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馬車起源問題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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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前中國發現最早的馬車見于安陽殷墟、西安老牛坡、滕州前掌大遺址，均屬于商代晚期。屬于殷墟二期的婦好墓曾出土兩件銅鑣，表示了當時可能已經使用馬車。1996-1997年社科院考古所在河南偃師商城被城墻內側發現了商代早期路土上留下的雙輪車轍，更將中國使用雙輪車的時間提早到商代早期。

中國馬車的起源一直是被學界所關注并懸而未決的重要問題。主要的論點有西來說與中國獨立起源說兩種。過去主張中國馬車來源于西方的主要是西方的漢學家，他們從對西方馬車起源及對西方馬車形態發展的認識，認為中國馬車的出現是接受了來自中亞西亞或歐亞草原的影響。

中國學者對這個問題的討論興盛于上世紀的80年代。學者們通過對中國及西亞、埃及、希臘的車形結構進行比較，認為中國的馬車在車輿、車辀乃至于系駕法上都有很大的區別，所以應該是在本土獨立發展起來的，在偃師商城車轍發現之后，更有學者進一步以此為憑據并結合文獻材料加以討論，指出中國雙輪馬車的出現遠在商代晚期以前，車在中國早已被廣泛運用，并有其相對獨立發明和發展演變的軌跡。90年代開始，隨著對中亞、蘇聯、高加索地區考古材料的認識，許多學者重新將中亞馬車及中國馬車進行結構上的比對，并將視角擴大至整個歐亞大陸，對目前發現的馬車實體材料、巖畫材料進行分析，從而認為中國馬車應是來源于西方。另外，也有學者從青銅造車工具的角度考慮，認為東西方的造車工具分屬兩個系統，而不同文化系統的青銅工具制造出的戰車是否同源，令人生疑。

本文擬就前人討論的范圍，由西方馬車的發展及古文獻中的記載來看與中國馬車發展的可能聯系，從而進一步討論中國馬車起源的可能性。

二

雖然隨著考古發掘及研究工作的不斷進行，對于車子起源、發展的認識不斷豐富，但對西方車子的最早出現地仍未達成公論。一般認為，車子起源于美索不達米亞。在伊拉克烏魯克遺址IVa層發現了公元前4000年中葉的車子的象形文字。也有人認為車子起源于高加索地區，根據是該地區出土了碳十四年代為公元前5000年的牛車模型。兩地區在地理位置上相比鄰，從大的地理范圍來說，車子的起源不出兩河流域至高加索一帶。其出現年代，不晚于公元前3500年。而中亞存在的實物馬車的最早證據是屬辛塔什塔-比德羅夫卡（Sintashta-Petrovka）文化，于1972年在契里阿濱斯克（Chelyabinsk）地區發現的，在發現的墓葬中，有五處葬有馬車，但無法將形制完全考察出來。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車輪每個皆有十根車輻，此外，在幾處陪葬馬坑中，也發現了一種挽具，證實這些車原是設計由馬來拖曳的。

就目前對中亞車子發展的認識來看，車子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演化過程。相關材料已在多篇外國著作以及國內討論馬車起源的文章中論述過。這里主要談一下中亞車輪的發展。

中亞的車子在發展為雙輪車之前有一段很長的四輪車傳統。目前發現最早的車輪呈圓形木板狀，是由三片木板拼接而成的。這種圓板狀無輻車輪在拼接法及中心貫軸處(轂)的型態也隨時代而有變化，一般來說，時代越早的越接近于平面，較晚的轂部比較突出。至公元前兩千紀前半，輻條式車輪逐漸增加。其形象多見于敘利亞、伊拉克一帶出土的印章中。輻條車輪剛出現的時候輻條數較少，這在許多敘利亞發現的印章圖像有寫實的表現，多為四根條輻，較晚的有多達九根條輻者。這些圖像的年代約在公元前1950-1600之間。

公元前1500年之后，實物雙輪馬車的發現顯著增加，并且，我們可以見到雙輪車取代四輪車的趨勢。除了1972年在契里阿濱斯克（Chelyabinsk）地區的發現外，在蘇聯亞美尼亞（Armenia）的魯查申（Lchashen）發掘的9號及11號墓中，各出土一輛保存極為完好的馬車，碳14測定其年代為公元前1250±100年，校正后為公元前1500年左右。從形態上看，兩車完全一樣，車輿都是長方形的，裝在2米長的車軸上，固定在軸兩端的車輪直徑在一米左右，輪輞由兩塊木料輮制而成。每輪有二十八根內接于車轂、外接在輪輞的車輻。簡而言之，這些不過稍稍晚于公元前十五世紀的魯查申馬車，代表了一種已經得到充分發展了的車型。

