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農業在經濟轉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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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社會學研究的角度來看，“轉型”一詞并不是一個非?？茖W和嚴格的概念，它本身是從化學領域中的“構型”、“構象”以及生物學中的“進化”等詞引申而來的，它是指通過改變分子結構的空間排列順序和組合方式，使其具有新的結構和功能。當然，社會學所研究的經濟轉型要遠比一個分子或者細胞的“轉型”要復雜得多。這主要是由于構成社會要素的內容除了勞動對象和勞動產品以外的人的因素的切入。正是這種特殊的主客體因素的滲透，使社會經濟轉型的結構和過程具有更多的艱難性和復雜性，也就具有與自然規律不同的社會發展的“平行四邊形”的合力性和非線性的特點和規律。

一、社會經濟轉型的理論規則

1、經濟系統是社會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

經濟結構的轉型不僅僅涉及到經濟結構內部各要素之間的時間發展順序、空間要素排列和所占比例以及各自功能的定位，同時也涉及到非經濟結構以外的社會結構，如法律結構、制度建設與政治治理結構等。在功能結構學派的理論中，事物結構的變動和調整過程不是孤立的，它與外部環境的關系是直接相關并且產生著相互作用。在此，社會經濟結構的調整則區別于生物、化學中“物”的變化的被動性。因此，如果說中國30年的改革表現為漸進式實踐探索的特點，那么在今天則更有必要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注重經濟結構中所構成的各要素（經濟單元、人口、資源的時間序列和空間分布）的設計和外部非經濟環境整體協調的推進，這種系統化和整體戰略的實施正是社會經濟結構轉型的特點所致。

2、無論是自然規律還是社會規律，其客觀制約性永遠是基本特點和要求

社會規律所體現的主、客觀為人的內容，也只是規律的特殊作用而不是什么特殊規律。任何規律的客觀制約性對個體與社會的作用和原則的體現，留給我們的只有兩個方面：一是尊重，二是選擇（在原有構成規律和原則的基礎上對調整與變化路徑的選擇，即使是在生物和化學領域中也是如此，因為其分子結構是有其內在的機理的）。因此，在社會經濟轉型中的人為因素的作用是有限的，它與事物內在結構的關系在于提供外部的輔助條件和環境，而不是改變內在的機理和規律。在此，我們需要注意的是，經濟轉型是一個長期積累和要素逐漸變化的過程，經濟運行有其相應的經濟規則。20世紀80年代我們便提出經濟轉型的目標，至今仍存在著兩個較大的障礙：一是轉型本身就具有長期性；二是經濟運行規則的非經濟主體政府力量的非適當運用。20世紀90年代所提出的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起基礎性作用的目標在今天仍然沒有實現。因此，經濟轉型的最大障礙在于體制性問題的解決。

3、“轉型”本身既包括過程也包括方向（目標和定位方式）

從純理論的角度來看，轉型的過程和階段是由其方向所決定的。在這個意義上，投資型的發展戰略所實施的結果必然是在最終收入分配中，資產所有者的收入份額不斷提高而勞動和專業勞動（人力資本）的所有者的收入份額不斷下降。在實踐中，收入水平或者資本收入的所有者，主要是政府和富裕的人群，而政府和富裕人群的儲蓄傾向是高的，消費傾向則相反。收入份額下降的勞動者和專業勞動者的消費傾向是高的，而其儲蓄傾向則相反。這也充分證明了我們為何花了20多年的時間來啟動內需但在實際中卻“啟而不動”的原因和“投資饑餓癥”以及熱錢泛濫的癥結所在（即使是實體單位和靠“實體”起家的企業也在熱衷于此）。

