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政策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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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鄧小平關于經濟特區是中國“對外政策的窗口”的著名論斷，其完整的內涵表現在：經濟特區是中國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窗口；經濟特區是中國維護世界和平的窗口；經濟特區是加強中國同第三世界的團結和合作的窗口。不能簡單地把經濟特區定義和解釋為“對外開放的窗口”，在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國際大背景下，改革開放以來的深圳經濟特區，一直發揮著中國對外政策尤其是對外經濟政策窗口的作用。

關鍵詞：經濟特區；對外政策窗口；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曾經深動和形象地把經濟特區描述“對外政策的窗口”。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條件下和在和平與發展成為世界主流的國際背景下，經濟特區始終發揮著中國外交戰略格局前沿陣地作用，尤其是廣東經歷了SARS的考驗之后，使我們深刻地感到鄧小平這一判斷的高度科學性、深刻性和戰略性，而決不僅僅是“對外開放”或者是僅僅只是通過這個窗口了解中國的對外政策。經濟特區的發展，歸根到底是為中國整體發展發揮前沿支撐和樣板作用，進而帶動全國的發展，發展起來的中國，必將成為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力量。

一、政治上，深圳經濟特區發揮了中國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加強同第三世界團結和合作的窗口作用

(一)深圳經濟特區發揮了中國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窗口作用中國是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重要力量，而經濟特區是這個重要力量的窗口。在和平與發展為當今世界主題的條件下，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對華政策邏輯仍然是“遏制＋牽制＋分化＋推銷其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其核心內涵就是最終達到和平演變中國的目的。中國經濟特區都設置在東部沿海地區，他們的榜樣力量不只是表現在經濟發展能力和財富積累手段方面，還表現在生活方式、思維方式、政治立場的輻射能力和吸引力，對全國都會產生直接的或潛移默化的影響，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對這樣如此關鍵的地方進行滲透的力度和重視程度是很容易推測到的。針對和平演變，國內有這樣幾種消極的情況：一種是出發點善意者，他們認為經濟特區在不知不覺中改變中國的顏色，使之演變為西方反華勢力的橋頭堡，持這種想法的人既不代表“左”，也不代表“右”，他們只是表達了一種本能的擔心，沒有明顯的政治傾向；第二種則是“左”，就是鄧小平批判的“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者；第三種則是“右”，這些人雖然不多，但是非常危險，他們“非常希望中國被和平演變，只要中國領導人堅持改革開放政策，這就正中了和平演變的下懷”。在國際上，西方國家都希望中國被全盤西化，首先是要把中國變為西方國家的精神奴隸，進而政治上讓中國成為西方的附庸，其方式主要是加強思想滲透、利用經濟科技杠桿、培植親西方勢力、爭取下一代親西方派、進行宗教滲透等等；從戰略上，正如鄧小平早就告誡我們的，“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把希望寄托在我們以后的幾代人身上”，西方有足夠的“耐心”和“毅力”作長期謀劃和打算；從地緣選擇上，西方國家主要把目光集中在中國經濟政治和文化的關鍵區域——特別是深圳這樣的經濟特區。他們的基本假設是，中國東部沿海相對于內陸，由于在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等方面最先受到西方的感染，所以最容易被西化，因為在他們看來，“十九世紀以來，中國對西方和日本的感情復雜。諸如殖民地占領、反共產主義活動、和平演變都來自沿海方向和被分割的中國沿海地區”。但是深圳發展的事實和結果正好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愿望完全相反，經濟特區反其帝國主義之“道”而行之，不但經濟科技蓬勃發展起來，政治上也成長為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突出代表，這令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者大為迷惑不解，他們認為中國的這種表現實屬西方政治文化和政治思維所不能解釋。他們簡單地認為，中國肯定會因抵御和平演變而必然采取“收”的政策，中國必然會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上去。實際上，中國抵御和平演變，正是為了更好更健康地開放。中國在堅定地反和平演變的情況下而成為全球最有吸引力的投資場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在健康發展，中國不是“收”，而是更加“放”了，這些都是西方學者感到非?！袄Щ蟛灰选敝凇嵺`充分證明，經濟特區不但充當了中國經濟起飛的領頭羊和試驗田，而且也實實在在地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方面發揮模范堡壘和示范作用。

