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金融非均衡發展的度量及趨勢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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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金融非均衡化發展水平的測度方法

目前學術界還沒有專門測度城鄉金融非均衡發展水平的方法，本文借鑒李敬等(2008)分析中國區域金融發展差異的具體做法，從不同緯度對中國區域城鄉金融非均衡發展問題進行研究(李敬等，2008)［17］。從現有文獻資料來看，測度絕對差距的代表性指標主要有如全距和標準離差等，測度相對差距的指標主要有如基尼系數(GINI)、對數離差均值(GEO)和泰爾指數(GE1)等;雖然絕對差距能夠體現最高收入地區和最低收入地區的絕對差異，但它潛伏著巨大的基數差異;而對于基尼系數(GINI)、對數離差均值(GEO)和泰爾指數(GE1)來說，基尼系數(GINI)一般對中等收入水平的變化特別敏感，而對數離差均值(GEO)對底層收入水平的變化敏感，泰爾指數(GE1)則對上層收入水平的變化敏感。很顯然，不同的測度方法各有其自身的特點。基于此，本文選用基尼系數(GINI)、對數離差均值(GEO)和泰爾指數(GE1)這三個指標來度量城鄉金融非均衡發展的水平。(一)城鄉金融非均衡發展水平的基尼系數(GINI)測度方法介紹基尼系數(GINI)目前是國際上衡量收入分配差異的相對量統計指標，由意大利統計學家基尼(C.Gini)在1912年首次提出?；嵯禂翟冢?，1］之間。當GINI=0時，表示收入分配是絕對平均的;當GINI=1時，表示收入分配是絕對不平均的，收入集中在一個人手中。一般來說，GINI在0.3以下為最佳平均狀態，在0.3－0.4之間為正常狀態，超過0.4為警戒水平，0.6以上就屬于社會動亂隨時發生的危險狀態。自1912年基尼系數(GINI)被提出以來，圍繞著基尼系數(GINI)的計算公式，學者們提出了諸多不同的看法。比如，1912年基尼(C.Gini)本人就將基尼系數(GINI)計算公式確定為:Δ=∑nj=1∑ni=1(xj－xi)/n(n－1)，0≤Δ≤2u(1)上式中，Δ是基尼平均差，(xi－xj)是任何一堆收入樣本差的絕對值，n為樣本容量，u為收入均值。由于基尼的計算方法在不同人群組之間無法完全分解，Sundrum(1990)介紹了一種對一國或地區基尼系數(GINI)進行分解的方法，計算公式如下:G=P21u1uG1+P22u2uG2+P1P2u2－u1u(2)上式中，G表示總體的基尼系數，G1和G2分別表示農村和城鎮的基尼系數，P1、P2分別表示農村人口和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u1、u2、u分別表示農村、城鎮和總體的人均收入?；跀祿目傻眯?，考慮到中國城鄉經濟金融發展的現實，上述基尼系數的計算公式均難以有效度量我國城鄉金融非均衡發展水平，本文擬采用下述計算公式:GINI=－(n+1)n+2n2μy∑ni=1iyi(3)其中，n代表樣本的數目，yi表示金融發展水平由低到高排列后第i個體的金融發展水平，μy是金融發展水平的平均值。(二)城鄉金融非均衡發展水平的對數離差均值(GEO)和泰爾指數(GE1)測度方法介紹對數離差均值(GEO)和泰爾指數(GE1)最早由Theil和Henri于1967年首先提出來。在隨后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對數離差均值(GEO)和泰爾指數(GE1)的計算公式均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以泰爾指數(GE1)為例，先后就產生了兩個泰爾指數(GE1)指標，即是GE1指數T和GE1指數L;前者以GDP比重加權計算，后者以人口比重加權計算。比如，以GDP比重加權計算的GE1指數T計算公式可表示如下:T=∑Ni=1ytlogytpt(4)上式中，N為區域個數，yt為i區域GDP占全國的份額，pi為i地區的人口數占全國的份額。GE1指數T越大，就表示各區域間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越大;反之，就表示各區域間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越小。