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差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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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為了深入剖析我國農村居民消費的內在特征，本文對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的區域和群體差異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經濟增長較快、物價水平相對適中的省份，其農村居民總體邊際消費傾向更高，發達省份受高物價影響，邊際消費傾向相對較低，而經濟落后省份由于絕對收入水平很低，因此邊際消費傾向最低。同時青壯年、中年和老年群體因收入水平、對網絡經濟和文化的接受度等原因，在各類消費傾向上存在明顯差異?；谘芯拷Y論，本文認為應從農業資源開發創新、擴大電商扶貧、推動商貿流通業下沉三個方面提高農村居民收入水平和邊際消費傾向。

關鍵詞：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區域差異；群體差異；恩格爾系數

邊際消費傾向是指某一類產品或類型的消費額的變化量與消費者可支配收入變化量的比值。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恩格爾定律和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已經證明“隨著收入的提高，居民消費結構會實現升級”的一般規律，生存型消費支出比重下降，享受和發展型消費比重提高是居民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普遍愿望。同時我國農村居民人口仍然十分龐大，超過5.5億，受經濟發展水平、家庭人口結構等因素影響，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存在區域和群體差異。因此研究農村居民消費不應局限于從整體去觀察，還需要分區域、分層次、分群體地進行解構。盡管我國農村居民整體收入和消費水平的增長趨勢不會改變，但從生活品質看，無論是與我國城鎮居民，還是發達國家的農村居民相比，我國絕大多數農村居民還處于從溫飽型向品質型升級的階段，享受型和發展型消費的比重還很小。從農村居民各項消費支出的邊際消費傾向來看，從高到低依次為交通通信類、居住類和食品類。然后依次是衣著類、醫療保健類、家庭設備及用品類和文教娛樂類、其他商品和服務類（嚴奉憲、胡譯丹，2018）。隨著受雇的工資性收入和自雇的經營性收入占農村居民總收入比重的提高，非農就業群體的邊際消費傾向最高。但受經濟結構與區域發展的影響，不同區域農村居民收入來源對消費的促進作用也存在差異性（陳曉飛、趙昊東，2016）。此外，區域間的商貿流通、服務業發展水平也存在差異，在同等收入約束下，各類消費的可獲得性和消費成本均不同。除了區域間差異外，農村居民內部群體分化趨勢也十分明顯，城鎮化、農業產業化、網絡經濟、農村聚落空間優化等對農村不同人群的收入來源、消費觀念、消費方式的影響不同。農村消費市場的發展對我國擴大內需，支撐經濟增長具有重大意義，促進農村居民消費結構的不斷提升優化，也是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決勝點。在農村消費市場的研究和制定措施時，應對農村居民消費特征的區域和群體差異進行深入研究，從中微觀層面、動態地進行觀察和實證分析，才能把握農村消費市場的變化規律，進而有針對性地制定和實施差異化的政策措施。

