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轉型期公共領域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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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題的意義：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由于舊的體制的束縛而暴露出各種不穩定因素，并因之迎來了中國改革的第二次轉型，即由經濟建設轉向制度建設。其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就是各種公共領域的再建構。在整個發展進程中公民對社會的政治參與意識變濃，不斷尋找機會進入政治過程，進行利益表達，影響政治決策。公民對社會的政治參與最重要的變化是由過去的個人政治參與（如找領導調動工作）或非正式團體的政治參與（如聯保上書要求改善待遇）為主要特征變為以正式團體的政治參與為主要特征，其以社團組織的成立，網絡媒體的異軍突起，民間思想庫的建立等為主要表現形式在民意機構發表意見或直接與行政部門談判。公共領域的再建構，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由社會轉型帶來的不平衡給社會穩定造成的消極影響，有力地促進了公民社會的形成。

一、第二次轉型的中國現狀背景

在世界各主要國家已經完成和未完成的現代化轉型中，中國的轉型可能是最為復雜。它不象歐美國家——無需在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實現轉換，而單靠引進科學技術和管理方法就能解決問題。自1978年以來，雖然中國在城市化、工業化等方面取得公認的成績，但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逐漸顯現。如：（1），城市改造和建設、產業結構調整、市場機制建設等的力度不斷加大，涉眾范圍廣、利益調整面大、摩擦焦點多；（2），轉型期，社會成員的觀念和價值取向從一元向多元發展，社會成員獨立思考、自主抉擇的自由度增加，主體的內在力量逐步得到發揮；（3），新舊觀念的沖突激烈，許多社會成員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能力弱，行為上無所適從，精神上無所寄托，導致社會凝聚力和社會動員力下降；（4），社會主導觀念受到沖擊，集體主義、整體觀念和獻身精神有所弱化，實用主義、個人主義、利己主義、功用主義有所加強等等。新時期的社會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多年來中國社會系統性和結構性矛盾的積累，不但在量上“集束多發”，而且有利益相關性突出、群體性矛盾增多、對抗性增強、成因復雜、處理難度增大等特點。特別是2003年的前半年，中國經濟呈現出8.5%的高速增長態勢。遺憾的是，這樣的利好，旋即被更加凸現的阻礙未來經濟發展的SARS危機、孫志剛件注1等一系列社會體制層面的問題所遮掩。這些使我們逐漸明白：經濟的高速增長并不是維持社會穩定的唯一因素，經濟改革所面臨的任務也不可能僅僅在經濟領域解決。而自1990年來的社會結構和社會體制類型的變化為我們進行進一步的改革提供了背景，一是社會資源占有主體日益多元化和分散化；二是社會問題產生的原因及表現形式日益復雜化；三是政府開始轉變職能，還權于民、還權于社會，努力實現由計劃經濟條件下無所不包的“全能政府”，向市場經濟條件下有限政府、責任政府轉變，由對宏觀經濟的“控制者”“計劃者”向“向導者”“引導者”轉變。因此“改革已經到了值得轉軌的時候，轉軌的核心是用新的制度去替代它。”注2（胡鞍鋼）如果說從階級斗爭為綱轉到經濟建設為中心是中國的第一次轉型，那么當下從以經濟建設為主轉為制度建設這樣一個方向，就是中國的第二次轉型。與要求構建現代產權關系的經濟轉型相呼應，這次轉型要求形成新的社會利益整合機制。

中國現代化兩難癥結真正和根本的要害，在于國家和社會之間沒有形成適宜于現代化發展的良性結構，確切的說，在于社會一直沒有形成獨立的、自治的結構性領域。因此，在現代化基本問題的認定上，必須由“國家與社會的二元觀”注3替代“中央高度集權的專制主義權威本位觀”。而為了緩和長期以來因為“大政府，小社會”的治理模式和個人服從集體的價值觀給社會在凝聚力和議和力方面造成的壓力，我們必須尋求在國家和個人之間建立一種公共領域，在此領域內，一方面單質的原子的個人集結起來追求共同的利益訴求，一方面實現對政府的監督和公共事務的參與。

