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經濟收入差距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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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世界高等教育民營化浪潮，我國高等教育產業化也越來越明顯。其所帶來的一個間接的后果就是進一步拉大了我國城鄉之間、居民個人之間的貧富差距。文章就浙江內部各地區經濟狀況和城鄉收入差距進行分析。

關鍵詞：浙江經濟城鄉收入差距經濟發展

一、引言

自1978年的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的經濟飛速發展，GDP總量和GDP年增長速度都是處于全國前列，全省人均GDP和人均收入也水漲船高，且水平都處于全國前列。浙江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和全國的形勢一樣，也呈逐步擴大的趨勢。

二、浙江各地區收入差距

目前，我國基尼系數拉大的問題，主要是由城鄉差距拉大引起的。我國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過大值得警惕。20世紀90年代以來，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經歷了一個“由縮小到擴大”的變化過程，近年來擴大速率加快。城鄉居民的收入之比2003年為2.51：1；2004年為2.47∶1；2005年為2.51∶1；2006年2.65∶1；2007年為2.90∶1.2007年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的人均純收入之比為2.90∶1，2007年更是上升到3.11∶1.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課題組的一項研究報告指出：近幾年來，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實際增長超過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實際增長一倍多，2007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13.4％，農民人均純收入為4.8％，2007年的城鄉收入比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最高值。目前農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鎮居民收入的1/3。其實，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課題組的這一結論，即農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鎮居民收入的1/3是一個比較樂觀的估計。實際上，這樂觀的統計結果和人們在實際中的感受并不一樣，很難讓人信服。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收入分配課題組分別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展開三次全國范圍的住戶調查，在最近完成的調查報告中得出如下結論：中國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出現一個先上升后擴大的過程。按照國家統計局的個人收入概念計算，從1994年開始，城鄉之間收入差距出現了下降的趨勢，從1997年起又逐步擴大，2001年城鎮居民的人均收入幾乎是農村居民的三倍。但這個結論，不能真實地反映城鄉之間的實際收入的差別。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沒有涵蓋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種各樣的實物性補貼。如果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種各樣的實物性補貼（醫療、教育、養老金保障、失業保險、最低生活費救濟等等）考慮進去，城鄉收入差距可能要達到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

浙江作為中國發展比較快的幾個地區之一，各城鄉差距也相對比較大。2007年杭州市人均GDP34923元，麗水市僅為7391元。前者是后者的3.9倍。2006年，杭州的GDP總量為4134.88億元，寧波為2073.44億元，而衢州僅為340.82億元，麗水為216.05億元。衢州和麗水行政區域面積占全省25.7%，人口占10.9%，2003年兩城市實現的生產總值分別為234億元和220億元合計454億元，僅占全省的4.6%，人均生產總值分別為9560元和8835元，不到全省一半，僅為杭州的28%左右。①浙江經濟在90年代崛起以后，各界人士普遍將私營企業和民間資本視為其崛起的重要原因。同時，在省內我們也應該看到各市地的經濟發展水平仍存在著很大的差異。

三、影響浙江各地經濟發展水平的因素分析

（一）東西部環境差異

浙江是典型的"資源小省"，但浙江在港口、海洋和氣候資源等方面卻具有突出的比較優勢。浙江地處祖國東南沿海的中部，港口眾多，腹地寬廣。改革開放后，港口建設速度加快，至2004年底，全省沿海港口已達58個，泊位600多個，其中萬噸級以上深水泊位39個，深水泊位數占全國8%。寧波已躍升為全國第二大港。今年截止11月8日，寧波港的吞吐量已達1億噸，成為國內僅次于上海的，吞吐量逾億噸的世界級大港。而且舟山、溫州、乍浦、海門等港規模日益擴大，且具有極大的發展潛力。浙江海洋漁業資源和海洋能源資源在全國居領先地位。浙江海域歷來是我國最大的漁場。1999年，浙江的海水產品產量為389.4萬噸，居全國第3位；浙江海洋捕撈漁獲量高達331.2萬噸，僅次于山東的332.5萬噸，居全國第2位。緊靠浙江的東海陸架盆地是一個有著良好開發前景的油氣資源區，目前正在勘探開發之中。而對于浙江西部內陸地區缺乏資源的情況下又缺乏便利的運輸條件所以經濟發展明顯慢于東部地區。

（二）人力資源差異

因為浙江東部物資資源比較豐富經濟相對比較發達，教育水平也明顯高于浙江西部地區。浙江的大部分高校都位于浙江杭州、寧波、溫州等地區，而在這些地區對人才的吸引也明顯高于西部地區。資源稟賦論認為經濟發展和收入水平與資源稟賦具有很密切的關系，尤其是人力資源的作用變得日益重要。人力資本理論認為，從宏觀上看，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與人力資本投資有很高的相關。具有不同人力資本含量的勞動者其獲得的收益也各不相同，浙江各地的人力資本存在差異，因而必然影響到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

