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經濟思想評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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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籍華人學者余英時先生在其《美國華僑與中國文化》一文中寫到：“文化的力量大于國家的力量”?！拔幕浅秸蔚挠行ПＷC”?！皩χ袊硕裕幕攀堑谝恍虻挠^念，國家則是第二序以下的觀念”。進而指出：“遠離本土政治的海外中國人則最具備實現文化統一的條件。這是他們的神圣使命”。誠然，在當今世界中，華人幾占世界人口比例的四分之一，乃是不爭的事實。世界各地的華人圈里，文化認同已是時代潮流；然而，如何認同？認同什么？不僅具有現實意義，也有學術意義。一般而言，文化認同是指對共同時空背景下不同文化系統的一種態度、一種識別；因為每一種文化總是存在著在某一個文化系統的參照背景下的“自我形象”。文化認同的核心是利用自身文明的成就創造新的價值觀，而不是簡單的“回顧”。“本是同根生”，大家都是炎黃子孫，恐怕無不認同；但是，就文化認同而言，卻依然有歧義。在中國大陸的十三億多的人口中，絕大多數人的信仰認同為馬克思主義，這是由官方的意識形態所決定的；但是，海外華人、海外僑胞或者是儒家文化圈內的國家或地區未必會如此認同。那么，他們的文化認同應該是什么呢？

以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為代表的觀點認為，傳統中國是個儒教國家，已基本被世人所接受。至于是“儒教”還是“儒家思想”尚有爭議，在此存而不論；但是，儒家思想是傳統中國文化的基本價值系統，是古老中華文明之“魂”，是古代中國社會的立國之本，恐怕分歧不會太大。“國有魂，則國存；國無魂，則國將從此亡矣”。（高旭語）自孔子伊始，儒家一系雖歷經坎坷，卻依然經久不衰；其生命力之強，影響力之大，受眾之廣，在人類歷史上，可以說沒有一種宗教、學說可與之相比擬。

錢穆先生稱賞章學誠在《原道》篇所提出的“圣人學于眾”的創見，章氏說：“圣人求道，道無可見，即眾人之不知其然而然，圣人所籍以見道者也”。錢先生因此而認為：“儒家的價值系統并不是幾個古圣賢憑空創造出來而強加于中國人的身上的。相反的，這套價值早就潛存在中國文化—生活方式之中，不過由圣人整理成為系統而已。正是由于儒家的價值系統是從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提煉出來的，所以它才能反過來發生那樣深遠的影響”。“他深信儒家的價值系統不但是造成中國民族悠久與廣大的一個主要動力，而且仍然可以為中國的現代化提供一個精神的基礎”?！八讶寮铱闯梢粋€不斷與時具新的活的傳統”。

西周時的“周公制禮”就是在先民生活的基礎上，將這些道德觀念，行為規范落實為社會制度化，以形成社會公德，以維系社會秩序。而“禮”則成了古代中國制度結構的主要內容。到了東周春秋年代，“禮崩樂壞”，進而天下大亂；此時的孔子便倡導“致中和”，“克己復禮”，“天下為仁”；這種在制度均衡基礎上的制度安排成了儒家思想的政治理想。孔子提出“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堯曰》）；而其實施方案便是“禮治”。孔子奠定了儒家價值體統的基本內核。到了孟子的“仁政”，荀子的“禮制”思想的提出，從而將儒家的“仁、義、禮、智、信”等價值觀念進一步理論化或體系化了，完成了儒家思想的制度化改造。“內圣外王”、“仁政”、“禮制”等的道統、政統、學統等觀念基本形成。這是儒家思想的第一次返本開新。但是，這種價值體系在窮兵黷武的時期，“內圣”可以，而“外王”卻無法開出。在法家的富國強兵，“利出一孔”的感召下，由秦而“定于一”。在暴秦的統治下，儒家幾遭滅頂之災：“焚書坑儒”。

