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史的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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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史學史，介紹西方的歷史哲學，比較中西方的歷史觀，探究理性發展的道路，對理性主義作了反思。第二部分著重探討經濟史方法論問題其中包括實證主義與相關問題、經濟學理論與經濟史研究、結構主義和整體史觀、經濟計量學方法、新制度學派經濟史理論，并闡發了經濟發展、制度變遷和社會與文化思想變遷的關系。

關鍵詞：經濟史歷史觀方法論

一、歷史觀

(一)引子：經濟史學小史

在西方，經濟史作為一門獨立學科，是19世紀后期從歷史學中分立出來的。其分立，是因為經濟學已發展成為系統的理論，原來歷史學中的經濟內容，可以用經濟學的理論來分析和解說了。

19世紀，西方歷史學界占主導地位的是以蘭克(LeopoldvonRanke)為首的史學，被稱為歷史主義學派(historismus)。他們強調歷史世界與自然世界不同自然世界是普遍一致的，歷史則有個性，一國的意識形態、制度、價值觀完全受自己的歷史發展所決定。他們認為歷史學就是要真實地再現和理解過去，所以十分重視歷史文獻的考證，因而是實證主義的史學。他們十分重視歷史事件，詳述事件經過，用因果關系聯系起來，成為敘述式的史學。在19世紀后期，經濟史從歷史學中分立出來以后，雖然是用經濟學理論解釋歷史，但仍保持著歷史主義的特點。如英國的阿什萊(WilliamsJ.Ashley)認為經濟學原理不能普遍有效，應用于本國社會需作修正，并需作出歷史評價?？矊幒?WilliamCuningham)強調經濟變動中的政治、心理因素，不能廢除傳統的史學方法口以施穆勒(GustavvonSchmoller)為首的德國歷史學派，是當時經濟史學中一個重要學派，提出經濟發展階段論，并強調作歷史評價?？傊?9世紀，經濟史雖已成為獨立學科，但仍主要屬于歷史學領域。1880年代牛津、劍橋大學開設經濟史課程，都在歷史系，屬人文科學，相沿至今。法國、德國大學一般不專設經濟史學科，也是在人文學院講授。惟美國，經濟史課程多設在經濟系，亦有設在歷史系者。

到20世紀初，已有專用經濟學理論研究經濟史者，如瑞典的赫克舍爾(EliF.Hecksher)，并認為歷代經濟史的研究都應從供給與需求入手。但多數經濟史學者仍堅守實證主義原則，惟因邊際主義和新古典經濟學興起，研究范圍擴大，并更多注重要素分析和數據資料。如克拉潘(JohnH.Clapham)的英國經濟史即以考證嚴密、數據精確著稱；托尼(RichardH.Tawney)的英國經濟史以人口、土地、價格的深入考察聞世。美國的米切爾(WesleyC.Mitchell)、厄什(AbbottP.Usher)善于將經濟理論與統計資料結合，對經濟發展的研究作出貢獻。荷蘭的丁伯根(JanTinbergen)創行計量經濟史和經濟周期論。同時，個性的國別史之外，也向通史發展。湯普遜(JamesW.Thompson)的《中世紀經濟社會史》，各創理論特色的桑巴特(WernerSombart)的《現代資本主義》、《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和熊彼特(JosephA.Schumpeter)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都名盛一時。

二次大戰后，西方發生史學革命，實證主義受到懷疑，歷史主義幾乎被推翻，社會科學方法進入史學，敘述的歷史變成分析的歷史。同時，經濟學也發生革命，凱恩斯主義盛行，宏觀經濟學興起，增長理論成為研究重點，結構主義和制度學派代興。在兩面沖擊下，經濟史學也發生革命性變化。政治因素外，社會學、人類學、社會心理學進入經濟史研究，技術因素外，地理資源、氣候環境以及文化、民俗等受到更多注意口傳統的因果論受到批判，線性發展被結構分析所代替。經濟史面目一新，20世紀70年代奇波拉(CarloM.CiPolla)主編的《方坦納歐洲經濟史》可資代表。

二次大戰后西方的經濟史學可說有三大學派。一是20世紀30年代興起的法國年鑒學派進入第二代，形成以布羅代爾(FernandBraudel)為首的整體觀史學。二是以福格爾(RobertW.Forgel)為首的計量史學。三是以諾斯(DouglasC.North)為首的新制度學派經濟史學。這三個學派在下篇方法論中再為詳述。此外，?？怂?JohnR.Hicks)于1969年出版《經濟史理論》，認為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是由習俗經濟、命令經濟向市場經濟轉換，各國先后懸殊，并有反復。轉換中有四個方面的“市場滲透”，即新的法律、貨幣、信用制度的確立；財政、稅制和行政管理的改造；貨幣地租和農產品的商品化；自由勞動市場的建立。這個理論頗受中國學者重視(《經濟史理論》有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

以上是說西方。在中國，其實很早就有經濟史，《史記·貨殖列傳》中就應用了“善因論”的自然主義的經濟理論。不過，歷代的《食貨志》之類都偏重于典章制度，未能成系統的經濟史。系統的經濟史是20世紀早期學習西方建立起來的。

(二)西方的歷史哲學

18世紀，西方理性主義盛行，許多學者都對歷史的演變提出理性的系統觀念，即歷史哲學。它是研究歷史發展中一般性、規律性的問題，故又稱元歷史(meta-history)。最早的歷史哲學著作是意大利維科(GiovanniB.Vico)1725年發表的《關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學原理》。此后重要的有康德、黑格爾、馬克思、湯因比(ArnoldJ.Toynbee)的歷史哲學。馬克思的歷史哲學，主要是他的歷史唯物主義，大家都已熟悉，我不再談。僅將其他幾種略作介紹。

維科首先提出“人類自己創造歷史”的命題；由于是自己創造的，人們能認識它。這就破除了中世紀上帝創造歷史的神學歷史觀，也批判了17世紀以笛卡爾(ReneDescartes)為首的懷疑論，這種理論認為歷史無普遍意義，不能作科學研究。

維科認為各民族歷史的發展都經歷了三個時代：1.神祗時代：特征是家長制、農耕，尚無國家。2.英雄時代：特征是貴族政府，詩歌文學，以勇武和忠心為基礎的道德。3.古典時代：2.特征是民主共和或代議君主制，有了科學和工業，詩讓位給哲學，理性道德代替了英雄主義。但古典主義繁榮之后，人們奢侈成風，嗜殺成性，戰爭不息，人類又回到野蠻主義。這將導致三個時代的再次重演，但思想已占支配地位，重演不是重復，而是在更高起點上的新過程。

維科認為，造成這種規律性運動的是天意(Providence)，而直接推動歷史發展的動力是人性的惡，即自私自利和自愛的暴力。惟人性的惡受天意制約，天意使人在有了家庭之后也希求家庭的福利，在城邦國家時代也希求本城邦的福利，在進入公民社會后希求自己的和民國家的福利。如果各民族國家經過戰爭、和約、通商而聯合起來，也會希求自己的和全人類的福利?？傊?，人的本性是隨著文化和物質相爭相勝而演變的，這構成歷史。但歷史不能預示未來，和柏拉圖不同，史學家不要作預言。

維科還提出了一系列研究歷史的方法，以及史學家常犯的錯誤。他的書簡稱《新科學》(ScienzaNuova)；有中譯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6年版)，思想豐富，讀一下很有好處。

康德是二元論者。他認為，人類的活動就其本體說是精神的，和自然界的本體(物自體)一樣，是不可知的。歷史研究，即史學家所看到的，是這種精神活動的現象。一切現象都屬于自然，因此，人類歷史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項隱蔽的計劃，它按照自然規律演進，目的在實現一個理性的“世界公民”的社會口這種規律，按照康德的認識論，是人們根據先驗的理性原則，對于歷史現象(以及自然現象)的認識，也可以說，是人的理智賦予客觀的。

康德認為，人的本質是自由，人有天賦的善良意志，按照善良意志展開自由，就是歷史的使命。但人又是自然的生物，自然賦予他自求生存和享樂的本能。這就形成了道德與幸福的矛盾，這種矛盾又表現為人的社會性與非社會性的矛盾。人的自私自利，即人性的惡，推動人勤奮努力，克服自然障礙，享受幸福。人的非社會性，使人與人處于對抗狀態，導致戰爭和犯罪。這就需要人們進入理性的“自律”，即進入制定憲法和法制的國家，使個大在不侵犯他人的自由的前提下享有自由。這也就是迄今人們按照理性發展的歷史。但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野蠻對抗仍在繼續，那要等到在世界范圍內建立理性的自律才能解決，即康德所稱“世界公民”的“目的王國”。然而，那將是在遙遠的未來，照康德看，人類的“目的王國”只能是在“彼岸”的事。

康德的歷史哲學有篇1784年發表的論文《一個世界公民觀點之下的普遍歷史觀念》，中譯本見《歷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

黑格爾破除了18世紀流行的二元論，把精神、自然界和歷史描繪成一個統一的辯證法運動過程。他。以“絕對精神”為一切事物的本原。絕對精神的邏輯的運動，外化為自然界，有了物質世界；物質世界的運動，產生人類，有了歷史；人類歷史的運動，又發展出一個更為完善的精神世界。這就是“正反合”。恩格斯說黑格爾的辯證法是頭腳倒立的，把它顛倒過來就意味著：精神或者思維，在物質和人類歷史的發展中，顯現和完善自己。而這就是馬克思歷史哲學的思路了。