（三）地區性政策差異

在浙江東部地區地方政府為鼓勵經濟發展存在著許多優惠政策。東西部收入差距的擴大，在相當程度上同原有體制下的“政策慣性”有著密切的聯系。西部地區大部分還是以農民為主，長期存在的城鄉分割是原有體制下的一種政策產物。農產品的低價收購政策、限制農民進城政策、對農民的稅收政策、對農民的稅外負擔政策、對城市居民的福利補貼政策，都是原有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改革以來，這些政策有所松動和改變，但離根本性改變尚有距離。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實施的一些宏觀政策也拉大了收入差距，在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過程中，給低收入群體和高收入群體帶來的機會不平等。依靠國債大搞基礎設施建設對大中城市關注過多，對小城鎮和農村關注不夠。金融政策安排不當，“嫌貧愛富”的金融政策向城市偏斜，使農民貸款無門，極大地限制了農民的發展機會和增收空間。

（四）歷史沿革、資源稟賦及發展階段的影響

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二元社會經濟結構特征非常明顯。新中國成立后，城鄉不同的發展政策以及城鄉居民的不平等待遇，如“剪刀差”、“戶籍制度”等的實施，加重了城鄉“二元社會經濟結構”，拉大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另外，浙江國土面積較大，由于各地區位置、自然資源條件等差別很大，造成浙江區域之間經濟發展極不平衡，明顯地呈現出東、中、西階梯式發展的格局。加上改革開放以來采取由東向西的經濟梯次推進和區域不平衡發展戰略，客觀上拉大了東部和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這是導致浙江個人收入分配呈現出地區差別的直接原因。此外，從一二三產業的發展規律來看，個人收入差距拉大與我國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密切相關。浙江經濟正處于由傳統的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過程中，經濟結構的不斷調整也會帶來個人之間、行業間和城鄉間的收入差距。

四、為了減少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當地政府可以從幾個方面著力

（一）支持省內欠發達地區發展，加大投資和政府間轉移支付。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受布局戰略等的一些政策因素及人們思想觀念等的原因，在政府、社會投入和積累方面，發達地區遠高于欠發達地區，造成區域經濟發展差距明顯。欠發達地區要充分利用資源、區位等優勢，特別是勞動成本低的優勢，承接發達地區的產業梯度轉移，建成資源加工型和勞動密集型為主體的浙西產業加工密集帶，調整優化產業和產品結構，大力發展有市場前景的特色經濟和優勢產業；及時抓住長江三角洲區域經濟結構重組的關鍵時期，積極融入長三角，實現與長三角經濟區的對接和聯動，不斷拓展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的空間，分享現代區際的分工利益，努力縮小與發達城市的差距。

（二）為民營企業發展創造良好的軟硬件發展環境，加大政府對民營企業的扶持力度，尤其要注重金融支持。各級政府要在相應的適合地區經濟發展的產業政策下，一手抓農業，一手抓民營企業，提倡不同組織形式的民營企業共同發展，支持、鼓勵各類人才開發，并在財力上給以必要的支持。增強經濟發展的活力。改革開放20多年的實踐表明，東部經濟的快速發展與民營經濟的發展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杭州、溫州、臺州等地經濟發展的各項指標之所以能夠在領先其他縣市，與這些地方民營經濟的大規模發展是分不開的。

（三）提高人力資本的存量。從地區經濟差異影響的回歸分析看，各地人力資本的狀況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大小存在著很明顯的正相關關系，特別是近年來，人力資本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有了明顯的增加。勞動力市場分割狀況的逐步消除，地區人力資本含量對經濟發展的作用還會加大。現有的資料已經明確低表示了這種趨勢，在政策傾斜對地區經濟差距擴大的影響減小的時候，人力資本的作用增長了。在發展落后地區經濟的時候，如果不在人力資本的改善上盡心努力，那么經濟發展必將缺乏動力。應該充分意識到人力資本對改善地區經濟差距的作用，落后地區要通過大力發展教育事業、加快科技與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現代人觀念的培育等使自己的人力資本含量得以提升，使自己能夠在進一步的發展中與先進地區的發展縮小差距。此外，欠發達地區的文化教育事業、基礎設施建設也需要當地政府努力，同時省政府要大力幫助。

（四）大力促進開發區向新興產業區和城市新區轉型，把工業開發區、經濟開發區、高新技術產業園區等改造成為具有城市功能和形態的新興產業區，率先完成從低附加值制造業主導向“設計、制造、服務”一體化融合的高附加值制造業主導的跨躍，成為“創業富民、創新強省”的新陣地。開發區是浙江新興產業的密集區，也是浙江城市發展增長極。開發區的轉型升級既涉及產業結構又涉及空間布局。各類開發區要作為工業化的先行區、城市化的示范區，完成向新興產業區和城市新區轉型：從工業開發區（工業功能區）向新興產業區轉變。從而影響個別地區經濟的差異。

總而言之，浙江經濟社會發展要繼續走在全國的前列，要在國內率先實現建設全面小康社會和構建和諧社會，就必須完成區域改革和發展的雙重階段轉換，其中的關鍵又在于，在新的歷史時期中，構建出區域內制度變遷和經濟發展互動的新機制，從而繼續利用制度創新來推動區域經濟社會的發展。

參考文獻

[1]趙人偉轉型期中國的收入分配制度，云南大學學報，2003年第6期

[2]邢成、韓麗娜財政稅收杠桿對我國基尼系數的主要影響，《現代財經》2006年第9期

[3]張雅光轉軌進程中我國居民貧富差距的演變，《中國國情國力》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