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后的文化傳統與蘇聯社會主義

時間:2022-10-27 09: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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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的文化傳統與蘇聯社會主義

[內容提要]蘇聯的解體涉及方方面面的原因,而不可忽視的一個深層次原因就是其文化傳統對其執政方式、執政理念等方面的影響。在蘇聯社會發展過程中,彌賽亞意識、浪漫的理想主義思想、教條主義傳統、國家至上理論、沙皇崇拜、極權傳統、專制作風、愚民嗜好、官辦社會的傳統等落后的文化傳統的痕跡處處可見。

[關鍵詞]蘇聯文化傳統社會主義

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我國學術界對蘇共失敗的原因分別從教條主義、左的路線、計劃經濟體制、民主監督與政治體制、民族問題、對外關系、黨的建設等方面進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這些研究,從不同的側面揭示了蘇共失敗的原因,有助于人們對這一問題的深刻理解。不過,筆者認為,除此之外,導致蘇聯共產黨執政失敗的又一深層原因在于其深受落后的文化傳統的影響。

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蘇共執政產生重大影響的文化傳統有以下幾個方面:

彌賽亞意識。彌賽亞是猶太教用語,指的是被上帝選中拯救世界的民族。俄羅斯人很早就有一種意識,即俄羅斯有著特殊的使命,俄羅斯民族是特殊的民族。在東正教的拜占廷王國衰落以后,莫斯科王國成為保留下來的惟一的東正教王國。俄羅斯是第三羅馬。第三羅馬思想是普斯科夫葉利扎羅夫修道院院長菲洛費伊于1510~1511年間在給瓦西里三世的奏折中提出的。依照其觀點,基督教的世界中心逐漸地由“陳舊的”羅馬轉向“第二羅馬”君士坦丁堡,再由君士坦丁堡轉向莫斯科。前兩個羅馬由于它們對“真正基督教”的背叛而衰落。莫斯科仍忠于正教,不承認在佛羅倫薩商定的合并。因此,莫斯科如今是基督教的世界中心,是“第三羅馬”,而第四羅馬是“不存在的”。俄羅斯人“規定”俄羅斯是惟一的東正教王國。同時也是全天下的王國。俄羅斯的使命是成為真正的基督教、東正教的體現者與捍衛者。

浪漫的理想主義思想。別爾嘉耶夫承認,俄羅斯知識分子是一個不切實際的階級,這個階級的人們整個地迷戀于理想,并準備為了自己的理想去坐牢、服苦役以至被處死。俄羅斯普通民眾很喜歡朝圣?!俺ナ且环N很特殊的俄羅斯現象,其程度是西方沒見過的。”朝圣者尋找真理,追求天國。平民階層總是從自己中間挑選朝圣者,但就其精神實質而言,俄羅斯文化最有創造性的代表者都是朝圣者,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索洛維約夫和一切革命知識分子都是朝圣者。俄羅斯人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自覺不自覺地是“千年王國”說的信徒。這里所說的千年王國始終指某種終極的完美狀態,他們認為這種狀態應當取代惡的、不公正的、奴隸的世界。

教條主義傳統。俄羅斯人不是懷疑主義者,而是教條主義者。在俄羅斯人那里,一切都帶有宗教性質,他們不太懂得相對的東西。達爾文的進化論在西方是生物學命題,而在俄羅斯知識分子這里則獲得了教條的性質,仿佛它講的是關于拯救永恒的生命的問題。對黑格爾的傾慕也帶有宗教迷戀的性質,甚至希望用黑格爾哲學解決東正教會的命運。人們相信,傅立葉的“法郎吉”已經接近于上帝的王國,年輕人好用謝林自然哲學的術語去解釋事物也體現了這種特點。

國家至上理論。由于領土廣大,人煙稀少,居住環境惡劣,俄羅斯歷來就有國家至上的傳統。在持續四個多世紀的侵略與反侵略的過程中,俄羅斯人創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國家?!敖?、維持和捍衛龐大的國家的需要,在俄羅斯的歷史上占據著十分特殊、壓倒一切的地位?!?/p>

沙皇崇拜。在16世紀下半葉的歷史中,塑造了理想化的沙皇?!皩ι郴市蜗蟮睦硐牖皇莿e的,正是被奴役的農民大眾對幸福命運、對正義降臨的烏托邦式的希冀,他們認為只有一個好沙皇才能帶來幸福和正義?!?7世紀農民戰爭期間,農民階級的意識表現為對占統治地位的封建意識形態的服從。在農民天真的君主主義觀念中,即在他們對于一個“好”沙皇的信念中,這種依賴性表現得尤為明顯。這類幻想得到了官方意識形態的支持。官方意識形態提出并論證了專制制度的超階級實質這一命題。在17世紀上半葉的社會思想中,這一傾向體現在對皇權的全民承認這一思想中,在17世紀下半葉這一傾向體現在“共同幸?!钡乃枷胫小?/p>