(二)深圳經濟特區發揮了中國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的窗口作用在傳統安全領域，深圳特區等沿海經濟重鎮，正如日本陸上自衛隊的一位中校所描述到的：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使“沿海地區作為生產基地、經濟市場和戰略防御目標變得日趨重要”。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如果冒然發動對華軍事冒險行動，這些地方必然首先成為攻擊目標。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講，維護國家安全，其實主要是維護中國關鍵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重鎮的安全。深圳這樣戰略地位如此重要的經濟重鎮，它在中國總體外交政策中的地緣前沿地位，也由此可見一斑，因此，深圳人參與外交的意義自然非同小可。

在非傳統外交領域，我們決不可掉以輕心，盲目樂觀。中國既然是國際反恐聯盟主要成員，恐怖主義針對中國經濟特區密集沿海地區發難，并非完全空穴來風，關鍵是要早作好防范的各項準備，將之消滅于萌芽狀態。再比如嚴重流行病問題，在廣東曾經肆虐一時的SARS對中國內政外交的考驗和影響，值得認真地加以總結和探討。中國應對SARS的動員能力、運用手段、國際合作都達到或接近發達國家所能達到的水平。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形象普遍受到世界公認。但也不可否認，就在SARS肆虐過程中，除了世界一些媒體對中國作了與SARS有關的諸多善意和客觀報道外，也有相當一部分主要是西方的媒體借SARS進行煽動性宣傳，制造的輿論恐慌和緊張可以說空前絕后、前所未有。如“SARS已經演變為一場削弱中國經濟和動搖共產黨統治基礎的信任危機”啦!，聲稱“細菌所導致的威脅遠超過恐怖主義”，還無不幸災樂禍地說，“防止全球性SAILS流行為時已晚”，惡毒中傷中國政府，說“中國喜歡埋葬壞消息以政治目的操縱有關數據的傾向造成了人類苦難(humansuffering)”，“從一開始，中國似乎害怕信息遠遠甚于肺炎本身”，“中國常常把衛生健康數據，特別是那些尷尬的部分看作是官方秘密，北京要求絕對守口如瓶”，“中國的政治結構和其在世界舞臺上迅速發展的經濟地位不能并駕齊驅。毫無疑問，中國仍然是孤立的，亞洲和西方國家的人認為中國共產黨視民主價值為敵人”，更有煞有介事，故弄玄虛者：“SARS可能起源于一次小事故，它是非常不尋常的爆發，說不清楚是否它是有意而為還是非人為的”，斷定中國封鎖SARS信息的行為破壞了五年來中國外交意欲改變“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地區大國形象(asapricklyregionalpower)和改善和鄰國關系的努力”。

(三)深圳經濟特區發揮了中國加強同第三世界的團結和合作的窗口作用中國經濟特區發展的成功，曾經對蘇聯解體前的社會主義國家產生過很大吸引力，他們先后來中國的經濟特區進行考察、訪問，都對中國經濟特區的經驗給予很高的評價，冷戰后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朝鮮、越南等社會主義國家，印度、俄羅斯等國家對中國經濟特區的成功也十分地感興趣，紛紛到中國來“取經”，印度準備參考“廣東模式”，俄羅斯在建設經濟特區時將主要借鑒中國經驗，朝鮮也準備如深圳和珠海一樣，在它和南朝鮮接壤的沿海地區建立經濟特區。

