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經濟關系政治經濟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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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岸經濟關系發展的政治效應回顧

30多年來，兩岸關系一直以經貿關系為主軸，政治關系卻是敏感領域，發展嚴重滯后。從兩岸關系發展歷程來觀察，在總體上體現了經濟決定政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一規律。1987年臺灣當局雖然開放了臺灣同胞來大陸探親并默認了兩岸經貿往來，但在政治領域卻堅持“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隨后，兩岸經貿關系的不斷發展，兩岸在政治領域也不得不尋求渠道合作，以便解決在經濟關系中衍生出來的種種問題。1990年，臺灣當局調整了“三不政策”，并于同年11月21日成立了官方授權的民間性中介機構———海峽交流基金會(簡稱?；鶗?，出面處理官方不便或不能出面的兩岸事務。為了便于與?；鶗佑|、商談，大陸也于1991年12月16日成立了海峽兩岸關系協會(簡稱海協會)，并授權海協會代表大陸官方與?；鶗佑|商談。李登輝和陳水扁執政時期以“臺獨”分裂活動阻止了?；鶗c海協會的接觸與商談，但其違背兩岸主流民意的倒行逆施未能阻止兩岸政治互動。2008年以來，兩岸在“九二共識”、反對“臺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恢復了“兩會”協商談判，推動了兩岸經濟關系的大幅發展，對政治關系的改善有一定的促進作用。③

(一)兩岸政治互信不斷積累。1992年11月，兩岸兩會達成在事務性商談中以口頭方式表達“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這為兩岸協商奠定了政治基礎。李登輝和陳水扁執政時期肆意否定“九二共識”，致使兩會商談中斷9年。2005年4月，國共兩黨開啟黨際交流，雙方就反對“臺獨”、堅持“九二共識”達成一致。此后，國共兩黨不斷鞏固兩岸政治互信。2008年5月，國民黨在臺灣重新執政，馬英九當局認同“九二共識”，強調“兩岸是非‘國與國’關系”“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都是“炎黃子孫”。在2008年12月31日紀念《告臺灣同胞書》發表30周年座談會講話中指出:“1949年以來大陸和臺灣盡管尚未統一，但不是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分裂，而是上個世紀40年代中后期中國內戰遺留并延續的政治對立，這沒有改變大陸和臺灣同屬于一個中國的事實。兩岸復歸統一不是領土再造，而是結束政治對立?！?013年2月25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在會見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及隨訪的臺灣各界人士時表示，我們將保持對臺工作大政方針的連續性，始終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持續推進兩岸交流合作，努力促進兩岸同胞團結奮斗，鞏固和深化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基礎。連戰也表示，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是一條不應也不會逆轉的正確道路，現階段兩岸關系來之不易，希望能在新的起點上加以深化;兩岸各自的現行規定、體制都實施一個中國原則，從而形成“一中架構”下的兩岸關系，而不是“國與國”的關系，“九二共識”是雙方政治互信的基礎，必須加以維護。2013年6月13日，在會見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時再次強調，增進互信，核心就是要在鞏固和維護一個中國框架這一原則問題上形成更為清晰的共同認知和一致立場。吳伯雄則表示，堅持“九二共識”、反對“臺獨”是國共兩黨一致的立場，是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基礎;兩岸各自的現行規定、體制都實行一個中國原則，都用一個中國框架定位兩岸關系，而不是“國與國”的關系。2013年11月11日，中國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在第中央評議委員第一次會議上再次明確表示，兩岸不是“國與國關系”，在許多方面都是特殊的關系。不論在臺灣還是國際上，都不會推動“兩個中國”“一中一臺”或“”。以上種種，彰顯了兩岸對“九二共識”的堅持和政治互信的鞏固?；谡位バ欧e累，兩會商談終于在2008年6月恢復，推動兩岸政治關系實現了歷史性轉折并取得一系列重要進展。

