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經濟學理論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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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從城市經濟學的歷史淵源、發展和變遷這一視角，梳理并評價了經濟學說史上有關城市經濟學的演進脈絡，總結了城市經濟學發展進程中值得借鑒的經驗和教訓，并展望了未來城市經濟學發展的可能的新方向。

【關鍵詞】城市經濟學經濟集聚城市化

一、引言

城市經濟學的歷史源遠流長，其發展過程可謂一波三折。早在古希臘甚至更早的時候，哲學家和經濟學家們就開始從勞動分工的角度關注城市經濟問題了(Xenophon,BC.427-355;Plato,BC.380;WilliamPetty,1683)；到了古典經濟學的時代，城市經濟學出現了一個小的研究高潮，當時不僅有城市“勞動分工”說(AdamSimth,1776)，而且還盛行另一種可用以解釋城市的經濟學說——古典區位理論(Thunen,1826;Weber,1909;Christaller,1933;Losch,1938;Isard,1956)?？傻搅诵鹿诺浣洕鷮W時期以后，城市經濟學不僅沒有在馬歇爾天才的綜合之后如虎添翼，反而卻經歷了長時期的沉寂、徘徊。其間，雖然也曾有過多次試圖推動城市經濟學的勇敢的努力，但它們最終均功虧一簣，以失敗告終；到了1990年代，城市經濟學在經歷了一番反思和調整之后，終于涌現了兩股試圖融入主流經濟學的努力，參見圖1。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1964年阿朗索(Alonso)出版了《區位與土地利用》一書之后，城市經濟學卻在新古典經濟學對城市經濟現象無能為力的大背景下，作為一門具備統一理論基礎的學科而誕生。本文關注的問題是：城市經濟學的歷史如此悠久，但為什么卻在古典經濟學之后直到20世紀60年代的漫長歲月里相對沉寂，甚至長期被排除在主流經濟學之外？還有，新古典時期，城市經濟學曾經出現了幾次試圖將城市納入主流經濟學的“努力”，為什么它們最終均以失敗告終？再者，20世紀90年代出現了再次試圖復興城市經濟學并使之融入主流的努力，這些努力是否能成功？等等。為了對這些問題做出較為系統的回答，本文將按如下順序組織：第二部分回顧并評價古典城市“勞動分工說”的主要內容；第三部分簡評以屠能為代表的古典農業區位理論及其與城市經濟學之間的關聯；第四部分對新古典時期試圖復興城市經濟學的種種努力進行評述；第五部分對近年來十分盛行的“新經濟地理學”和“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進行評述；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結論以及對城市經濟學未來發展的展望。

二、“古典勞動分工”說——最早的城市經濟學

早在古典經濟學產生以前，有關城市的研究就已經出現了。古希臘最早的經濟學家之一色諾芬(Xenophon,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55年)就曾從分工的角度來研究人口集中和專業技能以及產品開發之間的關系(Gordon,1975)。人口集中無疑是城市出現的先導，而專業技能的提高和產品開發無異于專業化和產品的多樣化，很顯然，這已經是最早的有關城市的經濟學說了。

此后，另一位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Plato，公元前380年)則遵循著色諾芬的這一思想路線，并將之向前推進了一步。柏拉圖寫道：“一個城市——或者一個國家——是對人的需要的一種反應……由于這種對勞務的相互交換，大量的人便聚集在一起，并聚居在我們稱之為城市和國家的地方”(Plato,Republic,Ⅱ,pp.369)。柏拉圖的這段話為城市產生于專業化和分工確立了經濟基礎，并奠定了交換理論的基礎。很顯然，在柏拉圖那里，是專業化創造了互惠的相互依存，而互惠的相互依存又確立了互惠的交換，在這當中，城市與分工和專業化經濟是相輔相成的，一方面，城市提供了對單個商品的相當大的需求，因而，分工和專業化有了存在的基礎，另一方面，城市內的分工和專業化又提高了這里的工人們的技術和生產效率。

17世紀、18世紀，“古典勞動分工”說在解釋城市問題時仍然占據一定地位，比如，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已認識到，大城市與勞動分工的內在關聯以及專業化的好處等這些問題。盡管如此，只有到了亞當•斯密那里，勞動分工和專業化對城市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這一思想才日臻完善。這不僅體現在他對專業化、分工經濟的獨一無二的一般性分析方面，而且，也體現在他將專業化和交換視作為城市乃至整個市場理論賴以建立的基礎方面，“文明社會的重要商業，就是都市居民和農村居民通商……這里，分工的結果就象其他方面的分工一樣……都市是農村剩余物的市場……都市的居民越多，其居民的收入愈大，農村剩余物的市場愈廣闊……都市附近的農業家和耕作者，從谷物售價所得的，不僅是農業的普通利潤，而且包括自遠地運來出售地谷物的全部價值。此外，他們還節省了這些東西的遠途運費的全部價值”。