黑格爾認為，自然界是一次又一次地重復自己，人類歷史則決不重演，每次都有新的東西，歷史就是舊事物的消亡和新事物的取代。

黑格爾認為，人的本質是自由，世界歷史的歷程也就是自由發展的進程口在古代東方王國，只君主一人是自由的，所有臣民無異奴隸。到希臘羅馬世界，人們認知了一部分人的自由，并肯定于法律。到今天日耳曼世界(指普魯士王國)，便認知全體人都是自由的了。他說，“國家乃是自由的實現，也就是絕對的最后目的的實現”。他把中世紀神學的“天國”搬到人間，把康德的“目的王國”從遙遠的未來搬到現世。而他所說的自由是嚴厲的普魯士法律下的自由，與馬克思所說的自然主義與人道主義統一的“自由王國”完全不同。黑格爾認為絕對理性(絕對精神)是歷史發展的原動力，但它要通過直接動力才能發揮作用，直接動力就是人類對自我利益的“熱情”?！袄硇缘慕器铩泵顭崆轵屖谷藗儕^斗，推動科學進步，控制自然界，犧牲他人以利已，世界充滿斗爭。恩格斯說，“在黑格爾那里，惡是歷史的發動力”。其實這是西方哲學的傳統口在中世紀神學，歷史的動力源于人類有‘原罪’，需神來拯救。在維科和康德那里，歷史的動力是人性的惡。黑格爾把人性的惡歸之于“理性的狡黠”，這就把它合理化，與自由同質。所以他說，“在(普魯士)國家里，自由獲得了客觀性，并且生活在這種客觀性享受之中”。

以上引語見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有中譯本，三聯書店1956年版)。

湯因比是最后一位歷史哲學家，他的《歷史研究》發表已是20紀30年代。他以社會文明作為研究歷史的單位，共考察了自古埃及到當代的21種文明。他認為，在人類幾十萬年的歷史中，文明的出現不過是短暫的幾千年的事情，因而這些文明都可視為同時代的。他考察了這些文明的淵源和其相互關系，結論說，在哲學上，所有文明都是等價的(價值相等)。這就突破了中世紀以來的歷史一元論、康德以來的主體歷史論、工業革命以來的歐洲中心論。這是史學思想的一大貢獻。

湯因比認為，各種文明都是在“挑戰和應戰”(語出《浮士德》)中發展的。文明不是起源于安逸樂士，而是產生于克服艱苦環境。能不斷戰勝挑戰，文明便發展；應戰失敗，文明會衰落以至滅亡。他列舉了五種挑戰，其中人為的多于自然條件的，內部的多于外來的。他觀察到，一種文明“成長”之后，往往會出現一個“混亂與苦難”時期；于是，人們建立起有權威的“大統一國家”以阻止文明解體；但隨之而來的往往是一個作為“間歇時期”的黑暗時代。這顯然是來自歐洲的經驗。不過他說，軍事擴張、技術進步都不是文明成長的真正原因，真正的進步是社會精神解放出來，應付挑戰。文明衰落的原因通常是精神的而非物質的，摧毀文明的主要是內部斗爭。

湯因比還認為，文明成長的動力是來自有創造能力的少數人或少數人組成的小社會。他們常是先“隱退”，以思考真理，再“復出”來領導群眾，應付挑戰。這就不同于西方傳統的“英雄”史觀，而接近于中國的“圣賢”史觀。

湯因比的《歷史研究》篇幅太大，通常是用經他審定的縮寫本，其中譯本亦有三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1964年版)。所敘史實不免紕漏，但花點功夫看看有好處。

20世紀以來人們已很少談歷史哲學了，史學理論的討論脫離本體論轉入認識論。有人把維科至湯因比的研究稱“思辯的歷史哲學”把這以后的史學理論稱“分析與批判的歷史哲學”。不過，我以為湯因比以后的史學理論主要不是歷史本身即元歷史問題，而主要是批判實證主義和歷史分析方法的研究，因而我把它放在方法論中去講。(三)中西歷史觀的比較

上述歷史哲學，是歐洲18世紀啟蒙運動以來理性主義的產物。而歷史觀的演變，在中國可上溯到春秋戰國，在西方可上溯到希臘羅馬，并均應下延到今天。歷史觀的內容十分繁賾，不能詳談，只能選擇其最基本的觀點。馬克思、恩格斯在論歷史觀時，曾著重討論了兩種觀點，即對人與自然界的關系的看法、對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看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43-44、48-49頁)。而在認識論上，這兩者也都是對思維與存在關系的看法。下面講歷史觀，我就只講對人與自然、人與人、思維與存在這三個關系的看法，其余只附帶提及。

人與自然的關系中國叫天人關系。儒家、道家、法家對天人關系有不同看法，但秦漢以后融合了。

儒家的天是神意義的天，天有意志?？鬃又v天命，孟子講天志，荀子講天職天功，天都有意志。因而，儒家的歷史觀中有目的論色彩，但不濃厚，比起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所批判西，方古代哲學的目的論，簡直算不了什么。決定論，除個別如五行生克說外，在儒家歷史觀中是很淡薄的。儒家雖是神義的天，但人與天是相通的，可知的?？鬃又烀?，孟子更是“萬物皆備于我”口這也就是主體與客體、思維與存在有同一性。

這里講一件事。荀子有“制天”的話，今人多解為人能制服天，一如英國培根(FrancisBacon)所說人征服自然界。這大約出自今人的革命哲學，古人不這樣講。王念孫說“制天”是“裁天”誤書，章太炎、胡適從之。照我看，“制”可作“法、則”解，“大天而思之，熟與物畜而制之”，物畜即積蓄，以天為法則積蓄財物，亦《大雅》“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之意?！皬奶於炛?，熟與制天命而用之”，意以天命為法則來應用?？傊?，儒家歷史觀中，天人相通，天人之間是和諧的關系，沒有人與天對抗的意思。

儒家思想中，人與人之間是以“仁、義”為基礎的協調、合作關系。這里，荀子有“性惡”說，但他說正因為性惡，人才“欲為善”，并且都可以成為禹那樣的善人，即使不能成為禹，也“無害可以為禹”。當然，在等級社會中，都有等級對立，不在哲學上人際關系之列，正如希臘哲學中不考慮奴隸那樣。

先秦道家即老莊的天，完全是自然意義的天，“無為”的天。道家的歷史觀中一般沒有目的論。“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法是法則之意，不是對立。天與人、人與人、主體與客體、思維與存在，都是一致的，用哲學話說，有同一性。

先秦法家，主要是在治國與治軍上主張法制，而在天人關系上，除商鞍宗儒外，都宗道家。韓非在《解老》篇里還首創一個“理”字，“萬物各有其理”而“道盡萬物之理”，給萬物協調、也給立法治人找到理論根據。

秦漢之際，法家已被融入儒家，所謂“儒表法里”。這時儒家又吸收了道家的世界觀，講無為，即所謂“黃老之術”。再加上儒家和道家都很精通的辯證法思維，就形成司馬遷的歷史觀。司馬遷的歷史觀可用兩句話來概括：“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這種歷史觀用現代語言來描述就是：人與自然界是可以相通的(communicable)，人類社會是同質的(homogeneous)，歷史的發展是辯證的(dialectic)，思維與存在有同一性(identity)。人間有苦難、戰亂、罪惡，但正如自然界有日蝕、地震、災荒，通過“變”，即向對立面轉化，會歸于祥和。司馬遷還認為這種變有周期性。

這以后，中國政治上有變化，如“無為”變為專制，思想上有波瀾，如魏晉玄學，隋唐佛學；但這種“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歷史觀，基本上延續下來，直到宋代才發生變化。

再來看西方的歷史觀。西方的自然觀，從古希臘起，直到19世紀，都是神意義的天，很少例外，所以在歷史觀上有濃厚的目的論，以至決定論。

希臘哲學，人與自然界的關系還是和諧的，人與人之間要求真善美。但自公元前5世紀的泰勒斯(Thales)起，就強調主體與客體的對立，成為西方哲學的傳統，以致在認識論上常導致思維與存在的分離，并為各種形式的二元論和自我的歷史觀開辟道路。

柏拉圖實際是二元論者。他沒有說明一切事物的基質是什么，但一切事物都是由于“理念”參加進來才變為存在，不是歷史地存在；從這一點說，有非歷史主義傾向。他的最高的理念是善，或邏格斯(Logos)生成萬物，這成為西方哲學常用的概念。而這也使柏拉圖的世界觀有著嚴格的目的論。在人與人的關系上，他提出智慧、勇敢、克己、正義四種德性，他的《理想國》主要是教化群眾實現這些德性；這比較接近于中國儒學。

亞里士多德認為宇宙是永恒運動的物質，而其運動形態是由理念推動的，所以是存在一元論者。他并承認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在此基礎上，創立了三段論的邏輯學，成為西方哲學和幾何學推理的主要方法，這一點比中國高明。但用邏輯推導歷史，也會違背實證，有非歷史主義的毛??；亞里士多德對“第一推動力”的論證就是這樣。在人與人的關系方面，亞里士多德很注意節制、中庸的態度和高尚的德性；他的國家論也偏重于教育培訓良善公民。但他有個“整體先于部分”的原則，在理性上國家先于村社、家庭和個人，與中國修身、齊家、治國之道相反。