經濟特區集人、財、物的優勢于一身，此外還有一定的制度優勢，加大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合作力度，既是經濟目的，也是營造和諧世界的政治目的。中國西部地區周邊國家的一些消極因素嚴重阻礙西部大開發順利發展，在阿富汗、緬甸等西部地區的鄰國，由這些國家的黑惡勢力造成的販毒問題成為中國和其相鄰的省份經濟社會發展的嚴重威脅，而且也嚴重地威脅著東部改革開放的所取得的成果。已經發展起來的東部沿海，特別是深圳經濟特區，在中央權威的大力支持之下，可以有針對性地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和這些國家的政府、非政府組織，聯合國的相關機構等合作，推動從根本上消滅的戰略性的、從外向內推進的工作，這一方面支持了周邊國家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另一方面也為西部大開發的健康發展營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同時也使自身的發展環境變得更加優越。

深圳不但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樣板，也是鄧小平所說的“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和“技術的窗口”，一方面它發揮了從發達國家引進技術的窗口作用，另外一方面它又是中國支持廣大發展中國家提高科技水平的重要平臺。正如學者指出，“經濟特區作為我國對外開放的前哨，自成立以來已經引進了大量的外國先進技術和成功經驗”。慷慨無私地把先進科學和技術傳遞給廣大發展中國家，深圳在其中發揮骨干和戰略支撐作用，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這都是中國對外政治經濟政策的題中應有之意，能不能做到“慷慨無私”，可以說是用事實來檢驗中國的發展是不是和平發展，是不是謀求為建立一個持久和平的和諧世界主張真實性的核心檢驗指標，是中國區別于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核心檢驗指標，當然也是深圳能不能抓住推動自身發展的新機遇和新使命，從而真正發揮中國對外政策窗口作用的核心檢驗指標。

二、經濟上，深圳經濟特區發揮中國對外經濟政策的窗口和示范作用

在鄧小平的對外政策思想中，不但反映的是政治問題，而且也高度關注經濟問題，他在1990年3月3日同幾位中央負責人時指出，“我們的對外政策還是兩條，第一條是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維護世界和平；第二條是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和經濟新秩序”。國際經濟秩序是指在一定世界格局基礎上形成的國際經濟運行規則和相應的貿易機制，通常包括國際分工、國際協議及慣例和貿易規則等。

(一)中國必須和國際經濟運行規則真正接軌，經濟特區則是中國按照國際規則辦事的前沿陣地深圳從改革開放前的邊陲漁村發展成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這確實是鄧小平高瞻遠矚謀劃的結果，它和廣州一起，共同成為中國華南經濟圈的領頭羊之一，而由于它政治上擁有經濟特區政策優勢，使它總是處于時代弄潮兒的特殊地位。中國如何與國際接軌?如何按照國際慣例和規范辦事實現雙贏——即滿足中國的經濟政治利益的同時，又很好地遵守了國際規范?深圳在如何按照國際規范辦事的經驗與教訓，對全國毫無疑問具有巨大的啟發價值。國際規則有3個明顯的特性：即“外部性”、“約束性”、“非中性”?！巴獠啃浴敝敢巹t運用越頻繁，使用者獲得的潛在收入就越大，在深圳這個窗口，可以說規則運用的頻繁程度，是任何內陸地區所無法比擬的，所以深圳成為中國面向世界的窗口，各個省和地區，為了本地區利益的最大化，也紛紛借助深圳這個窗口；就“約束性”而言，單個國家將無權對國際經濟規則的合法性提出質疑，當然無權要求豁免。從這個意義上講，深圳這樣的經濟前沿如何實施國際慣例和規則，如何應用之，在無權豁免的情況下如何適時地對這些國際規范在未來的修改和變通提出中國自己的主張，提供了實踐的基礎和條件；“非中性”即同一項規則會對不同國家產生不同的影響，這個概念對深圳來說也很重要，既然中國是以“平等互利”為對外經濟政策的宗旨，那么從深圳這個窗口所發生的對外經濟活動和具體的經濟貿易業務，就自然應該充分體現“平等互利”這一基本精神。體現得好與壞，直接關系到中國國際形象的好壞。

