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中國經濟階段性轉型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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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主體與地方政府的邊際創新

現有文獻沒有區分經濟主體的異質性，因而很難從理論上解釋為什么民間自發的制度創新出現在農村和重工業不發達的地區，也就不能自然地解釋為何轉型從農村和地方開始。其實，無論計劃經濟時期還是轉型過程中，中央政府的差別性制度安排都造成了經濟部門的異質性，這種異質性決定了制度轉型需求的差異。分權制改革將地方政府變為民間主體的利益共同體，形成以地方政府為主導的制度轉型利益集團，對中央政府的決策具有影響力。

(一)經濟主體的異質性計劃經濟時期中央政府出于重工業化戰略需要，對經濟主體實行不同的“補貼”，造成經濟主體的異質性。為了支持重化工業部門的發展，中央政府通過統購統銷壓低農產品價格、限制農村的工業生產和農民的流動，導致農村生產率低下，農民收入過低，1952—1978年間農民的年消費水平從62元僅增長到132元。農民的溫飽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農村經濟和農民實際上都處在了社會的邊緣。從區域上看，新中國成立之后，考慮到可能發生的對臺灣軍事沖突，中央政府在廣東、福建兩省的經濟投入較少，沒有建立大型工業基地。較之東北和中東部地區，廣東、福建經濟發展較為滯后，處于“邊緣”，人民生活水平低下。1978年深圳農民的年收入是134元，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農民的年收入是13000元港幣，形成巨大反差?！?979—1981年，中國幾百個大小城市卻經歷著一個‘爆炸性問題’的困擾。這就是‘’中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回城風潮?！苯?700多萬的下放知青約占當時中國城鎮人口的10%，在計劃經濟統包分配的勞動用工制度下，城市新增的用工指標相對于日益壯大的返城知青大軍只是杯水車薪?！按龢I青年”成為掙扎在溫飽線上的城市邊緣人。與之相對，受到中央政府重點支持和保護的重化工業部門，聚集重化工業企業的東北地區和中東部地區，以及大中小城市公有制企業、事業單位的職工，均是計劃經濟時期的核心力量。

在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中央政府為了保證國有部門的收益，實行差別性制度安排，同樣造成了經濟主體的異質性。維持以公有制為主體的金融體制、土地轉讓制度，傾斜于公有經濟的戶籍制度、社保制度、市場準入條件等，都是對國有部門的“補貼”。“補貼”使非公有經濟在投融資、稅收、土地使用和對外貿易等方面處于不利地位。公有經濟與非公有經濟之間的不對等，也就是通常所說的“體制內”與“體制外”的差異是轉型過程中經濟主體異質性的表現。相對于“體制內”，“體制外”的非公有經濟實際上居于弱勢地位，成為轉型經濟體的邊緣力量?？傊?，中央政府實施的差別性“補貼”政策造成了經濟主體的異質性。得到“補貼”過低的部門(邊緣經濟主體)總是有打破舊體制的激勵。分權制下的地方政府作為民間經濟主體的利益共同體，利用其組織優勢對邊緣主體的制度創新進行整合，請求中央政府承認，形成的是一種“邊際創新”，因為這種創新對舊體制的革命性是邊際意義上的。

(二)邊緣革命經濟主體的異質性決定了制度需求的差異性。較之核心部門，邊緣力量在舊體制下受剝奪最多。制度轉型可以使它們擺脫中央政府的歧視性“補貼”，獲取制度創新帶來的生產率收益。越邊緣的部門，制度轉型帶來的凈收益越大，因而進行制度創新的動力也越大。另一方面，邊緣部門的邊緣性、分散性及收益預期的不確定性決定了邊緣力量的制度創新需求難以形成集團行動，沒有向中央政府表達制度需求的正式或非正式渠道。長期壓抑的制度需求一旦超過其承受極限，可能會引發“爆炸式革命”。1978年，面對大旱之下可能的饑荒，安徽省鳳陽縣小崗生產隊18戶戶主一致同意秘密“分田單干”，并立下“生死狀”;在毗鄰香港的廣東邊境，溫飽線上的農民悄悄地嘗試過境耕作、開展邊境小額貿易等明令禁止的活動;城市里膽大的“待業青年”干起了修鞋、修自行車、補鍋磨剪子、裱畫、做衣服、開小飯館等個體經營;以及80年代在民營經濟發達的溫州涌現的私人錢莊和“抬會”等民間金融組織等都是被逼出來的與現行體制不相容的革命性制度創新?？扑怪^之“邊緣革命(marginalrevolution)”。邊緣革命指的是邊緣力量自發的革命性制度創新。