到中世紀，西方的神學哲學創造了一個全新的歷史觀，也可說是對希臘羅馬歷史觀的否定。這個歷史觀認為，人類歷史只是永恒天國的一個暫時的階段，其目的在于拯救陷于“原罪”和各種罪惡中的人類。這是首次提出“歷史的目的和價值”這一命題，成為18、19世紀西方歷史哲學討論的中心。在神學的歷史觀中，天人關系和人與人的關系都是上帝安排的，唯實論和唯名論的爭論并不改變這種歷史觀，只是唯名論者認為罪是人類的個人行為，而非共性而已。在認識論上，作為這種歷史觀的經典的托馬斯阿奎那(ThomasofAquino)的《神學大全》，竟全部是用三段論法的邏輯論證的。用恩格斯批判黑格爾的話說，“方法為了迎合體系，不得不背叛自己”。

(四)理性發展的道路

l5世紀，歐洲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沖破了神學藩籬，理性哲學的發展又給神學歷史觀一次否定。理性主義的發展，促成歐洲近代科學的建立，18世紀以自由、平等、博愛為號召的啟蒙運動和民族國家的形成，這也就是西方社會的現代化過程。歷史學可把“現代化”定義為“理性化”。

這期間出現許多理性主義大師，他們大體可別為二派：一派是經驗主義者，理性來自經驗，如培根、洛克(JohnLocke)、休謨(DavidHume)；一派是唯理主義者，不反對經驗知識，但認為真正的理性原則是先驗的，如笛卡爾、斯賓諾莎(B.deSpinoza)、萊布尼茲(GottfriedLeibniz)。盡管學派不同，他們都對歐洲的現代化作出貢獻。18世紀晚期，康德力圖統一兩派的世界觀，實際是集各家理性觀點之大成，代表一個時期的主流思潮?？档碌臍v史觀，前面已略作介紹?？梢钥闯?，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已不是希臘哲學那種自然的和諧，而為二元論和不可知論所代替；他的先驗論的理性判斷，突出了主體的作用，實際是我凌駕于自然。在人與人的關系方面，雖然說善良意志是絕對的，但只能是在“彼岸”，在國家論上，拋開了希臘哲學的教化育人，而專注于運用權威和法律，以對付人性的惡。19世紀初的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在認識論上有革命性的變化，但更強調了國家和法律，更強調了主體，成為一種自我的歷史觀。

西方理性主義的功績，主要表現在科學發展和民族國家的富強兩個方面。16世紀的培根就提出征服自然界的號召，他的名言“知識就是力量”即指征服自然界的力量。以后西方科學的發展都是朝著破壞自然界的平衡以滿足人類欲望這個方向進行的。1859年達爾文的進化論問世，講生物界的生存競爭，不惜吞食和消滅對方，而這都是合理的。進而形成社會達爾文主義，人與人之間也變成了你死我活的生存競爭。國家理論、契約說代替天賦人權說，工具主義又代替契約說。原來，西方民族國家在形成中就開展了掠奪成性的殖民主義，發展為帝國主義，戰爭不息口政治學只能講強權政治，民族壓迫在教科書中被標為“白種人的責任”。社會人類學提出“類意識”的理論，一個社會共同體內部要排斥非同類的成員。這比之中國理學的“民胞物與”思想，不啻霄壤。最明顯的是經濟學，影響歷史觀也最直接。經濟學提出利益最大化原則，為使利益最大化，人們可以無限地消耗地球上有限的資源，政府和人民處于靠契約維持的利益對立關系，而人與人之間都只能在市場上爾虞我詐。經濟學設定每個人都是理性的人，演化至今，由于“理性預期”可使一切公共政策變得無效；又因個人理性超過集體理性，一切交易行為都會變成博弈口最近兩屆諾貝爾經濟學獎都授予了博弈論者。

西方理性主義取得勝利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運用了邏輯學思維方法。邏輯學經培根、笛卡爾、萊布尼茲的改造成為一種嚴密的科學，它包括歸納、分析、實驗，而最重要的是嚴密的推理演繹程序。用這種方法，可以檢驗一種理論、設想或計劃的合理性與可行性，并按照一定程序使之變為現實口西方近代科學的發展，民族國家的形成，富國強兵和工業化的實現，都借助于這種方法。近年來，人們把借助于這種方法實現的現代化或理性化稱之為“工具理性”，以別于向往于真善美世界的“道德理性”或“價值理性”。這種命名亦非新撰，原來亞里士多德的三段論法邏輯學即被編入《工具篇》，1620年培根把他的方法論著作稱為《新工具》。工具理性又被稱為“功能理性”“目的理性”。其含義是，這種理性，可以通過邏輯程序，有效地實現人們預期的目的，而不管這樣做是否違反道德原則。像謀取最大利益的經濟學，就是一種典型的工具理性。而道德理性一般不具有工具性。

回頭來看中國。中國的理性主義即宋明理學，它出現甚早，而長期效果未彰，即告中輟。19世紀以后中國的理性化或現代化，反是借助于西方理性主義的輸入。良可浩嘆。

北宋11世紀以來，即有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額、程頤等理學家出現，各有所長，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完成體系。朱學以理或天理為宇宙本原，以氣為物質材料。天理以“理一分殊”(一般與特殊)方式轉化為萬物之理，使得氣按陰陽(正負)的對立統一運動形成萬物。宇宙萬物統處于“大化流行”即互相交換的運動狀態。這種本體論與康德不同，主體通過窮理盡性可認識現象，也可認識本原(理)，主體與客體、思維與存在有同一性。在天人關系上，宋儒正式提出“天人合一”命題，即天道與人道的同一，也是認識世界與認識自身的同一。在人與人的關系上，以仁義為人際交往最基本的理。和西方不同，宋理學家差不多都是人性善論者，把人的私欲歸之于氣有渾濁或外界誘惑，因而要求人通過理性知識，自我修養，“存天理，去人欲”。一切又要以心“誠”為本，致“中庸”即中和之道。待人接物普遍寬厚，“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以至世界大同。

李約瑟(JosephNeedham)把朱熹理學視為中國傳統儒學的科學化。宋代科學技術居當時世界之冠。李約瑟估計可抵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前的水平。但中國迄未能自行發展出近代科學來。朱熹也講“格物窮理”，認為是知識的來源，而實際上他所講的都是倫理道德之理，不講物之理口儒家沒有西方哲學那種講物理學的傳統?？梢哉f，朱熹的理學是“道德理性”，沒有“工具理性”，這也使中國理性化的道路與西方迥異。儒家辯證思維很高明，但缺乏邏輯學思維，這又是缺乏工具理性的重要原因。道德理性不能工具化，就變成教條，變成“三綱五?！保找娼┗?。12世紀出現的陳亮、葉適的富國富民之學，也因缺乏工具性，漸形衰落。

15世紀末興起了王守仁的理學。他反對朱熹的“理在事先”的觀點，繼承南宋陸九淵“心即理”的觀點，認為“心外無理”。提出“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視天下猶一家”，不要“問形骸而分爾我”。這是破除了形而上(理)與形而下(萬事萬物)的界限，并破除了主體與客體界限的徹底的思維與存在同一的觀點。而王守仁最大的創造是他的“致良知”說。他認為，人心本無善惡，善惡是“意”的作用，用理性來認知善惡，去惡存善，便是致良知了。致良知說純屬唯心論，但十分提高了個人理性思維的價值。他說，“學貴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為是也”?？鬃又钥善疲€有什么教條不可破呢?

于是，16世紀就產生了泰州學派、何心隱、李贄以及東林黨人的反傳統思潮。他們批判朱熹以至傳統儒學的教條，諷議時政；他們不少人肯定了人的私欲，分別提出了自由、平等、博愛的概念(惟未見民主思想)。這個思潮很激烈，并有組織活動，不少人被系獄，以至身殉。17世紀，興起了顧炎武、黃宗曦、王夫之以及唐甄、顏李學派的啟蒙思潮。他們以“經世致用”之學為號召，反對君主獨裁，進一步肯定欲、私、利，提出令百姓“自為”，國家少干預，以及富民、解禁，“工商皆本”等主張。惟其論證限于義理，缺乏工具性。旋清人入主中原，厲行文化專制，文字獄連綿，蓬勃一時的啟蒙思潮嘎然中輟。

清代儒學回到經學，儒學的理性化可說以失敗告終。到19世紀后期，吸取西方的科學和工具理性，興起“新學”，才漸獲成效，即洋務運動、、辛亥革命。

這里，我略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就提出了人與自然界的同一性問題口人是以社會的存在與自然界交往的，并通過勞動改變自然界對人的作用。人的本質是自由，但在現實社會中，人已自我異化，成為被迫勞動。要經過嚴厲的階級斗爭，實現共產主義，才能實現全面的自由勞動。這就是他在《資本論》中所說的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他在上述《手稿》中說，“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于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于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矛盾的真正解決”。而這也就是“歷史的全部運動”。

列寧在《哲學筆記》中講“發展是對立面的斗爭”，也講“發展是對立面的同一門而在《談談辯證法問題》中，他認為正確的發展(進化)觀“是對立面的統一”。到斯大林，就斬釘截鐵地說，“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不是通過現象的和諧的展開”，而是通過“矛盾的揭露”和“對立傾向的斗爭進行的?！?《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五)理性主義的反思