以上述分析為基礎，可將對數離差均值(GEO)和泰爾指數(GE1)分解為組間和組內城鄉金融非均衡發展水平變動差距。如果假定集合N被分成m個組Nk(k=1，2，…，m)，每組相應的金融非均衡發展水平向量為yk，金融非均衡發展水平均值為μk，區域數量為nk，則其占總區域數量的份額為νk=nk/n。方便起見，令y珋k表示用μk替代yk中的每一個分量所得到的新的金融非均衡發展水平向量。則有:GEO=Ge(y1，y2，…，ym)=1n∑mk=1∑i∈Nklnμyi=∑mk=1nkn1nk∑i∈Nklnμkyi+1n∑mk=1∑i∈Nklnμμk=∑mk=1νkE0(yk)+∑mk=1νklnμμk=W+B(5)其中，W表示k組不平等值的加權平均，它是金融非均衡發展水平的組內差距部分;B表示金融非均衡發展水平的組間差距部分，它是通過將每個區域的金融非均衡發展水平換成其相應的組均值計算而得到的。如果假定集合N被分成m個組Nk(k=1，2，...，m)，每組相應的金融非均衡發展水平向量為yk，金融非均衡發展水平均值為μk，區域數量為nk，則其占總區域數量的份額為νk=nk/n。方便起見，令y珋k表示用μk替代yk中的每一個分量所得到的新的金融非均衡發展水平向量。則有:GE1=T(y1，y2，…，ym)=1n∑mk=1∑i∈Nkyiμylnyiμy=∑mk=1nknμkμy1nk∑i∈Nkyiμklnyiμk+1n∑mk=1∑i∈Nkμkμylnμkμy=∑mk=1νkμkμyT(yk)+∑mk=1νkμkμylnμkμy=W+B(6)其中，W=∑mk=1νkμkμyT(yk)表示k組不平等值的加權平均，它代表金融非均衡發展水平的組內差距部分。B=∑mk=1νkμkμylnμkμy=T(y珋1，y珋2，…，y珋m)則表示金融非均衡發展水平的組間差距部分，它是通過將每區域的金融非均衡發展水平換成其相應的組均值計算而得到的。在這里，W和B的權數νkμkμy為第k組金融非均衡發展水平占總金融非均衡發展水平的份額。

城鄉金融非均衡發展水平的測度

在確定了測度城鄉金融非均衡發展水平方法的基礎上，要科學地測度城鄉金融非均衡發展水平，還必須確定相應的研究視角。由于地級市及其以下層面的數據難以獲取，國家層面的數據又過于籠統，因此，本文擬從省際、東中西部和八大經濟區等三個視角入手來全面測度我國區域城鄉金融非均衡發展水平。同時，考慮到我國城鄉經濟金融各項指標在改革開放前后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因此，測度城鄉金融非均衡發展水平的時間段選擇為1978－2010年，即主要測度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區域城鄉金融非均衡發展的水平。由于西藏、海南1992年以前的數據資料不全，將其從樣本中剔除;重慶在1997年后才成立，其數據合并到四川省;因此，省際視角下的樣本數為28個，東中西部和八大經濟區視角下城鄉金融非均衡發展水平仍按相應省級單位所處的地域來進行研究。(一)省際視角下城鄉金融非均衡發展水平對于城鄉金融非均衡發展水平的測度指標，本文借鑒冉光和、魯釗陽(2011)［18］的做法，從結構、規模和效率三個維度來衡量，即:城鄉金融結構非均衡發展水平=［(非農業類股票籌資額+非農業保費收入)/金融總資產］/［(農業類股票籌資額+農業類保費收入)/金融總資產］;城鄉金融規模非均衡發展水平=［城鎮貸款/城鎮GDP］/［農村貸款/農村GDP］;城鄉金融效率非均衡發展水平=［城鎮儲蓄/城鎮貸款］/［農村儲蓄/農村貸款］。對于金融總資產、農村GDP、城鎮GDP、農村貸款和城鎮貸款等具體指標現有統計資料并沒有直接提供，且受統計制度變化的影響，一些指標統計口徑發生變化，對此類問題的處理亦借鑒冉光和、魯釗陽(2011)的做法。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我國第一只真正意義上的股票(同人華塑，證劵代碼為000509)1993年5月份才誕生，因此，分析區域城鄉金融結構非均衡化發展水平從1993年開始算起，1978－1992年的不再納入到研究范圍內(廖杉杉，2012)［19］。相關指標的原始數據來源于歷年的《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國農村金融年鑒》、《中國金融年鑒》和《中經網統計數據庫》。由于本文樣本時間跨度較長，為使不同年份的數據具有可比性，文中指標所有涉及價格度量的原始數據本文均采用GDP平減指數剔除物價因素的影響。