首先，這是邊緣部門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自發性行為;其次，這種創新不被主流意識形態所接受、且多為中央政府所明令禁止，所以稱之為“革命”;最后，邊緣革命是在舊體制的邊緣、邊界上的制度創新，并不觸及核心體制的本質。邊緣革命當然不會得到中央政府的承認。當邊緣革命與主流意識形態或與中央政府的利益嚴重相悖時，必定遭到中央政府的批判或取締。新中國成立之后，農民“包產到戶”的努力歷經三次，均遭批判;廣東的邊境商貿活動及城鎮中的個體經營都被視為“資本主義”，遭到取締;改革開放后的第一家私人錢莊剛開業即遭既得利益集團的強烈攻擊，在無證經營5年后宣布倒閉?！安皇侵袊俏覀兎Q之為的‘邊緣革命’，將私人企業家和市場的力量帶回中國。饑荒中的農民發明了承包制;鄉鎮企業引進了農村工業化;個體戶打開了城市私營經濟之門;經濟特區吸納外商直接投資，開啟勞動力市場?！?。問題是，為什么某些邊緣革命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承認，而另一些邊緣革命卻被扼殺了呢?也就是說，同樣是邊緣革命，卻有迥然不同的結果。農村承包制、經濟特區對外開放、城市個體經營最終都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認可，但民間金融始終被抑制，存在著金融約束和金融摩擦。它們的區別在于，前者革命的對象是邊際制度創新，不會觸動核心部門與體制，而后者革命的對象是核心部門與體制。

(三)分權制下的地方政府與邊際創新地方政府在中國式轉型及增長中的作用源自中國的分權財政體制。中國改革一開始就是一個分權過程。財政的分稅制提高了地方政府的邊際留成率，強化了地方政府的剩余索取權。分權的同時，中央政府對地方官員實行錦標賽似的考核晉升機制?！暗隆⒅?、勤、績”四方面的考核內容中只有“績”較為具體，體現為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穩定，當地經濟發展和經濟活力水平又是社會穩定的基礎。這樣，地方政府的剩余索取權、能被上級觀察到的政績最大化都與當地經濟發展聯系在一起，因而地方政府具有捕捉潛在的制度收益搞活本地經濟的動機，所以與地方經濟主體在自發的制度創新過程中合作會多于沖突。與分散、弱勢的邊緣力量相比，地方政府擁有組織優勢和談判優勢，可以進行表達制度需求的集團行動。地方政府利用其信息、知識優勢和組織優勢對邊緣部門的制度創新進行整合后向中央政府請求承認。整合的具體形式包括將民間主體分散的、差別化的制度創新整合為系統的框架式的制度設計，比如根據寶安縣搞小額貿易和過境耕作的創新，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率領廣東省委討論設計出了試辦出口加工區的方案?；蛘摺案念^換面”、變通為易于為主流意識形態接受的形式支持、引導制度創新。如在1978年遭遇特大旱災后，安徽省委決定實施“借地度荒”，將集體無法耕種的土地借給社員耕種。

這種規定并沒有提出分產到戶，看上去只是一種救急措施，實際上暗合了農戶分產到戶的需求。還有的地方實行先斬后奏，先暗中支持民間主體創新，待取得一定成效后再行整合向中央報告。地方政府的再創新只是對邊緣革命的系統化和委婉化(變通為中央政府更以接受的形式)，并不改變邊緣革命的基本特征，不觸及核心體制的本質，只是對舊體制的邊緣(邊緣制度、邊緣部門、邊緣區域)進行的局部創新。創新是邊際意義上的，故而本文將地方政府對邊緣革命的再創新稱為“邊際創新(marginalinnovation)”。比如家庭承包制首先出現在公有制性質最為薄弱的農村，并沒有撼動土地集體所有的制度基礎，只是改變了土地的經營權，而且剛開始只是出現于最貧窮的地區(安徽和四川)?！耙獧唷苯⒔洕貐^也是在遠離重工業中心的廣東，而且只是廣東的幾個小區域。本文認為不是邊緣革命、而是地方政府基于邊緣革命的邊際創新啟動了中國式轉型。邊緣革命固然是中國式轉型的萌芽與發動，但是如果沒有地方政府的再創新并向中央政府討價還價，邊緣革命可能像歷史上多次自發的創新一樣被取締。

