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營銀行方式論文

時間:2022-07-23 04: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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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營銀行方式論文

關鍵詞:民營資本(PrivateCapital)結構改造(StructureReform)產權改造(PropertyRightReform)中小企業融資(Small-and-MediumEnterprisesFinancing)

[內容摘要]凡是對外資開放的領域都要對開放,中國銀行業的改革走到今天也需要的積極介入。介入的模式之一是通過創建新的民營銀行的方式對現有銀行體系的結構進行改革。但是銀行業具有風險特殊性,同時民營資本的進入還可能進一步導致政治風險和國有銀行體系風險的總爆發;銀行業的行業結構較一般行業更為集中,也使得民營銀行主體的增加未必能帶來效率的提高。民營資本進入的另一模式是參與以國有獨資銀行為主體的現有銀行體系的產權改造,這是提高國有銀行資本充足率、解決壞帳問題、推進改革深化的必然選擇。

一、引言

以四大國有獨資銀行為主體的中國銀行業是加入WTO以來最受人們關注的領域,也是問題最緊迫、任務最艱巨的領域。國有銀行長期的產權虛置、“所有者缺位”問題所帶來的是大量的不良資產、嚴重不足的資本金比率和毫無競爭力的經營效率,以及對中小企業的金融支持不足。英國《金融時報》認為,中國政府“可能沒有比整頓金融系統更大的挑戰了”。要改變目前的狀況,提高效率,必須打破大一統的格局,將銀行業向外資和民營資本開放。WTO協議承諾在5年的過渡期內實現金融業對外資的全面開放,日程表早已排定;而在對國內資本的開放問題上,雖然人們也已經達成共識,但在開放的具體形式和程度上,至今仍然是人們爭論最熱烈的話題。一大批學者主張放松行業準入,讓符合條件的民營資本創辦起中國的中小金融機構體系。

于良春等運用哈佛學派的SCP范式,即“結構———行為———績效”分析范式對中國銀行業的行業結構進行了統計分析,認為中國銀行業存在高度集中和國有銀行壟斷低效率問題,因而放松行業進入管制是解決問題的條件(于良春、鞠源,1999;焦瑾璞,2001);林毅夫和李永軍從銀行結構的規模與非金融性企業的規模非對稱性角度對中國的銀行業的行業結構與中小企業融資沖突問題進行了討論,認為中國銀行業過于集中的一個突出表現是中小型銀行發展不足,金融資產過度集中于大銀行,不利于中小企業的融資,其政策建議也是集中在放松行業準入上(林毅夫、李永軍,2001);徐滇慶從國有銀行的體制積弊和路徑依賴出發,比照其他領域的成功經驗,認為現有銀行體系積重難返,必須引入全新的民營主體才能真正引入競爭,運用體制外的力量加速國有銀行的改革和銀行業整體實力的增強(徐滇慶,2002)。新的競爭主體的加入確實能夠帶來行業結構的變化和行業競爭的加劇,但銀行業的改革落在了其它領域的改革之后并不是一個偶然現象。我們應從銀行業的特殊性質著手,從風險和效率兩個方面對民營資本以結構改造的方式進入銀行業進行辨析。

二、民營資本以行業結構改造方式進入銀行業———風險與效率的辨析

(一)風險辨析

1.銀行業的風險特殊性要求較高的行業準入限制任何存在著委托———關系的行業中都存在著內在的風險轉嫁問題,即作為人的投資決策者可以享受到資產價格(收益)上升帶來的全部好處,但是對資產價格(收益)下跌的風險只承擔有限責任,投資人可以通過申請破產保護等方式將超過一定限度的損失轉嫁給投資委托人———資金的貸出方,這使得投資人常常有去追逐高收益(同時也伴隨著高風險)投資項目的沖動。銀行作為高負債行業,大量的債權人(且大多是缺乏監督動力的小額債權人)和相對少的股權人使得風險轉嫁問題較一般行業相比應更為嚴重?!靶畔⒉粚ΨQ”問題也普遍存在于各個行業中,但對于一般的“搜尋性”商品而言,買者可以通過信息的搜集和比較在購買商品前有效的降低風險,而銀行信貸作為一種“體驗性”商品,很多信息(如信貸項目的質量、貸款資金使用情況等)只能在交易完成后獲得,市場機制的優勝劣汰作用很難發揮,“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更甚。