運用前文所介紹的方法，可以分別計算出1978－2010年我國28個省級單位城鄉金融結構、規模和效率非均衡發展水平的基尼系數(GINI)、對數離差均值(GEO)和泰爾指數(GE1)指標，具體結果如表1所示。從城鄉金融結構非均衡發展水平的基尼系數(GINI)、對數離差均值(GEO)和泰爾指數(GE1)來看，1993－1995年間，這幾組指標變動都較大，這與我國的實際是相吻合的。1993年5月份，我國第一只真正意義上的股票才正式誕生，短期內在國內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對城鄉居民的消費心理帶來了直接的沖擊，也直接影響到城鄉金融發展結構的變化;1996年以后，隨著我國宏觀經濟形式的好轉，特別是隨著我國銀行業改革的逐步推進，城鄉金融結構非均衡發展水平越來越高，相應指標的數值也越來越大，到2003年，上述指標的數值均達到最大;在國家對“三農”重視政策的影響下，2004年以來，城鄉金融結構非均衡發展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這種非均衡化水平仍然較高;隨著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及其影響向實體經濟的擴展，近兩三年來，我國城鄉金融結構非均衡發展水平的相關指標重新出現波動。與城鄉金融結構非均衡發展水平的基尼系數(GINI)、對數離差均值(GEO)和泰爾指數(GE1)不同的是，1978－1992年間，受我國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廣泛推行以及工、農、中、建四大專業銀行成立、改革的影響，1986年，城鄉金融發展規模和效率的相關指標出現歷史最低，其他變動原因則與城鄉金融結構非均衡發展水平的變動是一樣的。(二)東中西部視角下城鄉金融非均衡發展水平由于基尼系數(GINI)無法在組內與組間進行分解，因此，在分析東中西部城鄉金融非均衡發展水平時，不采用基尼系數(GINI)，而采用對數離差均值(GEO)和泰爾指數(GE1)。從實際分析結果來看，對數離差均值(GEO)和泰爾指數(GE1)度量出來的結果具有很強的相似性，故本文只列出并分析泰爾指數(GE1)指標下的東中西部城鄉金融非均衡發展水平，結果如表2所示。從表2中可以看出，東部城鄉金融結構、規模和效率非均衡化發展水平的泰爾指數(GE1)均值分別為0.157472、0.114806和0.141115，中部的均值分別為0.1353、0.0989和0.1124，西部的均值分別為0.002683、0.11131和0.13485，說明東部地區城鄉金融非均衡發展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從時間點上來看，1986年，東中西部城鄉金融結構、規模和效率非均衡發展水平的泰爾指數(GE1)最小，這與現實是吻合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廣泛推行后，農村經濟體內潛在的活力被充分發揮出來，農村經濟發展的融資需求強勁;與此同時，為更好地支持城鎮經濟發展，受過去長期以來一直推行的“農村支援城市、農業支持工業”政策慣性的影響，國家組建了以四大專業銀行為主體的新的金融體系，經濟建設的重點仍在城鎮，城鄉經濟失衡嚴重;受此影響，城鄉金融非均衡發展水平也越來越嚴重。特別是在改革開放試點的東部地區，這種情況尤為明顯，中西部地區次之。從東中西部區域內、區域間以及整體情況來看，城鄉金融結構、規模和效率非均衡化發展水平是非常明顯的，區域內非均衡發展水平比區域間的更為明顯，在整個非均衡發展水平中，區域內的非均衡發展水平一直占主要的地位。這與我國的經濟發展戰略相吻合的。根據我國東中西部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鄧小平在1988年提出了“兩個大局”的發展思路，一個大局就是東部沿海地區要加快改革開放，先發展起來，中西部地區要顧全這個大局;另一個大局就是當發展到一定時期，國家要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中西部地區加快發展，東部沿海地區要服從這個大局。伴隨東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差距的逐步擴大，東中西部城鄉金融非均衡發展水平也呈現出不斷擴大的趨勢;特別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后，東部沿海地區加大了改革開放的力度，加快了改革開放的步伐，東中西部經濟發展差距進一步擴大，城鄉金融非均衡發展水平越來越顯著。