在這里，斯密不僅對城市與農村之間的分工好處進行了闡述，而且也對城市市場廣闊對居民收入的貢獻、交易費用的節約、對國民財富的貢獻以及由此引發的不同國家財富的差別進行了闡述。若用?？怂?Hicks,1965，第38頁)的一個簡單公式，g=(k•p/w)-1，那么，斯密的上述看法則更為直觀，其中，k代表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的比率，p代表勞動生產率，w代表實際工資率，g代表物質增長率。很顯然，在實際工資率w給定的條件下，一國或一個城市的經濟或財富增長便主要取決于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之間的比率k和因分工擴大而導致的生產率p的提高。在斯密看來，k的增長是有限度的，因此，一個國家、一個城市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勞動分工。由此看來，斯密不僅是一個偉大的古典主義經濟學家，而且也是第一位系統地從勞動分工角度來論述城市經濟發展、城鄉居民收入差別的經濟學家。

古典城市“勞動分工”說的優點在于：它對城市與農村之間的分工的好處、城市市場廣闊對居民收入的貢獻、交易費用的節約、對國民財富的貢獻以及由此引發的不同國家財富的差別等看法均頗富創見性，但由于這些闡述比較零碎、散亂、沒有模型化，因而其內部組織和架構頗為散亂，甚至根本不是以城市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因而在客觀上限制了它在后世的傳播。

三、古典區位理論——城市經濟學的搖籃

進入19世紀以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逐步在當時的后發展中國家——德國——萌發，工業革命的跡象已經凸現，但農業經濟仍占據德國經濟的主導地位，在這樣的背景下，屠能以他對城市周圍農業地租和土地利用的精彩分析受到了當時的主流經濟學一定程度上的接納。雖然屠能(VonThunen)開創的理論(TheIsolatedRepublic,1826)闡述的是農業土地利用和地租問題，但從另外一面看，它也是一部經典的城市經濟學力作。

在屠能的理論中，一個孤立的城市（鎮）作為整個農業生產布局的中心事先給定，在它的周圍布滿了為它供應農產品的農戶；同時，每一種農作物的產量和運輸成本也各不相同，相應地，每一種農作物的種植密度也各不相同。假定存在著農戶與土地擁有者之間的競爭，并且每一個體均追求其自私利益，那么，農戶之間相互競爭土地的結果，將使地租從中心向外圍由高向低依次遞減，直至為零。由于每個農戶將面臨地租和運輸成本之間的兩難，并且不同作物的運輸成本和產量也各不相同，因此，農作物的生產將以同心圓的形式出現。給出了屠能模型的最直觀的結果。該圖橫軸代表距離中心城鎮的距離，縱軸代表租金。圖中上半部分是均衡的“競租曲線”(bindrentcurve)，也即在任一給定的距離時農戶愿意支付的最高租金。由實線組成的包絡線定義了租金級差。該線的不同部分代表，每一種農作物的種植者愿意比別人出更高的地租，結果便會得到圖下半幅同心圓式的種植圈層。越靠近最里層，土地的租金就越高，運輸成本越省，而最外面的土地租金為零，但運輸成本最高。

從上看，屠能的理論似乎僅能對很多與農業生產有關的問題給出一個簡化的解釋，比如，它能解釋不存在李嘉圖式肥沃程度差異條件下農業生產專業化的可能性，也能解釋農戶與市場的距離、農戶售賣農產品所得的價格和租金之間的關系。然而，該模型在多方面的擴展也使得它成為現代城市經濟學的一塊理論基石，比如，該模型可被修改并用于考察城市的土地利用問題，這構成了后來的“新城市經濟學”的主要研究素材(Alonso,1964)，又如，在更近的時期，通過建立有關集聚經濟的模型，該理論又可以被擴展到探索中心城市與次中心城市的內生形成問題(Weber,1909;Marshall,1890,1920;Christaller,1933;Hoover,1937;Losch,1944;Krugman,1991a,b;Fujita,1999a,1999b,ect.)。屠能生活在典型的農業時代，當時盛行所謂“規模報酬不變”的農業經濟，這也許正是他的模型能夠與以競爭范式為特征的諸多新古典應用相容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屠能的古典農業區位理論與古典和前古典時期用勞動分工解釋城市經濟問題的思想格格不入，前者的根本特征是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而后者的實質則是不完全競爭和報酬遞增。更為重要的是，他以城市作為一個外生給定的中心作為分析的開始，也就是說，他的模型的重心在于理解如何促使經濟活動遠離中心的所謂“離心力”。對于使經濟活動集中的所謂“向心力”，他的模型沒有也不可能提供任何解釋，這樣，有關城市為什么形成以及怎樣形成的關鍵思想便被他人為地假設掉了。