二、邊際創新引致的“兩階段轉型假說”邊際創新

不觸動中央政府的壟斷租金，因而避開了“諾斯悖論”;邊際創新還傳達了民間自發的制度創新“事實有效”的信號，降低了轉型的思想成本;兩方面的機制提高了中央政府轉型的凈收益，由此增加了中央政府提供制度供給的概率。于是，“邊際創新”成為制度轉型的根本動力。在轉型過程中，中央政府為保護核心主體而形成的非競爭性市場制度對已轉型的民營經濟和未轉型的國有經濟造成了差別性“補貼”，對非競爭性市場制度的邊際創新成為第二階段中國轉型的核心特征。因此，中國經濟轉型是以邊際制度創新為特征的兩階段轉型。

(一)邊際創新引致的制度轉型邊際創新驅動中央政府制度供給的機制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邊際創新降低了轉型的思想摩擦成本，另一個是繞開了“諾斯悖論”。首先，邊際創新傳遞了轉型“事實有效”的信息，降低了中央政府制度供給的思想成本。當邊緣革命受到主流意識和利益集團抵制時，鄧小平的態度總是:再等等，再看看。等的就是民間制度創新的效果。1979年，實行包產到戶的鳳陽縣賣給國家公糧約4450萬公斤，相當于過去26年鳳陽賣給國家糧食的總和。如此大的反差足以證明包產到戶“事實有效”。正是包產到戶的“事實有效”，讓反對者最終改變了認識:作為解決溫飽問題的特殊政策，可以在貧困地區實施包產到戶，不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但是，邊緣革命并不能直接沖擊舊思想舊體制，而地方政府的支持、宣傳與游說傳遞了邊緣革命“事實有效”的信息。較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在改善地方經濟績效的制度安排上擁有信息和知識優勢，對邊緣革命“事實有效”還是無效的認識與判斷具有較高的可信度。其次，地方政府擁有與中央政府討價還價的能力，可以通過正式渠道(如會議、匯報、文件等)或非正式渠道(游說、找關系、私下溝通等)向權力中心傳遞反映本地利益的制度創新需求，而且是經過地方政府整合和協調、更易被主流意識形態接受的制度創新需求，因而增加了中央政府“放權”、提供制度供給的概率。第三，邊緣部門的轉型避開了“諾斯悖論”，使邊緣力量、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三方均受益，實現了“帕累托效應”。中央政府的壟斷租金只來源于受保護的核心經濟主體，因而邊緣部門的轉型影響不到中央政府的壟斷租金。這是中央政府愿意順應民意而放權的重要原因。比如，中央政府在審批“經濟特區”時，也曾考慮過同時在大連、青島和上海等地建立。正是出于擔心沖擊社會主義的根基，最終只是把“特區”設立在遠離社會主義經濟主體的東南沿海。因為從重工業化發展道路來說，廣東和福建省本屬于邊緣省份，其改革不會觸及經濟的主體力量;制度變遷只是在“特區”內，而且是試驗田性質，即便出現問題也不會影響到整個廣東省和福建省，更不會影響到中國的經濟整體;而且，特區“特”辦，基本不觸及中國經濟的基本制度和結構體系，所以推行起來也相對容易。向中央“要權”，讓廣東先行一步的宗旨是提高生產力水平、改善人民生活，與中央政府經濟改革的目標完全一致，又不觸動中央政府的核心利益。因而“經濟特區”是一個民間經濟主體、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均合意的制度創新，所以就有了中央政府的放權。針對金融體系的邊際創新則不同。作為核心部門的金融體制轉型固然會大大提高經濟效率，刺激總產出，但是卻降低了中央政府的壟斷租金?！爸Z斯悖論”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在這種情況下，轉型對中央政府是非“帕累托改進”，中央政府承認創新的概率會降低。

(二)二元轉型模式在邊際創新的推動之下，邊緣部門首先完成轉型。因為邊緣部門的轉型繞過了“諾斯悖論”，所以中央政府放權的概率較大，轉型由邊緣部門逐步向較為核心的部門推進，形成中國式轉型的主要路徑。農村歷經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股份制和鄉鎮企業大力發展，逐步進入到農村現代化，城市個體和私營經濟也發展壯大。非公有經濟逐步由以輕工紡織、普通機械、建筑運輸、商貿服務等領域為主，向重化工業、基礎設施、公用事業等領域拓展;由以勞動密集型企業、中小企業為主，向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的大集團擴張。隨著農村和城鎮民營經濟的發展，社會對市場化取向的經濟改革的認識逐漸清晰，對市場經濟與民營經濟的抵觸有所緩和，公有經濟的改革也在不斷地調整和深入。比如在農村改革的影響下，機制相對靈活的中小企業，特別是地方國營企業以及所謂“大集體”企業開始試驗承包制。1992年在繼續完善和推進承包經營責任制的基礎上，國有企業開始逐步推進股份制改革試點。之后國企改革歷經“抓大放小”，“三年脫困”階段以及2001年之后的全面改革階段，國有企業的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逐步放棄了中小型企業的國有經營。