同時，在國家政策的導向下，東中西部不同區域內產業發展的態勢是存在顯著差異的，不同產業從金融機構所獲得的融資量是不一樣的，特別是受區域自身經濟發展條件的制約，區域間城鄉金融結構、規模和效率非均衡發展水平也是非常顯著的，其泰爾指數(GE1)差異也很明顯。(三)八大經濟區視角下城鄉金融非均衡發展水平與前文的分析一樣，對于八大經濟區城鄉金融非均衡發展水平的分析，不采用基尼系數(GINI)，而采用對數離差均值(GEO)和泰爾指數(GE1)來進行分析?？紤]到對數離差均值(GEO)和泰爾指數(GE1)測度出來的結果具有很強的相似性，故本文只列出并分析采用泰爾指數(GE1)測度出來的結果，結果如表3所示。同時，受篇幅限制，采用泰爾指數(GE1)分解的八大經濟區具體的城鄉金融結構、規模和效率非均衡發展水平未在文章中提供，備索，文中僅提供八大經濟區城鄉金融結構、規模和效率非均衡發展水平的區域內差異、區域間差異、總體差異及區域間差異占比情況。從表3中可以看出，八大經濟區內城鄉金融結構、規模和效率非均衡發展水平明顯高于區域間城鄉金融非均衡發展水平，而且從時間點上來看，八大經濟區城鄉金融非均衡發展水平的階段性特征是非常明顯的。從城鄉金融結構非均衡發展水平來看，無論是八大經濟區內的差異，還是區域間的差異，1993－2010年間，除1993－1995年、2007年以來存在波動外，整體上是呈現出上升趨勢的;從城鄉金融規模和效率非均衡發展水平來看，改革開放初期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全面推廣前，波動情況明顯;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廣泛推行，農村經濟開始活躍，農村正規金融機構和非正規金融機構開始大量出現，農村融資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緩解，城鄉金融規模和效率非均衡發展水平的差異開始變小;1987年以后，隨著新興股份制商業銀行的相繼出現，比如交通銀行、招商銀行、中信實業銀行、深發展、福建興業銀行等等，區域之間城鄉金融非均衡發展問題越來越嚴重，這在表3中也表現得非常明顯;2004年以后，隨著國家采取一系列支農惠農政策落到實處，特別是隨著村鎮銀行的大量出現，有力地緩解了農村經濟發展的融資困境問題，八大經濟區城鄉金融非均衡發展的問題。

城鄉金融非均衡發展水平的變動趨勢分析

上述分析已經表明，中國區域城鄉金融非均衡發展問題是非常嚴重的;為進一步認識中國區域城鄉金融非均衡發展問題，還必須對其水平未來的發展趨勢作進一步研究。雖然ARMA模型可以對序列的發展趨勢做預測，但其主要是針對短期預測，對序列未來發展趨勢的研究可能會存在不夠精確的地方，本文擬采用R/S分析方法來對中國區域城鄉金融非均衡發展的規律與未來變動趨勢進行分析。由于城鄉金融結構時間序列過短，因此，本文不對其進行分析，而選擇分析城鄉金融發展的規模和效率?？紤]到城鄉金融發展規模和效率的時間段為1978－2010年，為避免數據過少的問題，本文借鑒李敬等(2008)的做法，利用Excel和VFP產生隨機數進行反復試驗，發現選用可以重疊的區間分割方法對于小樣本同樣具有較高的精度(而對于大樣本，重疊與不重疊的區間分割相差不)(李敬等，2008)［17］。因此，在區間分割中，采用可以重疊的區間分割方法，Hurst測算結果如4所示。從表4中可以看出，1978－2010年間，省域視角下城鄉金融規模非均衡發展水平的基尼系數(GINI)、對數離差均值(GEO)和泰爾指數(GE1)分別增長了3.551%、388.9%和－6.78%，而對于的Hurst指數分別為0.911、0.926和0.935，接近于1，說明省域視角下城鄉金融規模非均衡發展水平的基尼系數(GINI)、對數離差均值(GEO)和泰爾指數(GE1)指標為長程記憶系列;也就是說，在宏觀經濟形勢不出現大幅波動的情況下，其發展走勢與1978－2010年的走勢是一樣的，城鄉金融規模非均衡發展水平會越來越高。從城鄉金融效率非均衡發展水平的情況來看，其未來走勢也會與1978－2010年城鄉金融效率非均衡發展趨勢相同，其水平也會越來越高。從東中西部和八大經濟區城鄉金融發展的區域內、區域間情況來看，其相關指標增長率與相應的Hurst指數也充分表明，在未來我國宏觀經濟形勢不發生大規模變動的情況下，未來東中西部和八大經濟區城鄉金融發展非均衡發展水平也會越來越高。