西方的理性化或現代化，從工具理性看，確實成績輝煌，人都要邀游太空了；但從價值理性看，生態破壞，道德淪喪，離真善美更遠了。這就不能不引起反思和批判。20世紀50年代，盧卡齊(GeorgeLukacs)在《理性的毀滅》中說，1848年以后，西方資產階級走向反動，西方文化也由理性轉向非理性，20世紀已是非理性的世界了。20世紀60年代，舒爾茨(TheodoreSchultz)提出《人力資本論》，要求重視人的價值，注意智力投資。20世紀70年代，舒馬赫(E.F.Schumacher)發表《小的是美好的》，批判西方講效率不講道德，錯誤在于“人對自然的態度”，人屬于自然，卻把人作為征服自然的外在力量。20世紀80年代，佩魯(FrancoisPerroux)出版《新發展觀》，要求人與自然界和諧發展，并重視文化的決定性作用。這些書都有中譯本?！缎〉氖敲篮玫摹?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值得一看。

20世紀70年代起，西方興起后現代主義思潮，聲勢日隆。這個思潮并未形成系統理論，而是分別批判西方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尤其文化思想。我擇其有關歷史觀的幾個問題，略作介紹。

1.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系問題

后現代主義者一般反對西方哲學本質與現象分離、主體與客體對立的觀點。以后現代主義先驅者、存在主義大師海德格爾(MartinHeidegger)為例。海德格爾認為本質和現象都是存在，本質以生成方式由本體向顯體展現，猶如種子成長為樹木。這與宋儒“體用一源”、“顯微元間”的論點相仿。他認為，人與自然界不是主體與客體的關系，而是人“關切參與”(Sorge，中譯本作“操心”)自然的關系，晚年，他在《論人道主義的信》中描述人與自然界共存共榮，則頗有天人合一味道。在人與人的關系上，他認為人都是“共同存在”的，共同分享這個世界，因而人與人之間的互相關切參與(操心)的關系具有意向性和倫理價值。

海德格爾的主要著作《存在與時間》在中國已頗流行(中譯本三聯書店1999年第2版)。

海德格爾的弟子雅斯貝爾斯(KarlJaspers)發揮了自由個體之間關切交往的論點，他稱為“傳導”。沒有孤立的人格，人與人之間總有相互關系的機制和準則，而歷史應視為不同時代人之間的傳導，人類以此實現自由。

稍晚出現的后現代主義大師哈貝馬斯(JurgenHarbermas)提出系統的“交往理性”理論。他稱之為“歷史唯物主義的重建”，不過是從社會關系立論的。他認為，在家庭、部落時代，人們可以自由交往，與現實社會的關系還是比較一致的。階級社會造成兩者分離。到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人異化為物，喪失人的自由，一切現實社會關系都由金錢和權力支配。要重建后現代社會，必須恢復人與人的交往理性，開展誠意的對話，通過溝通和協商，穩定群體的團結和個人與群體的協調，促使社會整合。原來，海德格爾曾從本體論上把理解和認同看作人類歷史的一個基本方面口哈貝馬斯從人與人關系土論證，說他的交往理性是“主體間關系”，等于破除西方主客體論的傳統。這一點與中國仁學的論點有一致之處。

2.理性化或現代化問題

后現代主義者不少人否定理性，認為世界根本不是理性的，而是由渾沌、個別和差異組成，世界是非同質的，即所謂“后結構主義”和“解構論”(deconstructionsim)。因而人們在思想和選擇上沒有一致性。理性主義要求人們有規范行為，只能出于強迫，而強行一致就是暴力、壓迫、恐怖主義(如軍備以至核武器)。這就形成一種非理性主義歷史觀，認為18世紀以來的理性化或現代化是個歷史錯誤，到20世紀，它以失敗而告終。

但不是所有后現代主義者都是這樣。很多人實際是批判工具理性，并不反對道德理性。批判大都由于資本主義的陰暗面引起，并集中于18世紀啟蒙運動以后，因為在文藝復興、宗教改革時期還是講道德的。哈貝馬斯就不否定18世紀以來的現代化，認為它是一個沒有完成的理想，一項未竟事業。它的錯誤在于“野蠻的工具理性”由科學經濟領域侵入了道德價值領域，它扭曲了人類的交往，變成“偽交往”。他提出在現代化過程中，道德或價值理性應該主導工具理性，價值觀應該約束科學技術。

3.歷史一元論和中心論問題

歷史一元論的基礎是價值一元論和文化一元論。這種一元論源于希臘哲學的“邏各斯”理論，到中世紀基督教哲學達于絕對化，好像世界所有文明都來自《出埃及記》。18世紀，維科和赫德爾(JohannG.Herder)提出文化多元論?？档伦x了他的弟子赫德爾的著作后研究歷史哲學，但他持一元價值論，提出“世界公民”的歷史觀。黑格爾更是完全的歷史一元論和中心論者，中心即普魯士王國。工業革命以后，出現西歐中心論。19世紀，出現歷史發展階段論，把各民族文明差異歸結為西歐歷史發展的不同階段，落后者是處在西歐的早期階段，希望他們按步就班前進。

后現代主義者在哲學思想上差不多都是多元論者和非中心化(decentering)論者，在歷史觀上也是這樣。如有人認為世界本來是差異的、多樣的，先進和落后都有其存在價值。著名的后自由主義者柏林(IsaiahBerlin)批判“世界公民”思想，提出各種文化價值的“不可通約性”，不能用一個尺度來衡量，甚至不可兼容，自然不能有一個中心。歷史學家斯賓格勒(OswaldSpengler)和湯因比都是文化多元論者。斯賓格勒認為每種文化都會由盛而衰，因著《西方的沒落》，世人矚目。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認為西方文明可免于衰亡，但不能靠物質力量，而需要一種“終極的精神”。晚年，他把注意力轉向東方，他在1975年與池田大作的對話中說，將來文化上統一世界的不會是西歐化國家，而是中國。

4.歷史的連續性問題

后現代主義者很多人認為歷史是非連續性的。有的是從強調個別性出發，世界上的事物彼此沒有必然的聯系，歷史上的事物也沒有縱向的必然關系。有的是從后結構主義立論，強調社會的非同質性，那么后一代與前一代也沒有必然的同一性。后現代主義的領袖人物也是歷史學家福柯(MichelFoucault)對此有深刻的研究，他號召新的歷史學家應該去尋找歷史上“斷裂的現象”和“轉換的原則與結果”。

歷史非連續性的論斷看來是不能接受的。今天我們的問題正是要反對割斷歷史，似乎一場革命就可與過去一刀兩斷，重新創造，在一張白紙上繪新圖畫。馬克思在論法國大革命時說，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不是隨心所欲，而是在“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603頁)。他在論歷史時說，“歷史不外是各世代的交替”，每一代必須接受前一代留下來的“生產力總和，人和自然以及人與人之間的歷史上形成的關系”(同上第43、51頁)。這三者是不能割斷的，只能繼承下來進行改造。

不過，對于?？碌姆沁B續性歷史觀也不能閉目了之，需作些說明。

中國的史學傳統一直是重視連續性的，這在歷史觀上就是“通古今之變”。西方不是這樣。早期西方史學都是一件一件的故事，互不聯系。魯濱遜(JamesH.Robinson)的名著《新史學》說，直到文藝復興時代，史學中時間錯亂的現象還習以為常，歷史連續性的概念是19世紀才建立起來的。?？乱舱f“19世紀成為歷史學的世紀”，他所批判的正是這時期的史學。他說，這時期的史學設定了一個永恒的真理，把合理性作為人類的目的，又受進化論影響，排除斷裂現象，把歷史寫成人類不斷完善自己、理性不斷增強的歷史。19世紀末，更把社會歸結為某種單一的形態，某種同質的文明，排除個體，歷史抽象化。?？侣曈懙恼沁@種有發展而無變革的目的論的史學。

?？抡J為，啟蒙運動以來的史學是一種以人為中心的主體主義史學，人創造一切。而這種理性的人，是由權力建構的。權力認可的理性，壓迫一切異論。他從笛卡爾的《方法論》中看出理性(工具理性)的極權性，又在眾多論述中加以論證。他反對這種以權力為基礎的主體主義史學。

福柯主要是研究文化史和思想史，他把思想認識稱為“知識型(episteme)。他認為，啟蒙運動以后在科學、哲學、文學等方面的知識型不是繼承古典時期的原型而來，而是古典認識的斷裂和非連續性轉換。因而他在《知識考古學》中宣告“歷史已死亡”，提出建立“新歷史”。

建立新歷史，?？乱笥梅沁B續性概念來劃分歷史的系統和層次，發現歷史“過程的界限，變動曲線的轉折點，歷史事物功能的極限。他反對傳統史學的永恒真理論、目的論、線性發展和因果鏈模式，而強調斷裂和轉換。他說，這種新歷史的最初階段可上溯到馬克思。我們知道，馬克思曾說過“歷史的動力……是革命”?？磥恚？碌臄嗔押娃D換亦有變革、革命的意思，也可說，是從積極方面來解釋“通古今之變。”