我國農村消費市場現狀

整體消費率逐年提升，網購廣泛流行。隨著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和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逐漸完善，我國農村居民的整體消費率不斷提高，從2001年的0.56上升到2019年的0.83。2019年我國農村消費品零售總額達到6.03萬億元，增速已經連續7年高于城鎮。同時隨著移動互聯網的普及、交通基礎設施的完善、網絡零售和快遞業的下沉，農村居民網購用戶和金額規模均快速擴大。截至2019年底，農村網民數量突破2.5萬億人，農村網購零售總額達到1.7萬億，與2014年相比擴大8.4倍，網購消費已成為農村居民的生活常態。消費金額結構與內容結構差異較大。從各省市對比來看，高收入、高消費水平的省份比例還相對較小，大部分省份農村居民的人均消費處于1-1.5萬元，同時整體與全國城鎮居民平均水平存在較大差距（如圖1）。但毫無疑問，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人均消費支出顯現正向線性關系，從低水平到高水平呈現明顯的三級“梯隊”形態。根據“恩格爾系數”原理，隨著收入的提高，食品消費的比重會逐漸下降。然而從我國各省份農村居民2018年食品支出比例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關系來看，并未呈現明顯的反向線性關系（見圖2），大部分省份的恩格爾系數在30%上下，但收入水平卻呈現明顯的高低差異，如2018年浙江和甘肅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均為0.3，但浙江農村居民的各類消費品質明顯更高，例如食品中肉類、瓜果、海鮮的消費量更高，相對而言低收入農村居民的消費內容結構還處于低水平的收支均衡階段。消費群體分化明顯。從消費群體角度看，一方面隨著非農就業比重上升及農業產業化發展加速，農村居民中出現了就業結構的顯著分化，“全脫農”“半脫農”和純農業就業等群體之間的收入絕對差距擴大。按國家統計局五等分農村居民收入劃分，高收入組與低收入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絕對差距從2013年的1.85萬元，上升到2018年的3.04萬元。絕對收入水平的差距將引起群體間消費結構特征的分化；另一方面農村居民老齡化趨勢明顯，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移居至城鎮，留下的主要為返鄉高齡農民工、老人小孩以及少數本地就業的年輕人。不同群體間由于受教育水平、信息化接受度及觀念的差異，其各類消費邊際傾向及影響因素也不同。例如農村年輕人能夠熟練、自主地進行網購，但存在“跟風”和過度消費現象，而老一輩由于知識和技能更新難度較大，因此受網購的影響較小，他們更依賴線下消費，量入為出。

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的區域差異

（一）實證模型

本文采用擴展線性消費模型（ELES模型）對我國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的區域和群體差異進行實證分析。ELES模型相比恩格爾函數模型及其它模型具有明顯的優越性，它可以直接運用截面資料進行參數估計，還可以用來進行邊際消費傾向分析、需求收入彈性分析、基本需求分析。ELES模型函數為：piqi=piri+βi(I-∑pjrj)，i，j=1,2,…,n（1）公式（1）中，I為人均可支配收入，piqi為第i類消費的支出總額，piri為第i類消費的基本需求支出金額，βi為第i類消費的邊際消費傾向。令αi=piri-∑pjrj、Ci=piqi則可變形為計量公式Ci=αi+βiI+μi，其中Ci、I為樣本數據。根據最小二乘法，可獲得第i類消費的基本需求支出αi、邊際消費傾向βi的估計值α^i和β^i。并通過換算公式計算可得基本需求、收入彈性和自價格彈性 

（二）區域差異實證分析

區域樣本數據為各省市區2018年度數據，來源于2019年全國及各省份統計年鑒。可支配收入作為約束各類消費的核心因素，區域的劃分應當按照各省份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排名，并結合地理位置進行歸集，傳統單純根據地理位置的劃分存在同一區域內各省份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明顯差異，如北部沿海京津冀魯。根據2018年各省份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排名，將區域劃分為三個梯隊，見表1所示。根據本文回歸模型及區域樣本數據，采用Eviews回歸獲得結果，如表2所示。從表2中三梯隊省份各類消費的邊際消費傾向回歸結果來看，第一、二、三梯隊省份的總體邊際消費傾向依次為0.627、0.641和0.61。在各類消費中，食品、衣著邊際消費傾向從第一至第三梯隊依次提高。居住、生活用品、文教娛樂、醫療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務的邊際消費傾向依次下降，另交通和通信邊際消費傾向第二梯隊最高為0.139，第三梯隊次之為0.129，第一梯隊最低為0.114。整體邊際消費傾向的高低表明居民使用剩余收入進行改善消費的意愿是否強烈，也反映居民對收入、物價、社會保障等不確定因素的預期是否樂觀。第二梯隊主要為經濟基礎較好、增速靠前的中部省份和成渝城市群，由于產業轉移和內部要素集聚帶來的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增強了本地居民的消費信息；相對而言第三梯隊省份主要為經濟要素缺乏、基礎較差的省份，盡管如貴州、西藏等省份由于近幾年國家定向政策和產業規劃傾斜而經濟增速明顯，但第三梯隊省份仍然是貧困農村人口集中的區域，因此整體邊際消費傾向最低；而第一梯隊盡管收入水平較高，但面臨更高的物價，特別是房價對消費的抑制相對其他區域更為明顯。從各類消費的區域間對比來看，食品、衣著等基礎消費隨著收入水平提高，邊際消費傾向降低。居住、生活用品與服務、文教娛樂、醫療保健的邊際消費傾向與收入呈正向變化關系。交通通信消費指交通和通信工具及相關的各種服務費、維修費和車輛保險等支出，由于第二、三梯隊地區農村居民因就業和生活環境變化更為劇烈，因此交通通信支出的額外需求更旺盛。從各類消費本身的邊際消費傾向比較來看，文教娛樂和醫療保健的邊際消費傾向在三個梯隊中都相對較低，說明我國農村居民的服務性和精神層面的消費還處于較低水平。

