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極心態矯治與新經濟心態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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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常態特征與內涵

羅杰•麥克納米首次提出“新常態”概念，隨后默罕默德•埃爾•埃里安用“新常態”來描述2008年危機之后經濟恢復的緩慢而痛苦的過程。從此“新常態”在經濟領域廣泛應用，中國經濟界在近兩年也頻繁使用該概念。“新常態”盡管在不同領域的理解不同，但在宏觀經濟領域被普遍描述為危機之后經濟恢復的緩慢而痛苦的過程。在狹義的范疇上，新常態主要是指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進入中高速增長后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經濟新常態有其獨特的本質特性和表征。王一鳴認為“經濟新常態”有“中高速、優結構、新動力、多挑戰”等四個基本特征，其中“中高速”是指經濟增速放緩、從過去兩位數的高速增長降為7%—8%的中高速增長?！皟灲Y構”是指全面、深刻地調整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在產業結構上，將第三產業轉變為產業主體;在城鄉區域結構方面，縮小城鄉區域差距;在收入分配方面，提升居民收入占比，把改革發展成果讓更多百姓分享。在需求結構上，讓消費需求成為需求主體?！靶聞恿Α笔侵感鲁B下將尋求新的內驅力，力求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岸嗵魬稹笔侵感鲁B下出現新的挑戰和不確定性風險。綜合來看，“經濟新常態”其本質是經濟發展告別過去傳統粗放的高速增長階段，進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續的中高速增長階段。李鋒認為中國經濟新常態有五個基本內涵，即在經濟發展動力上是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增長點;在經濟發展方式上是從規模速度型轉向質量效率型;在經濟結構上是從增量擴能轉向存量調整和增量做優;在經濟管理上是從刺激增長轉向科學調控;在經濟發展目標上是從追求經濟增長轉向共享發展成果。系統地解析中國經濟新常態的其主要表征體現為，在經濟增長速度上，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在經濟結構上，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在動力要素上，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很顯然，新常態就是不同以往的、相對穩定的狀態，這種新的發展階段無疑會影響每個社會民眾的社會心態和社會適應。

二消極心態維度與矯治向度

經濟新常態是經濟發展告別過去傳統粗放的高速增長階段，進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續的中高速增長階段。在這個由傳統增長穩態向新的增長穩態的轉換過程，在這個經濟結構重構和發展動力重塑的過程中，社會民眾無不面臨新的挑戰，一些不確定性風險顯性化，并導致民眾產生一些消極心態。

(一)降速不適感

自改革開放以來，經過30多年高速增長，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由低收入國家邁向中等收入國家。正當國民翹首以盼中國將有可能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時，我們斷然調整經濟增速步伐，以放慢近半增長率的增速調整經濟，中國經濟面對新常態。對于似乎突如其來的增速波動現象讓繼續沉浸于“速度情結”的民眾感到中國的經濟是否進入了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險，甚至走向經濟衰退。2014年我國人均GDP為7485美元，按世界銀行衡量標準，已進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發展階段。世界銀行于2006年在《東亞經濟發展報告》中指出，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不僅經濟徘徊在人均GDP1萬美元左右，而且還可能會出現經濟增長回落或停滯、金融體系脆弱、就業困難、貧富分化、腐敗多發、過度城市化、社會公共服務短缺、生態環境破壞、信仰缺失等。我國內地也不同程度地出現了這些情況。面對中國經濟這種新常態，難免民眾會產生降速不適應感和心悸，甚至產生悲觀性失望心態。比如:對經濟增速下滑一時難以上揚的失望，對經濟結構、動力要素和市場控制力的悲觀，對人口老齡化以及由此帶來的人口紅利銳減的擔憂與悲觀等等。盡管在經濟新常態下產生這些悲觀情緒和降速不適應感是人之常情，但不能將這些情緒轉化為絕望或自暴自棄。將降速不適應感滑向悲觀性失望的根源是人們對經濟新常態本質要義的誤解，將經濟發展降速等同于經濟危機。事實上，經濟發展降速并非是經濟危機，而是從高速增長向高效增長階段躍升的過程，其經濟發展方式是由主要依靠高強度投入資源和要素驅動為主逐步轉向提高效率和創新驅動為主，是增強科技進步和發揮結構優化的優勢對經濟增長的驅動作用，進而提升經濟發展內涵和經濟存量。因此，矯治降速不適應感的核心向度是社會民眾的理性認知觀念與態度。