在屠能之后，古典區位理論形成了兩個基本分支：第一個分支是要考察：在給定所有其他“經濟人”區位的情況下，如何最小化某一特定“經濟人”的成本問題，也即“最小成本區位問題”。該分支主要由韋伯(Weber,1909)、艾薩德(Isard,1956)、穆斯(Muses,1958)、薩卡世塔(Sakashita,1987)、貝克曼(Beckmann,1987)、師葉和麥(ShiehandMai,1997)等繼承和發展；另一分支則要考察：在給定廠商相互直接競爭的條件下，廠商們如何尋找最佳的區位，以及在需求信息的條件下控制它們的市場區域問題，也即“中心地理論”和“相互依賴理論”，該分支主要由克里斯蒂納(Christaller,1933)、勒施Losch,1938,1940)等繼承和發展。這兩個分支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城市經濟問題的某一方面，比如，韋伯的工業區位理論能夠解釋廠商在城市中心集聚的趨勢，克里斯蒂納的“中心地理論”能夠解釋城市體系在具有不同區位的市場區域上存在的原因，但是，它們在解釋城市經濟學的核心問題時均面臨著難以克服的缺陷：

第一，它們在解釋城市區位問題時大多借用了物理學、幾何學而不是經濟學的概念和原理，結果便在客觀上限制了它們在經濟學界的影響力。比如，韋伯的工業區位理論中運用了“物料指數”、“位置權重”和“勞動系數”三個工具來解釋工業區位中的最小成本問題，但該決策問題中的決策者到底是誰，是一家工廠還是企業主？如果是廠商，它是私人廠商還是其他？韋伯對此并未給予任何交代，換句話說，韋伯所說的最小成本問題既不是關于理性決策者如何做出合理決策的問題，也不是這些決策者之間如何相互影響從而產生一個特定結果的問題，因此，嚴格地說，韋伯的理論與經濟學理論沒有多大關聯（Krugman,1995）。還有，克里斯蒂納和勒施的“中心地理論”講述的是在權衡了規模經濟和運輸成本之后，生產者決定集聚在一起形成一種城市結構，為相互交錯的六角形市場區域提供產品，這的確是一個關于個體相互影響的決策問題，但是，它沒有給出明確的決策者是誰，也沒有言明決策者決策時的市場結構或者廠商是否存在相互作用問題，因此，正如克魯格曼所說，“中心地理論提供的是某種綱要，一種可以把你對城市系統的思想和數據結合起來的方法，而沒有提供一個更深層的原因來解釋觀察到的結構的經濟模型”。

第二，更為重要的是，城市經濟中的很多變量均表現出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和不連續性(discontinuity)以及外部性的特征，比如，城市的人口聚居區在空間上是不連續的，大城市的人口在集聚到一定的規模后可能會停止增長并在它的周圍產生出更多的中小衛星城，還有，由于外部性的影響，一定量的城市基礎設施的投資可以供多倍人使用等等，所有這些均意味著城市經濟活動具有非線性和報酬遞增的性質，因此，成本和收益很難完全體現在商品的買賣價格上，這樣，傳統的邊際分析方法便無能為力，而應該用專業化和分工的方法來求解。而事實上，大部分的古典區位理論均在一個輕松的假定中將城市形成以及它的重要特征剔除掉了。

總之，古典區位理論建構在完全競爭、利潤最大化、完全信息、即時調整和局部均衡等原理的基礎上，它所作的假定與農業經濟或者不發達的小城鎮經濟相匹配，但是，當工業經濟的發展日益走向成熟，知識、信息和技能的重要性以及城市的集聚優勢日益彰顯的時候，它難以對城市經濟的核心——城市形成——做出解釋的缺陷，便成為其致命傷。結果，古典區位理論便走進了其理論研究的死胡同。

四、新古典時期的城市經濟學——無能而無奈的努力

新古典時期，城市經濟學基本處于沉寂階段，主要原因在于：新古典經濟學和古典區位理論一樣，均與完全競爭和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預相容，這就決定了它難以對城市經濟活動做出令人滿意的解釋。

在新古典經濟學中，所有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人人理性，對價格和彼此之間的活動具有完全知識。企業被假定為規模較小、不能行事其權力的價格接受者；生產要素均在公平的市場上交易，因之生產者能為他們的生產活動支付全部費用，而消費者除非得到合理補償，否則不會被強制地容忍污染和噪音；所有的商品完全可分，且能以極小的數量進行生產和消費；最終所有的經濟活動在價格機制下均達致最優的均衡狀態；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城市經濟是個非常不完善的領域，也即它以廣為分布的外在性為特點，因此，客觀上看起來比較理智的資源分配事實上很難辦到，此外，城市的投資和生產傾向于“大批量、大規?！保@很難與“規模報酬不變”的假定相容(參見Button,1976,pp.3-6)；更加重要的是，城市經濟以空間上的集聚為主要特征，這樣的客觀現實均與新古典的完全競爭、報酬遞減等不相符合。

