佃農的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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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三十年來，英國農業史的研究有了長足進展。這些進展除了加深我們對英國農業史這一專門領域的理解外，還大大修正了自馬克思以來關于資本主義誕生的理論。首先，僅僅工業革命本身無法解釋資本主義的興起。人們越來越多地認識到工業革命與農業革命之間的依賴關系。里格利（E.AnthonyWrigley）的研究顯示，從1600年到1800年間，英格蘭的人口從411萬上升到866萬，增長了210%，但農業人口卻從總人口中的70%下降到36.25%。根據艾倫（RobertC.Allen）的計算，從1700到1800年間，英格蘭農業人口的總數基本沒有變化，單位面積的勞動力投入降低了5%，但農業產量卻翻了一倍多。也就是說，每個農業勞動力的平均產值倍增，使農村產生大量剩余人口，涌入城市成為工業化的勞動力，而且能夠保證非農業人口的糧食供應。這是工業革命的一個基本條件。第二，這些農業上的進步或「革命」，并不是生產關系突然改變的結果。甚至農村剩余人口涌向城市，也不是馬克思所描述的「圈地運動」所能解釋的。因此，人們在探求資本主義起源的問題時，越來越注重十五、十六世紀的農業發展，而非僅僅是十七、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第三，就生產關系而論，所謂「剩余價值的創造者」（即直接生產者）與剩余價值的剝奪者（即生產資料的擁有者）這樣的簡單二分模式，無法解釋農業革命期間生產關系的變化。

這些新的認識對于中國史的研究也具有深遠意義。自「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討論展開以來，明清社會經濟史一直是中國史學界的「顯學」。目前雖然許多學者力圖擺脫簡單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模式，但還是習慣于從租佃關系（即地主與佃戶的關系）來解釋中國農村的生產關系。許多美國與日本學者也跳不出這一局限。他們的主要理論參照系統，顯然還是馬克思《資本論》中的理論。因此，挑戰這一理論架構，必然會給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帶來有益的啟發。

本文的目的，是圍繞著惠特爾（JaneWhittle）的新著和相關研究，提出筆者對英國農業革命的解釋。首先，筆者應該交代惠特爾新著的意義。在惠特爾看來，馬克思所謂的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的轉變，在歐洲史特別是英國史領域還具有重要意義。不過，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界定清楚，對封建主義的界定卻非常含混。比如，馬克思正確地指出封建農奴制在十五世紀初就已經結束，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到十八世紀晚期才充分發展起來。中間這一段時期，既無法用封建主義、也不能用資本主義進行解釋?；萏貭査噲D描述的，正是這一理論「空白期」，即工業革命前的「農業資本主義」。這一時間跨度，也打破了非馬克思主義學者關于「中世紀」與「前近代」的分期（一般的分界線是1480或1500年）。第二，惠特爾解放了被舊分期所束縛的研究方法。傳統上，歐洲的中世紀學者都克守根據具體莊園文獻進行地方性研究的「家法」，注意描述一個莊園社會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前近代學者則喜歡使用多種多樣的史料，跨越廣泛的地域。不過由于案例分散、史料粗疏，他們往往集中于社會經濟生活的某個側面，忽視莊園文件，犧牲了地方研究的完整性和細致性。惠特爾的研究，則既能回答關于資本主義發展的宏觀問題，又能基于具體的莊園史料，作出獨樹一幟的地方個案研究，可謂融中世紀史和前近代史研究的長處于一爐。第三，她的結論，強調佃戶在農業資本主義發展中的帶頭作用，領主只不過是被佃戶逼上商品經濟的「賊船」而已。這正是對簡單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修正。