(二)陣痛焦慮感

雖然中國經濟正進入“新常態”是符合經濟發展內在邏輯的一般規律，但仍有不少民眾對新常態難以適應，特別是經濟增長回落或停滯、金融體系脆弱和市場控制力的疲軟等新常態特征，常常引發民眾陣痛焦慮感，甚至是社會怨恨。比如:股市的惡意操控與政府對股市調控的失控，引發或加劇了民眾對經濟利好的恐慌性焦慮感。調查證實，在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大環境下，民眾容易產生恐慌焦慮等較大的心態波動，學者稱為“轉型焦慮”或“換擋焦慮”。Easterlin等調查發現，在1990－2010年中國民眾心態經歷了U型變化，從1990年代開始下降，在2007年左右下降到谷底后開始回升，這兩個拐點分別正是中國宏觀經濟政策調整和全球經濟危機爆發的關鍵點。在當前國內外環境空前復雜的局面中，經濟新常態下的“轉型焦慮”包含一定的合理因素，在外部環境上，國際社會對中國經濟減速產生了質疑和擔憂，比如中國周邊的一些國家擔心中國作為全球對外投資大國，將來自中國的投資額降低而導致全球經濟危機。在內外環境的影響下，民眾普遍產生了陣痛焦慮感，許多群體擔心經濟放緩會帶來就業困難、財政收入不足、地方債危機、金融系統風險、產能過剩集中爆發等問題。民眾的陣痛焦慮感，甚至是少部分人的恐慌心態既有全球壓力的外部原因，也有民眾主觀認識的內部原因，更重要的是中國進入經濟“換擋”的自身原因。轉型期的陣痛焦慮主要是源于社會、政府和個人自身的不確定性和不可控力。因此，解決這個重大社會難題，一方面通過深化改革，增強社會、政府和個人自身的可控力，進而提升政府和社會效能感;另一方面，通過個體自身的革新，比如科技知識與其應用能力的革新、社會認知革新和創新能力等等方面的革新，提升自我社會可控力和自我效能感。

(三)習得失助感

人類歷史上的變革燦若星河，今天我們正在經歷著中華民族又一個輝煌的變革時代，但通常認為，改革越到深處便越觸及痛處，越難以推進。經濟新常態下中國的改革發展面臨著空前的瓶頸、機遇與挑戰。在國內外經濟環境的驅動下，人們日益感受到物價、房價、教育、醫療、養老等生活壓力，隨著對物質與金錢的渴求增長，負面社會心態使民眾不再相信中國傳統文化中提倡的美德和價值，認為個人沒有能力與辦法改變原有的生活，產生習得性失助感。2014年3月《南方周末》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研究中心(CSR)調查數據顯示，民眾普遍認為成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參與調查的人當中，許多人將人脈/社會關系(16．8%)、權利/地位(15．6%)看作個人成敗的關鍵，只有7．5%的人認為個人努力是成功的最主要因素。相應地，民眾普遍將失敗和貧窮歸因為社會環境因素:58．5%的民眾認為“貧窮是因為缺少關系門路”、48．2%的人認為“現在是一個窮人越窮、富人越富的社會”。貧富差距的增大，使人們產生了挫折感、被剝奪感和習得性無助感。同時，在經濟壓力下人們過度追求成功、出人頭地，而不是身份歸屬、家庭和睦與心靈安慰，在心理層面上衍生強烈的無助情緒，包括掌控無力感、不安全感、不信任感、對未來的不確定感等。在習得性失助感的影響下，越來越多的民眾開始變得仇富投機、憤世嫉俗，但又委曲求全、接受現實，這些心理現象的持續集結呈現出了當前經濟新常態下民眾的負面社會心態。經濟新常態下催生的習得失助感其生成原因是眾多的，也是極其復雜的，其中，最關鍵的外因是國民經濟發展內驅力和國家綜合實力，最核心的內因是自我內驅力和自我效能感。矯治新常態習得失助感，一方面在于增強國民經濟發展內驅力和國家綜合實力;另一方面要激發個體的內驅力，激發民眾社會進取心，進而避免習得性無助感和社會性惰化。