中西亞地區車子的發展經過了一段由笨重到輕巧的過程。到公元前十五世紀左右，輕、快的帶輻車成為車子形態的主流。據S.Piggott的研究認為，雙輪帶輻馬車能夠流行的原因是這種馬車在某一社會結構中扮演一種獨特的角色（成為一種財富、地位的象征）、當時人們對動物的馴化，以及這種以彎曲木頭建構、以雙馬曳引的雙輪帶輻馬車成為戰爭中最有力的工具。而西亞于公元前兩千紀開始逐漸具備這些條件，最后，被周邊其它文化（如中國、印度）所接受。

三

許多學者曾對中國馬車及中西亞馬車進行形制上的比對。最近的相關研究似乎都將中國車子的起源地指向西方。

王巍先生將兩河流域公元前兩千紀前半的雙輪車子與商代晚期的車子相比較后認為兩者之間存在著很多相似之處：（1）均為單轅、雙輪、一衡、一輿。（2）輿與衡迭壓相交，以革帶綁縛連接。（3）衡兩側各有一人字形車軛。（4）轅與軸在車輿下垂直相交，輿位于軸的正中。（5）車輪為輻條式，輻條兩端分別插于牙和車轂之中。（6）車軸兩端各有一轄，用以固定車轂。（7）使用青銅衡、鑣、軛、轄等車馬器。（8）均主要用作戰車。所以其間必有某種內在聯系。王海城則在對車子各部份的結構進行仔細比對后更認為，東西方馬車的輮木技術、車輿結構、御馬器、系駕法乃至于造車技術，對馬車的維護方法，受上層階級控制等方面都有強烈的共性或繼承關系。

由中亞及蒙古發現的巖畫馬車上，我們似乎也可以見到中亞西亞與新疆、蒙古的密切關系，以及西方馬車向東方傳布的歷程。

在哈薩克曾見到無輻車輪的巖畫，不過年代難以確定。1978年，甘肅省博物館在嘉裕關市西北20公里處發現的黑山巖畫中也發現了圓板狀無輻車輪的圖像。除此之外，內蒙的陰山巖畫、新疆阿勒泰巖畫也有相同的發現。據林梅村先生的研究，這一種使用無輻車輪的馬車應是古代文獻所記載?quot;椎車"，極可能屬于四壩文化時期的馬車。60年代初，蒙古考古學家道爾吉蘇容在戈壁阿爾泰省查干河沿岸阿爾泰山一個狹窄的山谷中發現的一組車的古代巖畫，表現的則是夏代的「鉤車」，巖畫的內容揭示了東方古戰車如何從整木輪椎車向多輪輻鉤車演變的具體過程，而殷代26輪輻戰車大概從這種6-8輪輻鉤車發展而來。并且，這些巖畫可與《司馬法·天子之義》有關夏代戰車的記載相印證，認為中國使用戰車的歷史至少要追溯到夏代。而哈密五堡墓地發現的一個無輻車輪，以三塊胡楊木拼合并以榫卯相接，表現出了與中亞無輻車輪相似的制造工藝。林梅村先生更認為這件車輪的年代應屬焉不拉克早期，即公元前1750-1300年。如果對巖畫及車輪年代的斷定不誤，那么這些巖畫中的馬車年代稍晚于中亞地區的同型馬車，這種馬車在這些地區的出現應該是直接接受中亞馬車的影響。所以王巍先生所推測西亞的車子傳入中國的兩條路徑是極可能存在的。

但是，這種推論的結果也是十分危險的。因為目前還沒有對這些巖畫予以準確斷年的具體方法。并且，巖畫上所表現的無輻車或四輻車輪極有可能是多輻車輪的簡化。我們可以在甲骨文及金文中?quot;車"字，及屬于公元前2至1世紀前后的寧夏倒墩子墓地、遼寧西豐西岔溝墓地中發現的銅牌飾上六至七根輻條車輪的形象中,看到這種簡化的形式。因此，這些巖畫便不能成為十分可靠的證據。