更為嚴重的是,銀行的這種“信息不對稱”與大量小額債權人結合的結果便是任何一家銀行出現問題都可能引起人們對其它銀行信心的動搖,銀行的同業支付清算系統所結成的相互交織的債權債務網絡,使得一家銀行的擠兌破產具有極大的乘數放大效應,可以對整個社會造成很大的震動。正是因為銀行業風險的特殊性,使得它從來就是“看不見的手”范式之外的不完全市場(崔之元),較一般行業需要更多的政府管制,需要更嚴格的行業準入。較高的進入門檻所產生的租金即“超額利潤”給銀行提供了一個“特許權價值”(FranchiseValue),這使得銀行有動力成為一個長期的經營者,并不愿意以退出市場為代價去進行“風險轉嫁”。這是斯蒂格里茨(stiglitz)的金融約束理論所描述的主要金融政策,也可以用來解釋在我國目前企業逃廢銀行貸款、股市任意“圈錢”揮霍的同時,處于同樣市場環境中的中國銀行業,卻存在大額的存差和普遍的“惜貸”現象。惜貸與目前不科學的考績制度有關,但同時銀行愿意以放棄利潤的方式回避風險,也說明銀行不愿以退出市場為代價進行“風險轉嫁”。如果貿然的放開行業準入,降低門檻,則意味著租金的消失和超額利潤的下降,以中國目前令人堪憂的信用狀況和法制環境,大量新興的中小銀行可能會有強烈的沖動去進行“風險轉嫁”(尤其在處于競爭劣勢的情況下)。

原有的銀行體系憑借著國家信用堅定著儲戶的高度信心,新建民營銀行沒有這種隱性擔保,在我國目前還沒有銀行存款保險體系的情況下,任何一家出現支付危機都可能因連鎖反應造成很大的社會動蕩。

2.對民營資本放松行業準入可能進一步導致政治風險對于民營資本涉足金融領域所表現出來的熱情,①一種不能回避的動機是為了搭建金融平臺,使其關聯企業更容易地獲得發展資金(易綱,2002)。為關聯企業融資一方面會使“風險轉嫁”沖動更強烈,另一方面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聯姻還可能進一步導致家族控制和政治風險。金融控股集團一旦在國民經濟中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很容易因不恰當的內部交易等而牽連國家。更為嚴重的是家族企業慢慢會與政治體系相結合而形成新型態的“政商寄生蟲”,會因圖利而影響國家政策,這種情況在東南亞和歐洲的一些國家都不鮮見;或者民營化一開始就為權貴勢力所控制和操縱,銀行機構的設置和治理結構被政治制度的結構所扭曲,如臺灣地區銀行民營化進程從一開始就是順應了政治勢力的均衡要求,為地方派系和財閥所控制,其衍生出的“黑金政治”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已超過了正面影響。

3.對民營資本放松行業準入可能導致國有銀行體系風險的總爆發在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剝離了114萬億不良資產后,到2002年末,4家國有獨資銀行的壞帳率仍然為2611%,其中實際已形成的損失約占全部貸款的7%左右。也就是說,4家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目前帳面上的不良貸款仍是1999年底國有商業銀行所有者權益014萬億元的415倍。銀行的低資產負債率和高不良貸款率與銀行的支付危機、流動性困境只是一紙之隔,稍有不慎,支付危機問題的爆發就難以避免。隨著對外資銀行的開放日程進入到實質性階段,優質客戶和資產的分流以及引起的乘數效應都將是不可避免的,在這一時期再盲目的放松行業準入,可能引發的最直接風險在于因國有銀行市場份額的稀釋,其潛在問題的總爆發而導致整個國民經濟出現災難性后果(劉偉,2002)。這里并不是對內資的歧視問題,而是在“戰爭真正打響”前的有限時間里,必須是盡快解決現有問題以為沖擊作好準備,畢竟,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資產規模實在太大,整個金融系統甚至整個國家都無法承受其倒閉的后果。

(二)效率辨析1.SCP范式不適用于銀行業在一般性的行業中,“壟斷性越強,競爭性越弱。”放開市場引入競爭則有助于效率的提高,“結構———行為———績效”即SCP分析框架以經驗統計和回歸分析方法證實了這一結論。但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范圍內銀行間的并購風潮卻使得銀行業的行業結構發生著顯著的變化,一方面體現在主要市場經濟國家銀行業的金融機構數目顯著下降,銀行業的集中度上升;另一方面體現在單個銀行的規模顯著上升,使我們思考銀行業的結構和市場績效之間是否存在著與一般行業相同的邏輯關系。劉偉等人通過分析認為銀行業的特點使得SCP范式對其并不適用。①張健華運用DEA方法對中國商業銀行效率研究的結果也表明,隨著近三年四家國有銀行資產規模的不斷擴大,其平均效率不僅沒有降低反而有所上升雖然美國的商業銀行的數量最多、行業集中率很低,但銀行在國民經濟中的參與程度也比其它幾個發達國家低。