提起英國的農業革命，我們馬上會想到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講的「圈地運動」：大領主把在自己的土地上享有傳統的封建權利（耕作權）的佃戶趕走，將土地用于牧羊業，于是有了所謂「羊吃人」之說。但是，在描述這一過程時，馬克思留下了一句非常謹慎的話：「我們暫且把農業革命背后純粹的經濟動力放在一邊，集中討論這一過程中使用的暴力手段?！寡韵轮?，「圈地運動」只是資本主義在農村發展的一個因素，歷史還有另外一面。同時，在討論「圈地」的一章之后，他還寫了一個非常短的章節──「資本主義農民的起源」，指出在幾個世紀的緩慢過程中，產生了一種新式農民。他們一方面給領主付地租，另一方面又運用手中掌握的資本雇用出賣自己勞動力的農民，造成了農村的貧富分化，在農業革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這一《資本論》中常常被人們忽視（也確實不被馬克思本人所強調）的面向，不斷在馬克思的挑戰者的著作中獲得證實。第一，所謂「圈地」，從十四世紀末農奴制解體后就一直在以零敲碎打的方式進行，這使得十八世紀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圈地運動」，遠不像馬克思描述的那樣富有戲劇性1。第二，這些前期的「圈地」，是出于佃戶之間的自愿，而非領主強制的結果2。第三，十六世紀的人口增長，是農村「無產階級化」的主要原因3?；萏貭柕难芯?，也正是在這樣的脈絡中展開。她具體挑戰的，是馬克思學派學者布倫納（RobertBrenner）解釋農業革命的一個結論。布倫納認為妨礙資本主義農業發展的障礙主要有兩個，一是在使用沒有人身自由的農奴的條件下，領主僅依靠封建權力即可增加自己的收入，而沒有通過技術改造來提高產量的動機。簡單地提高地租、增加剝削率，畢竟比投入大量資金改進生產方便得多。第二，在農奴制解除后，自給自足的小農因為隔絕于市場競爭之外，沒有提高生產效率的動機。但是，領主在農奴制瓦解之后，喪失了靠封建特權剝奪土地上的剩余價值的手段，于是只好尋求別的途徑增加收入。最后他們采取的方法是按市場價格提高地租，逼著佃戶競爭，使那些最能夠提高生產效率的佃戶，因付得起高額地租而保有并擴大了自己的租佃權，那些無法提高生產效率的佃戶，自然付不起日益高漲的地租，最終成為無地的無產者。一句話，領主階級所制造的「租佃的不穩定性」，是資本主義農業的「第一推動」4。和馬克思對「圈地運動」的描述一樣，布倫納強調的是領主如何運用他們的權力?；萏貭杽t明確指出了布倫納對小農的偏見。她的研究表明，小農完全不像布倫納所說的那樣與市場隔絕。在她的個案中，土地市場在資本主義農業成形以前就非常活躍。如在十六世紀初年諾?？丝さ腍evinghamBishops，大部分小農是通過購買土地自立門戶5。小農也并非沒有改進生產的動力。桑頓（W.T.Thornton）曾有力地證明：小土地所有者由于能夠獨自享有自己的勞動回報，因而有特別強的動機改進生產，甚至把一切空閑時間都投入到土地上6。楊（ArthurYoung）則注意到，即使在有市場機制刺激的條件下，法國的小農也無法改進生產。理由不是動機不足，而是缺乏必要的資金7。所以，我們不妨修正一下布倫納的理論，提出阻礙資本主義農業成長的兩大障礙：領主缺乏改進生產的動機；小農缺乏改進生產的能力和手段。

來自領主方面的障礙很快被以下兩個因素所克服。第一，農奴制度的解體斬斷了領主與農奴之間的傳統紐帶。十四世紀的黑死病又把英格蘭的人口減掉一半。人少地多，使得農奴可以輕而易舉地逃離領主的控制，到別的地方找到土地生存。這就逼著領主用更好的租佃條件吸引佃戶來種地。第二，到了十六世紀，人口增長引發通貨膨脹。根據惠特爾的研究，佃戶之間交易的土地價格上漲了三倍，但領主從自己莊園中獲得的收入，卻因為固定的慣例地租的束縛而沒有明顯增長8。失去傳統封建權力的領主，對佃戶的抗租常常感到一籌莫展，要超越慣例提租收稅更是難上加難9。

為了在通貨膨脹中維持自己莊園穩定的收入，領主必須想辦法提高地租。他們中有些人采取了把莊園中的「習慣租佃」（customaryland）轉化為「租賃租佃」（leasehold）的措施?！噶晳T租佃」中的地租是根據慣例固定的、終身的，甚至是可以繼承的，領主無法改變地租金額。因而經過長期的通貨膨脹后，這種地租無法反映土地的市場價值?！缸赓U租佃」則有一定年限，領主可以在續租約時按市場價值提高地租。但是，這一轉化非常困難。一般而言，領主只有在佃戶自動放棄自己的習慣租佃權、或者佃戶死亡甚至成為絕戶時，才可能將有關土地從「習慣租佃」轉化為「租賃租佃」。而惠特爾在其諾?？丝さ膫€案研究中，甚至發現了完全相反的趨勢：十六世紀，領主買下「租賃租佃」的土地，將之轉化為「習慣租佃」！因為領主可以通過「習慣租佃」獲得終身的、世代的佃戶，而「習慣租佃」在租約一完時就得讓領主費心再找佃戶，甚至會有打不完的官司。在「莊園法庭」隨著農奴制一道解體之后，領主即使在自己的領地內也未必有甚么司法上的優勢。同時「租賃租佃」的地租很少明顯高于「習慣租佃」，有時甚至還低一些10。這一發現提醒我們：領主在提高地租時，必須考慮為與之而來的不穩定性所付出的管理費用。有時因為得不償失，領主索性放棄了提高地租的企圖，甘愿繼續遵循慣例。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十五、十六世紀的租佃關系有多種矛盾的發展，不可一概而論。但是，這些不同的趨勢中卻有一個共同點：領主沒有力量單方面改變租佃關系、提高自己在土地產出中所占的份額。即使把「習慣租佃」轉化為「租賃租佃」，也并不是領主維持收入的有效方式。