據目前的研究，歐亞大陸在公元前兩千紀中葉前后發生了很大的變動。埃及的馬車也是在約公元前兩千年左右由兩河地區傳入。車輪的型態為4-6根輪輻，這與同時期中西亞馬車流行的形態基本相同，只不過埃及人對車輿、車衡等結構部份進行修改。到了公元前十五世紀，戰車已經成為埃及主要的戰爭工具。如S.Piggott所認為的，雙輪帶輻馬車在中西亞于公元前兩千紀開始逐漸達到頂峰，最后，被周邊其它文化所接受。兩河地區以其軍事力量將戰車向東、向西傳入周邊地區，埃及的戰車即是在兩河地區文化擴張的影響下產生出來的，蘇聯、蒙古、新疆發現的車子形象也應該是其向東輻射影響的結果。由于中國與中西亞的距離比較遠，車子的形態又經過多種文化傳遞、改變，所以接受中西亞間接影響的時間較晚，所制造的車子也與中西亞、埃及相去較遠。不過中國的馬車在形態上仍與中西亞的馬車基本一致，所以也應屬于中西亞馬車輻射影響下派生出來的一種亞型。

夏含夷先生（E.ShaugHnesy）曾指出，如果從形態分析上來看，也存在著商代的車源于周的可能?；蛘?，更可能商與周的車都是獨立地從另外一種雛形派生出來的。由車馬器的形態組合上看來，商與周的確有明顯的差異。如果中亞西亞馬車的影響是逐漸經多文化輾轉傳布過來，那么商與西周很可能是各自接受了一種(也可能是兩種)源自于中西亞的亞型馬車，再在各自特有的青銅文化基礎上加以改變并交互影響而成。

殷墟三期所見的馬車車輿有長方形與簸箕形兩種。殷墟四期時馬車的發現大量增加，但是只發現帶長方形車輿的馬車，說明了當時對馬車形制探索的過程。寶雞、周原一帶的先周文化遺存中尚未發現馬車，但其所出的具有強烈特色的車馬器則間接地說明了先周時期已經使用馬車的事實，并且，很可能是一種在文化內涵上不同于商文化的馬車。

四

古文獻中關于馬車起源的傳說較多。常見者有黃帝造車和奚仲作車兩說。

黃帝號"軒轅"，蠢醋云湓斐檔拇怠Z壑堋豆攀房肌罰?quot;黃帝作車，少昊駕牛，禹時奚仲駕馬"。劉熙《釋名》："黃帝造車，故號軒轅氏"。類似的記載也見于《易系辭傳》、《漢書·地理志》、《歷代帝王年表》等?！堵肥贰ぼ庌@氏》將古人"見飛蓬轉而為車"的想象加入黃帝的傳說之中，謂："軒轅氏作于空桑之北，紹物開智，見轉風之蓬不已者，于是作制乘車，梠輪璞，較橫木為軒、直木為轅，以尊太上，故號曰軒轅氏"?！豆沤褡ⅰぽ浄分懈疲?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兵士皆迷，于是作指南車，以示四方"。更加夸大黃帝造車的傳說。這些記載說明黃帝造車的傳說至遲到西漢才鞏固。傳說中的黃帝除了造車之外，同時還筑城邑宮室、制訂車服制度，成為文獻中中國進入文明的始祖。

另一種影響較大的傳說是奚仲造車。奚仲是夏代的車正，《左傳·定公元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所以造車的時間應是夏代。戰國晚期到漢代的文獻如《世本》、《墨子·非儒下》、《荀子·解蔽篇》、《呂氏春秋·君守篇》、《淮南子·修務篇》、《論衡·對作篇》、《后漢書·輿服志》、《說文解字》等皆有奚仲作車的記載。由記述的書籍來看，此說的成形似乎是早于黃帝造車之說。

林梅村先生曾根據奚仲之名加以考釋，認為奚仲為位于寧夏的奚族族人，非中原人士。而根據《山海經·海內經》所記："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為車"。中的吉光之"吉"乃古代諜譜之"姞"姓。并且，據《左傳·昭公十五年》引周景公的話："密須之鼓與其大路。"（密須為姞姓），認為直到商末周初甘肅東部姞姓部族仍有高度發達的造車手工業。