(二)兩岸黨際交流不斷深入。2005年4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在北京會見了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實現60年來國共兩黨領導人的首次正式會談，會談后共同發表了“兩岸和平發展共同愿景”，提出“建立兩黨定期溝通平臺”的主張。此后，國共兩黨高層領導人每年會晤成為“慣例”，兩黨不同層級的黨務人員互訪也成為常態。兩岸黨際交流是兩岸關系發展中的重大政治事項，也是兩岸經貿合作外溢出的重要政治效應，在兩岸關系和平發展與和平統一進程中已經并將繼續發揮極為關鍵的作用。2013年2月和6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在北京分別會見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和吳伯雄，這是大陸“兩會”換屆之后，中國共產黨新任領導人首次與中國國民黨高層的互動，繼續傳承了兩岸黨際交流機制。兩岸黨際交流機制化不斷深入，將從制度層面有力保障兩岸黨際交流的平穩發展，增進國共兩黨乃至拉動兩岸更多政黨間的政治互信和共識凝聚，確保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正確方向和穩步發展。

(三)兩岸經濟關系邁開制度化步伐。兩岸經濟關系步入制度化軌道也是兩岸政治博弈、政治互動的結果。兩岸經濟關系制度化的萌芽可以溯至兩岸打破隔絕之初為便利人員往來與經貿交流而出臺的事務性管理辦法，比如1986年12月國務院公布的《關于臺灣同胞到經濟特區投資的特別優惠辦法》和臺灣當局1987年7月宣布的首批開放29項大陸農工原料間接進口管理措施等。1993年4月，首次“汪辜會談”簽署的4項協議則標志著兩岸經濟關系制度化的正式開始。2008年6月兩會在“九二共識”基礎上重新恢復協商談判以來，達成諸多共識，簽署21項協議，解決了一系列兩岸同胞關心的經濟、社會、民生問題，深化了兩岸交流與合作的制度化安排。我們也看到，兩岸政治對話和協商尚未開啟，政治互信基礎仍然十分薄弱，兩岸政治關系的進程與快速發展的兩岸經濟關系明顯不相對應。

二、兩岸經濟關系發展的政治因素作用

自1979年以來，以市場機制為基礎，通過大陸單方面市場開放及相關優惠措施的實施，推動了兩岸經濟合作的不斷深化。盡管長期以來缺乏公權力的介入與規范，但兩岸在經貿往來中形成了經濟波動的高度相關性和投資、貿易的密切往來，進而達成功能性一體化的合作形態，并對一體化的深化與發展提出了更高的需求。世界各地的經驗表明，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無論在深度上還是廣度上均存在巨大差異，政治意愿一直是推動區域一體化縱深發展的主要因素，而強有力的制度安排正是支持政治目標和促進區域一體化的有效工具之一。區域一體化有多種模式，采取何種模式為宜，取決于相關國家和地區的政治意圖以及實現這些意圖的相應機制。政治上的密切合作并非總是促進制度建設和經濟一體化的前提條件，但至少是重要條件之一，反而政治上的阻撓則必然是經濟合作制度化的主要障礙。在兩岸經濟合作制度化進程中，政治因素的作用不可估量?；仡檭砂督洕P系，政治因素對一般性的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影響相對較小，但對兩岸經濟合作制度化安排這種需要公權力介入、協商這類經濟合作，顯得更直接、更大。30年來，兩岸經濟合作制度化進程非常緩慢，而且隨著兩岸經濟合作制度化的推進，政治因素的作用將逐步增強。兩岸ECFA是以“九二共識”及“一個中國原則”為基礎簽訂的，但從大背景看，兩岸關系仍存在重大政治分歧、兩岸政治互信仍未建立，以及島內仍有政治勢力對ECFA進行強力杯葛。EC-FA在總體框架上雖有法律約束力，但在兩岸經濟關系正?；?、自由化的程度、進程等方面并沒有條文上的明確約束。雖然ECFA早期收獲清單獲得全面落實，ECFA對臺灣的經濟效益也有明顯呈現，但是臺灣的反對勢力仍在試圖推翻ECFA。