如2003年在蘇北農業大縣—沭陽縣官墩鄉農村發展協會成立，新沂市窯灣鎮農村發展協會成立。他們的主要服務內容，首先推動的是農村的勞務輸出。此外，農村發展協會還會進行種籽化肥代銷等方面的協作，為會員服務。協會成立的目的在于協助政府解決政府職能以外的工作，比如監督村委會的財政支出、集體維權等。以及像浙江溫嶺民主懇談會形式的民主建設。民主懇談會的雛形其實是松門鎮搞的“農業農村現代化教育建設論壇”，其目的本來是宣傳政策、普及觀念，是由上而下的。論壇設計了讓群眾發言的環節，結果出現了意想不到的情況，老百姓感慨“都20年沒有這樣說話的機會了”！于是這個機制在當地政府的支持下就延續下來，發展成了今天的民主懇談會。在當地凡是關乎公共利益或者涉及重大資金使用的項目都要舉行不限制參加者的民主懇談會，讓群眾有了暢所欲言的機會。其實質是政府決策的公開聽證會，官員和公民的平等對話會，也是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協調溝通會。其結果，首先是避免了決策方面班子內部的矛盾，其次是分散了決策風險，政府項目的實施成本大大降低，比如在征地拆遷等問題上由于事先就公開聽取意見，照顧到利益涉及方的合理訴求，幾乎很少遇到阻力。最為值得稱道的是，普通群眾的參政議政水平極大提高，從最初當面指責官員作風的怨氣釋放，到現在關心鄉鎮規劃、工業中心設計、學校建設等更加宏觀的問題。

2003年在媒體領域像文化先鋒網、世紀中國的互聯網站以其理性建設性的現世熱情，不僅張貼和傳播了包括伊拉克戰爭網絡簽名、孫志剛事件、SARS風波等重大社會熱點，更重要的是稟承了自由、開放的網絡精神，將各大熱點的探討引向積極、審慎的思路和言路上。以及像江蘇電視臺的一個“零距離”節目組，主要制作是民生新聞，大量報道發生在百姓身邊的新聞故事，如“長江大橋的收費站該不該拆？”“南京地鐵列車應該是什么顏色？地鐵票價多少才算合理？”技術上他們邀百名攝影師千名線人加盟節目，讓60分鐘的衛星直播首次在新聞節目中成為“常態”，而對于官方活動和會議新聞則經常被壓縮在屏幕下方以滾動字幕的形式出現。在一個以周為周期的隨機抽取的時段內，170條新聞中，負面和批評新聞多達93條。在南京，人們在晚上7點這個黃金時段，將眼球從中央臺的《新聞聯播》和《焦點訪談》這樣的時政社會節目中，轉移到“零距離”的本地新聞節目上。在某種意義上，“零距離”尋求到了輿論監督和政治昌明并行不悖的出口，在政府和民眾之間搭建了一座半民主化的橋梁，進而給民意一個暢達的渠道。通過這種方式，賦予全體市民參與公共決策的權力，讓媒體真正為公民所享有，讓民眾的意見最終上升為政府意志，最大程度地實現了民意的公共價值。

二、目前在中國公共領域出現的幾種運行機制

在這些領域里，組織的行為目的不是或不僅僅是追求經濟效益和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還在于自身價值實現，追求社會美德。他們以身份、利益或者興趣等為紐帶自愿地結合起來，在一個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集體中實現個人的強力自由，而這種個人的強力自由，又恰恰是緩和各個矛盾體之間張力的因素，托克威爾認為，真正的自由需要社會中一種實際的權力來反對國家，需要一種公民意志來限制政府和保護權利，如何取得長期支持有限政府的形式原則的社會安排，才是更為根本的問題。他認為自由結社對解決這個問題意義重大，“在民主國家里，全體公民都是獨立的，但又是軟弱無力的。他們幾乎不能全憑自己的力量去做一番事業，其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強迫他人來幫助自己。因此，他們如不學會自動地互助，就將全都陷入無能為力狀態?！钡窃谶@個領域里我們不但看見結社（如農民發展協會、浙江商會），還有媒體（如文化先鋒網和“零距離”節目組），有政府機構自上而下建立的廣泛的監督評議機制（如溫嶺懇談會），另外還有下面的幾種形式：