另一方面，在“馬歇爾綜合”的時代，經濟學界流行的數學方法是所謂的“微積分法”。微積分法對于處理完全競爭和商品、要素完全可分的傳統新問題得心應手，可對解釋地理空間、城市等具有非線性特征的問題卻無能為力，而用于處理城市和空間問題的數學工具——非線性規劃、庫恩—塔克條件等直到20世紀50、60年代才先后出現，這樣，在經濟學形式化日益盛行的19世紀后半葉，新古典經濟學家只好滿足于現實，在現有的條件下構筑城市經濟學的大廈，結果便導致了城市經濟學在新古典時期沿著兩個完全不同的路徑演進：第一條路徑主要是繼承所謂的“馬歇爾傳統”，將城市經濟問題放在“外部經濟”這一黑箱中來處理，從而演繹出用外部經濟解釋城市經濟的諸多文獻；第二條路徑便是對屠能的理論進行簡單地擴展和修補，也就是20世紀60、70年代“新城市經濟學”的工作。

（一）用外部經濟來解釋城市

用外部經濟解釋城市經濟現象的始作俑者是馬歇爾，他不僅最早提出了“外部經濟”的概念，而且首開了運用“外部規模經濟”解釋空間集中和廠商相互接近的優勢，“當一種工業已這樣選擇了自己的區位時，他會是長久設在那里的：因此，從事同樣的需要技能的行業的人，相互從臨近的地方得到的利益是很大的……雇主們往往到他們會找到他們所需要的有專門技能的優良工人的地方去；同時，尋找職業的人，自然到許多雇主需要像他們那樣技能的地方去，因而在那里技能就會得到良好的市場”。

更一般地，馬歇爾所說的同一產業的廠商相互毗鄰主要有這樣三個方面的好處：第一，地理上集中的產業可以支持專業化的投入品生產者；第二，雇傭同一類型工人的廠商的集中可以相互提供勞動市場蓄水池的作用，也即當一個雇傭者的經營不好時，工人可以在其他的雇主那里找到類似的工作，反之，當他經營好時，又可以雇傭到更多的工人；第三，廠商之間的地理集中可以共享某些有用的信息。然而，不幸的是，馬歇爾對城市或工業集中問題的處理法，給那些試圖進行正規模型化的后來者帶來了一個很大的難題：

外部性是什么？它到底是技術方面的，還是金融方面的，若是前者，則它會通過直接影響個人的效用或者廠商的生產函數而實現其作用，從而它與競爭范式相容；但是，若是后者，它將影響以價格機制作為交易中介的廠商、工人和消費者，比如，廠商相互臨近可以相互借債、融通資金，但是，當他這樣做時，一定會與整個經濟的微觀機制，比如規模經濟的程度、廠商壟斷權利的強度和商品和要素流動的壁壘的程度有關，也就是說，金融外部性與完全競爭的范式很可能不相容(Scitovsky,1954)。事實也許正如克魯格曼(Krugman,1995)所說，正是由于技術外部性與競爭范式相容，所以，新古典經濟學家通過假定集聚來源于技術外部性，便可以回避自己面臨的模型化難題，而這樣做的結果卻使此后的城市經濟學在勞動分工之外的另一條道上越走越遠。

比如，20世紀70年代，亨德森（Henderson,1974,1980,1988等）因為沿著馬歇爾的外部性的思路解釋城市經濟問題而受到城市經濟學界的重視。例如，亨德森認為，人口之所以集聚以及城市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它能產生生產或者消費方面的技術規模經濟。在城市中，存在貿易品和住房兩種商品，貿易品在城市商業中心（CBD）生產，住房在城市其他地區生產，工人往來于郊區與中心商業區；這樣，隨著城市工業在一個城市內的集中所產生的外部經濟，將與大城市的交通難、往來成本等不經濟之間產生兩難沖突，其結果是最優的城市規模由此給定。如圖2所示，該外部經濟的凈效應產生的城市規模與代表性居民所得到的效用之間呈倒U形關系。但現實中為什么具有那么多不同規模的城市？亨德森爭辯說，不同產業的外部經濟的程度是不同的，而外部不經濟的程度則主要取決于城市規模，與具體的產業關系不大，比如，鋼鐵產業的外部性大，故折中外部不經濟的回旋余地也大，輕紡城市則相反，最終，輕紡城市的最優規模在O點，金融城市在P點，但不同類型城市的代表性居民的福利水平將達到均等化水平Uz。