?？碌恼撌黾杏凇禗itsetEcrits》中譯本《福柯集》(上海遠東出版社1998年版)。

總的看，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新的歷史觀多少都有向中國歷史觀靠攏的傾向。二、方法論

歷史觀和方法論是不可分的，在研究具體歷史問題時，一切史學理論都可視為方法論：思維的方法或者論證的方法。列寧說：“歷史唯物主義也從來沒有企求說明一切，而只是企求指出‘唯一科學的’說明歷史的方法”(《列寧選集》第一卷第13頁)。不僅如此，恩格斯說：“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頁)。在論及歷史觀時，馬克思說，它們“充其量不過是對人類歷史發展的觀察中抽象出來的最一般的結果的綜合。這些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歷史就沒有任何價值。它們只能對整理歷史資料提供某些方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31頁)這話也許有點過份，不過，“方便”可理解為方法。

前已言及，我還把被稱為“分析與批判的歷史哲學”列入本篇方法論中。經濟史研究中還需應用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等理論，也都在本篇中論及。本篇方法論，限于篇幅，我也只講有關理論和原則，不講具體操作方法。又主要是講西方，中國方面另有專篇講述，從略。

我主張“史無定法”。研究經濟史，唯一根據是經過考證的你認為可信的史料，怎樣解釋和處理它，可根據所研究問題的性質和史料的可能性，選擇你認為適宜的方法，進行研究口不同問題可用不同方法；同一問題也可用多種方法來論證，結論相同，益增信心，結論相悖，可暫置疑。

我寫過一篇《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舉了些實例，有興趣者可參閱。(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2年第1期)

(一)實證主義和有關問題

實證主義是研究歷史的基本方法，不可須臾或離。中國史學自司馬遷起就是實證主義的，宋代加入義理，并改進因果論證。清代考據學、訓話學出現盛況，20世紀初兼采考古學成果和西方考證方法，益臻完善。20世紀50年代一度陷入教條主義，但未放棄實證原則。近20年來，大量發掘史料，考證范圍擴大，博采翔究，舉世稱盛。

西方史學曾長期受制于神學，繼受浪漫主義影響，至19世紀初始有蘭克的實證主義史學，故稱蘭克為近代史學之父。當時主要用語言學和法學方法考證歷史文獻，詮釋經典著作，成績斐然。不久進化論問世，考古和自然科學方法進入實證主義，麥特蘭(F.W.Matiland)史學名重一時。繼之歐洲各國開放檔案，史學家信心十足，19世紀末阿克頓爵士(SirJohnActon)受命編篡《劍橋近代史》時，相信他們是在為“終極的歷史”作準備。然而，就在此時出現了批判實證主義的歷史哲學，20世紀30年代出現相對主義認識論，20世紀50年代出現邏輯實證主義，20世紀60年代又有后現代主義的解釋學，都是批判實證主義史學的，但是，所有這些并未根本動搖實證主義的基礎，而是以新的觀點豐富了史學理論，也豐富了實證主義方法論。

19世紀末20世紀初批判實證主義的歷史哲學可以狄爾泰(WilhelmDilthey)、克羅齊(BenettoCroce)、柯林伍德(RobinG.Collingwood)為代表。

原來孔德(AugustConte)創建的實證主義，是把一向視為藝術的歷史學納入他的社會學，比同于自然科學，用歸納、演繹等科學方法確立歷史事實，再尋找規律。狄爾泰指出，歷史學是研究精神的，與研究物質的科學不同，不能用科學的方法。史學家和他所研究的對象(歷史事物)都屬“個體生命”，有同一性。真正的歷史知識只能來自史學家對他的對象的“內在體驗”，使對象活在他的心中。這等于史學家以自己的生命思想復活已死的事物，給歷史以生命，他稱之為“移情”。并用移情論建立他的解釋學(Hermentics)：對于文本(歷史文獻)須從個別詞語來理解整體，又從整體來理解個別，構成“詮釋循環”，以及從歷史理解現在，從現在理解歷史，多次循環，才能有比較完整的知識。

克羅齊也是把歷史學視為一種藝術，不過一般藝術不必求真，歷史則必求真實?？茖W是從外部觀察自然事物的普遍性，歷史研究則要求研究者進入歷史事物內部，領會事物的個別性，而這樣作出的判斷是真實的，因為普遍原理只有在個別中被實現才是真實的?？肆_齊又認為，史學家總是根據當代的興趣去選擇歷史題材，根據當代的思想去評論歷史事物，它是史學家此時此刻的思想活動，因而得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結論?，F實興趣沒有進入過去以前，只有歷史檔案，現實生活進入檔案以后，才出現真正的歷史，而這也是歷史的功能所在。

柯林伍德指出，歷史是一個由此及彼的生成過程，過去的東西并沒有死亡，而是以改變了的形式濃縮于現實之中。歷史過程是由人的行為構成的，每人行為背后都有其思想動機，史學就是研究這些思想動機，因而“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史學家研究前人思想，也就是在自己的心靈中重演它。但不是在原來的水平上，“他之重演它，乃是在他自己的知識結構中進行的，因而重演它也就是批判它并形成自己對它的價值的判斷”。這里的知識結構包括了歷史，“過去的一切都活在史學家的心靈之中，正如牛頓是活在愛因斯坦之中”。

上引語見柯林伍德《歷史的觀念》，該書并檢討了自古希臘至20世紀初的各家歷史觀，可資一讀(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

以上可見，狄爾泰、克羅齊之批判實證主義，主要因為史學是藝術，不能用科學的研究方法；柯林伍德雖視歷史為科學，但它研究的是思想，須用思想“重演”的方法。事實上，他們并不反對確立史實和考證功夫。狄爾泰的解釋學就是一種考證；克羅齊曾盛贊當時考證成果，使史學脫離幼稚狀說：而柯林伍德所強調的“批判”一詞，主要指考據、考證。

20世紀初流行的新康德主義觀點認為，自然界是統一的、永恒的，有普遍規律，而歷史則是個別的，“一次如此”的東西，沒有普遍性。再則，自然界無價值可言，而歷史則是人為的，對歷史事物有價值判斷(道德判斷)問題?？椎潞退官e賽(HebertSpencer)的實證主義，主張用科學方法研究歷史，并主張對歷史也像對其他科學那樣，只問“是怎樣”，不問“應該怎樣”。這就引起了爭議，至今未完全解決。

這里談一下我個人看法。我認為，歷史學屬于人文科學，并具有藝術(教育)功能。歷史中也有一些普遍性、規律性的東西，但主要在人口、社會和經濟的結構與組織方面，且不具永恒性。史元定法，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和藝術的研究方法都可有選擇地用于歷史研究，尤其是用于考據和實證。至于價值判斷，我認為是必不可少的，史學如元價值判斷，怎能古為今用呢?19世紀一些史學家力求態度“中立”，免涉是非，是不可取的。我主張要有兩種價值判斷：實證的(positive)和規范的(normative)。作實證判斷時，應把所論事物或行為放在它產生或運作的具體歷史條件下，即嚴格的歷史主義，不可用今天的標準妄議古人。作規范分析時，則可以今天的歷史知識和價值觀為準，評議歷史事件的潛在效應和長遠后果，說明當時人的歷史局限性。但要有足夠的謙虛，因為我們的知識有限，下一代人也會指出我們所作判斷的歷史局限性。

20世紀30年代興起的相對主義認識論可以貝克爾(CarlL.Becker)和卡爾(E.G.Carr)為代表。貝克爾認為，歷史事實作為過去的存在已經消逝，實證主義者要求“如實地說明歷史”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今天，“歷史便是我們所知道的歷史”。這種歷史是相對的，跟著人們知識的增加而變化?？柼岢?，歷史事實是史學家根據自己的判斷選擇出來的，總不免主觀意識。單純的歷史事實只是一潭死水，經史學家選擇和探討才成為有意義的東西。因而歷史乃是“歷史學家跟他們的事實之間相互作用的連續不斷的過程，是現在與過去之間永無止境的問答交談”。

這一思想在后現代主義者伽達默爾(Hans-GeorgeGadamer)的解釋學中發展成系統理論。伽達默爾師承海德格爾的“前有”說，認為人們在解釋文本(歷史文獻)之前必有自己的、由歷史和文化傳統形成的“前理解”或“成見”(Voruteil)，它給解釋者以“視域”(觀察的角度、范圍)，經過與文本互相切磋，達成共識。因而，解釋不是像狄爾泰的解釋學那樣是重建過去，而是一種創新，達成更高基礎上的理解，“比希臘人更希臘”。他說“理解總是一種對話”，真正的理解乃是讀者與文本之間的“問答邏輯”，現代世界與古代世界之間“超越時間距”的交流。人們的成見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是“我們對世界開放的軌道”，會使視域更卓越寬廣，理解也更深入真實。伽達默爾的解釋學否定了康德的“自我”歷史觀，也否定了西方傳統的主客體的對立，理解不再是主體對客體的“認知”，而是今人與古人，主體與主體之間的交往。其發展，便是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

卡爾《歷史是什么?》(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中譯本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都可一讀。