一、民間思想庫。雖然中國目前民間思想庫（thinktank）的發展狀況，還處于非常幼稚的狀態，以組織的面目出現，但卻沒有形成產生思想的機制，但他們對中國的改革和發展所做的貢獻卻是有目共睹。茅于軾、盛洪、張曙光于1993年夏天創辦的“天則經濟研究所”，開了民間研究機構的先河。2003年8月23日，俞可平在北京大學創辦“中國政府創新研究中心”，并宣布將每年給中國地方政府的創新行為頒獎，這是我國首家對政府改革與創新進行獨立評估和咨詢的大型非營利性學術機構。而1992年袁岳創建的零點調查公司，已經在包括社會政策、社會難題、國際關系、居民愿望和需要、人民生活質量、投資者評價等等廣泛的領域，展開頻率越來越高的民意研究。民意調查或者民意測驗，已成為越來越多的決策者，從大公司CEO到政黨領袖不可忽視的決策參考工具。讓分散的民間意見和草根聲音變成聽得見的公共聲音，從而影響了中國諸多層次的決策者?！赌巷L窗》對袁岳的工作的評語是：“袁岳的工作讓我們看到：民意并不僅僅由特殊的組織來確定和代表。他的努力喻示世人：中國民眾有真實表達意見的可能；民意不是可以簡單表達、變更、包裝和曲解的；民意路線較之精英路線，雖然其政策制定的成本高，但執行成本要低得多?！?/p>

二、第三部門（ThirdSector）。又被稱為“獨立部門”(IndependentSector)、“志愿部門”(VoluntarySector)、“非營利部門”（Non-ProfitSector）和“利他部門”（AltruisticSector），第三部門與生產公共物品的公共部門（政府部門、國家部門）相對應。歸為此部門的組織有以下四個顯著的特點。其一是非官方性，即這些組織是以民間的形式出現的，它不代表政府或國家的立場；其二是非盈利性，即它們不把獲取利潤當作生存的主要目的，而通常把提供公益和公共服務當作其主要目標；其三是相對獨立性，即它們擁有自己的組織機制和管理機制，有獨立的經濟來源，無論在政治上、管理上，還是在財政上，它們都在相當程度上獨立于政府；其四是自愿性，參加公民社會組織的成員都不是強迫的，而完全是自愿的，因此這些組織也叫公民的志愿性組織。各種非政府、非營利性的志愿團體、社會組織、民間協會、行業協會和宗教團體等，都可以劃入這一術語所指的范圍。在中國，形形色色的民間的第三部門已經成為政府“還社會于民”的主要載體。20年來，中國的非營利組織尤其是社會團體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僅正式登記的社團就從6000多個增加到20多萬個，增加了33倍。特別是今年3月國務院頒布的《基金會管理條例》為此類組織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前景。中國非營利組織的主要活動領域包括：學術研究、行業管理、國際交流、社區管理、慈善、公民互助等等。并且在以下方面努力發揮自己的職能，這包括：為公民提供互助的組織方式；為公民提供參與社會生活的渠道；培養公民民主的生活方式；綜合、表達、捍衛各種特殊群體的利益，滿足社會對多元化的需求，支持社會的多元格局；克服官僚主義弊病，對各種新的需求和機會做出迅速反應，在思想、文化、科學、技術、組織方式、制度安排等各個領域，承擔創新職能，積極引導社會發展的潮流等等。