亨德森模型的主要問題在于，他通過假定將產生外部經濟的活動布局在中心商業區來論述城市集聚現象。也就是說，他不能真正從微觀主體相互逐利的結果中揭示城市形成和增長的根本原因，而僅僅訴諸于一個人們其實并沒有多少認識的黑匣子——外部性——來解決問題。比如，他在論述城市的數量和規模時，依賴一個假想的大型開發商或者城市發展商來解決問題。從現實和理論來看，發展商或城市開發商均有內部化集聚外部性的趨勢，這一點肯定是對的，因為內部化集聚外部性能讓開發商或者發展商獲得一定的利潤，但是，該大型發展商或者開發商本身就是城市外部性的受益者，那么，城市生產或消費的外部性又來自哪里？作者對此含糊其詞，并沒有給予多少解釋。因此，盡管亨德森的模型比前幾者均多前進了幾步，但他在城市經濟學的核心問題時犯了和屠能模型、新城市經濟學模型一樣的錯誤。

（二）“新城市經濟學”

“新城市經濟學”(Beckmann,1957;Wingo,1961;Alonso,1964;Mills,1967等等)主要研究的是城市內部的空間結構問題。其經典模型是一個單中心模型(mono-centricmodel)，該中心被假定為建立在平原上的一座城市，該城市擁有一個事先給定的中心商業區（CBD），它規模既定，從每一個方向遠離中心的交通成本相等，城市的外圍是土地和居住區，居住區被假定為一維空間；該城市地區人口給定，所有的人均充分就業；唯一的交通成本發生在居住區與中心商業區之間，中心商業區內的交通成本被忽略；偏好被定義為對中心商業區復合商品的消費和土地的消費；均衡時，消費和價格使所有的人效用水平相同；結果，城市的規模由收入、偏好、居住條件、交通成本和交通時間以及農業對土地的竟租方式等內生決定，土地價格、土地利用密度、城市人口的均衡區位等均由模型內生決定。

雖然其模型在向主流經濟學前進的征程上大大邁進了一步，也產生了不少的真知灼見，比如，比如，它運用了經濟學中最為有力的工具——一般均衡，又將廠商、消費者作為一個理性的“經濟人”看待，又如，它的結論之一是均衡的或者最優的人口和居住密度是與中心商業區的距離的函數，而該密度問題很可能與交通體系的擁擠有關；還有，它的很多模型研究了城市市場失靈和公共政策的必要性。但是其經典模型和屠能的農業區位理論一樣，研究的是一個單中心城市(mono-centric)內部的空間結構問題。另外，最為關鍵的是，它不能解釋：在工業經濟得到很大發展的背景下，每個城市為什么會存在一個中心商業區，在它的周圍會形成很多居住區和農業區。換句話說，它和屠能的缺陷一樣，均不能將城市的形成作為一個變量而內生決定，而中心內生這一點在工業經濟時代卻變得比農業時代越來越難以回避。盡管如此，1964年阿朗索的《區位與土地利用》一書成了城市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而形成的一個明顯的標志。在此之前，城市經濟學零星、散亂、分析工具落后、模型外生程度高、解釋力差、適用面小，在此之后，城市經濟學開始擁有較為完整的微觀理論基礎和學科體系、分析工具較為先進、模型內生程度大大提高、解釋力和適用面大大擴展。很顯然，城市經濟學在“新城市經濟學”之后作為一門具備較統一理論基礎的學科而真正誕生(Mills,1998,pp.1-11)。

總之，如前所述，傳統城市經濟學只提供了經濟活動如何在城市周圍擴散開來的有關理論，而沒有提供經濟活動為什么會在城市集聚起來，也就是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的令人滿意的解釋，這正構成了傳統城市經濟學的共同缺陷。毫無疑問，對城市形成以及集聚區位的真正原因的探討無疑將是未來的城市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

五、城市經濟學發展的新方向：兩股試圖加入主流的努力

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上各主要國家都先后進入了后工業化時代。在后工業化時代，全球經濟的聯系和互動大大加強，這樣，以研究單個廠商乃至一個行業的規模和資源配置問題為主體的新古典經濟學已越來越難以適用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同時，一個以空間上的集聚、交易成本節約、分工和報酬遞增為特征的城市化問題已越來越成為主載人類社會經濟乃至社會發展的一股強勁動力。在這樣的條件下，一個能深刻、完整地解釋和分析城市內生演進的真正的新的城市經濟學已成為時展的客觀要求。

令人可喜的是，20世紀60、70年展起來的很多有力的微觀經濟學分析工具——博弈論、信息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產業組織理論——在70、80年代開始應用于現實，另外，數學和自然科學中也涌現有很多新的發現——混沌理論、控制理論、耗散結構理論、新進化論等等，所有這些發展均在客觀上為城市經濟學的發展奠定了非常堅實的基礎。以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andSiglitz,1977)的壟斷競爭模型為例，在該模型出現之前，城市經濟學在“空間不可能性定理”的視野內沒有多大進展，可是在該模型解決了壟斷競爭條件下廠商之間的戰略互動行為以后，有關廠商和消費者在空間上集聚與分散的經濟問題變得可以處理了。因此，該模型對城市經濟學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一)新經濟地理學

