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環經濟模式實踐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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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循環經濟發展模式可持續發展實踐

論文內容摘要：西方發達國家循環經濟理念經歷了末端治理、生態治理、深生態治理三個階段，在探索循環經濟的實踐中，我國也要注意循環經濟“循環量”的理性限度、循環經濟發展模式政策功能的終極性、循環經濟實踐過程中對“面污染”源與“點污染”源的倒置、循環經濟發展模式不是簡單環境保護手段等問題。

循環經濟思想源于美國經濟學家鮑爾丁于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宇宙飛船理論”。1970年，A•克尼斯等人基于生態系統的危機，即物質代謝結構的崩潰而撰文提出了“物質循環分析論”（也稱生態經濟理論）。20世紀70、80年代以來，日本、美國和西歐各國積極開展了多種形式的循環經濟的實踐與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循環經濟在本世紀初傳入我國，并成為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理想的經濟發展模式。

西方國家循環經濟的發展歷程

末端治理階段。20世紀70、80年代，德國、日本、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在發展循環經濟的早期都經歷過末端治理過程。末端治理是“先污染，后治理”，強調在生產過程中的末端采取措施治理污染。結果治理的技術難度很大，不但治理成本高，而且生態惡化難以遏制，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都很難達到預期目的。

生態治理階段。末端治理雖關注環境問題，但只是就環境論環境，過分的依賴技術，一旦遇到技術不能解決的生態問題，就無計可施，甚至出現反對經濟增長的消極做法。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紛紛提出了生態治理的循環經濟理念，并通過立法加以實施。生態治理要求遵循生態學規律，強調在生態閾值的范圍內，合理利用自然資源和環境容量，在物質不斷循環利用的基礎上發展經濟，使經濟系統和諧地納入到自然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過程中，實現經濟活動的生態化。從原來的僅對人力生產力的重視轉向在根本上提高資源生產力，在尊重自然的基礎上切實有力地保護生態系統的自組織能力。這種理念遵循“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的原則，采用全過程的“清潔生產”，以達到減少進入生產流程的物質量，以不同方式多次反復使用某種物品和廢棄物的資源化目的，是一個“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閉環”反饋式循環過程。

深生態治理階段。深生態治理是在生態治理的基礎上，不僅強調“生產—資源—環境”的關系，實行生產全過程治理，而且主張將制度、體制、管理、消費、文化等因素通盤考慮，注重觀念創新，注重生產、消費方式的變革，將生態治理的領域從生產、環境領域擴張到管理、文化等生活領域。深生態治理理念主要體現在綠色運營管理、綠色消費、綠色文化等理念上。21世紀以來，西方國家還形成了綠色運營管理的深生態治理理念，它將循環經濟的思想貫穿于企業的運營管理中，要求從產品設計、科技進步和科學管理全方位展開，包括綠色設計、綠色物流、生命周期評估等，它涵蓋工業、農業、交通、商業和消費各類社會活動，需要各種新技術和相應的管理方法的支持。

循環經濟模式的核心內容

循環經濟模式是一種經濟發展模式，也是一種經濟增長的方式。與傳統經濟模式不同之處在于：傳統經濟發展模式忽略了資源的稀缺性和環境容量的有限性，經濟增長以大量消耗自然界的資源和能源以及大規模破壞人類生存環境為代價，造成了資源短缺、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等一系列問題。傳統經濟模式是一種由“資源→產品→污染排放”單向流動的線性經濟，其特征是高開采、低利用、高排放。它以把資源持續不斷地變成廢物作為實現經濟的增長手段，是一種不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模式。

與此不同的是，循環經濟模式以生態學原理為基礎，以經濟學原理為主導，以人類經濟活動為中心，運用系統工程方法，從最廣泛的范圍研究生態和經濟的結合，整體研究生態系統和生產力系統的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和相互作用，揭示自然和社會之間的本質聯系和規律，改變生產和消費方式，高效合理地利用一切可用資源。即循環經濟倡導的是一種與環境和諧的經濟發展，循環經濟以3R為原則，即減量化(Reducing)、再利用(reusing)和資源化(recycling)為運行原則，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為基本特征；以資源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為核心，以生態產業鏈為發展載體；以清潔生產為重要手段，達到實現物質資源的有效利用和經濟與生態的可持續發展。它要求把經濟活動組成一個“資源→產品→再（次）生資源→最小量污染排放（必要審慎的污染排放）”的反饋式流程。循環經濟是對“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傳統經濟模式的根本變革，對于各國和整個世界經濟、社會的發展，都具有重大意義。