(四)心智惰化感

當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結構性的社會改革就較難推進，民眾也普遍呈現出心智惰化感。在當前的經濟新常態環境中，民眾獲得的絕對物質和經濟條件雖然比改革開放前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對自身努力和政府改革等心態方面還存在社會性惰化等問題。這與社會結構性轉型有著極大的關系，如西方國家將新常態稱為“新平庸”(NewMediocre)、“長期停滯”(SecularStagnation)等，即是對低經濟增長和高失業率狀態下民眾社會性惰化的概括?；?002年－2013年中國民眾的調查顯示:(1)民眾目前的生活滿意度回升緩慢，難以實現有效提升。這是因為生活滿意度與GDP、收入水平等并非簡單的線性相關關系，在收入水平達到臨界值后，收入對民眾生活滿意度的邊際效應大幅減少。(2)底層民眾對階層提升缺乏信心，認為階層流動性較低。尤其是下層民眾對自己的社會地位提升信心較小，認為自己不能實現和能夠實現向上流動的比例分別為52．5%和40．2%。(3)政府服務的進步速度低于民眾預期的增長速度。近年來，民眾對政府官員的負面評價有上升趨勢，所幸的是，基層政府及官員滿意度較低，高層政府滿意度較高，呈現出“反距離悖論”，對官員正負印象的數據相當，還處于膠著狀態。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民眾社會性惰化的根源，也是經濟新常態下中國社會開展深度改革的難題。新常態心智惰化感，其本質是個體或社會心理新平庸化，缺乏進取心和內驅力，對社會滿意度和政府信任度缺失或錯位。因此，矯治心智惰化主要路徑是提升個體內驅力與進取心，增強社會滿意感和政府信任感。

三新常態對新經濟心態的再造

(一)保持新經濟心態的心理定力

我國從改革開放至2008年經歷了近三十年高達兩位數的經濟增速，自從2008年以后經濟增速開始回落，到2014年底經濟增速為7．5%。經濟增速大幅下降給不明真相的民眾導致了降速不適應感、陣痛性焦慮和悲觀情緒。事實上，社會民眾從根本上用不著過度驚慌，應該理性認知經濟新常態，增強心理定力。之所以要強化心理定力，其理由有三:一是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是符合經濟發展內在邏輯的一般規律。從國際經濟發展歷史趨勢來看，高速增長經濟體在經歷一個時期高速增長后，都會出現減速換擋回落時期，比如:日本的經濟在1969年之前十年的經濟平均增速為10．4%，之后十年的平均增速為6．3%。韓國在1988年之前十年的經濟增速10%放緩至后十年的7．6%。由此可見，我國當今經濟發展正經歷的新常態是符合一般變化規律的。二是經濟增長內涵和質量的蛻變，讓新常態的經濟跨入從高速增長向高效增長階段躍升的過程。經濟發展方式也由主要依靠資源和要素高強度投入驅動為主，逐步轉向提高效率和創新驅動為主;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驅動作用增強;結構優化的優勢逐步遞增。三是盡管經濟增速大幅回落，但經濟增量因經濟存量的巨大依舊增量巨大，比如2013年的經濟增量已大致相當于1994年的經濟總量。由此可見，在經濟新常態下，我國經濟并不是出現斷崖式下滑，而是有理性的可控的換擋式的內涵式發展，我們有理由充滿信心和保持心理定力。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副主任潘建成認為增強新經濟心理定力就是要認識到當前經濟增速放緩是自然換擋的過程，是符合經濟規律的;要認識到當前經濟運行遇到的壓力和波動，是結構調整的陣痛的突出表現，是實現經濟轉型必須付出的代價。對于這些困難和挑戰要保持淡定與從容，要有心理定力。因為保持了心理定力就能堅定改革信心，并能有理性和智慧地克服困難、戰勝挑戰、實現經濟新的轉型。