(二)深圳特區成為中國優化國際分工的最前線，是中國執行獨立自主對外經濟政策的墊腳石所謂“優化國際分工”，就是要根本性的改變改革開放之初形成的低端加工貿易這種“候鳥”式的，一旦國際形勢出現動蕩，或者我國的廉價勞動力優勢喪失，外國投資者就會迅速撤離的十分不穩定的經濟狀況。目前我國的產業結構、技術結構還需提升，如比較優勢能夠處于分工的高端，才會真正被國際市場所認可，不易被邊緣化。這實際上就是一個如何優化國際分工的問題，應該說中國的東部沿海地區對此普遍具有強烈的緊迫感，特別是在深圳經濟特區，這種緊迫感似乎來得更為強烈一些；深圳通過更大的開放步伐和規則的踐行而使自己再次成為中國新時期深化改革開放的最前沿，從而根本改變了“國際分工體系扭曲和利益上的差別”，避免了“往往容易產生全球化和保護主義兩種政策并舉矛盾做法”的尷尬局面。應該說早在十多年前，以深圳為代表的經濟特區就已在“水平分工模式上展開”，“服務貿易、跨國資本運動，知識產權交易在相近經濟結構國家之間蓬勃發展。但當時經濟特區對外貿易也面臨著短期內迅速提升出口商品結構的挑戰，那種以資源與勞動密集型為主的出口商品結構承受越來越大的貿易條件加快惡化的壓力”，十多年過去了，經濟特區已不再是勞動密集型為主的出口商品結構了，它正在向知識和技術密集的方向發展。更為關鍵的是，深圳可能會成為中國經濟發動機的“超級軟實力”中心，深圳的企業已經真正成為創新的主體，深圳的“四個90％”廣為人知，即90％以上研發機構設立在企業，90％以上研發人員集中在企業，90％以上研發資金來源于企業，90％以上職務發明專利出自于企業。深圳正在由“速度深圳”向“效益深圳”轉變，正在比較徹底地從“三來一補”向技術和知識、資本密集的方向轉變，改變了那種產業布局低層次、空間流動性大和對外依賴性大的特點，充分利用了發展“三來一補”產業所形成的資本原始積累，發展高端產業，促進了經濟可持續發展，奠定了長遠發展的經濟基礎。從而成為加固了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特別是獨立自主的對外經濟政策的前沿陣地。因為外交是內政的延伸，對外政策表現的特點是獨立自主還是追隨性和依附性的，取決于內部的各個區域，尤其是在中國經濟相對內地發達的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是否是建立在獨立的，非依附于國外的基礎之上。如果包括經濟特區這樣的地緣前沿陣地，普遍在對外經濟關系上處于依附地位，那么我們的對外經濟政策實質上也不可能真正地做到獨立自主。

2001年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在獲得多邊合作經濟利益的同時，中國與主要貿易伙伴的貿易摩擦也日益加劇，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遏止中國發展和阻礙中國進步的暗流也在加速涌動，美歐日等發達國家采取了各種各樣的打壓政策，比如針對中國產品質量問題，美日歐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發動了一場又一場的貿易戰爭，中國的出口產品如玩具、食品、大量被迫因為“質量”問題而被招回，“中國制造”被西方國家變異為“購買者小心(Buyerbeware)”的代名詞，企圖從經濟上妖魔化中國的國際形象，一時間美日歐等發達國家簡直可以說對中國發起了一場來勢兇猛的“經濟冷戰”!這使本來就處于資本主義體系所主導的國際分工形成的對我不利的格局，更是雪上加霜。