我認為，應當承認歷史認識有相對性。我常說，歷史研究(不是寫歷史)就是研究我們還不認識的或者認識不清楚的過去的實踐，如果已認識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歷史上總有認識不清楚的東西，已認識清楚的隨著時代進步和知識積累，又會變得不清楚了，需要沒完沒了的再認識。這種認識和再認識都不是復舊，而是創新，歷史學也因此不斷進步。就歷史上的事件說，當事人并不知道他們這樣做的后果，甚至不了解為什么這樣做。就史料說，當時人的記載既不能詳盡無遺，也不能認識它的歷史意義。這都要靠史學家的考證功夫，匯集各種旁證，甚至外域的反應，才能比較清楚地認識它的全部意義。在這種考證中，史學家的主觀見解既不可避免，也是必須的，特別像史學家的“歷史修養”，是不可或缺的。問題是不能圄于主觀，而要在研究中更新。卡爾把歷史的研究比作今人與古人的對話；伽達默爾把文本的解釋說成是現代世界與古代世界的交流，都很好。從認識來說，他們的主體與客體觀點，十分近似中國的歷史觀，在他們的方法論中，也都具有“百家爭鳴”和不斷更新的內涵。

最后，邏輯實證主義。它原是維也納學派的哲學思想，作為方法論，它是以經驗為根據，以邏輯為工具，進行推理，用概率論來修正結論。這個學派傳入美國后，與美國原有的實用主義結合，產生一種模式法的“科學哲學”，用于歷史學，以波普爾(KarlR.Popper)和亨普爾(CarlG.Hempel)為代表。波普爾認為歷史學和自然科學同屬經驗科學，但科學之成為科學不在于它能找到多少例證，而在于合乎邏輯理性。他根本否定了考據學最常用的歸納法，并認為資料不能生產理論，資料比理論“更不可靠”，轉而從推理出發，研究邏輯的“覆蓋率模式”。享普爾完成了這種推理模式，即首先要有一個或幾個普遍規律，其次是具備一組事情發生的初始條件，由此推理，得出描述或解釋，只有這樣得出的描述或解釋才是科學的歷史。這就把實證主義完全撂到一邊。

我一向是反對用模式法研究歷史的。一個時代的經濟運行、社會結構確實會形成某種模式，但那是研究的結果，不能說歷史是按某種模式安排的。模式法常導致決定論、預期論，這也是不健康的歷史觀。邏輯實證主義，首先是普遍規律問題。享普爾也承認他提不出歷史的普遍規律，而是借用心理學、經濟學、社會學的已有規律；還有人提議用“正常狀態”下的虛擬規律來代替。其次，所謂初始條件，除非是單稱命題，是不可能齊備的，即使單稱命題，也不能包括歷史上的偶然因素。事實上，邏輯實證主義的史學并未流行，在美國用此法進行研究的，也只是某些個別事件。

(二)經濟學理論與經濟史研究

或謂經濟史學是經濟學與歷史學兩者的邊緣學科，研究者要有歷史學修養，又要有經濟學根柢。不過我認為，經濟史的根據仍然是經過考證的史料，在經濟史的研究中，一切經濟學理論都應視為方法論。

經濟學理論是從歷史的尤其是當時的社會經濟實踐中抽象出來的。經濟學家常希望他們的理論成為永恒的，實際做不到，因而有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各種學派。熊彼特(JosephA.Schumpeter)極有遠見地把他那部空前繁浩而又縝密的經濟學說史定名為《經濟分析史》，因為。正何正大的經濟學說，在歷史的長河中都會變成經濟分析的一種方法。經濟學理論有明早的時代性，而作為分析方法，則壽命會長些。我舉二例。

西方經濟學有兩次“革命”，即邊際主義革命和凱恩斯主義革命。19世紀70年代的邊際主義，由于以效用價值說為基礎，受到古典學派的攻擊和馬克思主義者的否定。在后來的邊際理論中，效用價值說即逐漸淡化，在洛桑學派中乃至成為影子，在有些學派中被成本價值說所代替。但邊際分析作為一種方法，則廣為流傳，至今仍在應用。原來，邊際分析方法只是微分數學在經濟學上的應用，李嘉圖的地租論和馬克思對剩余價值增量的分析已有邊際概念。在古典經濟學完全競爭的假定下，邊際收入與平均收入是一致的。到不完全競爭、壟斷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中，邊際值就不能用平均值來代替了，因而邊際分析方法應用日廣。

20世紀30年代的凱恩斯主義，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危機的特定條件下產生的。它曾煊赫一時，為西方許多國家奉為國策，為渡過危機作出貢獻。但不過20年，凱恩斯主義在理論上即暴露缺陷，基本上為新古典綜合派所代替，并受到新自由主義、供給學派、合理預期學派的批判。但是，作為方法論，凱恩斯所創立的宏觀經濟分析，其國民收入、總需求、總供給、儲蓄與投資等指標，國家干預經濟的措施等，則被廣泛應用，至今不息。因此興起的增長理論，作為方法論，對經濟史研究十分重要。

一切經濟學理論都應視為方法論，那么，在我們研究中國經濟史的時候，怎樣利用西方的資本主義經濟學理論呢?我想有兩個方面，一是利用它作為思考方法，包括它的經濟史觀，二是利用它作為分析方法。

凱恩斯說，“經濟學與其說是一種學說，不如說是一種方法，一種思維工具，一種構思技術?！彼伎挤椒ǎ鞣匠７Q為approach，即怎樣去看這個問題，從何入手，頭腦中形成什么樣架構。各經濟學派不同，要根據我們的歷史觀，根據中國的國情，根據所研問題的性質，選擇可用的理論觀點及其思維邏輯作為思考方法。選用任何理論，都應是啟發性的，而不是實證性的。在經濟史論述中時見“根據某種理論，應如何如何”語式，這是最笨的用法。

著名經濟學家，大都有自己的經濟史觀。例如亞當·斯密，把人類社會進步歸結為分工和專業化帶來的勞動生產力的增進，而分工是由交換引起的，受市場范圍限制。19世紀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家提出各種經濟發展階段論，有的是以生產的發展為主，有的則以交換的擴大分期。是需求牽動生產還是生產決定需求，至今爭論不息。我很同意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提出的把生產和交換叫做經濟曲線的橫坐標和縱坐標的主張，兩者互相制約，至于哪者為主，在不同歷史階段有不同情況。20世紀初熊彼特的創新論，把經濟發展看成是經濟內部各種因素創新的組合過程，形成一種新的經濟史觀。60年代羅斯托(WaltW.Rostow)的經濟成長階段論，尤其是他的“起飛”和“主導產業”概念，最受人注意。不過這都是講資本主義前期，到二次大戰后，又有許多新的理論出現。

這里，介紹一段諾斯的看法。他說，目前，研究經濟史的理論不外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馬克思經濟學三種。古典經濟學強調人口與土地的矛盾，得出一個悲觀模型，但在研究19世紀中葉以前的經濟史中還是有用的。新古典經濟學以儲蓄率作為經濟增長的動力。注重市場調節，并注意知識積累和邊際替代，是一種樂觀模型。但它完全忽視了產權、制度、意識形態等因素，而沒有這些，單憑市場機制，是不能解釋歷史上的重大變革的。馬克思經濟學把新古典模型漏掉的東西全部包括進來了，并強調所有制、國家的作用和技術發展口但馬克思經濟學過于理論化，不像新古典經濟學擁有機會成本、相對價格、邊際效益等精確的分析方法。諾斯的這段分析很精辟，不過我以為經濟史研究還應從社會和文化方面取證，這一點，我將在后面談。

關于把經濟學理論作為具體問題的分析方法，我以為可根據我們研究課題的適用性和資料的可能性，選擇某種理論的一點或幾點，作為分析方法。例如我以為李嘉圖的地租論，在分析中國封建經濟中即可有用。又如斯密的增長理論，是建立在資本主義雇傭勞動的基礎上的，但他所謂“資本”是以上一年的谷物收獲量為基數，如果不取其工資基金說(上一年收獲用于支付農場雇工工資部分)，這一思路仍可用于分析明清經濟的發展。就是說，有些經濟學理論可加以修改，然后利用。又如投入產出法，在資料較多的明清江南農業和手工紡織工業中，已有人應用。在近代經濟史中，可利用的范圍更廣些。19世紀后期以來的價格、市場已有不少人進行分析，在農業和新興工業中已有人嘗試邊際分析。20世紀以來，宏觀方面諸如GDP、總需求、總供給、投資以至消費結構等，都已有人在研究。

最后談一下經濟史和經濟學的關系。經濟史研究的東西，包括體制、制度、社會結構、文化思想以至習俗慣例，遠比經濟學廣泛，而且是活生生的。熊彼特在他的《經濟分析史》巨著中，把經濟史作為研究經濟學的四種基本學科中最重要的一種，它不僅“是經濟學家材料的一個重要來源”，而且，“如果一個人不掌握歷史事實，不具備適當的歷史感或所得歷史經驗，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時代(包括當前)的經濟現象?！碑敶洕鷮W家、諾貝爾獎獲得者索洛(RobertM.Solow)寫過二篇《經濟史與經濟學》。他譴責當代“經濟學沒有從經濟史那里學習到什么”，而是脫離歷史和實際，埋頭制造模型；批評當前美國的經濟史也像經濟學“同樣講整合，同樣講回歸，同樣用時間變量代替思考”，而不是從社會制度、文化習俗和心態上給經濟學提供更廣闊的視野。他說，經濟史學家“可以利用經濟學家提供的工具”(按工具即方法)，但不要回敬經濟學家“同樣一碗粥”。這話是很中肯的。的確，經濟史有廣闊的天地，無盡的資源，它應當成為經濟學的源，而不是經濟學的流。(三)結構主義和整體史觀