上述擴大企業自主權、承包制、股份制、“抓大放小”等“體制內”改革也是地方先自行試驗，在意識形態上基本形成共識后，再由中央政府主導推進的，因而也是邊際創新引致的轉型。中國式轉型的基本特征就是上述邊際創新引致的二元轉型路徑。這與中國經濟中體制內的公有經濟與體制外的非公有經濟始終二元共存、非公有經濟的規模和工業總產值的比重不斷擴大的同時，公有經濟的規模和工業總產值比重不斷縮小、以及公有經濟內部一直在改革的事實是相符的。上述二元轉型路徑大約在2004年左右出現停頓。一方面，從意識形態和輿論上看，2005年左右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2004年，“郎顧之爭”引發了關于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和國有資產流失的大爭論，凸顯了人們對國有企業民營化和“國資進退”的重新思考。與此相關，針對中國式轉型與增長暴露出的種種不平衡與不公平問題，圍繞著市場化改革究竟是走過了還是未到位的問題，中國社會出現了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三次大爭論，改革是否繼續的問題自1992年之后再度擺到了大眾面前。另一方面，從相關經濟數據來看，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二元共存的局面趨于均衡。國有經濟把持能源、電信、石油、金融等重要行業，同時對裝備制造、汽車、電子信息、建筑、鋼鐵、有色金屬、化工、勘察設計、科技等基礎性和支柱產業領域的重要骨干企業保持較強控制力;民營經濟在國有經濟控制之外的領域趨于飽和，不再有繼續擴大的空間。，民營經濟的就業人數自2001年起加速上漲，外資企業的就業規模緩慢上升;公有經濟的就業規模自1998年以來處于下降之勢，但從2004年起基本保持不變。顯示了國有經濟與非國有經濟二元共存的均衡。從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占比來看，國有經濟的比重雖然不斷下降，但占比始終維持著最高水平，從2005年起，比重基本不再下降，集體經濟的比重也穩定在一個低水平上，顯示了公有經濟的穩定性。最后，從資源配置的機制上看，市場機制和政府控制雙軌并存也逐漸趨于均衡。如前，中國經濟的自由度在2004—2006年間漸趨穩定，顯示出國內經營活動自由度和要素市場發育程度指數較低，反映轉型中的中國經濟還是一個缺乏競爭性和自由度的市場經濟。轉型均衡意味著“改革紅利”的消失，中國式增長的諸多問題日漸顯現，并沖擊著中國式轉型的均衡。這表明，中國進入“深水區”的第二階段轉型已呈現顯著特征。

(三)“兩階段轉型假說”的機制在上述轉型的第一階段，只要轉型帶來的收益大于中央政府的“補貼”，經濟主體都有轉型的激勵，如果從中央政府獲得的補貼小于轉型帶來的收益，則經濟主體沒有轉型的動力。因而第一階段的轉型將在轉型收益等于中央政府“補貼”的經濟主體處實現均衡。在第一階段轉型中，低效率的公有經濟與非競爭性市場制度的長期存在使已轉型的非公有制部門面臨較大的制度摩擦成本(institutionalfrictioncosts)，這是非公有部門的市場化運營與非競爭性市場制度不兼容造成的摩擦成本。制度摩擦成本實際上是未轉型的核心部門對已轉型部門的掠奪，已轉型的非公有經濟部門成為經濟中新的邊緣部門。作為邊緣部門，非公有制經濟主體總是有制度創新的需求，比如溫州地區多樣化的民間金融組織就是新的邊緣革命。此邊緣革命與第一階段的邊緣革命不同。這時邊緣革命針對的是核心部門及其體制，其轉型創新是對核心體制的革命。這時的邊際創新，即地方政府要求民間金融合法化的請求也就是針對以公有制為主體的金融體制的革命。偏向性制度安排造成的制度摩擦成本降低了非公有部門的利潤，一旦出現外部沖擊，非公有部門即陷于危機。