面對全球性的銀行競爭和大規模經營發展趨勢,相當多的學者對這種過度分散的銀行行業結構提出了批評,他們構建的不完全競爭理論分析模型說明傳統的競爭理論已經不合時宜(GrossmanandHart,1979;Hart,1979;Meir,1994;AllenandGale,1992)2.銀行業技術的高投入性使得大銀行更具競爭優勢銀行規模和績效之間的正相關性一般從規模經濟(EconomiesoftheScale)和范圍經濟(E2conomiesofScope)的角度進行解釋,現代技術條件(計算機系統、視聽通訊技術、便捷服務技術和其它的網絡一體化技術等)使得銀行業的長期平均成本曲線比一般行業更為平坦,這些技術的應用一方面節約了銀行的人力資本、信息處理成本和成本,另一方面擴充了銀行的服務內容和服務范圍。如提供遠程收付、電話及其網絡收付、家庭銀行、一卡通等等傳統銀行業務不可能做到的新型業務內容。然而,用現代電子信息技術全面裝備和改造銀行業務,所需投資較大,必須有相應的業務量才能攤薄成本,因此只有達到一定規模的銀行才能具備實力和產生績效,通過簡單放松進入管制新建的一大批小型銀行是很難做到的。當然,這里并不是認為中國的四大銀行擁有與發達國家經過長期競爭而形成的大銀行一樣的規模優勢和范圍優勢,但我們可以從中看出,特殊性質使得對其它行業有效的行業結構改革在銀行業未必能夠奏效。一方面,銀行業的風險特殊性使得一定的準入限制成為必要,不能盲目進行結構改革;另一方面,銀行業的市場結構特殊性也使得民營銀行主體的增多并不一定帶來效率的提高。民營資本以結構改造方式進入銀行業從風險和效率兩方面都很難帶給我們滿意的答案。

三、民營資本以產權改造方式進入銀行業四大國有獨資銀行在現有銀行體系中占據著絕對份額并集中著最主要問題,其改革的成敗決定著整個銀行業改革的成敗。相對于設立新的銀行主體,讓民營資本以產權改造的方式進入以國有獨資銀行為主體的現有銀行體系,是目前一條必要又可行的思路。

(一)民營資本以產權改造方式進入銀行業的必要性

1.提高國有獨資銀行資本充足率目前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除中行外都遠遠低于巴塞爾協議規定的要求。要增加資本金的規模,無外乎以下幾種補充途徑:一是所有者資本金的直接追加和新增所有者的投資;二是利潤轉為新增資本金;三是財政無償撥付;四是銀行直接發債券?,F有的所有者拿不出錢來增加投入;盈利能力弱制約了利潤轉資本的途徑;銀行直接發債券用以補充資本金巴塞爾協議是不容許的,現有的主要渠道便是財政直接撥付或者通過國債間接撥付,而面對四大國有銀行龐大的資產總量,靠財政支持是難以為繼的。因此,增加國有銀行的投資渠道,引進民營投資主體,便是目前中國銀行業一個現實而又迫切的選擇。

2.解決國有獨資銀行壞帳問題目前高達兩成以上的壞帳率是銀行業最大的隱患,也制約著下一步改革的展開。很多學者提出了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造和上市計劃,但無論是“分拆上市”還是“整體上市”,無論是剝離劣質資產到資產管理公司,還是成立金融控股公司讓屬下的“好資產公司”上市,現有的不良資產存量都是一個不可能回避的問題。儲戶的利益是不能被侵犯吞噬的,因此起碼商業銀行目前的壞帳資產總量要小于或者等于中央銀行對它的再貸款和政府財政存款。由于行業準入限制所帶來的超額利潤即“租金”的存在,即使是要為原有壞帳“買單”,愿意買單者也是大有人在,從海爾、新希望等進軍金融領域的交易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出這一點。因此,這種買單可以看作是為獲得的“租金”付出的代價,否則為進入金融領域而展開的“尋租行為”又會導致另一層次的資源浪費和扭曲。

3.推動國有獨資銀行體制和運行機制的真正改革將民營資本引入國有獨資銀行的股份制改造中,更為深遠的意義在于改變現在單一的國有產權格局,形成來自不同主體的多元化產權結構,加快國有銀行體制和運行機制的改革。國有銀行經歷了一輪又一輪改革,但國有獨資的身份使得“所有者缺位”、產權不明晰等根本問題不可能得到解決。民營資本出于自身增值盈利的動機,必然要求參與銀行的管理和監督,要求科學的公司治理結構、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以維護和實現自身的利益。