“新經濟地理學”(NeweconomicGeography)以?；⒖唆敻衤途S納保斯(Fujita-Krugman-Venables)以及他們的學生等為代表，其主要解釋的問題在于城市中心的內生性，還有，為什么在特定的地區或者地點出現廠商或者消費者的集聚，而在有的情況下卻出現完全相反的過程？?；蜌W格華(FujitaandOgawa,1982;OgawaandFujita,1980,1989等)論證說，如果要使城市中的所有人的區位同時決定的話，就必須在一個沒有外生給定中心的區位上進行研究。為此，?；热颂岢隽藳Q定城市區位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其中，必須解決三個方面的關鍵問題：引入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ies)、報酬遞增(increasingreturns)和放棄完全競爭而采用不完全競爭。不可分性意味著某些生產活動必須具備一定的規模經濟，而規模經濟的作用會促使生產成本的下降。報酬遞增則意味著一定的投入會帶來網絡正外部性，這在某種程度上等于斯密所說的“分工會帶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不完全競爭則是保證報酬遞增和不可分性得以實現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說，由于不完全競爭的存在，當某個地區的制造業發展起來之后，形成工業地區，而另一個地區則仍然處于農業地區，這樣，兩者之間的角色就會被固定下來，各自的優勢就會被鎖定，從而就會形成中心和外圍的關系。

更具體地說，新經濟地理學所說的“城市中心的內生性”就是“集聚經濟”的另一側面。那么，集聚經濟的源泉又來自哪里？?；?Fujita,1990;FujitaandThisse,2002,Chapter1等)解釋說：第一是非市場相互作用，也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信息交換、知識的共享，這會產生區位上的外部性和“毗鄰效應”(proximityeffects)；第二是壟斷競爭性的市場結構，其中廠商生產差別化的產品，而消費者則偏愛多樣化的消費；第三，由于相互競爭的廠商在地理上的毗鄰，便會產生所謂的戰略外部性。正像一個銅板有兩個面一樣，集聚經濟既是中心城市興起的根本原因，但是，它也是城市分散化或者網絡化的主要原因。城市分散化或者網絡化不是人為的結果，而是由于集聚經濟在產生正外部性的同時會帶來兩個“沖突”，第一是集聚帶來的效率的提高與相應的內部運輸成本的提高之間的兩難；第二是一個中心城市的集聚與其他城市之間的集聚的兩難?？傊?，當一個中心城市的集聚經濟達到飽和時，它便會讓位于擁擠、污染等“集聚不經濟”，從而其他城市中心的集聚開始占主導，于是多城市中心或者網絡化的城市體系會形成。

“新經濟地理學”的模型(Krugman,1991;Krugman,1995,1996;Fujita-Krugman,1995;FujitaandThisse,2002等)主要有這樣一些優點：首先，它處理了空間異質性、空間集聚與分散、城市的形成、多中心城市的興起等關鍵的城市經濟學核心問題，而這些問題在此以前的模型中均沒有很好地解決；其次，它運用了非常堅實的微觀經濟學假設，在這些假設的基礎之上，他們合理地解決了報酬遞增、壟斷競爭與空間外部性之間的古老難題；最后，該模型的主要結論——更高的交通成本和產品更低程度的差別化與城市分散對應，而更低的交通成本和產品更高程度的差別化與集聚對應，這些結論大多已得到實踐和現實的檢驗。然而，它也存在缺點，比如，這些模型仍然使用典型的新古典經濟學消費者和生產者截然兩分的分析方法，這種分析方法雖然恰當地降低了解決問題的難度，但是，因為城市經濟活動中大多的人本身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的事實，而使它的解釋力大大降低；又如，大部分的集聚模型集中于某一種集聚因素的研究，但城市經濟很可能與多種因素的集聚相關；最后，它不能預見很多與城市化進程共生的現象（楊小楷，1998，2002），然而，由于該模型能將地理學的生產布局理論、主流經濟學的規模經濟和報酬遞增結合在一起解釋城市的出現和城市化進程，所以，它卻為以后新興古典城市經濟學提供了寶貴的研究線索和參考素材。

（二）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

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主要有這樣一些模型：YangandHogbin(1990),Yang(1991),YangandRice(1994),YangandNg(1993)，Yang(1995)，SunandYang(1998),SunandYang(2002)等。這些模型雖然數目較少，但內容豐富，且隱含了很深的政策和應用意義。