到了西漢武帝時期，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死而復生，可謂是第二次的返本開新，是“內圣外王”的第一次實施，更為嚴重古代中國的專制主義的官方意識形態奠定了基礎。而后，自魏晉起，佛教思想流入中原，“心性”學說彌漫學界；儒家思想又面臨一次新的挑戰；一直到了宋代，儒家融佛于儒，于是有了程朱理學的“新儒家”的興起，儒家思想又是一枝獨秀；這是第三次的返本開新。從此，儒家思想伴隨著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而共存亡。今人說中國在十八世紀前，中國的經濟引領世界潮流，儒家思想，尤其是其經濟思想，應該功不可沒。

進入近代史，面對西方列強的洋槍洋炮，中國傳統文化與社會制度遭遇“三千年來未有的變局”(李鴻章語)；中華帝國徹底崩潰；更在“”的健將們“打倒孔家店”的震懾下，直至到“”的“破四舊，立四新”；儒家文化幾乎被清出了中國的歷史舞臺而一蹶不振了。曾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張申府語）；卻始終未能救出來?？墒牵耙盎馃槐M，春風吹又生”?！皷|亞四小龍”的經濟騰飛，海外“當代新儒家”學派的教外別傳，大有“墻內開花墻外香”之勢；可謂別開生面矣。如今，國內外祭孔活動的此起彼伏，不由得不令人重新反思儒家思想的當代意義。眼下有人提出的“后儒家文化（post-confucianculture）”的觀點也是令人頗堪玩味的。

自漢代在大一統的背景正式設立以講授儒經的博士官起，延續了近二千年之久。經學時代亦由此而起。“經”之所以為經是因為“經”是千古不變的常道也。古時之“經”能否成為今日之“經”，我不敢妄加評論。傳經，亦絕非我之能力所及也，虔誠布道而已。

本文僅將儒家思想中的經濟思想,尤其是先秦儒家的經濟思想，作番簡單扼要地闡述，看看能否在當今社會市場經濟的氛圍中得到認同。

1．以義制利與博弈均衡：孔子對人的追富逐利之心基本上持以肯定態度?！案欢汕螅m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述而》）?！鞍钣械?，貧且賤焉，恥也”（《泰伯》）。但是，他反對不擇手段，無限制地追富逐利。他說：“放于利而行，多怨”?！案慌c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安涣x而富且貴，與我如浮云”（《述而》）。以道致富，以義制利，符合博弈均衡的理念。他以自己的財富觀推導出了“君子”與“小人”的區別：“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里仁》）?？鬃舆@種“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謀道不謀食”（《里仁》）；還有“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見利思義”（《子張》）的思想內涵較之今天平面化的“經濟人理性”假設更為豐富深刻，是對普遍“經濟人”的一種超越?？鬃又塾凇傲x”和“利”，把人區分為“君子”和“小人”，較之把人區分為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更為各個歷史階段的人們所能認同或接受?！笆ブ畷r者也”。圣人之所以為圣，即在于其能超越時空。

2．孔子的“藏富于民”思想也是彌足珍貴的。他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顏淵》）如何才能“足”呢？《大學》中是這樣說的：“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吨杏埂穭t認為：“來百工則財用足”。孔子竭力反對政府“與民爭利”，提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保ā秷蛟弧罚疤旌窝栽眨臅r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焙拇跋壬忉尩溃骸啊臁菑V泛的代表一切自然力，它是生產百物的根源。自然力的作用既是超出人們支配之外在那里獨立運行的，則‘民之所利’就只好順勢利導，不必橫加干涉”。對此，唐慶增先生認為：“孔子實主張放任主義(laissezfaire)，而反對干涉政策(intervention)”。反觀今天的政府與市場，幾乎天天在博弈；各地各級政府以GDP增長為幌子，大興土木；“與民爭利”之事層出不窮，將“藏富于官”視為與時俱進；想必孔子活在今天，依然生不逢時。然而，“藏富于民”的思想卻間接地體現在了福利經濟學之中了。“百姓不足”，中華民族的崛起無從談起?？鬃舆€說：“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貧）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季氏》）我們當然不能要求二千多年前的古人了解基尼系數，但是，這種“均無貧”的思想卻是制度均衡與社會和諧的靈魂。歷代社會動亂無不是因社會財富的貧富不均而引起的。古今中外，無不亦然。

