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文明、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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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東西方文明史所進行的比較研究中，有一個問題長久以來一直為人們所關注，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何只能發軔于西方。對于這一問題，近一個世紀以來，數不清的學者從各自的領域：社會的、經濟的、地理的、技術的、軍事的、文化的、政治的等方面給出了各種各樣的答案。但法國年鑒學派的代表人物布羅代爾認為，要解釋資本主義的興起，其出發點必須是經濟因素，對政治、宗教與文化等非經濟因素的過分強調只會將問題引入歧途（注：（法）布羅代爾著（1976）《資本主義的動力》，三聯書店，1997年，第44頁。）。但我們會發現，運用現代主流經濟學的理論是無法解釋這一問題的。因為自馬歇爾以來，古典經濟學家們所運用的經濟學原理與經濟史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就被拋棄了，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所研究的只是一個業已存在的、并且高度成熟化的市場經濟的運行狀況。而近年來蓬勃興起的新制度經濟學、新經濟史學和新發展經濟學卻發現：在多數發展中國家（大多是非西方國家），發展的最大難題并不在于市場經濟的運行存在阻滯，而在于根本性的“市場缺失”，更進一步說，是保障市場經濟運行的一系列“制度基礎”的缺失。因而在這些國家，首要的任務是培育市場，而非調控市場。

在此基礎上，如果我們更進一步，會自然而然地提出這樣的疑問：在非西方國家的文化土壤中是否必然埋藏著市場經濟的種子？即便有的話，這個種子在不同的土壤中生長發育，是否會結出同西方一樣的果實呢？布羅代爾雖然反對將資本主義的產生歸結到單純的文化因素上，但他也明確提出“它（資本主義）必然是社會秩序的一種現實，甚至是政治秩序的一種現實，甚至是一種文化現實”（注：（法）布羅代爾著（1976）《資本主義的動力》，三聯書店，1997年，第43頁。）。而這種對文化現實的理解實際上已經超越了狹義的文化范疇，成為一個包容著整個人類社會生活領域的概念。文化人類學的奠基人馬林諾夫斯基正是從這一角度來理解文化的：“文化的真正要素有它相當的永久性、普遍性，及獨立性的，是人類社會活動有組織的體系，就是我們所謂的‘社會制度’”（注：（英）馬林諾夫斯基著《文化論》，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7年，第18頁。）。由此可見，市場經濟只不過是一種經濟制度，它的生發需要特殊的文化土壤。要對東西方經濟發展的道路差異、程度差異做出完整的解釋，就必須追本溯源，從文化差異的角度出發進行歷史考察。只有這樣，才能排除“有色眼鏡”給我們帶來的偏見。

交易、市場與上層組織

從亞里士多德到馬克思，直至現在西方的大部分主流經濟學家，一直把經濟的專業化和分工當作“交易—貨幣—市場”發展的產物。從而分工、交易與市場被認為是不可分割的三位一體。但事實真是這樣嗎？經濟人類學的巨匠波拉尼指出，交易、貨幣與市場在本質上各有其獨立的起源。以交易為例，波拉尼將其分為互酬式交易、再分配式交易和市場交易這三種形式。所謂“互酬”，是在以血緣及伙伴關系結成的共同體中作為義務而發生的“贈與”關系，在現存的所有原始部落中幾乎都存在這種人與人之間的禮儀性贈與交換。應該看到，這種交換是先于剩余產品交換而出現的，它具有的“禮儀價值”只能歸因于文化與習俗。再分配式交易往往發生在一個共同體的政治性權力中心和其全體成員之間，在非洲的達荷美王國，在每年舉行的貢租大祭中，各村村民攜帶財物來到王宮前，在種種禮儀行為中將這些財物獻給國王，國王則按照慣例把作為返還禮品的報酬分賜每一個人（注：（日）栗本慎一郎（1979）《經濟人類學》，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55頁。）。只有第三種方式，市場交換才是我們這個社會中所流行的交易方式，即通過匿名市場上的“自我調節系統”——價格機制來予以引導的交易。