(1)從分工演進和專業化經濟的獨特角度解釋城市經濟現象。在這些模型中，新興古典經濟學家們建立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并考慮了不完全競爭和分工經濟，從而內生化了城市的出現、城鄉二元結構、城市的交易效率優勢、城鄉低價差別以及與城市化進程相關的各種共生現象。在這些模型中，第一，專業化經濟和不同于新古典的規模經濟，規模經濟在一定范圍內是遞增的，但是，超過了一定的界限則它的報酬便是遞減的。而專業化經濟的報酬是遞增的，它不僅能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而且也能內生出產品的多樣性。第二，每一對“經濟人”之間的距離足夠小時，專業化經濟的增長將會引起均衡從自給自足狀態逐步自發演進到生產和交易的完全分工狀態。當專業化經濟足夠大時，城市化將能通過縮小“經濟人”之間的距離而使市場均衡從自給自足狀態逐步演進到完全分工狀態。第三，在新興古典城市經濟框架中，市場的功能將更加復雜，其中，它最重要的功能并不是如何分配資源，而是尋找最優的市場網絡規模，這個最優的市場網絡規模不僅有利于城市化進程的發展，而且也有利于商業化程度、人均收入的提高。所有這些均意味著：城市的產生和發展與人類社會中不同的分工和專業化水平密切相關，而城市化本身不過是專業化和分工程度隨著交易效率的提升發生變化和改進的一個表現而已，所以，交易效率越高，分工水平就越高，城市的生產效率就越高，城市的生產力就越接近生產可能性邊界，正是這個正反饋機制不斷推動城市和城市化的進程。

(2)這些模型的內生程度更高，解釋力更強。第一，它合乎邏輯地解釋了城市的出現。在城市起源說中，既有“軍事防御型”城市起源說，也有“社會分工說”，還有“私有制說”和“集市說”乃至“階級說”和“宗教說”，但是，以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相結合來解釋城市的出現既能從整個社會分工網絡的角度解釋城市與社會分工之間的關系，又能從個人自利決策的角度解釋分工和城市化背后的經濟根源，因而，該說比其他的“城市起源說”更具說服力；第二，這些模型可以解釋與城市化進程中相關的各種共生現象，比如，每個人以及整個社會貿易品數目的增加、在城市生產的貿易品數目的增加、城市居民對農村居民相對比率的提高、每個人專業化水平的提升、市場數目的增加、經濟結構多樣化程度的提升、每個人交易次數的增加、貿易依存度的增加、不同職業人們之間的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市場范圍和內生比較優勢程度的提高、市場一體化程度和生產集中度的提高、人均真實收入和每種產品生產率的增加等等。福基塔—克魯格曼等人的城市化模型雖然也能解釋市場數目的增加、經濟結構多樣化程度的提升、每個人交易次數的增加、貿易依存度的增加，但它不能解釋個人的專業化水平的提升，因為這一點在他們的模型中外生給定。

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的主要優勢在于，它恢復了古典經濟學中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的精髓，并克服了古典經濟學思想零碎模糊、體系組織性、邏輯性差、難以模型化等內在缺陷，能在一個具有嚴格組織體系的框架內將過去城市經濟學的很多核心思想組織起來，此外，它的模型對城市化進程中很多現象能給出比其他模型更好的回答，但它也存在缺陷，比如，它的模型復雜程度較高，還有，很多人批評它的假設與現實世界相距甚遠（比如，程煉，2002），另外，它的相關經驗和政策分析還很少，這些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它在經濟學界的傳播。

六、結論與展望

一部城市經濟學的歷史似乎就是一連串失敗的累積史。以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家最偉大的洞見就是勞動分工對經濟發展、城市和國民財富具有重要意義。然而，這么重要的思想卻在馬歇爾對古典經濟學進行形式化的時候受到主流經濟學的遺棄。同樣的是，以屠能等人為代表的古典區位理論盡管十分重要，并且在某種程度上模擬了現實，但是它長期以來一直受到主流經濟學的“漠視”；在此之后，雖然也曾有些經濟學家拿著銳利的分析工具，試圖為將城市問題納入主流經濟學而不懈努力，但無情的現實卻將他們遠遠拋棄；令人可喜的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過痛定思痛的城市經濟學家們終于抓住了城市問題的癥結，并找到了求解城市經濟學的銳利武器，于是，過去幾個時代的陳舊思想似乎一下子復活了，然而真正值得他們去做的也許只是記取這些經驗和教訓，保持一個清醒、理智的頭腦。公務員之家:

首先，簡潔的數學模型是所有生命力旺盛的學科的共同特點，要想使一門學科步入科學的殿堂并成為后人傳承的經典，模型化也許是不多的幾條出路之一。因為數學在經濟學的應用不僅能為給定的理論模型提供從假設到結論的最簡捷和有效率的邏輯鏈條，而且經濟學家還可以通過多次的反復假設和檢驗來剔除模型中非本質的因素，并更快更準確地把握問題的本質和規律所在，更為重要的是，這樣做的結果可以大大提升一個理論或者模型的嚴格和內洽程度，從而加速知識的積累和發展。很顯然，古典以及前古典有關城市與勞動分工關系的學說盡管頗富原創性和說服力，但是由于它的概念很少進行嚴格的定義，且其理論沒有用數學邏輯很好地組織起來，所以，它們只能是一些缺乏內部組織和秩序的理論片斷的集合體，結果，在馬歇爾對經濟學進行形式化的時候，這一缺陷便在客觀上阻礙了古典城市經濟學說的發展；一個可作為反面的例子的是“新城市經濟學”理論，雖然它完全是屠能模型在新古典時期的翻版，且其城市中心商業區外生給定，但是，由于它擁有較為系統、嚴格的微觀經濟學和數學基礎，并且其模型均從“經濟人”自利行為以及相互作用的結果推導而出，所以它反而成為城市經濟學誕生的標志。

其次，一個理論或模型，不管它的目標多么宏偉，也不管它的假設是多么地不符合現實，但是，只要它能預測和解釋現實，它就是一個有生命力的理論或模型。屠能生活的時代是典型的農業經濟時代，農業時代流行的是所謂的“報酬不變規律”，城市在經濟生活中扮演的作用不大，因此，屠能的理論雖然在解釋城市形成時存在很大的缺陷，但是，它合情合理地描述了現實，因此它是那個時代最具解釋力的模型；與屠能相比，“新城市經濟學”似乎顯得比較幸運，因為微觀經濟學和數學分析工具在那個時代有了較大的發展，但是，它沒有觀察到現實中最為普遍的現象——多中心城市的興起，也沒有把握住城市經濟學的核心問題，結果，由于它不能很好地解釋現實而未受到主流經濟學的重視；而筆者之所以相信“新經濟地理學”和“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可能有較大的發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們把握了后工業化時代的到來城市經濟活動的本質特點——報酬遞增——以及相應的模型化技巧——不完全競爭、專業化和相應的數學工具。

再次，城市經濟學的核心問題是城市經濟學研究中的實質問題、根本問題，也是帶有規律性的問題，城市經濟學研究的重點應該是尋找并把握核心問題，把握其規律性，但也不能完全忽視次要問題。古典和前古典經濟學中有關勞動分工與城市關系的學說以及古典區位理論被時代遺棄是一個時代的必然，因為他們觀察到了一個當時時代里并不重要的經濟問題，并且當時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并不是當時的人們關注的核心問題；而新經濟地理學和新興古典城市經濟學的興起則是時展的必然，因為當代的社會已進入一個后工業化的社會，城市已在人們的生活、生產中扮演著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從而理解城市的內生形成已成為城市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和重點。同樣的是，新古典時期用外部性來解釋城市集聚的原因并不能有助于經濟學家把握城市形成和它的區位本身，恰恰相反，它將城市經濟學的核心問題放進一個人們并沒有多少認識的黑箱中而試圖掩飾自己對城市經濟學問題的無能和無奈。

最后，當前的城市經濟學的發展已進入了一個綜合、調整和融合的新時期，一方面，過去的傳統理論不斷在新的軀體上復活，比如，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就借用現代的分析工具——超邊際分析——將前古典和古典時期的城市與勞動分工的理論在新興古典經濟學的框架內再現在世人面前，新經濟學地理學則在屠能的地租理論、繆爾達爾“循環累積”(Myrdal,1956,1957)、馬歇爾“外部性”、赫希曼的“產業關聯”(Hirschman,1958,1968)等原理和概念的基礎上構建新的城市經濟學的框架等等；另一方面，新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不斷涌現，比如，新經濟地理學將計算機模擬、演化經濟學以及動態學來描述城市的演進等，而新型古典城市化理論則借助于非線性規劃和庫恩－塔克條件甚至計算機模擬等來建構起理論模型。還有，不同理論之間已經在某解關鍵的問題上達成共識，比如，新經濟地理學和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均看到勞動分工的重要作用。

因此，可以展望的是，未來的城市經濟學理論將主要由新經濟地理學和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組成：第一，兩者均有一個比較接近現實的分析框架作為支撐，前者以不完全競爭、報酬遞增和集聚經濟作為主要的分析框架，后者主要以勞動分工、專業化和不完全競爭作為主要的分析框架；第二，兩者均擁有一個具有相當高級的數學工具作為支撐，前者以邊際分析和一般均衡為工具，后者以超邊際分析和一般均衡為工具；第三，兩者均看到以往城市經濟學理論的缺陷，同時這兩個學派又均熟知主流經濟學的學術規范和演進路徑。因此，可以這樣說，這兩個城市經濟學派的復興不僅是對古典經濟學分工和專業化問題的某種回歸，而且是對過去的古典區位理論、新城市經濟學、以亨德森為代表的用外部性對城市的解釋、經濟地理學經驗和教訓在一定程度上的總結，同時也是對過去城市化理論的某種綜合和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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