結構主義和整體史觀(holisticperspective)作為方法論，都源于社會學。社會學把社會看作一個有機的整體，“整體大于部分乏和”，而結構意味著部分與整體的相互關系。20世紀30年代興起的法國年鑒學派，自始即用社會學方法研究歷史。他們認為歷史學重視的不是顯赫人物，而是組成社會的群體；不是動人的事件，而是不顯眼變化著的社會結構和社會心態。該派的第二代大師布羅代爾，以他1947年完成的《菲力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與地中海世界》，使結構主義整體觀史學系統化并臻成熟。

布羅代爾的史學體系由三部分組成：(1)長時段(以世紀計)的構造史，包括氣候等自然環境史、地理變遷史、社會心態史。(2)中時段(數十年計)的動態史，包括社會史、經濟史、國家史、文化史等。(3)短時段(以年月計)的事件史。他認為，傳統史學所重視的事件史，其事件的發生常由動態史的局勢和節奏來調節，而中時段的動態史又受長時段的自然環境和社會心態，的制約。三個時段或三個層次的相關研究，才能顯示任何事件和(經濟與社會)周期波動的本質和意義。就歷史來說，結構意味著一種集合，一種構造，一種在相當長時間內延續力強的實在。它是歷史的基礎，又是歷史的障礙，因為它規定了某個歷史時期人們不能超越的邊界。

布羅代爾的整體史觀是以他的多元時間理論為基礎的。人是生活在短時段里，生命有限；但他同時也是在中時段和長時段之中，實際是“多元時間的我”。我們的語言和我們周圍的一切，都是多元時間的，先我們而存在，等我們死后還存在。用多元時間研究歷史，可以避免眼光短淺、對事件那些只爭朝夕的評論，也可以避免那種就事論事、有話便長、無話便短的歷史文風。

布羅代爾是重視長時段研究的，但不都是時間長。他1967-1979年出版的巨著《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其第二卷講市場經濟，特別是經濟的周期性；第三卷講資本主義，特別是經濟中心在世界范圍的轉移。而第一卷，相當于他體系中長時段構造史那一卷，標題為“日常生活的結構”。其內容：從人口、氣候到百姓的婚喪、醫藥、教育；從資源、產業到居民的衣、食、住、行；從市場、貨幣到人民的收入分配和社會風尚。他說，正是這種每天重復發生的“結構”規定了各種經濟活動的“邊界條件”，也就是第二、第三卷所述那些重大活動的依據和制約。

布羅代爾的結構主義整體史觀可謂完備無遺，但應用頗為困難。首先，體系過于龐雜，有“萬花筒”之譏。這也必致卷帙繁浩，其《地中?！芬粫?200余頁，令人畏讀。我認為，今天我們中國經濟史研究還應提倡分工合作，專而后宏，對每個研究者說必有所舍，才能有所??；但都應有整體觀點，全局在胸，力戒孤立地看經濟問題。許多問題，特別像自然、地理、生態、人口等，可依賴專家。作為史學家，只于專家成果中理清其結構或“構造”關系，就達整體史觀的目的了。

第二，20世紀60年代以來，結構主義已廣泛進入人文和社會科學。就經濟史而言，主要是用結構分析修正傳統史學的線性發展觀和修正單線的因果鏈。并且，所用不僅是經濟學中那種產業結構、部門結構的概念，而是社會學中多元、多層次、多時間的相互關系的概念。

第三，人們批評布羅代爾太輕視短時段的事件史，布氏在《地中?！吩侔嬷凶髁嘶卮?，他說對事件不能客觀地敘述，而是由史學家根據自己的哲學選擇的。這有一定道理，歷史都有選擇口不過，我們研究中國經濟史時，事件，尤其是政權離合、變法改制，以至州縣建置，駐屯軍等都對經濟作用很大；至近代，涉外事件常左右全局，幾乎是不可選擇的。許多事件都影響深遠，甚至一個詔令都可成劃分時段的標志。因此，也不能以分析史完全取代敘事史。并且，不但敘事，在多元、多層次的解說上，或恩格斯所說“合力”問題上，用敘述法往往更周全和概括。20世紀初西方批評歷史主義，有人(M.White)寫了一本書《分析時代》，那時，分析史學彌漫整個西方。但是，20世紀80年代，又掀起敘述主義之風，?？隆①み_默爾都有此主張。中國史學沒有卷入這場風潮，基本上是敘事之中有分析，以史帶論或論從史出，我看這樣最好。

(四)經濟計量學方法

經濟史研究中早已應用統計學方法，主要是作為實證之用。我一向主張，凡能計量者，應盡可能作定量分析。蓋定性分析只給人以概念，要結合定量分析才具體化，并改正概念的偏差。如過去常以為近代中國商業資本“畸形”發展，是洋貨入侵結果。但據估算，1936年全國商業資本所媒介的交易額中，進口商品只占9%，而且在洋貨大量進口前已有很大的商業資本了，不得謂之畸形。惟我國缺乏長期統計資料，尤其20世紀20年代以前，即使在此以后，定量分析亦需靠推算和估計口或以為估計不可靠，不如不用。實則估計有一定的數理法則，尤其是相對數(如指數、速率、比重等)，只要計值方法前后一致，仍是有效的。又長期的歷史統計中有兩項統帥全局的數字，即人口與土地，這兩項資料我國最為豐富，但因各朝代計量方法不同，不能直接運用。近年來經考證、估算、改編，成績喜人。

計量經濟學(econometrics)與統計學不同。它是設定一個經驗模型或目標模型，求出變量之間的數量關系，得出結論；目前已廣泛應用于現實經濟的分析、預測、決策和制定計劃等。計量經濟學用于歷史研究，即計量歷史學(Cliometrics)，Clio是希臘主管史詩女神，因以命名。

計量歷史學于20世紀60年代創于美國，著名學者有福格爾、戴維斯(LanceDavis)、休斯(JoanthanHughes)等，大都研究經濟史。以歷史數據不足，常用間接度量法，如以成本變動度量產量，以社會儲蓄度量國民生產總值。又創“反事實”(conterfactual)研究法。如福格爾作《鐵路和美國經濟增長》，假定美國不建鐵路，用其他有效運輸方法，國民生產總值僅減少3%而已。發表后批評踵至，蓋鐵路的社會文化效益不能進入其所設模型。又如托馬斯(RobertP.Thomas)研究，假定北美不是英國的殖民地，北美將有多少收益和損失。亦引起物議，因所計算僅是英美間貿易，殖民主義不僅是作生意。福格爾又與恩格曼(StanleyEngerman)合寫《苦難的時代：美國黑人奴隸經濟》，計量結果，南北戰爭前，南方奴隸制農業的效益高于北方個體農業，經濟增長率也高于北方。這里，自由平等人權價值不能進入史學家的模型，何足以言歷史?以后，美國第二代的計量歷史學家轉入國民收入、經濟增長、政府政策等宏觀研究，諾斯、托馬斯等大師則另創新制度學派經濟史學。

近年來，中外學者用計量模型研究中國經濟史者亦漸興起，但大都屬于回歸分析，且限于一次線性回歸，并用回歸方程求得變量間的相關系數，用概率求出標準誤差。這種分析實際屬于統計學范圍，以系列的統計數據為基礎。我所見最早是關于宋代會子發行的研究，以及唐代里甲戶口，其余都屬近代，主要在進出口貿易、貨幣量、個別行業的生產等方面口物價尤其是糧價的研究較多，為分析季節變動、長期趨勢、周期性、市場整合等，主要也是用回歸分析，不過較為復雜，如運用價格差、價格方差、價格離散差等分析，以及利用余值法、標準誤差等。

計量學方法一般適用于研究生產力，而不包括生產關系；又只見量變，不見質變；以函數關系代替事物間的辯證關系；因而不能概括在歷史演變過程的全部內涵。今所用回歸方程多為單元或二元，有的雖加設動亂、災荒等因素，但只能以有無為準，不能計值；而頗為重要的制度、政策等因素，只能假定不變。這都表明，經濟史研究不能單憑計量學方法作出結論。在我看來，計量學方法應該主要用于檢驗已有的定性分析，而不宜用它建立新的理論。事實上，國外學者用。此法也大都稱test(檢驗)，多半是檢驗某種假說。已有的定性分析是從廣泛的考察、前人的見解和史學家的歷史知識得來，它不免有夸大、不足乃至錯誤，用計量學方法加以檢驗可給予肯定、修正或否定。總之，使用計量學方法要以已有的歷史研究為基礎。70年代美國經濟史學會主席希德(PalphW.Hidy)在就職演說中說，“沒有以往史學家所作質的研究，計量史學家也會走入歧途?！?/p>

(五)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

近年來，以諾斯為首的新制度學派經濟史理論在中國頗為流行，大約因為我們正在進行體制改革之故。諾斯的經濟史理論興于20世紀80年代，由國家理論、產權理論、意識形態理論三部分組成，而以產權理論為核心。