第三、公共領域內運行機制的共同特點

這些公共領域內雖然運行機制和運作理念有別，但是有著一些共同的特點：第一，具有批判的公共性，在某種意義上它們是為修正或改變某些不合理的規則而存在，這種不合理不是針對個體，具有一種普遍性，、個體的利益受損必然對其他成員的利益帶來潛在威脅，由此而具有一種對政治的批判和監督功能，當他們提出修改意見時，必須對通過個人或公共決策而制定的針對他們的決策的不合理之處指明無誤，從而提供一種維護或者改變現狀的合法性。但是這種批判確實以話語和交往為手段的，而不是通過暴力，像衡陽農民的維權就是由用暴力反對侵害發展到設立“農民維權協會”的，必須用協商、談判、呼吁等溫和手段來解決問題，這是這些組織得以生存下去的前提，突破這一底線，既失去生存基礎。第二，稟承“自治”的精神，一般意義上自治可以理解為：與國家和營利性組織相對獨立而存在，其主張的合法性往往來源于其對國家部門和私有部門的批評。在組織結構上摒棄行政化趨向，并有自主安排和規劃發展思路的權力，有獨立的資金來源和智慧支持。這些組織目前多持一種自治的姿態，但是這已經比空喊自治的口號所帶來的意義和影響深遠的多。第三，公開性和開放性，政務活動的公開和公共領域的開放性是公眾得以進入公共議題進行討論和進行政治參與的前提，一方面組織成員要獲取公共政策制定的相關信息，為自己的行為做出決策，另一方面把自己的意愿表達公之于眾。第四，多元主義與個人主義的結合，個人主義是現代化的產物，它主張個人是社會生活的主體，社會和國家都是為了保護和增進個人的權利和利益而存在的，所以，維護與發展人權是其首要任務。但同時其僅僅是社會成員某方面利益或愛好的集合體，因此在除追求共同的利益訴求外，提倡一種多樣的個人生活方式和思想的多元化。

在今天，這些領域的發展和壯大為預防、化解社會矛盾作用的發揮提供了可能性，它把不同的社會群體和利益群體通過階級、行業、職業、信仰和其他社會特征組織起來，在國家和個人之間建立了一個中介，發揮了政府和公民之間的橋梁和紐帶作用，上情下達，下情上報，像南京“零距離”那樣，將公民個人的合理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從而為政府的維護統治提供一種合法性；而其建立的理性的不同階層的利益整合機制，將社會矛盾的解決納入理性有序的軌道，這類現象尤其突出于維權領域，（特別是在農村）維權者的素質及特定的受侵害的境遇往往使維權變為另一種侵權，而合理有序的有組織的維權則將這種行為的正義性最大化；另外，政府可以利用購買服務的方式，從民間思想庫這類的組織中獲取解決矛盾、維護統治的合法性的方法，這樣既避免了政府被認為是與利益既得方同謀的角色，同時降低了行政成本，提高了服務質量和效率。從而將松散的、消極的、為“集體無意識”控制的個人變成一種積極的、自為的、有意識形態的、為特定的群體目標所凝聚的社會力量，由此建構理性利益表達和矛盾有序解決所必需的組織化社會。在另一層面上，這些領域的成長與發展則直接促使了中國公民社會（CivilSociety）的發展。改革時代的中國除了公民意識在成長（尤其在城市中）外，最顯著的變化是小共同體（如社團和村民自治）在經濟、政治與文化各層面的突顯（尤其是在農村）。這種小共同體的興起對促進大共同體的解構、建立公民社會與公民國家（民主政體）極具正面意義。公民權利的發展障礙主要來自“王權”本身，因而中國現代化進程就可能會采取一種以“公民與小共同體的聯盟”為中介的路徑（秦暉《公社之謎——農業集體化的再認識》）。哈貝馬斯認為，市民社會（CivilSociety）是一種獨立于國家的“私人自治領域”，它包括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其中私人領域是指由市場對生產過程加以調節的經濟子系統；公共領域則是指由各種非官方機構或組織構成的私有有機體，它包括團體、俱樂部、黨派、沙龍、報紙雜志書籍等。公共領域為人們提供了討論和爭論有關公眾利益事務的場所或論壇，在這里理智的辯論占主導地位。他認為公共領域構成了現代國家合法性的基礎，這種合法性指現代憲政的合法性，公共領域與合法相關性就在于公民社會中由批判理性發展而來的批判的公共性構成現代憲政的保障。而實際上，在中國，類似的公共領域已經具備了公民社會的一些特征，比如個人主義、多元主義、參與性、公開性等，不僅是公共領域中國公民社會形成的路徑，還是公共領域為中國公民社會的形成提供元素，其民主、參與、開放的特征都必將對我們探索社會改革完善之路產生深遠影響。參考書目：

《第二次轉型：國家制度建設》胡鞍鋼、王紹光、周建明主編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

《論美國的民主》[美]托克威爾商務印書館1991

《中國社會轉型的守望者—新世紀新聞輿論監督的語境實踐》中國海關出版社2002

《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德]尤爾根*哈貝馬斯學林出版社2001

《市民社會理論的研究》鄧正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

《南風窗》雜志2004年2月

《基金會管理條例》200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