（三）群體差異實證分析

樣本數據來自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執行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的微觀調查數據，參照勞動年齡及生理年齡段定義分為青壯年（15-40歲）、中年（41-60歲）和老年（60歲）。按照ELES模型進行回歸，結果見表3所示。從表3可以看出，各類消費之間的邊際消費傾向高低差異，與區域回歸結果基本一致。而從群體之間差異來看，青壯年與中年人群的整體邊際消費傾向差距為0.12，青壯年群體在衣著、生活用品、文教娛樂三類消費上的邊際消費傾向上表現尤為突出；而老年群體與中年群體差距為0.278，除醫療保健外，其他各項消費的邊際消費傾向水平均與中年群體有明顯下滑。農村青年人群對衣食住行的品質追求由于受網購和互聯網文化的影響更大，尤其是農村年輕女性群體，在衣著、護膚品等方面的消費需求增長較快，農村年輕男性群體則更青睞居住、家庭用品、文教娛樂的改善消費；青年群體和中年群體之間在食品煙酒、居住、交通通信、醫療保健的邊際消費傾向接近，主要原因在于農村的大家庭群居特征；而老年群體由于在失去勞動能力后，沒有退休工資并且養老保障水平很低，同時考慮子女的發展壓力，因此邊際消費傾向出現明顯下滑，主要開支除了吃穿等基本消費外，主要用于醫療保健。對策建議整體來看目前我國農村居民的絕對收入水平還很低，各類消費在滿足基本需求后的剩余可支配收入有限，邊際消費傾向受到約束。經濟發達或農業資源豐富地區農村居民的平均消費率在70%-80%之間。工資性收入和農業經營性收入相對更高、更穩定，但所在地區物價水平也更高，尤其是住房，因此邊際消費仍然比較保守；而落后地區尤其是山區較多省份的農村居民平均消費率在80%以上，部分達到95%以上，僅僅滿足基本消費需求就消耗了所有可支配收入。因此只有從根本上提高農村居民的絕對收入水平，并縮小區域差距，才能普遍提高農村居民的消費能力和消費預期。本文認為重點通過以下方面實施推進：第一，加快推進農業資源開發經營的市場創新。與歐美日韓等國家相比，我國農村居民人口的絕對規模龐大，非農產業規模還未達到充分吸納農村居民實現非農就業的水平，較長時期農村居民的人均農業資源可用量還很有限。因此必須堅持基于有限的農業資源，通過經營權流轉、合作組織多元化、農村居民收益權保護等措施，加快推進農業資源開發經營的市場創新和廣泛實施。特別是在微觀層面，要充分支持企業與農村集體、農村居民的直接對接，如電商平臺、投資機構等在具體區域開展各種創新嘗試。在農村產業發展支持策略上，國家財政和地方政府應轉變以往靠補貼和優惠為主的思路，應充分信賴資本和企業家對價值空間的洞察力。將支撐工作放在資源統籌協調、法規制度設計、基礎設施完善等方面，通過營造更好的營商環境，并不斷學習外部成功經驗，開拓創新創業的思路。第二，擴大電商產業扶貧的范圍，加快落后地區農村居民收入的提高。農村發展的區域差異明顯，主要受地理條件影響，中西部地處廣大山區、高原等農業資源開發難度大的地區，地區政府財力有限且本地企業資源和能力不足，農村居民的主要收入來源是靠外出打工，農業經營收入較少。目前攜手電商實施產業扶貧，已經被實踐證明是一條科學可持續的道路，因此要盡快擴大電商扶貧的進程，并在各個區域實施產品和品牌差異化戰略，避免同質化競爭帶來的供需失衡。