我國循環經濟實踐應注意的問題

（一）“循環量”的理性限度

國內部分學者認為，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對于解決環境問題和落實可持續發展觀都有重要的意義。但是存在對循環經濟概念泛化和任意夸大其作用的現象，這不僅不利于我國循環經濟發展模式的構建，也會拖延解決環境問題的最佳時機。如認為循環經濟是一個“資源—產品—再生產的閉環反饋式循環過程”。首先，不管從經濟生產的有形排泄物還是無形排泄物而言，工業生產不僅生產我們需要的產品，也生產我們不需要的“產品”。其次，根據熱力學第二法則即熵增大法則的存在，一旦熵增大之后，如果熵不再增大，則絕對不能還原。再次，由于回收再利用的技術局限、使得現有的技術對現存工業“排泄物”尤其是氣體等無形的“排泄物”大部分不能回收，再加上國民回收意識的匱乏導致回收行為的“呆滯”，回收行為本身的不經濟性導致回收行為可能被經濟主體“理性的”短視經濟行為替代等。使得循環經濟在實踐中絕非理論上而言的“閉環反饋式循環過程”。（二）發展模式的政策功能終極性

國內部分學者認為，發展循環經濟可以一勞永逸的處理好環境與經濟之間的協調問題。但筆者以為即便循環經濟模式可以按理論的要求予以物質循環，但是，世界各國不管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的資源需求量都在不斷增加，資源的消耗必然要求再開采新的同類資源，那么在此情形下要實現經濟與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必然要求循環經濟視野下的資源需求量等于物質循環量加新開采量。因此，循環經濟的循環量絕對不可能完全等于原始投入量，由于不可生資源的存量在一定時間內是恒量，需求量的增加必然導致其存量的絕對減少。在此假設下，循環經濟也許只能相對延長攫取時間，并不能在根本上解決環境問題，同時這與循環經濟理論建立的生態學理論基石也是相悖，在滿足環境容量下構建經濟體系和規模應是循環經濟實踐的第一要義。

（三）實踐過程中對“面污染”源與“點污染”源的倒置

我國循環經濟實踐中只重視“點污染”源（企業工業污染等污染源）的循環經濟探索，而忽視“面污染”源（生活、農業等污染源）循環經濟摸索，這種判斷是對世界環境污染“面污染”源與“點污染”源倒置趨勢的誤解。首先，由于我國人口眾多，伴隨著消費能力日益增強，倘若沒有符合循環經濟價值理念的消費意識加以指引，通過“消費決定生產”這一市場指示，我國構建的循環經濟“點污染”源的控制幾乎要被釜底抽薪；其次，我國的農業“漫灌”現象嚴重，不僅導致水資源的浪費，同時導致甲烷（CH4）等溫室氣體的排放；再次，城市生活垃圾幾乎可以營造與城市同等規模的垃圾之城，生活廢水導致流經城市的污染指數和負營養值不斷攀升。而循環經濟要求把經濟活動組成一個“資源→產品→再（次）生資源→最小量污染排放（必要審慎的污染排放）”的反饋式流程。如果片面注重整個流程中的某一環節，可能會導致整個循環產鏈的斷裂，進而導致循環經濟這一制度創新的功能缺失。

（四）不是簡單環境保護手段

循環經濟模式與傳統經濟模式一樣，都是一種經濟發展模式，也是一種經濟增長的方式。循環經濟不能簡單地等同環境保護手段，其首先是一種新型經濟發展模式。環境保護需要的資金和滿足人類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要求經濟的發展，因此，經濟的發展是環境保護的前提和保障。但傳統經濟發展模式在經濟、環境、社會發展上片面追求“經濟這一極”，在當代人和后代人環境福利分配上片面追求當代人的經濟利益，在國家、企業、個人等市場主體環境責任上片面強調企業、個人等市場主體的污染與受動治理，片面強調單純的國家末端治理和規范懲治。而循環經濟模式將環境治理從末端治理向整個生產鏈環節延伸，從單一治理主體向全部市場主體積極參與和互相協調配合轉變。其實質是在環境容量的支配下安排我們的生產消費活動，促進和實現環境、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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