與波拉尼的觀點相得益彰的是希克斯在其名著《經濟史理論》一書中對“市場興起”問題的研究。希克斯指出，先于交易經濟與市場經濟出現的是指令經濟與習俗經濟，這兩者的萌芽可以一直追溯到部落時期。部落的生產活動在相當大程度上依賴于習俗（巫師是很重要的組織者），而其防御功能則依賴于指令（通過酋長）來執行。我們看到，波拉尼的“互酬”與“再分配”交易在很大程度上是習俗經濟的體現。希克斯進一步指出，在部落轉變為國家的過程中，產生了出于征稅需要的“歲入經濟”。歲入經濟的一個重要作用是導致了需求的集中，從而產生專業化分工（尤指技藝上的），最為明顯的例子是古埃及的手工藝人和我國東周時期專為天子“禮樂征伐”而服務的匠戶。為王室服務的工匠是最早的專業化手工業生產者，因而分工也是先于市場而出現的。

西方學者的分析是否能夠解釋中國的現實呢？答案是肯定的。我們知道在春秋時代，各諸侯國在禮儀上都奉有向周天子進行“歲貢”的義務，而周天子也往往會對各諸侯進行賞賜，這種行為實際上就是“互酬式”交易，雖然貢品的價值可以“輕如鴻毛”（《東周列國志》上記載的楚國貢品是十車青茅）。但由于一些大商人經常代行使者的身份，從而伴隨著這種交易行為出現了最早的長途貿易（注：“崤之戰”里曾描寫鄭人弦高代國君“犒勞”秦師而智退敵兵的故事，可以看作是一個例證。）。再如，中國傳統的集市貿易往往采取“廟會”形式（這一點在現在的中國農村仍不鮮見），它最早的淵源恐怕正是伴隨著祭神貢品的交換而生發出來的。大寺廟的“散?！被顒邮欠褚部梢钥醋魇且环N兼具禮儀特征的“再分配”交易呢？?？怂乖赋觯c宗教節日相伴的定期貿易的出現及隨之而來的富有農民向“坐商”轉變，從而專業化商人的出現，是習俗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一條主要途徑，這一點在中國也可以得到驗證。另一條途徑則來源于指令經濟，國家的出現使王室和軍隊的供養必須依賴于稅收，從而與征稅、軍事采購、物資運輸相關的大規模交換發展了起來。戰國時期，趙國的大商人烏氏踝幾乎壟斷了整個國家的軍馬供應，他的地位不亞于掌管車駕的國家官員。這是一個從指令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的突出例子。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在市場興起的過程中中國與西歐國家并無明顯的不同。在“面對面的市場交換”方面，中國在整個封建時代甚至都可以說是相當先進的。首先是“網點”的密集。戰國時期的農村集市已為數不少，“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乏”（《管子·乘馬》）。另據資料估算，戰國時已有800——900個城鎮；到了漢代，據《漢書·地理志下》記載，全國當時分130個郡國，1587個縣、道、國、邑，6622個鄉，鄉村一級都有定期集市，稱為市邑，當時的市邑已數以萬計。據估算，每方圓100里的范圍內就平均有24個鄉村集市。布羅代爾指出：“總之，互相聯結的，皆受監督的定期集市所組成的網絡布滿了并活躍在中國大地”（注：參見，前引書，第21頁。）。與鄉村集市相平行的還有大量的工商業市鎮。據統計，到宋代，全國共有1106縣、1644鎮，平均每縣1.5個鎮。這些市鎮大部分都具有貿易功能，是綜合性的農副手工業產品交易中心。著名的糧市有蘇州楓橋、吳江平望、湖州南潯、山西靜樂、湖北襄陽、四川新津；棉花和棉布市鎮有嘉定新涇、太倉鶴王市、山東夏津等；絲綢市鎮則有烏程南潯、吳江盛澤、湖州烏青、嘉興濮院等。此外還有生產鐵器的佛山鎮、瓷都景德鎮、鹽都自貢鎮等專業化市鎮。其次是市場、店鋪的種類繁多。以城市為例，延至唐代，“市坊”一直是城市內的一個專門區域。西漢首都長安有九市，唐代長安城內有東西兩市，東市內有220行。到了宋代，取消了市坊制，市場散布在了城市的各個角落?！稏|京夢華錄》中記載：在東京城內，魚行、果子行、金銀鋪、漆器什物鋪、花果鋪、飯店、酒樓、茶館、羹店、藥鋪、馬行等各種店鋪、市場遍布城內。清代的北京有花市、果子市、糧市、古玩市、米市、羊市、豬市、肉市、油市、布市……數不勝數。再有就是交換商品的種類繁多，除了大宗的糧、鹽、布帛、鐵器和牲畜之外，市場上還出售人們所需的各種生活消費品。以“食”為例，到漢代時市場上已是“熟食遍列，肴施成市，作業墮怠，食必趣時”了，在大城市的市場上有烤小豬肉、韭菜炒雞蛋、腌羊肉、豆漿、雁肉羹、熱米飯等多種食品出售，其豐富程度遠勝于西歐（布羅代爾的考察發現，阿拉伯國家的城市市場也具有上述特點）。除正式的店鋪、市場以外，在城市內還有大量的所謂“引車賣漿”之流——即小攤販。據統計，清末時期，僅天津攤販就有一萬多戶，每戶平均八口人，以此為生者就有八萬人，甚為可觀。與市場的繁榮相適應，出現了各種商人團體與組織，如商幫、商會，還有領受“牙帖”、專門充當中間商的“牙行”（注：以上資料均出自丁長青著《中國古代的市場與貿易》，商務印書館，1997年。）。