極權傳統。俄羅斯思維是傾向極權主義學說和極權主義世界觀的,只有這類學說在這里才能有所成就。普通大眾如此,知識分子也是這樣。俄羅斯的知識分子經常企圖自己制定極權主義的、整體性的世界觀,通過極權主義思想,俄國知識分子探索現代生活,而不僅僅探索現代哲學、科學和藝術著作。斯拉夫主義者是君主主義者,甚至是專制的君主制度的擁護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認為,對于革命的知識分子來說,革命是宗教的、極權的,對待革命的態度也是極權的。因此,別爾嘉耶夫感嘆:“俄羅斯思想就其意向而言是過分極權的?!?/p>

專制作風。16世紀60~70年代,伊凡雷帝認為專制權力源于上帝,因此專制權力是無限制的,“朕有權獎人以奴隸,亦有權處人以極刑”,皇權不受任何法律和規則的限制。對于伊凡四世而言,所有臣民皆為“奴隸”,在專制君主面前他們都同樣無權。17世紀C.波洛茨基完全肯定地主張,所有權力必須集中于惟一統治者——沙皇手中。IO.克里扎尼奇認為,君主獨裁(無限君主制)是最好的統治形式。彼得一世被恩格斯稱為“真正的偉人”,但是在18世紀前25年他主政的時期,對專制制度意識形態的塑造仍占據著中心位置。葉卡捷琳娜二世提倡開明專制,但在18世紀末,書刊檢查制度得到加強,外國圖書的進口被完全禁止,所有的私人印刷所被關閉。19世紀上半期,盡管有十二月黨人起義,但在這一時期,認為專制制度是俄羅斯惟一可行的政權形式的思想十分盛行。社會意識中的這種思想根深蒂固,甚至連R.C.巴堅科夫這位十二月黨人活動家之一也這樣寫道:“人們還沒有成熟到可以建立共和國,就國家的遼闊、就一千年的經驗、就我們的風俗而言,共和制并不適宜于我們,至少,為了過渡我們需要君主制。”

愚民嗜好。在俄羅斯人的意識中,什么事情都由沙皇設計好了,什么事情都由沙皇的奴仆——貴族老爺們辦好了,所以下等人似乎就是可有可無的,他們惟一的職責就是按老爺們的意旨干好活,做一個老老實實的、會說話的牲畜。漸漸地,俄羅斯的“精英”就有了愚民的嗜好。在教育方面表現最突出。引入基督教后不久,弗拉基米爾就為王公和神職人員的子女開辦了一所高級學校。受過高級教育的人不僅在宗教界有,在世俗貴族圈里也屢見不鮮。13~15世紀下半葉,城市中的商業居民和手工業居民都有相當的識字能力,但農民、農奴的子女卻被拒之校門外。彼得一世改革時,曾建立了不少專業學校,起初招收包括平民知識分子子女在內的學生,后來也停招了。1714~1744年間。俄國建立了一些國立普通小學,招收各階層(除農民)的子弟。直到十月革命前夕,農民是各階層中識字率最低的。官辦社會的傳統。由于普通群眾都是“愚不可及”的“群氓”,連自己都照顧不好,所以沙皇(國家)、官廳“不得不”直接替普通群眾操辦事情,逐漸地俄羅斯就形成了官辦社會的傳統。政府包辦的事情可用事無巨細來概括。字母、探險、歷史研究、舞會、音樂會,甚至連服裝和胡須都由彼得一世和他的政府親自管理。

以上這些落后的文化傳統庸俗化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是活生生的,是指南而不是教條,但經過俄羅斯落后文化傳統的裁剪之后,馬克思主義被簡單化為一些教條。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論土地問題》等文章中指出,未來要由“社會”占有生產資料。在俄羅斯人那里,國家就是一切,自然這個“社會”不會是其他社會主體,只能是國家,社會占有生產資料自然而然就變成了“國家”占有生產資料。不僅如此,俄羅斯人還根據自己關于人民(愚民)的看法,索性徹底一些,不但要占有全部生產資料,甚至大部分生活資料的管理、使用和處分也都由國家包辦了。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等文章中認為,未來社會將在“合理的”計劃基礎上進行社會化大生產。俄羅斯以特有的浪漫主義、根據官辦社會的遺風,將計劃的范圍無限地擴大,終于達到了無所不包的地步。為了保證計劃得到不打折扣的執行,根據俄羅斯極權主義的意識,蘇聯還首創了計劃的法律化。