3．如果說儒家的”富民”思想只是一種理念的話,那么,”薄賦斂”則是一種政策舉措.“薄賦斂”，是先秦儒家思想家們為實現“德治”、“仁政”理想在經濟政策方面的一個重要主張，也是其財政政策思想的基礎?！笆×σ郏≠x斂，則民富矣”。（《孔子家語·賢君》）孟子說：“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而富也”。（《盡心上》）荀子則說：“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民可使富也”。什一地租率一直被儒家學派奉為理想的賦斂標準。（《大略》）橫征暴斂，竭澤而魚，所以“苛政猛于虎”，這是歷代暴政的通病，也因此而成了自己的掘墓人。先秦儒家能反其道而行之，培養稅源，藏富于民，以使國泰民安，實不失為遠見卓識；而薄斂富民的民本主義也成了儒家經濟思想的一個核心與傳統。

4．新經濟制度學中提出了一種“有限理性”（boundration），對此，當代學人盛洪的看法是：“我想，首先起因于中國古代先哲們對人類自身理性的有限性的認識。老子有‘知不知，上；不知不知，病’之說，孔子則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人們不可能全知全能，掌握有關宇宙的全部信息。尤其是個人（或組織）行為與其他人或自然界的反應之間會產生的某些綜合效果，是幾乎無法預知的。在他們看來，必有超越個人理性的東西。其次他們都認為，讓宇宙法則自然地發揮作用，會使人們得到良性的結果。所謂“道常無為而無不為，若侯王能自守，萬物將自化”。而企圖通過人們的設計，加快達到人類目標的作法，也許會‘欲速則不達’，但是這種情況經常出現，所以孟子嘆曰：‘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孔子的認知論所強調的“有限理性”，有助于我們對于政府至高無上，無所不能或全知全能的經濟干涉主義的清醒認識。楊小凱先生曾分析過，資本主義，有好的與壞的區別；那么，基于“有限理性”，政府也同樣如此。能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使民以時”，“藏富于民”的政府；就是好的政府。反之，儒家所反對的是“欲速則把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論語·子路》）和“與民爭利”、“擾民”的政府；這樣的政府就是壞的政府。

5．恒產、恒心與產權界定：產權制度是保證各項經濟制度運行的基礎，也是先秦儒家實施“仁政”的基點。孟子說：“夫仁政，必自經界始”。（《滕文公章句上》）在古代農業社會，土地制度是社會經濟制度的最基本的制度；孟子從界定土地入手，可謂一語中矢。在戰國世代，諸侯割據，戰火紛飛；國際關系以崇尚武力來掠奪經濟資源，國不堪國，造成天下大亂。孟子提出的“正經界”，雖不合時宜，卻也是為實現儒家“仁政”在經濟思想上的體現；因為“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同上）這里也道出了儒家為國家政府在經濟生活中充當裁判員的定位。此外，在儒家的仁政思想里，對政府要取信于民尤為強調。孔子說：“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保ā墩撜Z·子路》）還說：“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保ā墩撜Z·顏淵》）“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保ā墩撜Z·子貢》）政府的誠信或信用，是社會誠信體系中的重中之重；進而把誠信視為立國之本：“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中庸》）基于儒家的君子人生哲學，孔子提倡：“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憲問》撇開人生修養的道德層面，在人們的經濟生活中，倘若人人如此，各自均可達到博弈均衡而獲得合作紅利，進而形成社會和諧。