早在幾年前有學者就建議中國應該對技術引進、利用外資、外向型經濟、貿易方式等方面的政策進行調整，以避免經濟對外依賴程度越來越大，過度依賴對外貿易和少數幾個主要國外市場，這樣即使國際經濟形勢惡化，我們還有一塊穩定的國內貿易和國內市場環境；促進我國的產業升級、資源配置、技術創新、環境保護，為我國經濟和社會的進步服務；使一般貿易的增長能夠逐步超過加工貿易，改變嚴重依賴外來技術的狀況。這樣的建議應該說是有先見之明的，關鍵是我們要抓緊去調整，只有做到未雨綢繆，我們才可能真正地做到不受制于人，特別是要抓緊在深圳等經濟特區率先完成這種調整，在取得成功經驗的基礎上帶動全國其它地區緊緊跟上。

(三)深圳人應該率先成為掌握國際協議及慣例和貿易規則的模范。為中國提出自己的國際規范和主張提供實踐和實證依據從一定意義上講中國走向世界主要是走向西方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不管中國愿意不愿意，喜歡不喜歡，近代以來從擺脫“三座大山”的壓迫到取得完全的獨立地位再重新回到國際社會時，中國已經是以一個完完全全的“遲到者”的面目面對一個西方主導的世界，尤其是西方國家壓垮了蘇聯而取得冷戰勝利之后，世界秩序則完全為西方世界所構建和主導。從感情上講，中國人內心深處不喜歡和強權主導的世界打交道，但客觀地講中國也無力按照自己的方式和愿望改變這樣的現狀，至少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是如此。馬克思主義者主張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前途是光明的，社會主義必然取代資本主義這個歷史趨勢不會改變，但是道路的曲折性和兩種不同制度的競爭和較量還將長期存在，有時資本主義體系通過改良一些國際國內的運行規則和方式，使它的競爭力又有很大的提高，他們會一時占上風，甚至相當長一段時間占上風，今天實際上就是處在資本主義暫時占上風的狀態?？陀^地講，今天中國提出的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主張，并不是要完全推翻西方世界所建立和主導的國際規范，尤其是在進入世界體系之初，恐怕主要是沿著“學習-融入-批判-提出中國主張”的路徑來進行。從哲學的意義上講，中國關于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主張其核心價值理念，是對西方所建立之秩序的“揚棄”。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到中國入世，中國人心態是開放的。學習了解國際慣例和規則成為中國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尤其在深圳等沿海地帶，各種相關學習培訓活動如火如荼地、雨后春筍般地發展起來，學習和應用國際規范在深圳已形成氣候，但是無論怎么學習這些規范，其中很多方面都存在不平等、不公正的問題，在學習的過程中會有很多的發現，在實踐這些規則時也能明顯地感到其中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問題，很容易體會到在那些規則中，西方國家推行政治和經濟霸權在其中的明顯意圖所在，我們學習西方人主導的國際規范的最高思想境界應該是為我所用而消化它們的基礎上，發現其中的弊端，提出中國的改造主張，使其真正地符合所有國家的政治經濟利益。只有真正地把所有國家的正當的意見和利益都反映進去的規則慣例等規范，才可以稱之為真正具有“國際”含義的規范。西方國家當然是最希望中國和其它發展中國家全盤吸收他們的商業文化，這樣他們就永遠可以高枕無憂地剝削中國、剝削世界，這顯然是不能同意的。對于深圳等和西方世界在經濟上打交道最多和運用西方國際規范最多的中國改革開放的前哨陣地深圳等中國的經濟前沿來說，他們的經濟貿易實踐給中國如何進一步地適應并進而改造國際規范，提供了大量的有用實例和鮮活的個案研究素材，為中國提出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主張提供了最實際的試驗場所和最為深動和廣泛的依據。

三、結束語

經濟特區的對外政策窗口作用，集中地體現了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因為發展經濟與最新科學技術，不但造福于自己，更造福于世界；經濟特區的對外政策窗口作用，集中地體現了中國先進外交文化的前進方向，因為經濟特區正在日益明顯地發揮中國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維護世界和平，加強同第三世界的團結和合作的窗口作用。經濟特區更是中國構建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前哨陣地，我們相信，經濟特區只要進一步加大改革和創新的力度，生機和活力就會發揮得更充分，為中國外交戰略所作的貢獻就會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