(二)堅定新經濟心態的三個自信

隨著經濟新常態的到來，中國正處于“三期疊加”階段，經濟社會發展不可避免的面臨各種矛盾和挑戰，社會上也充滿了焦慮情緒，甚至為社會矛盾、各種挑戰所困擾。與此同時，無論是歐美國家還是亞洲新興市場國家，全球主要經濟體都看不到經濟強勢增長的趨勢。在這種背景之下，國內外“中國崩潰論”再起，導致社會上部分民眾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理論和制度心存疑慮，甚至產生自卑心理。面對國內外復雜的形勢，黨的十八大報告首次提出全黨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叭齻€自信”的提出不僅是中國共產黨執政治國理念的創新，也是實現民族復興的價值支撐和精神力量。彰顯“三個自信”，對于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理論和制度，達成改革共識，實現社會整合，排解焦慮情緒，增強民族自信心具有重要作用?！啊齻€自信’是一種積極的心理狀態、堅定的政治信念與理性的改革智慧。就其特征來說，既是國家自信、民族自信與政黨自信的統一，也是歷史自覺、現實評判與未來預期的統一;既是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也是民族性與世界性的統一。就其功能而言，對于塑造國家政黨形象、實現社會整合、化解社會矛盾、矯正崇洋心理具有積極意義”。因此，新經濟常態下，堅定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能增強民眾自信心，促進民眾積極適應經濟新常態。

(三)激發新經濟心態的內驅力

應對經濟危機、社會動蕩、國際外部壓力和國內民眾人心逍遙的最佳路徑是增強國民經濟發展內驅力和國家綜合實力。內驅力是一切發展的源泉，當然也是經濟發展的源動力和激發個體進取心的源泉。增強經濟發展內驅力，可以激發民眾社會進取心，進而避免習得性失助感和心智惰化。那么，在經濟新常態下如何增強經濟發展內驅力以激發民眾進取心呢?第一，創新是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內驅力和源泉。經濟新常態下，傳統增長動力在減弱，資源環境約束在加劇，要素成本越來越高，必須走轉變發展方式、提質增效升級之路，必須靠創新。只有通過萬眾創新，才能創造出更多的新技術、新產品和新市場，才能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只有通過大眾創業，才能增加更多的市場主體，才能增加市場的動力、活力和競爭力，從而成為經濟發展的內在源動力引擎”。第二，增強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驅動作用，重點是要打通科技成果轉化通道，關鍵是要引導新興科技產業發展，路徑是要推進各項新興科技“互聯網化”。通過暢通科技轉化通道激勵科技人員創新意愿與動力;通過引領萬眾向高科技方向創新，帶動大眾向高科技新興產業上創業匯聚，從而促進經濟在深層次上轉型升級;通過搭建新興科技“互聯網化”平臺，將各項科技主動地、廣泛地和深度地與互聯網結合，進而激發民眾內驅動力與進取心。第三，改變經濟增長方式，將經濟發展由主要依靠資源和要素高強度投入驅動為主，逐步轉向提高效率和創新驅動為主。總之，要深化改革，因為她是適應新常態、重塑新動力的根本途徑。

(四)增強新經濟心態的內斂力

民眾在經濟新常態下對經濟發展有降速不適應感、陣痛焦慮感和習得失助感的社會心態，其根本原因是缺乏自我可控力和自我效能感。從國家層面看，政府對國民經濟和金融市場的可控力是影響民眾經濟信心的關鍵;從個體層面看，民眾個體對市場特別是金融市場的自我把控是調控恐慌性焦慮和習得性失助的內在要素。例如:中國股市于今年7月27日再次暴跌8．5%，創下了8年來單日最大跌幅，又引發了投資者對于“二次探底”的恐慌，滬綜指數在6月份和7月初大跌30%。股市出現斷崖式暴跌，引起民眾巨大恐慌。特別是在政府想方設法救市后還是連續幾天跌停不止，令民眾感到政府對股市的失控和對金融市場乃至經濟市場控制能力的懷疑，由此更感到市場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進而誘發更大的恐慌性焦慮和習得性無助感。很顯然，強化政府對市場的調控能力和內斂力，發揮市場那只“看不見的手”和政府那只“看得見的手”之作用，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與此同時，增強民眾個體的金融風險防范意識，打擊投機行為，提倡誠實勤勞和創新科技致富，增添政府、組織和個體的市場控制力，進而提升民眾自我效能感，以適應經濟新常態。

作者:潘孝富 單位:西南大學文化與社會發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