中外學者的研究都表明，中國古代的“初級市場”是相當發達的。但在這一土壤之上，為何未能生長出類似于西方的復雜的商業制度、信用工具，進而引發商業革命，產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呢？布羅代爾的解釋也許會給我們一個啟示。他認為任何社會都存在兩種市場交換，第一種是“透明”的交換，發生在公開市場之上，我們所熟悉的市集、零售商，近距離貿易是其代表。在買主和賣主之間不時會有中間商出現，但一個中間商所能做的充其量也就是囤積居奇，或違反慣例去市鎮外迎堵農民和小商人，賤買貴賣以獲利（這正是中國歷史上，作為中間人的“牙紀”所慣用的手段）。與此不同的是發生在私下市場，即布羅代爾所定義的“反向市場”上的另一種全然不同的交換。流動的商人、上門收購者徑入生產者家中，向農民直接購買農產品，甚至預訂剪毛之前的羊毛、還在地里生長著的小麥，一張便條簽字就成了合同。這種“不透明”的交易斬斷了生產者和最終消費者之間的關系，導致了大批發商的出現。與小商人必須面對競爭不同，大批發商的目的是謀求壟斷，小商人日益專業化，而大商人卻日益淡化分工。他們經營的是“金錢”，而不再是某種商品。在這種“上層市場”（布羅代爾語）中，商人與商人之間的交易顯得更為重要。?？怂怪赋觯瑤缀跛械纳虡I慣例都產生于商人之間的“內部市場”，大規模的信用展開也只可能發生在大商人之間（如擔保、金融中介與保險）。大批發商為控制生產而采用的“先貸制”和“外放制”，其出發點本為謀求商業上的壟斷，但一個未預料到的后果卻是伴隨市場擴展而來的分工、技術水平的提高。在商業邊際利潤遞減的情況下，最終促成了包買商向工場主的轉變?？梢?，沒有上層市場，就不會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

在中國是否存在上層市場呢？應該看到，在大宗商品的長程交易中，曾經出現過富甲天下的鹽商、糧商，甚至是大有背景的官商（從漢代的東郭咸陽一直到清代的胡雪巖）。但他們從來就沒有建立起控制生產的“反向市場”（除部分專賣品之外）。明清時期出現了包買商和外放分工制，出現了“匯通天下”的山西票號，這可以看作是“上層市場”出現的表征，但為什么未能在此基礎上產生商業革命呢？這就是我們下面所要研究的問題。