臺灣內部反對ECFA的政黨與團體主要是民進黨、“臺灣團結聯盟”(臺聯)和一些本土派社團。2012年7月20日臺灣“行政院公投審議委員會”進行重新審查“臺聯黨主席”黃昆輝提出的“ECFA公投案聽證會”，黃昆輝希望繼續發動“公民投票”來廢止已經實施中的ECFA。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曾表示應該利用多邊談判體系來保護臺灣權益，ECFA的雙邊談判機制風險不斷增高。民進黨“前黨主席”蘇貞昌在2010年參選臺北市長時表示:“ECFA對臺北市也有害，許多人以為ECFA只會傷害中南部，但實際上臺北只是較晚受害，未來的大規模開放會讓服務業受到強烈沖擊，而臺北市服務業人口達八成?！?012年7月20日，民進黨在臺灣“立法院”擬提案修改“兩岸人民關系條例”，主張將大陸民間資本到臺審議門檻訂為新臺幣5億元，禁止投資業別則由正面表列改為負面表列;民進黨“立院黨團總召”柯建銘說，希望以法律明確規范陸資，并將投資業別訂定清楚，以防臺灣“門戶洞開”。由于民進黨等島內反對勢力在兩岸交流互動上有著諸多反對行為以及其在臺灣內部有著一定的政治影響力，ECFA的未來充滿不確定性。2014年3月18日，臺灣數百名大學生以“反對黑箱服貿”為由，以突襲方式占領立法機構，30日又動員十余萬民眾與學生上街游行。對于這場以反對《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簡稱“服貿協議”)為核心的“太陽花學運”，嚴安林分析認為，④這是一場“反對馬英九”運動，也是一場“反全球化”運動，一場“反中國大陸”運動，更是一場反民主的民粹式運動，并非所謂的“公民運動”。“太陽花學運”直接導致服貿協議的暫時擱淺，加上臺灣政治生態的復雜性，各界對“服貿協議”生效時間大都持悲觀態度，也由此，“服貿協議”被認為是兩岸經濟關系發展的轉折點。從另一個側面，“服貿協議”擱淺再次證明，政治因素對進入“深入期”的兩岸經濟合作的影響已然突顯，甚至對兩岸經濟關系發展起關鍵性作用。前臺灣“國安會秘書長”、臺北論壇基金會董事長蘇起分析，⑤從兩岸關系發展歷史看，政治決定經濟，這是兩岸關系的特色，兩岸政治關系走到哪里，經濟關系就走到哪里。他認為，政治關系到不了的話，經濟關系就是到不了，看起來經濟拖著政治走，是有這個成分，但是背后是有政治的力量，而且政治力量永遠會大于經濟。不難理解，兩岸經濟關系要進一步發展，不僅需要良性的政治關系相匹配，對島內健康有序的政治環境同樣期待。

三、當前兩岸政經互動的困境與思考

如上，兩岸經濟關系與政治關系的發展進程并不同步，發展節奏并不合拍，隨著兩岸經濟的熱絡交流與合作，在政治層面的互動還很有限，步履維艱，甚至十分脆弱。當前兩岸經濟關系制度化進程，遇到政治因素的強烈阻礙，如何推進兩岸政經互動成為學界研究的熱點。借鑒帕特南的國際關系雙層博弈框架，在兩岸經濟關系研究中，應以兩岸經濟關系的收入分配效應作為雙層博弈框架的理論基礎，利益集團作為研究的基本分析單位，兩岸雙方應作為經濟關系的執行主體，在維護兩岸同胞最廣大利益、共同朝著中華民族復興目標而奮斗的前提下，分別代表兩岸各自的利益集團做出決策，并展開相互談判、交往、合作。

(一)臺灣當局在兩岸經濟關系中長期缺位，未能擔負起執行主體的角色。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但兩岸經濟關系畢竟是兩個單獨經濟體之間的關系，在服從各自整體利益的前提下，雙方都有為各自經濟體發展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動機，而且在資源稀缺性假定下，在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沖突將不可避免，兩岸當局自然應承擔起經濟關系博弈框架的主體職責，通過協商、安排，以引導兩岸經濟關系繼續在正向博弈的軌道上向前發展。然而，30多年來的兩岸經濟關系，一直是在大陸方面積極推動、臺灣方面限制或回避的兩股力量拉扯之下，兩岸經濟一體化進程受阻，經濟關系外溢的政治效應大打折扣。即使在2008年以后，兩岸經濟關系取得諸多突破性進展的情況下，馬英九當局仍然回避兩岸政治關系議題，經濟關系涉及的制度化議題進展緩慢。臺灣當局此舉的原因主要是基于選舉選票的考量，擔心被對手抹黑抹紅，在兩岸政治議題方面比較保守，不愿意碰觸，對大陸的防范意識仍然相當強烈。正因為對選舉的顧慮，馬英九當局對島內各方利益集團的協調不力，多項有利于兩岸經濟關系發展的議題遭到反對派的阻攔，甚至在臺灣立法機構擱淺。臺灣當局在兩岸關系上采取“只經不政”“政經分離”的態度，已嚴重傷害到兩岸關系的發展，是當前兩岸經濟關系進一步發展的最大挑戰。