以拼多多、直播平臺等為代表的“超短鏈”農產品營銷渠道，未來將基本消除農業生產者到消費者的中間環節，更多的農業經營個體、企業及合作組織，依托社會化的生產服務包括物流、設計、營銷策劃、結算等，能夠直接將農產品從田間地頭、從車間直接發送到消費者的手中。通過電商扶貧，農業生產者直面消費者，還能夠提升商業社交和經營能力，有利于農村居民個人的發展。而更重要的是“超短鏈”農產品電商能夠推動區域和產品品牌的形成，進而圍繞品牌進行產業鏈的深度開發，不僅能夠提高產品的附加值，還能夠帶動更多農村居民實現非農就業。日本農業享譽全球的核心因素之一就是堅持農產品的品質和品牌化。與傳統依托城鎮化和工業化發展拉動相比，通過“超短鏈”農業電商能夠利用農村現有資源，快速培育內生發展能力。特別是對于落后地區農村居民能夠憑借本地特色農產品品牌化，快速縮小與發達地區農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并且這種收入提高具有可持續性，對各類消費的邊際消費的預期提高都有顯著作用。第三，推進農村群落空間集聚，加快現代商貿流通業下沉。非農就業是我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快速提升的主要因素，隨著城市化速度放緩和制造業升級，大中城市中勞動力密集型就業需求減少，特別是吸納農民工較強的建筑業和初級制造業的用工需求減少。同時農村勞動人口也呈現老齡化趨勢，因此需要更多的非農就業需求來穩定農村勞動人口的收入來源?，F代商務流通業下沉，是網絡經濟、農業產業化和新農村建設的共同基礎和結果。圍繞農業資源和農村消費市場開發，在縣、鎮、村三級體系中，眾多現代商貿流通業大有可為，包括物流服務、營銷服務、設計包裝服務、農業金融服務、餐飲娛樂及旅游養生等。通過構建活躍的現代商貿流通體系，不僅要幫助農村居民的錢袋子鼓起來，還要引導提高邊際消費，此外還要吸引城鎮居民到農村去消費。

農村各類實物消費品的流通成本明顯高于城鎮，服務型消費品十分稀缺，根本原因在于農村居住群落的“散、小、遠”。隨著農村人口的外遷，部分村莊消費規模萎縮，無法支撐有效流通服務供給，并進一步阻礙留守居民的消費需求的實現。然而隨著我國農村“撤村并鎮”的全面有序推進，農村居住群落的空間格局將會發生根本變化，配合現代化流通服務體系的加速下沉，我國農村居民將獲得更多現代化的消費場所和消費品供給。例如大型村鎮的形成有利于生鮮電商的落地，消費需求的空間集中不僅大大降低了派送和保鮮成本，還能形成一定規模的基礎消費量，便于各品類的持續供給；品牌餐飲、文教娛樂等消費場所也會因人口規模擴大而出現，原本因消費供給缺失而抑制的需求得以釋放。同時受“從眾”心理影響，更多的農村居民的消費觀也會更加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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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云 單位:平頂山學院經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