真正能夠維持甚至提高收入的方式，是通過技術革新提高生產效率，增加土地的產值。佃戶所得有明顯增加，領主的收入才可能水漲船高。在這方面，大佃戶（即馬克思所謂的「資本主義農民」）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根據奧弗頓（MarkOverton）的研究，大佃戶經營大農場平均每英畝所需的投資要比小農場低得多。例如經營150英畝所需的資金與經營60英畝大致相同，并且在合理的勞動分工上占有優勢11?；萏貭柛赋?，在土地市場上，大塊土地的單位價格可以比小塊土地低一倍12，這無疑降低了大佃戶的生產成本。當然更重要的是，大佃戶有足夠的資金用于改善生產效率13。奧弗頓還計算出，受益于歉收年份糧價的上漲，大佃戶收成雖減，收入卻反增；小佃戶則因無足夠口糧而不得不從市場上高價購糧14。所有這些因素相加，使大佃戶越來越有競爭力，小佃戶則因難以為生而漸漸喪失了土地。與領主相比，大佃戶甚至也享有種種經營優勢。首先，如前所述，領主從莊園中獲得的收入，并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地租。莊園的習慣租金常常輕得微不足道。領主沒有權力提高這種形式上的租金，佃戶卻可以自由買賣自己的租佃權。結果，租佃權在佃戶間的轉移是按市場價值進行，而領主方面微不足道的租金，只能使這種土地市場的交易成本大為降低，促進農業的商業化。也就是說，大佃戶可以按市場價格轉租他們租佃的土地，并從中謀取利潤，領主則沒有這樣處置土地的自由。大佃戶的轉租，才更接近我們現代意義上的土地出租。領主的「出租」，只是形式而已。第二，佃戶為了獲得經營自主權，常常自發圈地，因此在馬克思描述的由領主發起的「圈地運動」之前，大佃戶已經完成了相當程度的「圈地」和土地獨占。

農業革命發生的先決條件，是土地中產生的價值，能夠作為資本再次投入土地，進而改善經營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在十八世紀以前，領主并沒有完成這一使命。他們甚至難以維持從土地中獲得的傳統收入。而在十五、十六世紀頗具商業化的農業發展中，英格蘭產生了一個大佃戶階層。正是這個階層把從土地中獲得的價值重新投入土地之中，引發了農業的技術進步，增加了土地的實際價值。也正是因為他們從土地中獲得了更多的收入，于是要擴大再生產，為獲得更多的租佃權互相競爭，最后在租佃的競價中，把地租抬得越來越高，使領主最終獲益。在這個意義上說，農業革命并非由領主領導，而是由大佃戶發起和推動的?；萏貭柕慕Y論也支持了這一點。她令人信服地證明，農業革命并非如布倫納所說的，是起源于領主所制造的「不穩定的租佃關系」，而恰恰相反，是發端于「穩定的租佃關系」。農業革命常常在領主權力最弱、習慣租金最低的地方獲得突破。因為這種弱化的領主權力使得佃戶從經營中獲益，刺激他們改進生產經營15。

由于英格蘭最早實現了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英格蘭的模式一直是研究其它地區前近代社會經濟史的重要理論參照?；萏貭柕男轮瑹o疑使這一理論參照獲得了更新的意義。比如，作為明清社會經濟史的學生，我們過去一個重要的「問題性」是：為甚么英格蘭的領主階層能夠對自己的土地進行資本主義式的規模經營，而中國的地主常常把地租花在城市，用于奢侈品的消費和科舉考試的投資？參照惠特爾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到，英格蘭領主的經濟行為與明清時代的地主也許沒有那么大的差異，他們最初也并沒有進行資本主義式的經營。而且，即使是馬克思和馬克思學派的學者，也一直用領主─佃戶─農業勞動力出賣者這三極結構解釋農業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我們在解釋明清時代的農業時，常常把這三極變成地主與佃戶兩極。最近方行等學者在對清代租佃制的研究中，提出佃農的「中農化」問題，為打破這一兩極模式開了先聲16。參照英格蘭的經驗，我們應該問的問題也許是：中國的中農佃戶與英格蘭的大佃戶有甚么不同？為甚么大佃戶的經營在中國沒有發生？

注釋

1；3；11；14MarkOverton,AgriculturalRevolutioninEngland(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6),148;180;173;20-21.

2KeithWrightson,EarthlyNecessities(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