(二)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堅持“以經促政”方針，擴大臺灣在兩岸經濟關系博弈中的收入分配效應。一般地，國際經濟關系中雙方的受益、受損可以表示為4種情況:甲方得益、乙方得益，甲方得益、乙方受損，甲方受損、乙方得益，甲方受損、乙方受損。只有雙方得益才能構成經濟關系的堅實基礎，當一方得益、一方受損，或是雙方受損的情況下，經濟關系也就失去了合作基礎，兩岸經濟關系與國際經濟關系不同，30多年來的實踐證明，兩岸經濟合作福祉兩岸同胞，目前亟待制度性突破，才能為兩岸經濟共同繁榮發展作出更大貢獻。從兩岸收入分配效應角度看，兩岸經濟合作對臺灣經濟意義深遠，但是對大陸的經濟意義有限，大陸推進兩岸經濟合作則是基于國家統一大局服務，主要目的在于其政治效應，特別是爭取臺灣民心，增強國家認同，為此在兩岸經濟關系博弈中，實行適度“讓利”，提升臺灣在兩岸經濟關系中的收入分配效應。⑥但目前在臺灣社會，“兩岸同屬一個國家”并非主流民意，臺灣當局采行“政經分離”的思維，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部分臺灣民眾的“兩岸觀”，甚至對民進黨的“臺獨”立場有推波助瀾的作用。因此，應在“一個中國”前提下，堅持“以經促政”的方針，通過兩岸經濟合作的深化發展，強化兩岸經濟的融合，推進兩岸關系和平發展。至少，在ECFA后續談判中，兩岸可遵循WTO規則等國際經濟慣例，以積極開放、平等互利為原則，積極推進兩岸經貿關系正?；?，以拓展兩岸擴大交流合作的利基，有助于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發展格局，擴大兩岸共同利益，促進國家認同建構。

(三)充分認識兩岸經濟關系中島內利益主體的復雜性，加強對臺灣社會結構的研究，提高惠臺讓利政策的有效性。國際經濟關系博弈表面是兩個經濟體層面的利益受益或受損，但實際受國際經濟關系影響的是經濟體內不同主體，包括消費者、企業家、廠商、政治家、利益集團、政黨等各種不同的主體，即國際經濟關系具有很強的國內收入分配效應，它不僅可能使有的主體獲益多，有的主體獲益少，而且可能使有的主體受益、有的主體受損。受益主體將會想方設法保護既得利益，而利益受損者也不會被動“挨打”，他們會通過不同的方式對政策制定者產生影響，比如選票等。政策制定者為了實現了自己的利益或目標，就可能制定或調整政策，因此，經濟體內利益主體是經濟關系的最重要影響和推動力量。實施兩岸關系發展戰略以來，大陸實施了一系列的對臺經貿政策措施，包括兩岸全面直接通航、大陸民眾赴臺旅游、大陸采購赴臺采購、大陸零關稅進口臺灣農產品等，都體現了大陸對臺善意，期望有助于改善臺灣民生經濟的同時，改變臺灣民眾對大陸的印象與認識，更希望有助于建構臺灣民眾對兩岸一家的國家認同。事實上，惠臺讓利有效性值得檢討，兩岸尚處于敵對狀態下，大陸讓利臺灣被歪曲認為動機不純，慷慨讓利未必能贏得臺灣民心。再者，由于種種因素，惠臺讓利的經貿政策實踐中更多惠及了臺灣的大財團，而臺灣基層民眾沒有感受或感受不明顯。一方面，由于兩岸關系限制，大陸經貿政策缺乏直接惠及臺灣基層民眾的有效傳導機制，導致惠臺效應分散化，大打折扣;另一方面，由于臺灣社會階層多元化，“三中”(臺灣中南部地區、中小企業、中下階層)社會問題甚具復雜性，所以，在具體實踐中還須講究策略突出重點，從機制化入手，擴大大陸經貿政策效應。

作者：蘇美祥單位：福建社會科學院現代臺灣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