城邦、大陸文明與資本主義

顧準曾經指出：西方文明的一般特征是海上文明，而從“建城”開始一個國家的歷史，是海上文明的顯著特色（注：參見，顧準著《顧準文集》，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2頁。）。希克斯認為，城邦制度是重商主義經濟的第一階段（注：?？怂梗?969）《經濟史理論》，商務印書館，1987年，第40頁。）。古希臘時期是西方第一個城邦階段，雖然最早的城邦國家，如雅典和科林斯都不是專門的商業城市，但它們多數不能自給自足，而必須嚴重地依賴于對外交換。雅典要從各地大量輸入糧食和木材，同時又大量輸出酒類、魚類，從而商業成為維持城邦生存的重要支柱。最早的商業慣例與制度淵源于城邦之間的交換（希臘商法正是羅馬商法的前身）。城邦之間的競爭，城邦統治者對商業的支持，這些都是商業得以擴展的重要條件。這一點在第二個“城邦”階段，即中世紀的獨立城市時期似乎體現得更為明顯。黃仁宇曾詳盡地考察過威尼斯這個城市國家的例子。威尼斯的突出特點是商業資本壟斷了政府功能，“提供資本的人操縱了工業的很多部門，而主要提供資本的人則是經商的貴族”（注：黃仁宇著《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三聯書店，1997年，第65頁。）。這個城市發明復式簿記、組建“康門達”、監督造船工廠、發放高利貸、與十字軍“合股”，以商法代替民法……以政治權力，挾私利之目的，推動商業擴張，是“上層市場”的典型。

在民族國家興起之前的西歐，自由城市一直是這一“經濟世界”的中心，14世紀80年代是威尼斯，1500年前后是安特衛普，1500－1560年是熱那亞，17世紀是阿姆斯特丹。布羅代爾認為，資本主義并不是從天而降的，它只不過是“上層市場”發展的自然產物。黃仁宇指出，資本主義的產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種“技術”現象，其技術性格可歸納為以下三點：（注：參見，黃仁宇，前引書，第32頁。）資金廣泛的流通，剩余資本通過私人貸款方式彼此往來；經理人才不顧人身關系的雇用，因而企業擴大得以超過所有者本人耳目監視之域；技術上之支持因素通盤使用，如交通通信，律師事務及保險業務等，因而企業活動范圍得以超過本身力之能及。最后他畫龍點睛地指出：“以上三個條件全靠信用，而信用必賴法制維持，所以資本主義之成立必受政治體系的約束，行之于國界之外則賴治外法權，反而言之，資本家的地位必在政治體系中占特殊比重”。

我們看到，這正是城邦所發揮的作用。?？怂乖凇督洕防碚摗分袑⑸虡I經濟的發展歸納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商業對政權的逃避階段，農奴逃亡和自由城市的出現是其特征；第二個階段是對政權的滲透，貨幣租的出現是采邑解體，商業經濟瓦解封建制的標志；第三個階段則是政權與商業利益的結盟，諸多相互競爭的小國為籌措軍費與財源，紛紛與大財團、大商人達成聯盟，政府保護其有效產權，以交換財團的稅收和貸款。國家代替城市和商人團體，以政治權力提供支持商業擴張的一系列制度工具，如民商法、衡平法庭、統一度量衡、統一貨幣、中央銀行等等，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促成了市場的擴張。曾盛極一時的法國香檳集市，北海沿岸的漢薩同盟，還有熱那亞的金融交易會，到了18世紀時其職能已完全為遍地開花的商場和證券交易所而代替。在這里我們看到了國家政權、下層市場和上層市場三者之間的“合轍”。布羅代爾指出：“當資本主義與國家趨同，當它即是國家之時，便是它的得勝之日”（注：參見，布羅代爾，前引書，第43頁。），這才是西方的全部秘密。大商人之所以變成了資本家，只不過是因為到十七世紀時商業擴張已達到頂點（以殖民地的激烈爭奪為標志），時代要求他們必須開辟新的財源。在這種壓力下，有了商業革命所建立的金融市場，有了在“專利權”刺激下的科學與技術的結盟，以大規模固定資產投資為特征的工業工場自然就成了“資本家”們新的金錢游戲所追逐的獵物，從而產業革命的興起只是水到渠成的產物。

