有效控制，在最大程度上發揮了國家援助的有利作用，同時也盡量避免其負面影響。中國沒有自己的國家援助制度，國家扶持還未法制化，國家政府實行的援助政策很容易遭到WTO成員國的不滿和抗議，所以中國應及早建立自己的援助制度。在建立國家援助制度的時候，應借鑒歐盟多年實踐所總結出的經驗，有效地控制和監管國家援助的實施，防止授予不必要的國家援助，力爭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利益。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實施國家援助是為了實現競爭政策以外的其他政策，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為了實現產業政策。產業政策和競爭政策的沖突，孰重孰輕，決定了授予國家援助時的基本態度。在這個問題上，歐盟的基本立場是確定競爭政策的優先地位?！稓W盟條約》第3條指出，在歐盟市場建立一個保護競爭不受歪曲的制度，較該條提出的其他任務和措施有著優先適用的地位，也就是說，在歐盟其他政策與競爭政策發生沖突時，優先適用歐盟的競爭政策。歐盟競爭政策的優先適用地位是由歐盟市場經濟制度以及歐盟市場平等、自由等一系列的基本原則決定的。隨著貿易與經濟的發展，競爭政策越來越成為各國出現問題的焦點，中國應當確立競爭政策的優先地位。因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受限制的競爭必然會導致壟斷，壟斷會窒息和扼殺競爭，而“國家處于一個能鼓勵壟斷或給予壟斷權力和其他競爭優勢的地位”。任何國家機關的活動都必須與一個開放、自由、競爭的市場制度相一致，國家援助的授予當然也包括在內。確立了競爭政策的優先地位，國家援助實施的過程就更加明朗，有了明確的方向國家就可以更好地按照國家法律的要求監督和實施國家援助。

參考文獻：

［1］Besley,TimothyandPaulSeabright.TheEffectsandPolicyImplicationsofStateAidstoIndustry:AnEconomicAnalysis［J］.EconomicPolicy,1999,Vol.14,No.28:13-53.

［2］Brander,JamesA.andBarbaraJ.Spencer.StrategicCommitmentwithR&D:TheSymmetricCase［J］.BellJournalofEconomics,1983,Vol.14,No.1,Spring:225-235.

［3］Brander,JamesA.andBarbaraJ.Spencer.ExportSubsidiesandInternationalMarketShareRivalry［J］.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1985,Vol.18,No.1/2,February:83-100.

［4］Bond,E.W.andL.Samuelson.TaxHolidaysasSignals［J］.AmericanEconomicReview,1986,76,No.4.

［5］Black,D.andW.Hoyt.BiddingforFirms［J］.AmericanEconomicReview,1989,December.79(5):1249-1256.

［6］Keen,MichaelandMarchanMaunce.FiscalCompetitionandthePatternofPublicSpending［J］.JournalofPublicEconomics,1997,66:33-53.

［7］Krugman,P.GeographyandTrade［M］.Cambridge:MITPress,1991.

［8］王曉曄.歐共體競爭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9］胡光志.歐盟競爭法前沿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10］歐共體官方出版局.歐洲聯盟法典［M］.蘇明忠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