在轉型經濟體中，只有非公有經濟才能提升生產率，促進經濟增長。非公有經濟陷入困境會使產出降低，從而危及中央政府的經濟增長目標。如果經濟增長受損程度較大，危及到社會穩定時，中央政府不得不調低壟斷租金預期。這時，“諾斯悖論”得到緩和，中央政府最優策略變為順應民意，推進制度轉型。第二階段的轉型依然是邊際創新推動的，轉型均衡將在中央政府的壟斷租金降到最底線時出現。顯然，邊際革命引致的制度轉型具有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由經濟中最邊緣部門及其地方政府發起邊際革命，“倒逼”中央政府推動轉型由邊緣部門逐漸向核心部門推進，在某一邊界部門實現轉型均衡;第二階段，由于制度摩擦成本，已轉型部門成為新的邊緣部門，新的“邊緣革命”及地方政府“要權”依然形成邊際革命，“倒逼”中央政府從第一階段的均衡點進一步向核心部門推動轉型。這就是邊際創新引致的兩階段轉型理論。目前中國已經完成了第一階段的轉型，正開啟第二階段的轉型。在國有核心部門的外圍，民營經濟的危機與革命、地方政府的請求，繼續成為驅動中國轉型的動力。

三、結論與政策啟示

經濟主體的異質性決定了轉型需求的差別性，越邊緣的部門轉型的激勵越大。邊緣革命和邊際創新是對非核心制度的革命與變革，不觸動核心部門的公有制基礎，因而不會引起“諾斯悖論”，所以中央政府可能放權。基于邊際創新的轉型是破解“諾斯悖論”之謎的關鍵機制，這一機制完成了中國的第一階段的轉型。而第二階段轉型，針對核心經濟主體的邊際創新即使會逐漸沖擊中央政府的壟斷租金，但由于對經濟增長具有強推動作用兼具對社會穩定的保障，第二階段的轉型一旦成為邊緣力量的“共同信念”，并成為某種“集體行動”，將會弱化“諾斯悖論”，再次成為轉型的驅動力?！皟呻A段轉型假說”不僅成功地解釋了中國式轉型的“諾斯悖論”之謎，還可以詮釋中國式轉型的一系列特征。在中國轉型早期出現的所謂的“增量改革”和“計劃外”，是因為邊際創新引致的轉型是從計劃體制核心之外的邊緣開始的，因而轉型后的邊緣主體相對于核心體制是“增量”，也是“計劃外”。21世紀頭幾年出現“國資進退”的爭論和“國進民退”的逆流，是因為國退民進的轉型進程到了第一階段的均衡點，轉型已經觸及到了中央政府的核心利益，出現停滯、反復等現象是必然的。

中國未來的改革與轉型將依然從民間呼聲最大、也即改革收益最大的部門入手，漸次市場化。而政府為了加速市場化，以提高生產效率和促進經濟增長，可以做的努力包括:對于初級行動團體已經形成的一些制度創新予以認可、支持、推廣;輿論上做宣傳，降低思想摩擦成本;弱化舊體制下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降低改革的阻力;在舊體制力量過于強大的部門，“做出”增量，形成新的邊緣力量，推動轉型的進程。第一階段的中國式轉型決定了粗放式的中國增長模式。在這一階段，市場化帶來的生產率效應和國有經濟的過度投資效應共同帶來了經濟高速增長。因而，不難理解為何高效率的民營經濟雖然不斷擴張，但是在高投資驅動的中國式增長中始終沒有處于絕對主導地位。同樣也可以理解2002—2006年中國結構變遷效應下降之謎，因為這一時期轉型趨于停滯，勞動力從低效率的國有部門向高效率的民營部門流動的轉型紅利也隨之消失。另外，非競爭性的要素市場和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壓低了出口成本與價格，造成了出口規模極度擴張。出口規模雖大，但是與中國產品競爭力和中國經濟主導產業結構極為不符，因而難以發揮“出口中學”效應，只是通過促進投資和新增勞動促進經濟的擴張，于是強化了粗放的中國式增長模式。因而中國式增長的困局就在于粗放式的增長模式。中國式增長的困局將在第二階段的轉型中得到紓解，中國經濟將在體制轉型中不斷轉變增長模式。隨著民營資本不斷進入核心部門，高效率的民營資本投入將成為刺激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隨著市場機制的競爭性加強，市場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將激勵市場主體不斷進行技術創新，通過提高生產率而不是壓低投入成本來提高自身的競爭力，這將驅使中國經濟向更為集約的增長模式轉型。

作者：韓忠亮單位：北京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