二、轉型時期農業經濟發展的邏輯前提

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無論是職業意義還是身份意義上的農民，農民利益實現的背景和條件都應該是建立在農業領域，這是一個基本的邏輯命題。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只是在發展理念、經營體制與利益實現方式上的轉變和調整，而非農業大環境的改變甚至是消失。如果說用“消滅”農民的方式、方法來解決農民的利益問題和發展農業的話，那么未來的中國所剩下的問題就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問題了，而對農民與農業問題的研究本身就是一個假命題。因此，在科學、客觀和理性地認識農民利益實現之前，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清醒的邏輯判斷。從歷史到現在，短期的剴恩斯式的干預只能是一個短期的效應而非長期的手段，用急于求成的躍進方式來解決中國任何問題的教訓在我國歷史上并不少見。

1、現代農業的建設和發展并不等于消滅農業

（1）政治層面?；谵r民階層的社會地位而言，其經濟的低下以及生存的艱難性往往造成了社會歷史變革中的主動性和強烈性，在中國民主革命中，農民既是革命依靠的力量也是中國革命主要力量的歷史原因和基礎。也正是如此，當農民基本利益實現和得以保障時，他們對已得利益的珍惜程度和維護意識是最強烈的，但他們的滿意度和幸福感卻是在社會各個階層中是最低的，而基于他們在社會結構中的比例，這個群體在穩定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又往往是最強的。由此可見，在中國改革的歷史中，中國的農業、農民創新意識和能力最強，農民付出的代價和犧牲最多，而得到社會與市場的回報卻是最低，但其穩定性又是最強。

（2）經濟層面。如果說農業是基礎性產業，那是指對工業產業源頭的原材料的提供，這種提供過程未必是對農業的完全掠奪，而長期“剪刀差”的辦法則是體現了一個讓我們尷尬的事實：中國的工業化乃至現代化進程中，中國農業以基礎地位的角色賦予了國民經濟支柱作用的義務。在歷史上，僅僅在1990年，我國工業就從農民手中取走了1127億元的剩余量，占國民收入積累的比重達23%，其中通過“剪刀差”的辦法拿走726.1億元，通過稅收取走81.2億元，通過儲蓄流走的有320.2億元。以外還有農民所承擔的其他如鄉鎮一級基層政權的負擔等。在某種意義上，中央政府有關民生問題的政策其出發點是良性的、健康和激勵性的，最終是為農民考慮和著想的，但在實際財政運轉體制下，其運轉成本最終仍然由農民來承擔。這與我國在農業與農民問題上的政策和目標是背離的。

當然，現代農業建設的基礎在于我們對傳統農業發展障礙的反思和檢討。農業的發展和建設過程不是一個孤立的系統，現代工業社會科技成果不僅僅體現在發展理念上，也體現在發展方式和生產組織的安排和生產要素的有機組合上。就發展的觀念而言，基于生產階段的技術工具的投入，今天的農民已自覺不自覺地由傳統的生產者轉變為經營者了，這種單純的生產過程的實際“外包”（如播種、收割等生產環節），要求農民需要更多地關注“供”和“銷”這兩個經營環節，對農產品的銷售和農產品的選擇考量著農民的智慧和膽識；就經營管理體制來說，如何將傳統農業時期零散的“一隊土豆”的生產要素形成一種合力，與社會市場進行有機對接，這是現代農業建設中所要面對的現實問題。在此，除了外部體制性障礙消除以外，更需要幾代人的努力。但是，至少有兩點認識我們必須關注：一是現代科學思想和技術與農業的對接必須是有機對接而非外來的嫁接?？茖W技術固然具有引導和示范的作用，但是基于其社會屬性的特點，必須考慮農業發展的“內生”性需要的特點。經濟學的邊際效應告訴我們，任何技術的投入都必須與其產出和效益成合理的比例。二是根據2007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對現代農業的表述，現代農業的構建是建立在農業以外的物質和技術裝備基礎上的，借助的是農業以外的技術工具和手段。但是這一切并不意味著用農業以外的產業和行業來取代農業的地位與代替農業產業自身的發展。這是一個技術轉讓和移植的過程。無論是基于中國的國情方面還是中國工業化的基礎和實力，我們都不足以能走出“城市包圍農村”而最終解決農業問題與實現農民利益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