(二)民營資本以股權改造方式進入銀行業的可行性

1.在加入WTO的大背景下,改革的時機已到有學者擔心龐大的國有銀行體系積重難返,民營資本的進入也難有作為。如果說在過去國有銀行的壟斷地位牢不可破的情況下,要突破其體制慣性和路徑依賴確非易事,但在WTO日程表已經排定的情況下,來自外部的巨大壓力已使國有銀行自身的危機感和緊迫感大大增強,國有銀行已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從“木桶理論”來看,金融改革存在邊際績效遞增的空間,民營資本的進入作為一種突破所有制局限的金融創新,能夠帶來更大的制度性效率。

2.國有股權的積極作用銀行業的風險特殊性和其在國民經濟中的特殊地位,使得在民營資本對國有銀行的產權改造過程中,保持國有股的控股地位十分必要。改革成功與否,關鍵不在于政府是否仍然擁有控股權,而是其它投資主體是否能夠形成對控股方的牽制力,進而形成有效的銀行治理結構,因此關鍵是要引入有經濟實力且規范運作的民營投資主體。過于分散的股權結構使每個人都沒有足夠的動力去監督資產人的執行情況,而相對較大的股權份額又容易導致聯手操縱、家族控制等問題,因此,一定比例的國有股權的政府監督角色便顯得更為必要。對轉型經濟中的國有股權問題理論界有著激烈的爭論(MegginsonanNetter,2001;DjankovandMurrell,2002),Frye和Shleifer的“幫助之手”理論認為國有股權可以幫助企業經營發展,主要表現在:(1)混合所有制公司中的政府作為稅收征集者,發揮著大股東的作用,可以監督公司管理人員,防止內部人控制現象產生(DavidD1Li,1998)。國有股權帶來的政府監督,是在公司治理結構不完善,對管理人員缺乏有效的外部監管機制情況下的次優選擇。(2)國有股東的引入可以保護公司免遭政府的惡意侵害。轉型經濟中的法律法規很不健全,公司的政府股東,特別是地方政府股東,會防止一些不合理的法律糾紛甚至政府對公司的惡意掠奪。孫永祥(1999)、李濤(2002)等人的研究也發現在一定的國有股比例范圍內,國有股權有助于公司提高經營業績。

對中小企業的金融支持問題融資難問題嚴重制約了中小企業的進一步發展,這一點已經逐漸成為人們的共識并被給予了越來越多的關注。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文件和措施,從政策上給予中小企業融資以扶持和優惠;另一方面,國有銀行隨著競爭的加劇和利潤空間的收縮,對優質中小企業的放貸意愿也明顯增強。到2002年9月末,4家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對中小企業的貸款余額達317萬億元,占各項貸款余額的53%。民營資本對國有銀行成功進行股份制改造后,產權清晰、市場化運作的銀行主體將徹底消除所有制歧視,在為中小企業提供金融服務上仍有潛力可挖。當然,由于規模經濟和信息不對稱等問題的存在,中小企業的融資問題不可能完全由四大銀行解決,中小企業需要與之相對應的中小金融機構體系。截止到2001年我國共有109家城市商業銀行,1049家城市信用社,38057家農村信用社,13家股份制銀行的分支機構合計約4769家,因此,從嚴格意義上說,中國并不是沒有自己的中小銀行體系,只是現有的機構沒能很好地承擔起為中小企業融資的任務,其原因仍然是產權和治理結構問題。這里的思路仍然是引入民營資本對現有中小金融機構進行產權改造,使其擺脫體制束縛和行政干預,建立有效內控機制和激勵機制,真正發揮小機構在處理信息不對稱問題上的優勢,為中小企業融資。相對于龐大的國有銀行,對中小銀行的產權改造應該更便捷,更有效。

四、結語

通過兩種模式的比較分析,筆者認為民營資本以產權改造方式進入銀行業是目前的首選方式。這里,并不是一概反對民營銀行的建立,反對民間金融自主的進行發展和創新,只是考慮到銀行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考慮到我國經濟環境的現狀和面對WTO沖擊的緊迫性,提出在目前銀行業進行大動作的行業準入和結構改革,并不是一種最優的選擇。將民營資本引入對現有銀行體系的產權改造中,可以在控制風險的前提下實現效率的提高,并且為銀行業完全放開后面臨的巨大沖擊贏得應對的時間和成長的機會。當然,成功的關鍵,最終還在于在改造過程中明晰產權關系,建立起有效的治理結構和約束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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