徐仲舒先生則依據《左傳·定公元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的記載，以為薛即今之下邳，其地臨近黃河下流大平原之丘陵地帶，并認為薛地處于丘陵地帶，實為獨輪車產生之理想地，所以夏所使用的車應為一種中國本土所固有的獨輪車。但其討論獨輪車時所依據的文獻如《魏書》、《后漢書》、《晉書》等年代較晚，并且，這一地區自商代晚期開始，即發現數量眾多的雙輪馬車，未見獨輪車。所以對其說也應采取審慎的態度。

其實，對于黃帝與奚仲這兩種傳說何者為是，在歷代也受到一些質疑?！队衿ぼ嚥俊芳丛疲?車，夏時奚仲造車，為車工也。一說黃帝已有車。"劉昭對《后漢書·輿服志》中"…至奚仲為夏車正，建其斿旐，尊卑上下，各有等級"的記載表示了極大的懷疑，故注曰："服牛乘馬，以利天下，其所起遠矣，豈奚仲為始？"。

面對這兩種說法，許多后來的學者對之加以揉和調解，以求兩者兼顧。三國時的譙周即將兩說融合在一起，《古史考》云："黃帝作車，少昊駕牛，禹時奚仲駕馬，仲又造車，廣其制度也"。認為黃帝發明最原始的車子，以馬駕車則是到奚仲時才開始，并廣而推行。楊倞注《荀子·解蔽》"奚仲作車乘"時謂："奚仲，夏禹時車正。黃帝時已有車服，故謂之軒轅。此云奚仲者，亦改制?quot;，說明奚仲所做的工作是對馬車的形態進行改進。近年王仲孚先生以古文獻為基礎，根據王國維對甲骨文及古籍的考證，認為車的發明在先，與畜力結合的時代在后，正符合文明演化的通則。再由郭沫若《卜辭通纂》中對甲骨文「車」字形態所表現出殷車構造的複雜性，指出殷代的先公先王，在時間上與傳說中奚仲的時代甚為接近，當時車的制作，大約承襲了悠久的傳統，已開始使用畜力，擺脫了原始的形式。所以"奚仲作車"與"黃帝作車"的傳說，原是不相沖突的兩回事。

總之，據文獻記載，中國至遲在夏代已有馬車，不過目前的考古工作還未在二里頭文化遺存中發現與車相關的訊息。由黃帝造車的傳說來考察，先不論黃帝是當時的一個氏族長亦或是一個時代進程的象征，由黃帝造車的傳說來看，中國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即已發明車子。雖然目前的考古發現沒見到車子的相關信息，但是由所見資料看來，新石器時代的人們對于車輪的型態應是十分熟悉的。文獻中多有關?quot;上古圣人，見轉蓬始知為輪"的記載。孫機先生認為，中國新石器時代中出現的紡輪、陶輪，特別是琢玉用的輪形工具，在技術發展史上，都應屬于車的直接或間接的前驅。在已經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中普遍發現的陶紡輪，也與中西亞的無輻車輪型態基本一致。所以就某種程度來說，中國新石器時明原始車子的可能性是極高的。

文獻中也有關于車子西來的記載。郭璞注《山海經·海外西經》奇肱國云："其人善為機巧，以取百禽，能作飛車，從風遠行。湯時得之于豫州界中，即壞之，不以示人。后十年西風至，復作遣之"，不知所據為何。對于《山海經·海內經》"…奚仲生吉光，吉光始以木為車"之說則認為是"明其父子共創作"?；蛟S，在奚仲作車之前關中地區已見馬車，只不過是見其形而不知其作。造車工藝精巧，駕車東來之人也不必為造車工匠，所以直到奚仲之輩乓云潯舊淼哪咀鞔?quot;橈曲為輪，因直為轅，駕馬服牛，...以代人力"，也才造成了中西馬車之間部份顯著的區別。但是，自新石器時代至商代,我們雖然能找到許多使用木器的傳統,但這些木器均是以雕刻的方式完成，目前還沒有證據證明中國有源于本土的揉木技術,所以此說有待于更多的考古材料證明。

迄今為止所發現的考古材料似乎比較支持馬車西來的說法。不過，古文獻中關于造車的諸多記載亦不敢視之為妄說。因此，要想真正解開中國馬車起源之謎，仍有待于新考古材料的問世。