說到這里，我們就可以回過頭來考察中國的現實了。中國是“大陸文明”的典型代表，大陸地理特征給政權割據造成了困難。從而，在從部族向王朝國家的發展過程中，很早就形成了中央集權式的政治體制。到了秦漢時期這種體制更是發展到了頂點，通過一個有效的文官官僚體系的建立，偌大的一個中國完全置于一個政治中心的指揮之下。這個龐大的官僚體系的財源卻主要建立在結構簡單，但數量龐大的小農經濟的基礎之上。他們在自給的同時，一方面要繳納沉重的貢賦，另一方面還要擔負兵役和徭役。從而整個國家的主要職能：行政，“公共產品”提供和國防，說到根本上都依賴于他們所提供的物力、人力。正因為如此，歷代統治者深明“無農不穩”的道理，“重農抑商”是一貫之舉，與農業生產無關的手工業多被視為“奇技淫巧”。初級市場上的交換多為消費品，商人被列為“士農工商”四民之末，為士君子所不齒。官府對商人的管制多種多樣，從周朝開始，市井就有嚴格范圍，開市閉市都有明確時間；漢代對商人“重租稅以困辱之”，還實行均輸平準，鹽鐵專賣，限制大商人勢力；漢初規定賈人不得衣絲乘馬，宋代規定商人須著特殊服飾；秦代立“市籍”，派遣商人戍邊服役，并累次規定“有市籍不得宦”；除此之外，周禮中就早已規定“有命士以上不入于市”，商人的地位處于社會底層。盡管隨著市場的擴展與商人財富的積累，上述規定大部分都逐漸流于形式，但與西方不同的是，雖然到清朝已出現了象兩淮鹽商，山西票號這樣的“財團”，但政權的財源卻仍然建立在農業之上，上層市場的發展所必需的制度基礎一直得不到發展。私有產權得不到政權的保護，律例的解釋、執行帶有很大的主觀性，雖然官員私下入股經商的屢見不鮮，但與民爭利者居多，官民互惠者為少。缺乏政權的有力支持，民間的信用大多具“人格化”特點，從而信用的高級化和大規?；冀K不能實現。雖有“匯通天下”的山西票號，但最終也未能產生出一個證券交易所，與中央集權相適應的是“長優有序，尊卑有份”的秩序哲學。人情世故、禮法規矩是行為的準則，“金錢交易”所需要的“認錢不認人”的技術性格從來就為主流文化、宗族禮法所不齒。在這里，政權、下層市場、上層組織之間相互掣肘，終至市場只能在平面上擴展，在這種條件下長不出“資本主義”也就不足為奇了。

結語

“以史為鑒，可以正今”，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從來就不缺少市場經濟的土壤，而中國自己的特點又決定了，我們所要建立的現代市場經濟必然與西方的資本主義有所不同。在我們建立現代市場經濟的今天，缺少的是上層市場所賴以擴展的制度基礎。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和我國在過去二十年的高速增長歷程表明，對于“上層市場”的建立，一個高質量的“強政府”是完全必要的（注：參見李曉著《東亞奇跡與“強政府”》，經濟科學出版社，1996年。）。但我們更應該注意到，市場經濟要高級化，就必須實現政權、下層市場與上層組織三者之間的利益協調。而在這一過程中，發展中國家往往由于“上層組織”缺失，而通過各種手段來人為地培植起這樣一個階層（例如韓國的大財閥，還有東南亞國家有政府背景的財團企業）。與西方國家的上層市場從下層市場中“自然發育”出來不同，這種“后天培植”的“上層組織”為了謀求壟斷地位，很有可能與政權“合謀”，通過壓制、擠占下層市場的手段來獲利，而這最終必將阻滯經濟的良性循環。我們看到，韓國的大財閥通過政治渠道獲取了大量貸款以支持其盲目擴張，但最終既壓制了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又導致了自身的崩潰。再如印尼國內被蘇哈托家族所控制的企業，還有俄羅斯在私有化進程中出現的金融利益集團，實際上都是這種共謀的產物。在我國的經濟轉型過程當中，如何有效解決這一問題，大陸文明的封閉特征提醒我們，也許對外開放、引入競爭的最重要作用并不在于填補資本缺口，而在于打破“共謀”方面的制度作用。歷史和現實的考察使我們認識到：市場經濟與法制建設，對內改革與對外開放，民間組織培育與傳統文化改造，這幾對關系能否處理得當，將直接關系到我們未來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