6．在消費領域內，中國古代社會存在著兩重互相對立的思想：黜奢崇儉論與侈靡論。“侈靡論”出自《管子》，認為：“善莫大于侈靡”；“積者立余食而侈，美車而弛，多酒醴而靡；千歲毋出食（長期不須出而求食），此謂本事”。古代社會以農業為基礎，農業乃立國之本，古人所謂的“本”，即指農業。管子指出，奢侈消費可以促進農業的發展，“不侈，本事不得立”；“事末作而民興之”?！俺廾摇庇袃纱笊鐣δ埽骸巴ㄓ诔廾叶靠善荨?，六畜遮（庶）育，五谷遮熟，然后民力可得用”。“飲食者也，侈樂者也，民之所愿也。足其所欲，贍其所愿，則能用之耳”。有利于治國安民，此其一。“甚富不可使，甚貧不知恥”?！肮噬铣薅旅遥枷嗟?，上下相親，則君臣之財不私藏，然則貧動肢而得食矣”。這種“富者為之，貧者為之”；是為了“百姓之治生”。“侈靡論”強調消費對生產的反作用，有點類似于凱恩斯主義的消費觀點。而孔子的立論是：“與其奢也，寧儉”；“奢不違禮，用不傷義”。他強調以“禮義”來調控消費，以維系社會等級制度；求儉而不違禮，是其核心內容。當士人為謀得爵祿時，應當“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述而》），并且“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學而》）。然而，當“吾從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先進》）?？鬃犹岢柏毝鵁o怨”，“貧而樂”；同時“富而無驕”，進而“富而好禮”（《學而》）。對于“儉不傷義”，荀子則有其一家之言：“天下尚儉而彌貧”；也是反對墨家的“天下尚儉”的越窮越光榮的反經濟思想。消費水平受制于生產力發展水平，在古代社會的自然經濟時期，強調適度消費應該有利于生產與消費的均衡?？傊?，“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儒家的安貧樂道，知足常樂的消費思想，對后人產生了深遠影響。

綜上所述，僅是鄙人之迂見。這里所討論的問題并非僅在于“古已有之”而已,而是欲指出的是雖然現代經濟學在方法論和分析工具方面較先賢們更為精致嚴密，但其理論內核未必就是空前絕后，或前無古人的。知識可以日新月異，但是智慧可以永恒地超越時空。有人說：“知識在西方，智慧在東方”。竊以為，知識和智慧都是人類社會求生存與發展的思維結晶，是人類的共同精神財富；無所謂是在西方或東方。“人固有地域區別，道不分東西南北”。在經濟思想方面，面對經濟生活，中國的先賢們的確是頗具法眼的。在人類文明發展的進程中，有時提出問題比解決問題還要偉大。杜甫詩云：“不薄古人愛今人”。我輩后人大可不必數典忘祖而妄自菲薄。倘若我們能夠溫故知新，進而推陳出新，發揚光大；那么,具有中國特色的當代經濟學將更有歷史的厚重感；恰如中醫理論之于醫學領域。這些儒家經濟思想是否“言之有理，持之有故”；是否有悖于現在的市場經濟發展的基本準則，抑或可以得到當代世界各地華人的認同，能否有助于中華民族的再次崛起等等，這些都是智者見智，仁者見仁的問題。朱子說：“圣人之道，有高遠處，有平實處”。我們對于先秦儒家經濟思想的理解，似應作如是觀。我們需要“兼相愛，交相利”市場經濟，但不需要“皆為利來、利往”，“唯利所處”的市場化的功利社會。一個僅僅注重“利益效用”（interests’utility）的社會勢必將社會發展引入歧途；無論是政治的，還是經濟的。倘若社會的每一個角落，人體的每一個部位都商品化了，人類社會也就壽終正寢了。人類社會應該朝著“以義制利”的社會邁進，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儒家思想的返本開新，因為儒家思想的生命力就在于“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詩經·大雅·文王》）

當今流行的各大經濟學學說、流派，似乎都無法給我們提供“不需要市場化社會”的理論依據；經濟帝國主義的話語權，乃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在經濟等領域無限擴張的體現，然而，這無助于構建和諧社會。那么，我們祖先給我們留下的精神財富能否再次返本開新，繼往開來呢？此外，在經濟全球化浪潮沖擊下的今天，經濟的認同不難達成一致；而文化的認同危機卻依然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甚至引發戰爭的頻頻爆發。歷史文化是一條國脈，后人應該古為今用，推陳出新；傳統的文化，能否成為文化的傳統；今天我們能否招回古老的“國魂”，使之成為“我的中國魂”，進而讓全世界華人有一個共同的文化認同，就像西方人認同上帝，阿拉伯認同真主一樣；我們將拭目以待，并樂觀其成。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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