諾斯認為，人類受自身生產能力和環境的限制。只有通過交換來獲得經濟收益和生活保章。產權是交易的基礎和先決條件。產權結構和交易的有效性是由制度安排的，其目的在于查成一種激勵，使個人(企業、團體)努力以赴，獲取最大收益，以至個人收入接近于社會收入，而這種情況也就是經濟增長。個人收入不可能等于社會收入，因為制度安排、產權的制定和監腎執行，交易協議的達成和保證實施，都需要成本或費用，連同交易中的、度量、信息、不確定性(保險、投機)等費用，統稱交易費用。這是過去經濟學常忽略了的。而經濟發展，專業化陽分工的發展，規模經濟的擴大，又都增加交易程序，增加交易費用。因而，新的制度安排，能唱進產權結構和經濟組織效率的安排，常因交易費用方面的阻力而滯礙難行。諾斯說，長期來看，歷史上經濟增長的時期總是少于經濟停滯和經濟衰落的時期。

在國家理論上，諾斯采取契約說。在封建社會中，他就是采取契約說領主以封賞土地換取屬臣和農民的效忠。在現代國家，國家制定產權和激勵制度，與個人(企業、團體)相交易；國家以服務(國防、治安)和公正(法律、裁判)與選民相交易；目的在使政府的租金(權力報酬)和稅金最大化。但國家的收益要受制度成本、特別是監督執行費用的制約，加以官僚政治，制度改革常會得不償失。像“白搭車”的現象，國家的強制力量幾乎無效。國家還要受選民機會成本的制約，稅率過高，選民會要求更換政府，以至革命起義。因此，國家對于經濟增長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但它也是人為的經濟衰退的根源。

諾斯很重視意識形態的作用，甚至同意歷史就是意識形態的戰場的看法q在論述中，他也提到倫理道德和世界觀在制度的選擇和決策中的作用，但他更重視的是通過公民教育，建立一種意識形態，以保證制度規范的實施。例如在制度改革中，要有“靈活的”意識形態，以贏得新的利益集團的擁護和老的利益集團的不反對。他以很大的篇幅討論了白搭車問題。因如人人白搭車，等于制度完全無效，而解決白搭車問題，除了依靠意識形態的教育外，沒有其它辦法。

諾斯的主要著作有《西方世界的興起》(中譯本華夏出版社1999年第2版)、《經濟史上的結構和變革》(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等。

諾斯的經濟史理論是以新古典經濟學為基礎的。新古典經濟學研究短期經濟現象，把國家、意識形態以及制度安排都現為已知的、既定的或外生變量，不予考慮；這是非歷史的。諾斯改變這種觀點，把它們都納入經濟史研究范圍，完全正確。他提出以制度安排為核心，研究各時期的結構變革和經濟組織的有效性，并審定其實際績效，這是經濟史方法論上一大啟發，但在應用上不可膠柱。歷史是復雜的、多元和多因素的，不能把制度安排作為唯一的原因。在諾斯的具體經濟史、特別是古代史的著述中，?？梢娙丝诤鸵泼?、戰爭、技術以至黑死病等非制度因素的重大作用，而他的著作也命名為“結構與變革”而非“制度與變革”。再則，制度變革，如?？怂埂督洕防碚摗匪f，常是經濟發展的結果而不是它的原因。在國家理論上，我以為不宜把國家與人民的關系作為利益交易關系，這只能解釋部分經濟現象。在意識形態問題上，諾斯的觀點就更狹隘了。

(六)經濟發展、制度變遷和社會與文化思想變遷的關系

目前中國的經濟史研究可說有三大學派：一派偏重從歷史本身探討經濟的發展，并重視典章制度的演變。一派重視從經濟理論上闡釋經濟發展過程，乃至計量分析。一派兼重社會和文化思想變遷，自成體系。我以為這是極好現象，從不同角度和方法出發，百家爭鳴，才能促使學科的全面發展。如何研究經濟史，每人都應有自己的看法。下面簡括一下我個人的看法，希望不要因此干擾別人的看法。

歷史我是學經濟出身的，并曾長期從事經濟工作。但我認為經濟史首先還是“史”，要有個歷史觀。我贊成中國傳統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歷史觀念：長期來看，經濟發展總不能逆天行事；要辯證地考察歷史上經濟的興衰，包括周期性。這種歷史觀有自然主義傾向，因而在我看來，一切目的論、決定論的思維方式都不足取。

歷史學的首要任務是探求歷史的真實，史料考證是治史之本，實證主義不可須臾或離。但歷史真實是個認識論問題，應當承認我們對歷史的認識總是相對的，并有我們時代的局限性。隨著知識的積累和時代精神的演進，歷史需要沒完沒了地再認識和改寫。因而許多話不能說死，許多事可以存疑。

價值判斷是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我主張應作實證的和規范的兩種價值判斷。實證判斷要把所論事情嚴格地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之下，不可以今論古。規范判斷要寫在后面，那是用；天的價值觀來評論古人的歷史局限性，但要有足夠的歉虛，因為我們的價值觀也有時代局限性。

我贊成結構主義整體史觀，但作為方法論我們還作不到。今天中國經濟史的研究還應是分工合作，以專題為主，但要有全局觀點。既稱經濟史，在研究中還是先考察經濟變遷，然后及于制度、社會、文化思想口這不符合邏輯思維，但較實用。

經濟經濟史是研究各歷史時期的經濟是怎樣運行的，以及它運行的機制和效果。這就必然涉及經濟學理論。在經濟史研究中，一切經濟學理論(包括我前面未提及的中國的經濟思想)都應視為方法論：思考方法或分析方法。史無定法，需根據時空條件，所研究問題性質和資料可能，選用適當的方法。

任何經濟學理論都要假設若干條件或因素可以略去或不變，否則不能抽象出理論來。這種帛設是與歷史相悖的。這不能改正，只能補救，即用史學的特長來規范時空(地區特點)和考察范圍，使理論在小環境內起分析方法的作用。

經濟史研究中，凡能計量的都應盡可能計量。有時比較值更重要于絕對值，這是史的特點。因為過去注意不夠，我主張大膽推廣計量學方法，但主要用于檢驗已有的定性分析，不宜憑模型創造新的理論。

制度任何經濟都是在一定的制度下運行的。制度制約著經濟的有序運行，要有穩定性。但也有變遷，尤其像土地制度、賦役制度、租佃制度、勞動制度等。制度變遷常是不可逆的，表現歷史的進步；但也會出現反復和逆流，造成經濟的衰退。一般說，生產和交換的發展要求制度的變革，制度的反復則多半是非經濟因素造成的，而在一定生產力水平下，制度的良窳決定經濟的盛衰。

在重大的經濟變動中，例如在由傳統經濟向現代經濟的轉變中，不僅要求有上述一般制度的變革，還要求有體制的(systematic)變革，以至根本制度的(constitutional)變革。前者包括所有制的變革，后者包括政治變革。

這個轉變，在西歐就是從商業革命到工業革命口馬克思稱為生產方式的變革，用了300年時間；?？怂狗Q為由習俗經濟、命令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換，用了300年?？紤]到社會、文化，布羅代爾和諾斯都說用了400年。

我以為16世紀中國經濟就有向現代化轉變的跡象，也有一定的制度變遷，但未能引起體制改革，即告中輟。

社會經濟發展和制度革新必然引起社會結構、社會群體組織和行為的變遷。社會結構的變化也會影響經濟發展，例如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口同時，制度的變革往往需要創新集團和社會群體力量的配合才以實現。

我贊成“社會經濟史”的提法。但目前經濟史學者多元力研究整個社會，要依靠社會學專家的成果。就經濟史說，主要是考察人口、宗族、等級、分業(士農工商)、鄉紳和社區組織、消費習俗等。據我考察，16、17世紀，中國社會在這些方面都顯著的變化，但未普及到全國。

經濟史研究要注意非經濟因素。非經濟因素中最大的是政府和文化兩項。就中國封建政府而論，它在促進經濟穩定和發展上，效率要高于同時代的西方政府。在阻礙經濟現代化中，中國政府也遠大于西方。

文化思想經濟發展——制度改革——社會變遷，在最高層次上都要受文化思想的制衡。我用制衡(conditioned)一詞有雙重含義：一方面，不合民族文化傳統的制度創新往往不能持久，(如)；另方面，文化思想又常是社會制度變革的先導，這種先導歷史上稱之為“啟蒙”。

經濟史學者，限于精力，只能考察居于主導地位的文化思想，這在西方是基督教文化，在中國就是儒學文化。秦漢以后，儒學文化實際已滲入其他各家，才居于主導地位。至于民間的思想和習俗，可放在社會研究之中。

文化思想變遷不是與經濟變遷如影之隨形，必須破除經濟決定論。恩格斯說，思想發展有它自己的規律。規律如何，我說不出。不過，就宋以后而言，我以為儒學的發展就是它逐步理性化，至王陽明的良知說，將“知”和“理”直接掛鉤成一元論，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同時代，西方思想變遷也是理性化和解放思想)

16世紀出現的以泰州學派和李贄為首的反傳統思潮，17世紀出現的以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為首的“經世治國”的實學思潮，都是啟蒙思潮。但中國的理性化思想中，只有道德理性，缺少工具理性，不見成效口入清以后，一元化專制主義在文化思想上的控制比在經濟上還厲害，啟蒙思潮全被扼殺，儒學轉入經學。到19世紀后期以西學改造儒學，才有第二次啟蒙思潮，以至“五四”運動，文化思想又都是以先導為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