也就是說，按照當前的我國整體經濟形勢的發展來看，未來我國無論是省域城鄉金融非均衡發展水平，還是東中西部和八大經濟區城鄉金融非均衡發展水平均會越來越高，城鄉金融非均衡發展問題會越來越嚴重，這必將直接影響和制約著我國城鄉經濟協調穩定發展，對整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也將會帶來巨大的沖擊。五、研究結論及政策建議本文運用基尼系數(GINI)、對數離差均值(GEO)和泰爾指數(GE1)對1978－2010年中國省際城鄉金融非均衡發展水平、東中西部城鄉金融非均衡發展水平和八大經濟區城鄉金融非均衡發展水平進行了全面測度，并運用R/S分析方法對中國區域城鄉金融非均衡發展的長期變動趨勢進行了預測。結果發現，城鄉金融非均衡發展問題，無論是從結構維度、規模維度，還是從效率維度來看，其在省級單位之間、東中西部和八大經濟區不同區域中都表現得尤為明顯;并且，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我國城鄉金融非均衡發展問題還會越來越嚴重。很顯然，城鄉金融非均衡發展問題，不僅僅是個歷史問題，還是個非常重大的現實問題，破解城鄉金融非均衡發展問題迫在眉睫?；谝陨戏治?，我們認為要破解城鄉金融非均衡發展問題，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做出努力:第一，穩步推進“三農”保險事業的發展，強化對涉農企業發展的扶持力度，逐步縮小城鄉金融結構的非均衡發展水平?！叭r”保險是解決民生問題的重要手段，要積極構建適應“三農”特點的多層次、廣覆蓋的農村保險體系;要根據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開發出涉農財產和人身保險產品，還需要繼續探索保險公司與政府聯辦、為政府代辦以及保險公司自營等多種形式的農業保險經營模式。涉農企業在促進農業發展、繁榮農村經濟、帶動農戶增收脫貧方面具有先天優勢，要從金融、財政、稅收等多方面對其進行扶持，要千方百計地滿足其正當的融資需求，通過財政手段對其進行補貼，采用稅收減免等方式對其進行激勵;要創造條件鼓勵涉農企業的發展壯大，對符合上市要求的企業，政府可以為其搭建平臺，扶持其發展(顏廷武等，2012;魯釗陽、黃津，2012)［20］［21］。第二，加快農村金融體制的改革，構建金融資源在不同區域之間合理流動的機制，逐步縮小城鄉金融規模的非均衡發展水平。繼續加大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的力度，要按照農村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來合理布局并科學發展農村正規金融機構，有效引導農村非正規金融機構發展，將正規金融機構與非正規金融機構發展納入到農村經濟發展的軌道中;采取城鄉間差異化的利率政策，有效避免當前農村金融資源的大量外流，通過國家的各種優惠政策，引導城市金融資源反哺農村，竭力支持農村經濟的發展;針對東中西部金融資源分布的不均衡情況，還應該加大區域間協作的力度，有意識地引導金融資源在不同地區之間的合理流動，促進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22］［23］。第三，重塑支農惠農的農村金融體系，創新金融產品，逐步縮小城鄉金融效率的非均衡發展水平。要繼續發揮農村信用社在農村金融中的主力軍作用，堅持農信社支農地位不動搖，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鼓勵和引導信用社與村鎮銀行合作，支持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加快農業銀行和農業發展銀行的改革力度，對其重新進行定位，拓展其業務范圍，強化其在農村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強化對農村民間金融的監管力度，推動農村民間金融的合法化，完善農村合作金融體系(張丞，2011;魯釗陽，2012)［24］［25］;此外，還需要根據當前“三農”發展的實際需要，開發專門針對“三農”的金融產品，繁榮農村金融市場，竭力改變當前農村存貸比居高不下的局面，為農村經濟健康發展創造條件。

本文作者：魯釗陽工作單位：西南政法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