馬克思、恩格斯曾設想,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掌握了國家經濟命脈、鎮壓了剝削階級殘余的反抗之后,國家就要逐步地“消亡”。俄羅斯人根據形勢需要,再加上國家至上傳統的影響,不但沒有使國家消亡,反而將國家職能加強到前無古人的程度。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等文中,設想未來社會應當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但在有著極權主義、愚民嗜好悠久歷史的俄羅斯,自由人的聯合體設想自然鮮有市場,取而代之的是“引帶”、“螺絲釘”精神。

落后的文化傳統極大地阻礙了俄羅斯進行及時的改革。不可否認,蘇聯社會主義曾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有些連資本主義國家也為之瞠目。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蘇聯社會主義存在著嚴重的弊端。不過,初始階段存在不足是正常的,任何一種社會制度都曾出現這種情況,只要能進行及時、成功地改革,出路是有的。不少學者認為,蘇聯共產黨至少有三次較好的改革機會。一次是在二戰結束、斯大林的聲望如日中天之時,他完全可以憑借自己無可挑戰的地位對以前包括二戰中發現的不足和弊端進行較徹底的改革。第二次是在赫魯曉夫時期,斯大林逝世后也是改革的好機遇。第三次是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各方面的弊端已經一目了然,他完全有可能進行及時的甚至是成功的改革。然而,斯大林晚年非但不改革,反而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將蘇聯在特定時間、特定條件下一些不得已的做法公式化、教條化,上升為不可動搖的規律,并宣布,蘇聯式的社會主義“不容置疑,對于一切具有人數相當多的中小生產者階級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條發展道路是使社會主義獲得勝利的惟一可能的和適當的道路”。赫魯曉夫雖進行了改革,但卻是草率、惟意志論的亂改一氣,白白地浪費了大好的改革良機。勃列日涅夫時期,改革的時機非常成熟,只是他在執政初期進行了小修小補后,淺嘗輒止。到20世紀80年代后期戈爾巴喬夫時期,改革的大好時機已經不存在了。

人們不禁要扼腕嘆息:為什么蘇聯共產黨不能進行及時改革?為什么蘇共不能進行成功的改革?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錯過改革的大好時機?筆者認為,這些問題的答案還是可以在落后的文化傳統對蘇聯的影響中找到。

十月革命勝利后,蘇(俄)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和圣地。二戰結束以后,蘇聯成為社會主義陣營的領袖、社會主義革命的搖籃、全世界無產階級的祖國、全世界工人階級革命運動的旗幟。在蘇聯人民的心目中,在世界所有向往社會主義的有識之士的心目中,無不期望蘇聯早日取得一個又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不可企及的偉大成就,無不期望蘇聯早日建成社會主義甚至共產主義。這種有意無意的期望重新喚起了蘇聯(俄羅斯)人的彌賽亞意識,這種意識好比一副有色眼鏡,很能發現別人(資本主義國家、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不足,很難平等地處理與其他民族和國家的關系,但卻很難發現自身的嚴重問題。彌賽亞意識使蘇共很難發現自身的嚴重不足,即使發現了也會在這些不足的性質和嚴重程度上大打折扣。歷屆蘇共領導人在決策時,不得不顧及這種意識的無形的又無時不在的影響。

由這種意識衍生的斯大林的社會主義社會“無沖突”論也非常不利于蘇共進行及時、成功的改革。斯大林多次表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性質是完全適應的,前者對后者的適應就能完全排除任何矛盾。這一觀點長期制約著對社會主義制度下各種矛盾問題的科學分析。在這一認識指導下,蘇共領導人真的以為社會主義社會沒有矛盾,因此斯大林才會在十八大上向全世界宣布蘇聯已基本建成了社會主義,下一步要建設共產主義的物質基礎。蘇共才會在二十二大通過的黨綱中莊嚴地宣告:“這一代的蘇聯人將要在共產主義制度下生活!”才會使勃列日涅夫將“發達社會主義”寫進1977年蘇聯憲法,并指出這種社會主義“是開始向共產主義逐漸過渡的完全鞏固了的社會主義”。盡管安德羅波夫頭腦比較清醒,但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他也不敢退得太遠,只能提出“完善發達社會主義”。

更令人遺憾的是,以上兩種意識恰恰存在于一個源于傳統的、權力絕對集中于中央和領導人的政治系統中,這種幾乎替下級、普通黨員和群眾包辦一切的機制,完全排除了通過政治溝通、大眾政治參與來推動及時、成功的改革的可能性,致使蘇共在毫不在乎地錯過三次改革的良機后,又經過戈爾巴喬夫的折騰,最終不得不吞下失敗這枚苦果。

蘇聯共產黨執政失敗的慘痛教訓告訴我們,在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執政黨一定要認清國情,特別是要辨清文化傳統給社會主義事業造成的影響。一定要靜下心來,細心甄別國家的文化遺產,吸取精華,堅決屏棄糟粕,使真正的社會主義者能用真正的社會主義意識(而非其他主義的)來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